所谓袁克定1913年赴德期间德皇威廉二世赐宴并密告“中国非君主不治”，实际上是在1915年袁世凯父子酝酿恢复帝制之初才隐约出现的一个故事。在以后流传过程中，不断有“情节”被添加进故事中，于是这个故事就好像真的发生过一样，被不少人视为洪宪帝制发生的重要诱因。而事实上，袁克定在柏林并没有见到德皇，根本不存在德皇密宴袁克定之事，也无切实证据表明德国政府支持袁氏父子复辟帝制。虚构故事的出现不过是袁克定和杨度等君宪党人鉴于“一战”初期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强势崛起，试图假借威廉二世这个强人之口，为袁氏恢复帝制制造根据而已。
自1915年以来，有一个故事一直在历史学家或文史爱好者讲述民初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历史时广为流传。故事的梗概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因腿疾于1913年赴德治疗（一说赴德办理秘密外交）期间，德皇威廉二世赐宴招待，并与其密谈，谓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中国非君主不治”或“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克定归国后转告其父世凯，世凯大喜，因此坚定了推行帝制的决心。虽然有人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过质疑，但至今绝大多数人深信不疑，于是这个故事就成为一些论者主张袁氏复辟帝制起因之一为德国支持的重要依据。然而，诸多史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个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故事而已。
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与这个故事相关的最早的一条史料，出自严复门生侯毅（疑始）所撰《洪宪旧闻》，其中收有《筹安盗名记》一篇，撰于1919年，详细记述了杨度劝说严复列名筹安会发起人而为严复拒绝的经过。据侯毅所述，1915年8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后第三天，杨度到北京西城旧刑部街拜访严复，想请严复一起发起筹安会，他对严复说：
我与同志诸人拟设一会，名曰筹安，专就吾国是否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为学理之研究，古德诺引其端，吾等将竟其绪。国中士庶向惟公之马首是瞻，请公为发起人，可否？侯官瞿然作色曰：……仆老且朽，不欲自堕政治漩涡中。足下急于自见，为道正多，何必遽为中国造此恶因耶！某（杨度）极陈此举之足以救国，并谓：德皇威廉一再说梁崧生（梁敦彦）公使、袁芸台公子（袁克定），中国非君主不治，长此不更，为害必且累及世界。其言诚洞中肯綮，以公之明，讵尚见不及此？
尽管严复拒绝了杨度的邀请，他的名字还是在不久后赫然出现在发起“筹安会”的“六君子”中，严复因此颇受世人指责。侯毅撰写《筹安盗名记》就是要详细揭露真相，为严复辩护。根据侯毅所写篇首题记及识语，严复被盗名后，他曾帮忙出谋划策，“筹所以应付之道”，故对于内情“知之至详且尽”。《筹安盗名记》撰成后，他又寄到福州请严复亲自审阅，严复回信“颇许其翔实”。侯毅还引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侯官虽吾师，固未敢故戾事实，作一字偏袒也。”由于具有高度可靠性，陈宝琛后来撰写严复墓志铭，以及前后所出几种严复年谱，都将这篇文字视为重要材料来源。
由侯毅所述可知，所谓德皇威廉二世劝告袁克定中国应当实行君主制的故事，最初出自杨度之口，时间是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前。此后这一说法便开始流传。如杨度的同乡密友、同时与袁克定关系亦极为密切的薛大可（子奇），于是年9月创刊上海版《亚细亚日报》，鼓吹君宪，称“往者闻德皇曾有中国非君主与非立宪不可之说”，显然就是受了这一说法影响，而且极有可能得自杨度或袁克定之口。洪宪帝制失败前后徐世昌对张国淦谈及帝制起因时也说：“民国初年德皇威廉第二与梁敦彦谈及国体问题，强调共和不适中国国情，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度。时克定正在德养病，三年偕梁回国，以此意陈袁（梁本主张君主，但意在旧君而不在袁），袁颇重视之。”在此梁敦彦开始被添加到故事中来。此后刘成禺曾多次谈及这个故事。他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公开发表《洪宪纪事诗》200首，接着在每首诗后自注本事，从1936年起在《逸经》连载，最后汇集成《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书中援引袁氏幕僚张一麐所言曰：“帝制创议，始于德，而阴嗾于英。”然后解释说：“洪宪帝制，以克定为中心，杨度为祭酒，外挟德皇之劝告，浸说其父，内率臣工之学说，伪表人民。德师大捷，项城益惑，他国又从而愚弄之，所谓外交无问题也。”至于德皇如何“劝告”，刘成禺写道：
项城锐意称帝，本由德皇威廉之怂恿。民初克定赴德，大日耳曼皇帝威廉第二赐宴便殿，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谕克定详告项城，德誓以全力赞助。威廉又亲书长翰，密贻项城。克定悍然主张，恃有强援也。
这是目前关于德皇密宴袁克定过程最早的描述。密宴的具体情节简明扼要，惟袁克定因何赴德，并未提及。而在同书另一处又援引伍光建所言曰：“民国初年，德皇密派要人来谒项城，先由驻柏林使馆密电禀袁。德要人来北京，由驻京德公使领谒呈递德皇亲书密函……袁克定赴德谒威廉第二，再持威廉与项城手书归，所以报德密使之来也。及筹安会事出，始知帝制张本，酝酿于民国二年，揭晓于民国三、四年云。”则袁克定德国之行被认为负有秘密外交使命，而且与后来袁氏复辟帝制密切相关。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刘成禺在新撰《世载堂杂忆》中对这个故事有了更加完整的记述：
民国元年，德皇威廉第二密派要人来谒袁世凯，先由我国驻柏林公使密电袁，谓德愿尽其财力物力，赞助中华民国建设事业，结东方新起大国之好友，事前勿令英、日两邦探知。德要人来京，由驻北京德公使偕谒世凯，呈递德皇亲书密函，并称：“如以德皇建议为然，请即密派极亲信重要之人赴德答聘，德皇当竭诚密商，助定大计。”未几，世凯密遣其子克定往德，谒威廉第二，赍世凯亲笔长函报聘。德皇赐宴便殿，密谈数次，力陈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其言曰：“中国东邻日本奉天皇为神权；西接英、俄亦以帝国为宰制，中国地广人众，位于日、英、俄间，能远师合众美国乎？美亦不能渡重洋，为中华民国之强助也。方今民国初启，执政皆帝制时代旧人，革命份子势力甚脆弱，挟大总统之威权，一变中华民国为帝国皇帝，亦英、日、俄各帝国所愿。我德誓以全力赞助其经营，财政器械由德国为无条件之供给，中国当信予能履行诺言。”威廉又亲为密函，授克定携归。函中皆与克定面谈之事（德皇亲笔函，当英使朱尔典主张帝制时，蔡廷幹为幕中主干，世凯检示廷幹，廷幹有求于伍光建，将函中大意转告光建）。世凯得报书，大动。克定毅然主张，恃有强援为后盾也。
此后还有一些与德皇密会袁克定相关的回忆性材料陆续出现。如帝制派人物朱启钤约在20世纪50年代谈及德皇威廉二世与洪宪帝制时说：“帝制之兴，盖造端于德国。威廉以一世之雄，求其与国于东亚，不能不属意项城，然其意绝不愿中国为共和国也……梁敦彦尝为外交大臣，其诋诽共和亦与使德有关。袁克定自德归而言帝制，其亦有所受于威廉矣。”虽然表述有些模棱两可，但可看出朱启钤也是倾向于德皇威廉二世与袁克定有过密谈。到了20世纪60年代，曾任总统府内卫的陶树德又有如下回忆：
袁在国际中对德国比较友谊，在袁克定摔腿以后，特赴柏林医治，曾见威廉二世（国王）传达友谊。或带去珍贵礼品，因威廉曾由德国运来孩牌各种式样自行车一百辆送给袁。袁常骑三个车轮的一辆，其余分给儿子们骑，一部分给内差头和内卫等骑。礼尚往来，中外一理，因想袁对威廉也必有馈赠。当时传说威廉曾盛赞袁，有“欧洲有威廉、亚洲有袁世凯”之说。
大约同时，曾任农商部参事的张新吾也发表了类似的回忆性文字，他说：“袁做总统以后，因长子袁克定骑马摔腿，由梁敦彦陪同到柏林医治，借此与德国修好，还带去珍贵礼品（袁克定回国后，德皇威廉二世回赠各式自行车一打，袁在府里常骑一个带三轮的）。往见威廉二世时，彼有'欧洲有威廉，亚洲有袁世凯’的话，并说'中国政体宜于君主，不宜于共和’，因此袁对帝制也加强了信心。” 这一记述似乎以陶树德所言为基础，而又有所演绎，特别是在末尾添加了有关德皇支持中国实行君主制的内容。
到了20世纪80年代，袁克定的侄子袁家宾在《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中也讲到袁德国之行。他说：
听大伯父说，他在我祖父任民国总统时，经德国友人穆默的劝说去德国治疗伤腿和休养。1911年（应为1913年）通过德国驻华公使雷克斯的帮助，启程赴德医治腿疾……大伯父抵柏林后，即持我祖父袁世凯亲函，在谒见时面交德皇威廉二世。德皇亲自设宴款待于偏殿，密谈多时。我大伯父向德皇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深得威廉同情与赞成。威廉把从前摄政王载沣来访时，对载沣所说的“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向我大伯父重述一遍。他在德医治腿疾及休养，到1913年回国。当我祖父闻知德皇的态度时，欣喜若狂，对我大伯父更加倚重。
与刘成禺所记不同，陶树德、张新吾、袁家宾所述均提到袁克定是因为治疗腿疾赴德，而不是去办理秘密外交，但在德皇威廉二世曾接见袁克定及支持中国实行君主制上，各条材料所表达的意思又大体相同。就这样，德皇密宴袁克定的故事越往后流传情节就越丰富。各种叙及洪宪帝制的书籍，在面对该故事时，要么采信刘成禺的说法，要么采信袁家宾等人的说法，要么将两者糅合起来，即在袁克定赴德原因上采用治病说，而在德皇与袁克定密会情节上又与所谓中德秘密外交相勾连。此种情况不仅在一些通俗史学作品中广为流传，更在一些专业史学家著述中频频出现，从而深刻影响了洪宪帝制史的叙述。
二、袁克定柏林之行实情
那么，实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德皇威廉二世有没有密宴袁克定并向后者劝告“中国非君主不治”呢？最可靠的证据自然是当时知晓内情的相关人物留下的记述。幸运的是，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德国外交档案（German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中保留了相关文献，且有海外研究者利用这些档案进行过研究，只是一直未能引起中文学界的重视，让人颇感遗憾。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袁克定的确在1913年秋曾赴德国治病。1912年4月19日，袁克定在其老家河南彰德洹上村骑马时不慎坠落，导致右脑受伤，左腿、左臂麻木，瘫痪在床。袁家先后请了9位中西医大夫治疗，均不见效。后由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推荐的美国医生萨培（William Sharpe）前往彰德为袁克定进行了脑部外科手术，袁克定的左腿、左臂方得以恢复活动，并能行走。但因脑神经受到损伤，“走道时双脚高低不等，左右摇曳，略显瘸状”。养病期间的袁克定心情非常不好，时间长了，竟又怀疑自己“胸伤无疑”，而“欧洲有胸病专科”，因此他向父亲提出前往欧洲就医。袁世凯很关心这个儿子的病，认为“甚善”。于是，1913年9月底，袁克定成行。当时新闻对此曾有报道，如《时报》于9月26日刊登德文报电，谓“袁总统长子克定将于下星期出洋觅医诊疾”。
根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德国外交档案，袁克定此次德国之行并没有按照通常的途径，通过中国驻德国公使馆（公使颜惠庆）来安排，而是找了德华银行北京分行行长海因里希·科德斯（Heinrich Cordes）秘密安排。他向科德斯表示此行希望达到三重目的：一是希望在德国首都柏林找到优秀的医师来治疗他的颅脑损伤，二是希望与德国领导层建立密切的交往关系，三是希望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并学习德国的制度。其中第二点袁克定希望彻底保密。了解袁克定的要求后，科德斯首先写信给柏林德华银行董事会，请他们在柏林郊区的万湖给袁克定租了一栋环境幽静的别墅，并向袁克定推荐曾在天津服务且与袁世凯相识的里泽（Riese）上校作为他在柏林期间的私人助理。在写给里泽的信中，科德斯强调了袁克定和袁世凯的关系，介绍了袁克定的病情，希望里泽能够帮忙找到最好的专家，要求里泽严格保密，但可以和当时正闲居万湖的梁敦彦保持联系，因袁克定曾说他和他父亲不怎么喜欢颜惠庆，而更喜欢梁敦彦，并说“中国政府的体制尚未最终决定，目前为止共和体制被证明是失败的”。科德斯又私下把袁克定准备赴德的事告诉了德国驻北京的外交官塞肯多夫（Seckendorff），后者随即将科德斯信件的副本寄给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Bwthmann Hollweg）。于是，在德国高层认同下，德国海关、财政部和外交部决定对袁克定入境和居住尽可能提供便利。
袁克定和随行人员于1913年9月30日离京赴德。其时二次革命已被镇压，正式大总统选举将于几天后举行，袁克定显然料定他父亲当选不会有任何悬念，因此选择这个时候出行，而且他很看重自己的身份，所以行前才敢向科德斯提出希望与德国领导层建立密切关系，当然，不能排除这也是袁世凯的意思。果然，当袁克定还在途中时，袁世凯于10月6日当选了。两天后，德国政府口头照会中国驻德使馆：“驻北京帝国公使馆已经遵照帝国政府命令承认了中华民国。”10月11日，袁克定从莫斯科乘“北方快车”（Northern Express）秘密抵达柏林动物园车站，此前一天他父亲正式宣誓就职，所以此时袁克定的身份已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长公子。德华银行董事雷德斯（E. Rehders）和里泽上校到车站迎接，袁克定很快被带到万湖别墅。此后，在里泽等帮忙下，袁克定在德国一些一流的医疗机构进行了包括X光在内的全面检查。结果显示他不需要手术，但需要在柏林著名神经学家奥本海姆（H. Oppenheim）教授监督下，接受一些“电疗”。其时德皇威廉二世正在度假，尽管他对袁克定的病情表达了严肃的关切，但袁克定仍然感觉自己没有受到德方重视。到柏林不满一个月，他就于11月初给北京的一个秘密收件人的信中写道：“德国政府对我没有报以任何关注，一定是我在他们看来太无足轻重了。”
德国驻华公使哈豪森（Haxthausen, von）注意到了袁克定的不满，担心双方因此产生矛盾，于是写信建议德国外交部派人与袁克定进行适当的个人接触。德国外交部于11月14日收到信件后，遂安排副外长齐默尔曼（Zimmermann）带着中国驻德公使颜惠庆到万湖对袁克定进行了一次礼貌性的拜访。颜惠庆后来在《自传》中特别记述了这件事。他说：“我奉使德国的初期，国内名流来游德者颇不乏人，袁总统的长公子克定、清末曾任外务部尚书后充民国交通部总长的梁君敦彦，均先后在柏林小住。袁君当时健康欠佳，过去因乘马倾跌，受伤颇重。他的旅德目的不明，有人猜测与袁总统的帝制野心有关，他特来试探欧洲国家要人的意向。实则彼时各国均未承认中华民国，我亦尚在静候呈递国书中，他不过一普通游客，谈不到接受德国的官方招待，更无机会可与当局交换任何意见。我虽曾伴同德国外交部的慎茂曼（齐默尔曼）博士，赴袁氏郊外住所作过一次礼貌的拜访，然亦止此而已，不久他也就回国了。据我观察，他此行并无所获。”该记述中“彼时各国均未承认中华民国”不够准确，如前所述，德国实际上在10月8日已经承认了中华民国。不过，颜惠庆的确是在柏林等待数月后，直至1913年12月10日，方在副外长齐默尔曼陪同下见到德皇威廉二世，递交了国书。由于威廉二世当时不在柏林，齐默尔曼又纯属礼节性拜访，再加上不受袁氏父子喜欢的颜惠庆在场，袁克定显然没有机会探询德方对帝制的意见，颜惠庆关于袁克定“此行并无收获”的判断应是准确的。
颜惠庆的到访使袁克定意识到中国使馆已知晓自己的秘密之行，于是他以“思乡”为由，通知使馆秘书，自己将于11月26日经莫斯科返回中国。齐默尔曼从中国使馆得到消息后，准备到火车站送行，不料当天早晨中国使馆秘书打电话告诉齐默尔曼，袁克定已经提前一天于11月25日乘坐“北方快车”离开了柏林。袁克定的傲慢无礼和不辞而别让齐默尔曼难掩愤怒，因此写信将此事通知了驻华公使哈豪森。德皇也很恼火，按德方的说法，正在度假的威廉二世本来已准备好在袁克定的健康状况允许时，把他介绍给德国的“领导圈子”，以此表明德国政府和袁世凯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结果由于袁克定缺乏耐心而未果。袁克定于12月6日回到北京后，袁世凯对他的任性回国也很不高兴。8日，袁克定的随行人员程经世奉袁世凯之命拜访了哈豪森，代表袁世凯向德皇对他儿子健康的严肃关切表达深厚谢意，并请哈豪森向德皇转达这种谢意，意在弥补袁克定的过错。
德国方面虽不快，但也不希望此事影响彼此间的关系。从前引总统府内卫陶树德和农商部次长张新吾的记述来看，袁克定回国后德方紧跟着赠给袁世凯若干辆自行车，其用意想必是为了巩固双方友谊。
三、各种故事情节问题所在
袁克定1913年德国之行既然连德皇威廉二世的面都没见，那么德皇赐宴袁克定并与其密谈，劝告中国应当实行君主制，就是一个彻头彻尾虚构的故事。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个虚构故事中的那些情节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存在什么问题。
先来看徐世昌的说法。徐世昌提及民国初年德皇威廉二世曾与梁敦彦谈及国体问题，认为中国应当建立“强有力之君主制度”，并说当时袁克定正在德国养病，后来两人一起回国把德皇的意思告诉了袁世凯。这一说法很容易让人以为德皇与梁敦彦谈话时，袁克定也在现场。实际上，梁敦彦的经历与袁克定很不相同。梁敦彦1910年7月辞去清廷外务部尚书后，便作为摄政王的“密使”前往德国，于9月下旬抵达柏林，“恳求德国支持中国的改革计划，尤其是在军事与商务方面”，同时寻求列强维持“中国的主权完整”。10月底他又前往美国活动，直至1911年7月离开美国。此后他本打算转道伦敦、巴黎、柏林及圣彼得堡回国，但因辛亥革命爆发，遂滞留德国，直至1914年4月21日才回到国内。由于他赴美前曾向德国首相表示他从华盛顿回来后会“立刻提出”觐见德皇的请求，因此不能排除德皇在1911年秋冬接见过梁敦彦。但此后随着清廷覆亡，梁敦彦的使命已经中止。滞留德国的梁敦彦，据颜惠庆所言，当时在柏林近郊万湖置有别墅，买了一艘大型摩托游艇，“完全为寻幽探胜而来，不曾与官方发生接触”。德皇与已经不具有官方身份的梁敦彦会晤的理由和必要性也不复存在。鉴于袁克定租住的柏林近郊万湖也是梁敦彦的别墅所在地，梁氏与袁氏父子的关系又很密切，袁克定在柏林期间与梁敦彦会面交流是完全可以料到的。但徐世昌将德皇与梁敦彦的会面时间说成“民国初年”“克定正在德养病”之时，这就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袁克定也见到了德皇，而且“三年偕梁回国”的说法也不准确，袁克定实际上先于梁敦彦4个多月就回国了。前引朱启钤所言很可能就是受了这种误导，才认为袁克定“亦有所受于威廉”。
再看刘成禺的说法。按刘成禺所述，德国派要人来华访问后，袁克定应德方邀请，带着袁世凯的亲笔长函赴德面见德皇，商量德方“赞助中华民国建设事业”之事。这一说法亦站不住脚。首先，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后，德国在京先后驻有公使哈豪森及代办马尔参男爵（Baron von Maltzan）等多名外交人员，德方有意交好中华民国，完全可以通过其驻华外交人员表达愿望，而不一定非要另派所谓“要人”来华。事实上，从当时德国外交文书可以看出，德皇及德国政府与其驻华外交人员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其次，中华民国建立之初，虽然驻德外交人员一度空缺，但在袁克定赴德前大约半年，即1913年3月，新任驻德公使颜惠庆已经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前往德国赴任。袁克定虽然是袁世凯之子，但进入民国后并没有担任任何官职，由其代表袁世凯私人可以，由其代表中华民国进行外交活动则不合适，而且在已经派出驻德公使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再派袁克定去办理外交事务。再次，袁克定倘若真是因办理外交事务赴德面见德皇的话，那么作为驻德公使的颜惠庆理当知晓此事，并且应当陪同袁克定往见德皇，方符合外交惯例，就如同德方要人面见袁世凯要由德国驻华公使陪同一般。然而，袁克定赴德事实上完全没有告知颜惠庆。应当承认，民初特别是“二次革命”爆发后，鉴于日方倾向于支持南方国民党人，袁世凯加强了与在京德国外交人员的联系，寻求德方在交通和军事方面予以支持，德方对此亦抱积极态度。袁克定是在二次革命刚刚被镇压的背景下赴德治病，这就难免引人联想，刘成禺极有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把袁克定赴德与中德外交联系起来的。但德皇既然未与袁克定会面，那么刘成禺所描述的德皇与袁克定“密谈”情形，以及德皇亲笔所书致袁世凯“密函”，也就是子虚乌有。退一步讲，即使有所谓德皇致袁世凯“密函”，也不可能通过与德方不辞而别的袁克定来传递，而且在袁世凯刚刚就任正式大总统和德国刚刚承认中华民国的情况下，其内容也绝不可能是怂恿袁氏恢复君主制度。刘成禺声称曾从伍光建那里得到过与“密函”相关的信息，但这种信息来源间接又间接，实在是靠不住的，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乃至无中生有都在所难免。
最后看袁克定侄子袁家宾的说法。袁家宾虽然在回忆录中称袁克定曾告诉他见过德皇，但根据袁家宾的记述，见面的情形是袁克定首先“向德皇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而后威廉二世表示“同情与赞成”，并将以前对载沣所述“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向袁克定讲了一遍。这与1915年以后流传的所谓德皇密宴袁克定并劝告“中国非君主不治”或“中国非帝制不能图强”的故事并不相同。据清末曾在外务部任职的顾维钧回忆：“袁克定曾在德国留学数年，通过他的朋友荫昌将军（满人，1901—1905年在威廉二世时任清朝驻德公使）的关系，见过德皇威廉二世，和皇太子（实际应为德皇威廉二世本人）成为朋友。”由于1905年之后袁克定一直在国内，并且在1907—1911年间担任农工商部右参议及右丞等职，其留学德国可以确定是在1901—1905年荫昌担任驻德公使期间，具体时间尚待考证。其时正当日俄战争前后，主张君主立宪的呼声在清廷朝野日渐兴起，直隶总督袁世凯便是积极主张者之一，袁家宾回忆录所谓袁克定“向德皇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显然就是在此种背景下表达的看法，而袁家宾所谓“威廉把从前摄政王载沣来访时对载沣所说的'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向我大伯父重述一遍”，则反映了1901年夏醇亲王载沣因德使克林德在义和团运动期间被击毙一事出使德国的情形，所谓“强干弱枝”的建议针对的正是当时清廷中央权威丧失的情况。换个角度看，假如袁克定“向德皇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发生在1913年秋冬他在德国时，那么当时正是袁世凯打败国民党、开始独掌大权的时候，德皇怎么还会不合时宜地把十多年前对载沣所讲“强干弱枝”的理论再讲一遍呢？可见袁家宾实际上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将袁克定清末留学德国与1913年赴德治病混为一事，从而误以为袁克定在1913年赴德治病期间曾见过德皇，并将他在清末留德面见德皇时所讲的话，误植到了1913年。
总之，所谓德皇1913年密宴袁克定并劝告“中国非君主不治”的故事情节，要么捕风捉影，要么误解史实，要么张冠李戴，都是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
四、虚构故事出现原因
虽然德皇威廉二世密宴袁克定并劝告“中国非君主不治”的故事属于虚构，并且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德皇和德国政府支持袁氏父子恢复帝制，但袁氏父子复辟帝制受到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影响则是事实。虚构故事之所以在袁克定德国之行两年后才在1915年“筹安会”即将成立的特殊时刻出现，毫无疑问是为了给袁氏恢复帝制制造依据，而这个故事之所以借助德皇来讲述，则有远近两方面的原因。
从远因来看，袁氏父子与德国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袁世凯因甲午战后主持小站练兵逐渐崛起，其时世界陆军以德国军制最为完善，实力最为强大，故小站练兵之始，所设德文、炮队、步队、马队四项随营武备学堂以及工程队学堂，即以德人为教官。其亲信将领段祺瑞还曾留学德国柏林军校学习炮兵，并在克虏伯兵工厂实习。其子袁克定也如上所述 “曾到德国留过学，德文和英文都很好，书房里的书架子上大多数是德文书籍”。袁克定与荫昌夫妇感情最孚，荫昌夫人为德籍，袁克定也因此得到研讨德文的机会。且袁氏父子从清末起就与几任德国驻华公使保持着密切往来。据清末曾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参谋处帮办等职，进入民国后又历任总统府统率办事处总务厅长、机要处长等职的唐在礼讲，德国公使穆默（Mumm von Schwarzenstein, Baron）曾在中国竭力宣传威廉二世在全欧、全世界的威望和将来称霸全世界的雄心，那时清廷式微，北洋大臣掌握重权，很多重要的军政事务都需要各国公使到天津与北洋大臣商洽，因此穆默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即与袁克定往来密切。当时袁克定住在总督衙门后院袁氏内宅的花园厅房里，穆默经常从内宅花园后门进宅与他相会，并不需要通报。唐在礼任职的督练公所就在内宅花园后门对面，所以不时看到他们，有时是穆默来天津，有时则是袁克定去北京。后来穆默就明说“中国在东亚图强，德国愿意支持”。袁氏到京任职后，新任德使雷克斯（Rex， Count von）与袁克定过从更密，1913年袁克定因坠马受伤，雷克斯即力劝袁克定到德国去治疗和疗养。
从近因来看，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大有席卷全欧之势，对袁氏父子产生很大影响。据唐在礼讲，袁氏“羡慕日本明治的励精图治，更羡慕称霸全欧的德皇威廉第二的强权政策和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常说中国要在东亚图强，必须学这两个强国”。一战爆发初期德国的强势表现让袁氏“更倾心德制”，因此令属下“日进《德皇威廉本纪》一纸”，又请严复“日译《欧洲战纪》关于德方胜略，详细录呈，编入《居仁日览》”。他甚至从家庭改革做起，教导诸子以德为师，让他们“罢习英语，专习德文，圈出荫昌为德语师傅”，甚至制作德国亲王所着陆军服制，分别赐给袁克定和几个弟弟穿戴，然后排立照相一幅，“当时北京照像馆咸悬挂窗壁以为荣”。他还重用留德陆军学生，特别将其选拔进军官警卫团。一时上行下效，“都中揣摩风气者，皆易八字须为牛角式，效威廉风也”。有人因此写打油诗曰：“欧战经年胜负分，家庭教育变方针，果然今上知时务，不爱英文爱德文。”
袁氏父子的支持者也深受德国崛起影响，一些人因崇拜德国而推崇德国帝制，主张变更民国国体。袁氏幕僚张一麐的话很能反映当时的情况，他说：“会欧洲战事起，或谓中国介于列强之间，非变更国体无以图存，盖醉心于德皇威廉之霸与俄皇尼古拉斯之强，谓是帝国君主之效。”特别是一些北洋军事将领，纷纷进京怂恿，认为“欧洲今次之战乱，德国受四围强敌之攻击而战捷屡报，可见德国君主制之胜利；欲举兴国之实，不若以根本之国体变更之”。薛大可创刊上海版《亚细亚日报》，亦大力鼓吹学习德国帝政，以强国家。其发刊词曰：
近自欧战发生，德意志帝国挟其军国主义之势力，百战百胜，而东邻日本更挟其帝国主义之淫威，攫我多数权利，国中有识之士，莫不怵然，以为祸至无日。盖观德、日之所以强盛，实以军国主义为其主因，而军国主义则实以帝政为其根本，国家权力悉集中央，社会人心胥向政府，睿智豪强之英杰，乃得凭藉大权，发抒伟抱，用能突飞激进，称雄欧亚。而返观我国，则以教育未普及之人民，久习帝政之庶众，值列强军国主义竞争激烈之时代，乃偏以内乱关系，造成一不适时宜之共和国体，国家根本常忧动摇，政府精神时虞涣散。以言练兵，则军士无信仰之中心；以言实业，则商民有投资不稳之私虑。循是不改，则岂惟强国无望，窃恐他日之总统竞争，党派互击，神州之陆沉，将不待之敌国外患已。
推崇德国帝政自然就要推崇德皇威廉二世。时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胡瑛在解释他为何要倡导君主国体时就说：“自欧洲大战发生以来，吾人益受多数无形之教训，已证明非绝对进取之国家主义，万不足以图生存。国家主义者，一纯刚之政治也，非有雄杰伟人之姿，无实行此政策之望，如拿破仑、威廉第二者，庶几近之。”在胡瑛看来，袁世凯就是拿破仑、威廉二世一类人物，因此他说：“今雄杰伟大之人材，已庶几遇之，能善用其机，因之以达国家主义之怀抱，国家前途之希望正未有量。是与慕共和之虚名，被危亡之实祸，其得失果何如者？此瑛所以熟思审处，毅然为君主国体之倡导也。”
袁氏周围最热衷于帝制的，莫过于袁克定。袁克文说其兄惑于袁世凯业师之子张宗长所谓袁克定之命“当为廿年太平天子”的话，“遂谋帝制”。袁静雪也说其兄热衷帝制“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废，却还是野心勃勃”。而顾维钧则说袁克定“十分羡慕德国人遵守秩序、服从纪律、皇室的威望、德皇至高无上的尊严和皇太子享受到的荣誉和特权”，“认为中国只有以他父亲为王朝的创始人，以他自己为王位继承人，才能成为富强的国家。革命前曾在清朝做过大官而拒不在民国任职的遗老、政客都投到袁克定门下，或被罗致在这个小圈子之中。他设总部于中南海里的一个小岛——瀛台，在这个首都的中心接待拥护帝制的死硬派，这伙人并非只限于遗老，也有民国的失意政客。小圈子不断扩大，表面上政府对总统长子的活动佯作不知，事实上无人不知总统本人及其亲信幕僚均暗中支持赞助这种运动，久而久之竟公开讨论”。
袁克定的支持者中，又以杨度最为卖力。徐世昌曰：“杨度素主君宪，曾为项城奔走，后因事有进谗于项城者，项城亦疏远之。然彼不甘寂寞，在京任参政，与其谓为接近项城，毋宁谓为接近克定。克定住汤山，杨时到彼处鼓吹帝制，克定亦利用之。”刘成禺亦谓：“克定初退汤山，日与杨度往还密议，络绎载途，操纵发放，种种演出，杨度言论，代表克定。”德皇密宴袁克定并劝告“中国非君主不治”的故事，应当就是在上述国际背景下，由袁克定虚构并利用杨度传播出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杨度向袁克定献议虚构的，故它没有在袁克定1913年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出现，而是在1915年袁氏酝酿复辟帝制之初出现，目的显然是要借此为袁氏恢复帝制制造根据。
然而，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是袁氏父子和君宪派所能把握的，由于1915年秋德军在欧洲战场的势头已不像战争初期那样迅猛，战争前景变得有些扑朔迷离，利用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进行帝制宣传已然不合时宜，而且毕竟是虚构的故事，大肆宣传将要冒被人戳破的风险，因此杨度只是在劝说严复加入筹安会时口头提到过，在正式发表的《筹安会宣言》和《君宪救国论》中则未敢公然以之作为立论的依据，而是利用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进行宣传鼓动。
五、结语
袁克定1913年德国柏林之行的首要目的是疗养，但从他有意避开中国驻德使馆安排行程、希望与德国高层建立密切关系又要求德方保密，以及向德人流露中国的“共和体制被证明是失败的”等表现来看，不能排除袁克定此行还抱有试探德方对中国恢复帝制态度的目的，也不能排除这背后有袁氏授意。不过由于行程暴露，自视甚高又缺乏耐心的袁克定没有等到德皇接见，便不辞而归。大约两年后忽然出现的德皇密宴袁克定并劝告“中国非君主不治”的故事，完全是袁克定或杨度等君宪党人虚构的，目的是要借威廉二世这个世界强人之口为袁氏恢复帝制制造根据。但历史是有记忆的，这个虚构的故事竟然流传下来，而且被后人不断添加情节，深刻影响了洪宪帝制史的叙述。历史研究者本应对此提出质疑并加以辨析，却鲜有人这样去做，于是这个故事就好像真的发生过一样，继续流传着。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2022年第11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