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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洪江市安江盆地西北缘，沅水静静流过。在流经一个叫做岔头乡岩里村的地方时，一条小溪汇了进来。 1984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经1991年、2004年、2005年三次发掘，揭露面积近1700平方米，测定遗址面积近3万平方米，以高庙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为主的丰富遗存大量出土。  洪江高庙遗址鸟瞰 近日，随着该遗址考古报告《洪江高庙》正式发布，一幅史前湖湘先民生活图景与精神世界的画卷，徐徐展开在世人眼前。 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神灵体系 在整理高庙遗址的遗存时，报告统稿人和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贺刚被大量祭仪陈设陶器上所饰的图像“震撼”了： “太阳被描绘为有着硕大的头、外展双手且连着身躯的人格化的神；凤鸟随处可见，大头长喙，伸展着宽大的翅膀，负载着太阳或者獠牙兽；怪诞的獠牙兽，或乘于凤鸟的翅膀，或张展双翅，凭借高耸的天梯和山峰飞向天界；与它们为伍的高山和流水，也被赋予了神性……”贺刚向记者描述。 不独如此，陶器上的系列图像还清晰地表明，高庙文化先民创造性地构建了与人间相对应的“天庭”，发明了供神灵上下天庭的“神山”和“建木天梯”。 “这些神灵与图像所表达的意境，竟与数千年后见诸《山海经》等史籍的神话传说如此契合。我们可以确认，高庙文化先民曾盛行对太阳（即“帝”）、凤鸟、獠牙兽（疑为“飞龙”）、天、地、山、水等神祇的顶礼膜拜，他们构建了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为古老且被后世传承的神灵体系。”贺刚说。  洪江高庙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彩绘太阳图案  洪江高庙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彩绘吐舌獠牙兽面纹图案 众所周知，在以血亲为纽带的远古时代，宗教在氏族和部落组织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功用。可是，那些受祀的神灵究竟产生于何时，典籍尚无记载。 “在以往发掘的距今6000多年前的部分史前遗址中，虽然偶见属于神灵信仰的艺术神器，比如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塑的龙、虎、鹿'三蹻’动物图像等，但我们很难从中获得关于神灵体系的明晰认知。尤其是在距今约7000年以前的遗存中，甚少可与远古神话传说相系的确凿证据。而距今约7800年—6600年的高庙文化遗存，恰恰呈现了中国远古人类对神灵具象崇拜和虔诚祭祀的鲜活场景。”贺刚笃定地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认为，高庙遗址的发掘，是湖南史前考古的重大收获：“遗址下层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白陶上的纹饰，不仅前所未见，而且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纹饰之多样、构图之奇异，不仅改写了史前艺术史，而且揭示了古代信仰形成的一个重要源头。” “高庙文化白陶艺术的主要意象，是太阳崇拜。太阳不仅是圆圆的形状，内涵也不仅只是温暖光明，而是有更浪漫的人格化的发挥。獠牙也是高庙人认同的一个符号，构图已非常完整，形态也很固定，是神灵人格化的偶像。最引人关注的，我认为是日乌，即报告中所提的凤鸟，它是白陶艺术的灵魂，几乎无器不日乌——那伸展双翅的大鸟，载着太阳，自近8000年前起就已经开始飞过先民心灵的天空。”王仁湘向记者分析道。  洪江高庙下层遗存陶器戳印篦点组合成的飞鸟载太阳图案 距今8000年前的“天圆地方”宇宙观 通过对高庙文化陶器上丰富的图像题材的整理，贺刚惊讶地发现——该文化先民在距今近8000年的时候就已产生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最直接的证据是多幅太阳或神兽图像的外围都被圆形的天体所环绕，且在象征太阳神的八角星图像的里圈刻有四方的图形。”贺刚说。 关于八角星纹，贺刚介绍，这是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各考古学文化中多次出现的一种纹饰，对于其含义，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大都认为它与四维八方、四时八节的观念相系，是原始日晷的表征，易理八卦哲学思想的起源。 “洪江高庙八角星纹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八角星纹，它让中国上古太阳历和八卦观念的源头追溯到了距今近8000年的时期。”贺刚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洪江高庙的八角星纹与大略同时或稍晚的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十” “井”“亞”等字形的刻符一样，应该都是宇宙天地的象征。在有的八角星纹图像下面，还有类似人的双臂和躯体图案，合起来像一个头为八角星复合纹的人形“神”，让人联想到《淮南子·精神训》里对人“头之圆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的描述。 据报告，遗址下层发现了一处属高庙文化的大型祭祀场所，复原面积在1000平方米左右，祭祀场有4个边长约1米的方形大柱洞，贺刚推测，原建筑应该是“排架式梯状建筑”。 韩建业认为，这个建筑与白陶上的“天梯”图案对应，加上神面纹、鸟纹等与“天”有关的图案，以及可能为燎祭后瘗埋的动物牲坑、人牲坑等，足够复原出一副可信的通天祭祀场景。 “总之，中国从大约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就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宇宙观、明确的敬天观念和祀天行为，并在此后传承、交融和发展，延续至夏商周三代，乃至于秦汉以后的整个古代中国。敬天观念还和古天文学同步发展，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科学技术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和祖先崇拜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基因。”韩建业说。 白陶始源地再探索 《洪江高庙》之所以为学界所重视，还因为高庙遗址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年代最早的白陶，对白陶起源问题的原有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 贺刚介绍，中国史前白陶，在南、北方地区均有发现。 北方白陶，主要见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遗存中，所处年代在距今5000—4000年，有鬶、鼎、盉、罐、壶、背壶、豆、尊、杯、高足杯、碗、盒和器盖等器种。有研究者认为，中原夏商文化中的少量白陶，是海岱地区白陶向外传播和扩散的结果。 南方地区白陶的分布范围，比北方更为广大。它们的外表大都有戳印篦点组成的浮雕式图案，被称为篦印纹白陶。 篦印纹白陶最先发现于湖南安乡汤家岗、划城岗和澧县丁家岗遗址。随后，湖北、浙江和安徽等地也陆续出土了类似的白陶。具相同特征的白陶还远见于陕西汉水上游，接着又在湖南沅水中游的洪江高庙、麻阳高垅以及湘江上游桂阳千家坪等遗址中陆续出土。此外，在江西以及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门地区的部分遗址中，也发现了白陶制品。 在洪江高庙大量出土白陶制品之前，学界大多数观念认为，白陶的起源地在洞庭湖西北的澧阳平原，以汤家岗和丁家岗为标杆。其他地区的白陶器物形态和装饰风格与之接近，皆以之为始源。 报告中，贺刚论证，“2007年学界对汤家岗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推测其早段遗存年代上限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而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深圳咸头岭出土的白陶均在距今7000-6900年左右。汤家岗遗址出土的白陶，年代甚至晚于长沙大塘遗址出土的距今7400年左右的白陶。” “汤家岗、丁家岗遗址第一期遗存出土的白陶与长江中下游其他遗址出土的白陶有密切联系无疑，但是它们自身的源头在哪里？”贺刚提出了疑问，“如果汤家岗、丁家岗承自皂市下层文化，但在相关文化遗存中，均不见白陶的踪迹。” 在《洪江高庙》中，贺刚对高庙遗址出土白陶的器物类型和纹饰做了详细的梳理。他发现，该遗址出土的器型，远比洞庭湖汤家岗遗址第一期遗存出土的白陶要丰富，而且，从下层遗存第一期往上，器型越来越丰富。 “高庙第一期遗存的年代范围为距今7800—7500年，白陶在高庙遗址中出现的时间不晚于距今7600年，在迄今所知中国史前遗存中年代最早，因此高庙遗址所在的沅水中游地区可能是中国史前白陶的始源地。”贺刚说。 不仅如此，高庙陶器包括白陶上的二方连续、对称等分、对半拆分、带状层叠和二元复合等构图方式，纵览中国距今7000年以来不同地域、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先后出现的彩陶、玉器和青铜器，艺术构图法则大都未超出其外。 “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白陶，的确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白陶，广大南方地区的白陶器物形态、纹饰与它的传承关系都很明晰。”韩建业说。  洪江高庙遗址出土陶器上的鸟头纹 文明起源再认知 鉴于高庙遗址出土遗存的重要性，考古学界多位大家曾表示过对相关考古报告出版的关心。 “考古报告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将发掘所见遗存，在报告中复原到原堆积中所在的层位，和客观地描述所见遗存，并正确地表述其释放的信息”，“成功的报告所处学术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则如《史记》”，贺刚还记得，张忠培先生曾这样叮嘱他，希望他对高庙报告要“下司马迁那样的大功夫”。 李学勤先生也曾在给贺刚的回信中写道：“高庙发掘报告尤盼早日完成出版，将是学术界一件大事。” “张先生的话听起来平实，但做起来还是有难度的。”贺刚坦言。 高庙出土的陶器碎片有数十万片，且部分散见于受水解钙分子严重污染的贝壳堆积地层中，凌乱、破碎，仅是将碎片化的材料整理组合成辨识度更清晰的“模块”，贺刚带领的团队就花了足足两年。 接下来的十年，贺刚没有周末、不分昼夜，写起报告来常常夜不能寐。 刻划纹、戳印纹、压印纹、拍印纹、剔刻、填彩与彩绘、刻划符号；太阳纹、兽面纹、鸟头纹、鸟翅纹、山形纹、叶脉纹、网格纹、带状纹、波浪纹、飞鸟载“亞”形纹、飞鸟载八角星纹……准确辨识与统计、分类陶器上的纹饰，耗费了团队大量的时日。 “如果没有那么较真，这个报告其实可以完成得快一些。”但贺刚不愿意那样对待如此重要的史前遗址材料，仅仅是为了弄清高庙遗址白陶原料的来源，贺刚及团队就曾在沅水流域洪江市高庙、双溪，辰溪县征溪口、泡潭、牛溪、付家湾、二头湾，怀化市鸭嘴岩，中方县龙井，溆浦县梁家坡等十处地点取土测验。 当这部长达424.8万字的洪江高庙考古报告面世时，王仁湘表示，“学界已经盼望很久了”。 这份报告能为学界带来怎样的材料支持与观念启发？ “我希望是关于文明起源的重新认知。长期以来，我们受西方学界影响，认为文明起源的要素在于文字、青铜、城市。事实上，一些举世瞩目的文明并不都具备上述元素。这些年，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探索，我们已将复杂化社会的开始定义为文明起源进程的肇始。”贺刚阐释。 “距今6000—5000年前的庙底沟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逐步受到了重视。我认为，高庙先民的创造与发明，于文明起源而言，尚有可商之处。”贺刚提出。 何为“文明”？贺刚认为，人类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各种发明创造的总和，都可视为“文明”，它应该涵括人们在自然科学、政治思想、哲学、制度、宗教、艺术、数理以及物质生产等诸方面的成就。 “希望高庙文化遗存的发掘与整理，能为重新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构成要素，提供一些启发。”贺刚说。（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韩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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