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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生活在江南小城，常常穿行于一条条古色古香的“弄堂”，脚底板拍打青石板的滋味并不比走在别的大街小巷舒适些，因此也毫无什么特别的感觉。曾几何时，随着一股“国际大都市形象热”在神州大地风行披靡，全国城镇都争相要把“made in China(中国造)”的品牌改换成“made in USA”，于是无数老城的古巷小弄在推土机的轰隆声中倏然消失。物以稀为贵，弄堂少了，古董行将绝迹，“人在弄堂行”的日常生活竟也成为充满诗意的艺术画面。 在历史文化古城和依山而建的山城重庆，也有一条条古色古香的《寂静的小巷》。重庆值得我怀念的地方很多，但不知为什么，在山城小巷的青砖小道上漫步所见《山城小景》的记忆却是那么深刻：从步步高的石条梯坎爬上去，走过道旁紧挨着的一栋栋青瓦灰砖老房子，那石灰斑驳的白墙、陈旧漆黑的木门和古典味十足的花格玻璃窗，无不投射出传承千百年、具有山城地貌建筑特征的典型性格。家家户户的二楼窗前，挂着一串串大小不等的腊肉香肠，每一块肉肠都诠释着寻常百姓家庭的天伦之乐，掉下的特殊熏香气，散发着一种不同于江南弄堂风味的古朴民俗。
就像北京的胡同、上海的里弄一样，山城小巷本身就是一种朴实、地道、不经修饰和化妆的巴渝文化。20年过去了，不知道我曾经在重庆城走过的那条《寂静的小巷》是否无恙？也不知道那幅由石墙、木屋构筑的原始《山城小景》是否安然？重庆从古老的巴子国走到今天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目击过多少刀光剑影，历经了千年风雨沧桑，作为山城历史的见证，小巷承载了千百年的记忆。我知道，今天的山城小巷当然也难以逃脱推土机制造的现实，然而不管怎么样，只要还有一条——哪怕只是一条小巷依然存在，山城的历史文化就将继续被连载下去。 山城小巷只是流入巴渝文化大河中的一条溪流。巴渝文化和三峡文化、抗战文化是三股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大河，一起汇成了重庆历史文化的主流。在悠久绵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巴渝文化孕育的山城儿女，从古代巴国蔓子将军、三国时巴郡守将严颜、明末巾帼秦良玉、辛亥志士邹容，到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四位出生于巴渝之地的朱德、陈毅、聂荣臻、刘伯承（以及还有四位出生在古代巴国领地的彭德怀、林彪、罗荣桓、贺龙），无不体现了重庆儿女特有的刚毅品格、叛逆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胆识。在巴渝文化中，连巴人歌、“巴渝舞”也是那么舞风刚烈，音乐铿锵有力，突出表现了巴人剽悍、勇武的性格特点。 重庆和与它毗邻的成都，是同处于大西南的双城，二者在成长发展的道路上彼此消长、相辅相成。由巴山与蜀水的不同文脉所孕育出来的两城儿女，以“巴出将，蜀出相”的方式分工合作，、密不可分的地构筑了大西南的文明。巴蜀之地两座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各自的风采和魅力，在大西南的文明史上各领风骚，成为共同照亮四千年巴蜀文明的双子星座。 四千多年前，岷山深处的古蜀人来到山下的平坝（即川西平原）并定都于此，成都郊区的广汉三星堆，就是四千多年前古蜀国的城邦遗址。殷末周初，蜀已走上了中原逐鹿的政治舞台，当时的蜀王协助周武王打败殷纣王，蜀就成了周朝的封国。而以强悍著称的巴族，是当时也生活于川的另一支古老民族。他们以阵前唱歌跳舞、“歌舞以凌殷人”的方式，在助周灭纣中立下赫赫战功，被武王“封宗姬于巴”，在汉水上游建立了巴国，首府设在江州，成为重庆的最早建都。 在秦统一中国之前，重庆和成都是在巴蜀土地上的两个中心，巴、蜀两个独立的小国。巴国位于长江沿岸的山区和丘陵地区，巍峨的高山，低回的河谷，承载起重庆三千年的文明史。蜀国则处于“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的川西平原，造就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的“益州（成都）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而成帝业”。 “川东巴国，川西蜀国”的局面形成后，巴蜀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为争夺领地，又发生了激烈的战争。蜀强巴弱，巴王不敌，便求助于秦国。秦惠王派大夫张仪率秦军攻蜀，秦国在今广元市昭化地区打败蜀军，大军入蜀，蜀国灭亡。为加强中央集权制，秦国在蜀地设置蜀郡，秦大将司马错重筑成都城，作为蜀郡首府。张仪在灭蜀后，一不做，二不休，又灭了视秦为救星的巴国，设置巴郡，仍以江州为治所。 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并没有随巴蜀国界的不复存在而泯灭，蜀地的成都人和巴渝的重庆人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比和较劲。然而正是在这种对比和较劲中，蜀人和巴人共同推动着四川历史车轮的前进。 巴、渝双城中，重庆又因是两江和三峡的近水楼台，而占了天时地利的优势。长江从巴城的右路涌来，嘉陵江从渝地淌过，两江相遇急撞后激起滚滚波涛，其势如万马奔腾，浩浩荡荡地同归而下，在重庆城的朝天门形成了“千顷波涛汇东流，雄吞双江入胸中”的“朝天汇流”。而三峡这一长江上最为奇秀壮丽的山水画廊，也被重庆牢牢地围在它宽阔的怀抱之中。由山城儿女创造的巴渝文化和由历代名士谱写的三峡文化，使重庆文化变得如此地璀璨夺目。 站在朝天门广场前端的护栏，极目远眺，一个个乘舟远去的背影依稀可见；侧耳倾听，一首首回响于史空的诗歌余音不绝—— 青年李白怀着“遍谒诸侯，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踌躇满志，“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沿着千里蜀江，从峨眉山经平羌江、清溪、渝州（今重庆）向三峡进发。乍离乡土，对这个青少年生活过的山清水秀的蜀地，不免难分难舍。江行见月，抬头仰望，寄情千里光，怀着依依惜别的情思，直到“思君不见下渝州”，留下了“峨眉山月歌”一曲名篇： 早岁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宏大理想的杜甫，到头来却是一事无成两鬓白，年老多病，亲朋零落，不得不离开成都，携家乘舟东下，经过渝州、忠州。飘泊在浩渺的大江上，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只沙鸥，诗人在无比寂寞中吟下名作《旅夜书怀》，对人生发出了深沉感叹： 与妻子有着深挚感情的李商隐，婚后常常久别，他们结婚不到12年，妻子便死了。即使在那12年中，到处飘泊的他也不能和妻子经常团聚。在他身居遥远的异乡巴蜀时，曾给长安的妻子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夜雨寄北》，表达了对妻子的无比笃爱和相思之情： 唐代诗人对巴渝文化的一个特殊和突出的贡献是对《竹枝词》的传承、宣扬和发展。作为巴渝、三峡文化的代表，“竹枝词”的被重视并被著于文人诗作，使这一地区民歌在文化史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首先应当归功于唐代诗人。顾况、白居易、刘禹锡、李涉和晚唐五代时期巴蜀人皇甫松、孙光宪等均有竹枝词传世，而李白、杜甫的一些诗歌也可以看作是对巴渝、三峡地区民歌的录作或仿制。 元和十四年(819年)，在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任上的白居易，接连写了四首《竹枝词》。其中第一首写的是巴东巫峡，在一个凄清的残夜听着《竹枝》的歌唱，歌声使得山上的寒猿和林间的暗鸟都为之悲啼： 瞿塘峡口水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
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暗鸟一时啼。 而对创作和普及“竹枝词”作出最多努力和贡献者，则是被挚友白居易称为“诗豪”的刘禹锡。刘禹锡曾被朝廷贬官于楚湘、巴渝一带多年，特别注意收集民间歌谣，丰富自己的诗料。他在吸收巴歌题材和风格的基础上，先后创作了著名的《竹枝词九首》、《竹枝词二首》和《堤上行三首》，都是民歌风格的七言绝句，为唐诗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曾经有巴渝、三峡地区生活经历的刘禹锡和白居易，在各自的诗作中更屡屡说到“竹枝”： 对“竹枝”结下不解之缘的刘禹锡，还留下了能唱“竹枝”的有趣传说，连在白居易《忆梦得》的序文中也提到：“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足见“竹枝”的特殊魅力，使诸多唐代文人倾倒迷醉。由于受“竹枝”影响的唐诗创作者们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宣传，使这种民歌形式连同其朴实清新的文化精神流布四方，从而赋予唐文化以原生态的新鲜营养，不能不对当时的主体文化形式发生影响。 
抗战时期的特殊情况和地位，使抗战文化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应运而兴。抗日战争期间，大批进步作家、艺术家群英毕至，汇聚山城，“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使重庆文学艺术空前繁荣。重庆的“中国抗战文艺”以其独特风貌载入世界近代文艺史册，以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和政治讽刺诗三大体裁为主体的诗潮激荡山城，抗战期间的重庆报业也迎来了空前鼎盛而竞争也最激烈的时期，平民百姓对来自上海的电影演员组织的话剧演出趋之若鹜，而以革命先烈在白公馆、渣滓洞与敌人进行殊死斗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 在此期间，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发表于《新民报》第二版的副刊“西方夜谭”，立即在重庆引起轰动，一时使得政治气氛十分紧张的山城平添了几分风雅：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46年5月23日，《新华日报》上出现了一段文字，是在《新华日报》转载了华中版《新华日报》署名锡金的《咏雪词话》加的编者按：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把重庆抗战文化推到了顶峰。《沁园春·雪》不是抗战文化史诗的句号，而是将这篇史诗提到一个新高度的惊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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