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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三年,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心路历程之2020年

 呼吸科的故事 2022-12-10 发布于浙江

三年前,一场百年未遇的世纪大瘟疫在武汉爆发,接着一波波疫情席卷全球,至今已造成600多万人死亡(有专家估计实际死亡人数是2-3倍),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而我们的生活、工作也受到巨大冲击。可以说这三年,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过得非常不容易。笔者作为一名曾经参加过武汉抗疫的首批医务人员,这三年来不仅关注着COVID-19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也关注这场疫情的方方面面。今天,我想和大家谈谈这三年来我的心路历程和所思所想。

三年前,一种不知名的传染病突袭武汉,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敏锐感受到危险的到来。2020年春节,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就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准备奔赴武汉一线抗疫。回想当时的情景,妻子的担心、父母的鼓励和儿子的稚嫩,至今历历在目。大年初一,正是大家合家团圆 时候,有无数医务工作者已经忙碌起来了。从科室主任到医院领导,给我们准备各种物资,然后和省里各地市队伍集合,一起开往那个沉寂的大城市。(参看《众志成诚,保卫大武汉》)

虽然,我经历过2003年的SARS,虽没有亲历一线,但是我的同事参与过SARS病人的救治,对此也有所耳闻。一路上,大家说实话也是有不少忐忑不安的心情,不知现实情况会如何。好在我们边上有一位大姐--来自邵逸夫医院的吴晓虹主任安慰和鼓励我们,因为她曾经参与SARS的救治工作,而当年在杭州的救治是很成功的,因此这一次她又是主动请缨参与武汉保卫战。

那一晚不眠之夜,无数人在相互鼓励,相互打气,我也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对我的关心,今天我的手机刷屏了,在和平年代,没有什么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没有什么比瘟疫更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大家一定要配合政府和医务人员的安排,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

来到武汉,经过2天的休整和培训,第三天开始正式上岗,接替下已经连续一周没有休息的武汉同行(参看《武汉的兄弟,你们辛苦了!》)在和武汉同行的了解过程中,我隐约感受到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凶狠且狡猾的“对手”,它的传染性很强,但很多时候又很隐蔽,让你无从察觉。在这里可以分享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例子是一位重症的患者,最后转送到金银潭医院,依然救治无效死亡。这个患者在弥留之际还在的纸条写下歪歪扭扭的一行字:“将我的遗体捐给国家。”可是据他的妻子所说,在患者发病前全家人的聚会上(有十多人),只有他一个人发病,其他人没有症状。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浙江队一位队员,她有亲戚在武汉,春节前也是全家人聚会,结果聚会后有多人出现发热咳嗽症状(考虑是新冠病毒感染,但当时条件所限,没有确诊),可是在场年龄最大的老奶奶却安然无恙。

武汉的同行告诉我们,他们在2019年底就陆续发现有不少家庭全家人患肺炎来就诊,呼吸科的门诊也比往常增加不少。还有些病人自己症状轻微,但是诊治过的医生却症状明显。

不过,呼吸科医生只有一位被感染,其他医生却得以保全,而其他内科和外科则是大面积感染,关键之处就在于呼吸科医生平时就有佩戴口罩的习惯,所以推测关键还是口罩的保护作用最主要。

当时,由于缺少防护服,最初他们医院成为定点医院之时,医务人员自己从网上购买口罩和防护服,防护服一件在三四百元,所以他们不舍得用完就扔,于是出病房脱下后还用酒精喷+紫外灯照射,重复利用多次。

由于疫情的原因,他们已在医院工作二周,下班也只能在医院附近的便捷酒店里住宿,也无法和家人相聚。所以,中国医务人员其实真的很伟大,为了人民他们不怕牺牲,冲锋在前,但却因为其他原因遭受责难和辱骂,甚至我还亲眼见过一位被殴打的当地医生。

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一开始是想让我们浙江队分出三个队,分别管理门诊、病房,但是武汉医院的医务科长主动提出,考虑到门诊语言方面的困难,以及风险较大,因此让我们多管一个病房,而门诊则由当地医生负责。这样安排更加合理,也体现了医务人员之间照顾彼此的情谊。

上图,我们和当地医生一起讨论病情

每天,我们按部就班的工作,我尽可能收集和整理尽可能多的病例,包括影像资料,每天还阅读很多文献和公众号文章,制作课件和编成学习材料。同时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也写了大量的公众号文章,分享我对新冠疫情和疾病的认识。

现在回头去看,我觉得COVID-19疫情给医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挑战在于我们遇到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曾经致病力也很强,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巨大;机遇则是促进了我们对病毒性疾病认识的深化,核酸和抗原检测水平快速提高,疫苗和药物研制的飞速进展。

对于我自己而言,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和学习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理解循证医学的精髓,不盲从不迷信权威,相信知识和理性的力量。在最初几个月中所暴露出的人性的光辉与丑陋、社会的复杂、观念的对立和冲突,阶层的撕裂和矛盾,在后续的岁月里不断以各种形式上演着。

我回来之后,有不少叫不出名字的同事主动和我打招呼,总是称我“英雄”或者“勇士”,说第一批出发的人是真正的勇士。其实,我不敢以这些名称自居,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我应做的事情,在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帮他一把,另外这样的经历也能成为我人生中不可多得的财富。

上图 当时我们的工作场景

在病房工作的时间里,我和队员们都小心翼翼,互相检查我们的穿着是否严实,穿着大白(防护服),戴着双层口罩和眼罩,冬天里眼镜常常会起雾,做一点体力活就感觉有些吃力。不过,好在我们都严格做好防护,因此全队上下没有一人感染,我们安全了,全社会才能安全。

当时我们从病房出来时脱防护服和口罩、眼罩、手套是分了三个相互隔离的房间,需要按步骤严格执行流程,我们有些非常谨慎的队友,甚至要花10分钟完成全部流程,反观之后乱穿防护服,在社区采样点没有分区脱防护衣的乱象,让我感慨,如果真的有人感染了,我们很可能是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上图 我们所在楼层的示意图

疫情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得到控制,其实出乎我和不少队员的想象,我们能在短时间内搭建好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能够迅速改建好方舱医院,以及全社会强大的动员能力,都体现了中国在危难关头,民众的凝聚力和政府执行力在全世界都是一流的,也让我们对祖国充满了信心。

武汉疫情在短时间内扑灭,也说明了我们只有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才有可能有效地控制疫情。这是客观事实,不受意识形态、观念、信仰的影响。所以当疫情在全球蔓延开的时候,我震惊于欧美这样发达的地区,民众的基本科学常识弱化得一塌糊涂,长期以来的错误观念误导他们,以及政府不作为,以至于疫情扩大所带来巨大损失(参见《疫情中,欧美国家究竟犯了什么错?》)。

疫情结束后,回到日常工作,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如同往常一样,病房大门没有限制,也不用采核酸。可是当疫情再次在各地陆续涌现之后,病房大门有专人管理,每周采核酸,进医院要扫码又成了日常的习惯。

看着新闻里全球疫情的变化,与之相对我们国家总体疫情平稳,不少留学生回国,我们不少人会感慨祖国把我们照顾得太好了。那时,已有不少科学家认识到,新冠病毒已经不可能彻底清除了,我们要抓紧时间研制疫苗和药物,用科技赢得这场战争。

2020年秋,我们国家疫苗开始进行全民接种,由于疫苗最初产量还不多,所以最早的供应对象是给医务人员和其他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我作为最早接种疫苗的医生,在很多人还在观望的时候,我坚决第一个报名去注射疫苗,我认为医务人员在这次疫情中要勇于作表率,否则大众的质疑和观望情绪会更明显。

在全民宣传普及,以及各级政府的努力下,我们疫苗接种水平提升很快,但是仍然有不少质疑的声音。诚然,疫苗也有一些不良反应,极少数人可能还会遇到严重不良事件,更让人恐惧的是我们根本无法预测谁会发生严重不良事件。但是科学的态度是我们要用概率思维去理解生活中的事情,你不接种可能的危险是多少,你接种后发生风险是多少。正如我们坐飞机出现坠机的风险是百万分之一,难道我们就不坐飞机了吗?

第一年疫情仍在持续,各国都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这场疫情给我们全人类带来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我们国家在严防实守的过程中,在保卫人民和保障经济发展,实现全面脱贫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一步,而房地产的打压和教辅机构的困局也使得社会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疫情的第二年,我们又迎来了什么?我们下期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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