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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1950年七月下旬我父亲受伤的那次剿匪战之后，部队又陆陆续续和土匪打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经过了一段时间反反复复的清剿之后，残匪们早已被我军吓破了胆，他们再也不敢集中力量和我军周旋，于是重新化整为零，纷纷隐匿在岩洞、深山密林等鲜为人知的地方，企图伺机继续和人民对抗到底。根据当时的剿匪形势，一团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合在一起并肩作战，以前一个团分成营来剿匪，后来就以连为单位追击土匪，再后来又分成排来继续搜寻残匪，一直到50年的国庆节前后，独立一师一团协助二师清剿土匪的行动终于顺利地告一段落。从五月下旬到十月，历时四个多月，一团为了剿灭拒不解散、继续作恶的土匪，一直辗转在鄂西南来凤一带和湘西龙山县的崇山峻岭之中，这支习惯了在平原作战的部队，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战士们只有一条信念：彻底歼灭土匪，让老百姓能够早日安居乐业！
当时土匪虽然基本上已被歼灭，但部队还不能就这样撤走，因为有解放军在老百姓心里就踏实了，如果部队走了老百姓又担心隐藏在暗处的土匪会卷土重来，于是我军就以排、以班为单位分散驻守在各处，相互支援，先后建立了区分队，使残匪毫无立足之地。 毛主席当时说过：“我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部队以工作队的形式纷纷下到各个乡镇，继续发动群众进行肃清残匪、打击恶霸的斗争。50年国庆节以后，我父亲和连里另外八人被抽调成立了临时工作组，来到了来凤县的一个坝（可惜具体地名父亲忘记了，只记得最后是一个坝字） ，在当地一面发动群众揭发隐藏得很深的土匪，一面进行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父亲说着，神色变得凝重起来，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原来工作组在走访当地群众时了解到一件令人气愤的事情：以前独立二师某部在这一带曾经和土匪进行过一次遭遇战，当时敌我双方各有伤亡，我方牺牲了一名战士，战士们和当地的百姓怀着悲痛的心情一起将这位战士埋葬在山上，并郑重地举行了葬礼。由于部队还要实行新的战斗任务，埋葬好这位战士后就离开了。谁知部队刚转移不久，土匪们又卷土重来，其中侥幸逃脱的土匪头子正是当地一个恶霸地主的儿子，他回家时听说这位牺牲的战士被掩埋在山上后，这个对解放军一直恨之入骨的土匪头子带着家里的几个狗腿子竟然跑到山上抛尸掘墓，把战士的遗骸扔进了一个大约二十多米深的地洞里！ “当时我们工作队的组长是一个副排长，他从当地百姓那儿听说牺牲的战士惨遭土匪抛尸后立即组织工作队开会，大家听说后义愤填膺，一定要为死去的战士讨回公道！”父亲说着，神色激动起来，当时组长带着工作组还有一些群众一起来到了那个财主家，财主和他的土匪儿子早已不知去向，但家里还有几个狗腿子，狗腿子们见大事不妙，只得老老实实地带着大家来到地洞口，上面几个狗腿子用绳子拉着，下面一个坐在一个大篮子里一步步下到地洞里，把战士的尸骨找了回来，重新装回了棺木里，并让他们几个抬着，在山上重新安葬了。当时有很多群众都跟着一起上了山，并和战士们一起在那位牺牲的战士的坟前行了军礼，还有不少群众跪下磕头，当地的百姓见解放军敢于和自己惹不起的地主斗，和土匪斗，更加坚定了他们勇敢参加剿匪和反霸的决心，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很快就调动起来了！
在1951年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父亲所属的独立一师一团圆满完成了增援独立二师剿匪并协助地方建立新政权的任务，分散在各地的连队再次集中在来凤县城，居住在城北的一个不大的营区里。这里虽然是一个山区小镇，但原先还是一个抗日根据地，这儿不但设有军营，还有个小飞机场，不过跑道是由土块和石头建成的。在这一次集会中，分别了半年多的战友们又欢聚一堂，场面好不热闹！从1950年5月底奉命开往恩施到年底，历时整整七个月，独立一师一团协助二师将鄂、湘、川边地一带的匪患彻底铲除，并及时组织工作队发动群众展开了清匪反霸以及土改等运动，人民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为了进一步佐证湖北军区独立一师以及我父亲所在的一师一团1950年协助独立二师即恩施军分区（当时二师在恩施已成立军分区，因此也称恩施军分区）参加剿匪的这段历史，我开始试着查找相关的史料，要寻找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并非易事，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有幸在《当代中国将帅丛书》之《王树声传》（王树声为杰出的军事家，解放后被授予大将军衔，时任湖北军区司令员）一书中查找到了相关的史料记录，现摘录如下：
1950年5月2日，由于政治委员李先念（湖北省委书记）的主要精力用于抓地方工作中央军委任命王树声为湖北军区司令员，军区工作的担子便落在了王树声的身上。为了迅速消弭匪患，1950年5月中旬王树声与军区政治委员李先念决定，全区部队在前期清剿的基础上转入边缘区联合会剿，鄂西地区以消灭股匪为主，其他地区则清剿残匪。 根据王树声的指示，5月初，位于鄂西北九道梁地区的独立第一师第三团在四川巫山友邻部队的配合下，越界剿匪，将窜于川鄂边境的“川鄂人民自卫军”击溃，先后迫使匪总司令宋大香、参谋长吴顺旺、纵队司令宋彩凡、李殿成等投降。鄂西北地区的剿匪部队又先后向巫溪、兴山、巴东等地搜剿，迫匪“江北游击队”司令谭英甫、大队长贾澈贵投降。该区部队还组织飞行小组先后从四川、陕西等地捕回匪湖北保安第十八旅旅长夏俊卿、政治主任宋秉彝、团长何正元等多名重要匪首，至6月底鄂西北地区的主要匪首被捕获。 5月19日 与李先念联合签发向中南军区《关于湖北军区清匪部署的报告》。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当局派遣特务潜回大陆，勾结残匪，发展特务组织，建立“地下军”，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湖北全区残匪一度活跃。其中，原在大别山的匪首周醒民被蒋介石任命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先后搜集散潜匪特组织了5个大队近百人，该地区的“经门道”、“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也在匪特操纵下，蒙骗发展会众2万余人。 这时土匪的活动基本是依靠边缘区、偏僻区和人民政府工作薄弱的地区进行袭扰。除鄂西边缘地区还有较大股匪外，一般边缘区土匪多采取小型精干的武装，昼伏夜出，时聚时散，用欺骗利诱和杀害等手段控制群众，使群众不敢接近人民政府，甚至有的被土匪利用；在军事清剿压力大时，多以化装活动，插枪隐蔽，实行“人枪分家”，清剿压力放松时，又持枪进行骚扰和破坏，有的跑到城市及外省长期隐蔽，进行破坏并待机再起；他们还组织反动会道门，散布谣言，煽惑群众，有机可乘时，则操纵和利用群众，制造暴乱。封建地主土匪武装逐渐特务化，在政治上更加狡猾反动，破坏性和危害性更大。 根据匪情变化，王树声要求全区部队实行工作队化，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清匪。 下面两段是书中关于我父亲所在的独立一师一团的剿匪记录： 为了清剿边缘地区的土匪，恩施军分区把6、7月定为“剿匪突击月”，先后在鹤峰、来凤、利川、宣恩、咸丰等县边缘地区组成9个指挥部（所），以90%的部队投入剿匪。为了加强鄂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军区将独立第一师第一团调至恩施军分区与独立第八团组成南线剿匪部队，进剿瞿波平股匪。第一、第八两团首先在龙山招头寨打乱了瞿匪之指挥机构，歼灭匪第四支队第一大队队长彭镇南以下70余人，继之以一部兵力控制要点路隘，防匪乘隙窜扰，另以一部兵力反复清剿，先后将匪第九纵队副司令覃介民和支队长张晓南捕获，击毙匪大队长姚绍茂，给南线股匪以严重打击。恩施军分区两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38次，歼匪2224人，缴获轻重机枪10挺，长短枪800余支。 7月，恩施军分区部队虽给匪以严重打击，但由于该区与川、湘两省毗连，地形复杂，边缘区会剿尚未组成，以致股匪仍能骑墙跳跃，乘隙流窜。8月，该军分区调整了剿匪部署，并开展了“剿匪荣誉竞赛月”，确定以歼灭南线股匪为主，重新组织了巴（东）建（始）恩（施）指挥部和宜（恩）鹤（峰）龙（山）指挥部，以1/3的兵力工作队化，组织内线清剿；以2/3的兵力由点到面，内外结合，展开对土匪的全面进剿。8月中旬，来凤县大队在王卯屋基地区歼灭了瞿波平匪部第六纵队第二支队张让生部70余人。9月，第一团在龙山西南的安抚司、小坳地区反复搜剿，结合政治瓦解，先后争取匪支队长向成先以下300余人投降。 （以上三段选自《王树声传》第十四章 清匪肃特，保卫新生人民政权） 读着这一行行详实而又厚重的历史史料，回味着父亲对我讲述的那段不寻常的剿匪经历，我的心情似波澜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岁月悠悠，当年那战火的硝烟早已渐渐散去，多年前我父亲和战友们剿匪经过的鄂西北恩施、来凤、湘西龙山等地的崇山峻岭现在早已成为令人向往的风景名胜了。我一字一句地记录着父亲当年参加剿匪的这段光荣经历，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心灵也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洗礼，对于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这句话我不再觉得是一句泛泛而谈的空话。我多想有朝一日，穿过鄂西南、湘西那茂密的崇山峻岭，踏着父辈曾经走过的崎岖小路，登上当年父亲他们和土匪进行激战的那个山头，重温那场剿匪战的一幕幕激烈的场面。到那时，我一定要站在那个平顶山的小山峰上，对着苍茫的大山呼喊：“我敬爱的父亲，以及所有参加过剿匪战的英雄们，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共和国永远为你们感到骄傲！因为在那庄严神圣的国旗上，有你们曾经抛洒的一腔热血！”
以上为我父亲回忆录中有关剿匪的部分原稿，后经我详细询问补充了不少细节。
我父亲的回忆录《忆三十年从军岁月》其中包含剿匪部分，收录于《记忆年华》一书，2017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风华正茂的父亲
人到中年的父亲
2019年国庆节，88岁的老父亲获得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 作者简介：笔名云木欣欣，1989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学高级教师。欢迎朋友们关注闲梦山月，让我们一起营造一片诗意的天空，守住一方心灵的净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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