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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与刘伯承两位军功赫赫的开国元帅，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军事家、一代主将，他们在军事谋略方面上的有勇有谋，甚至是在革命生涯上的功绩都有着很大的相同之处。 然而，身处在环境极其复杂的战争时代，再加上他们各自的脾气性格、文化素质、处事方法都有着大不同，所以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面产生了分歧，造成误会，最后形成了很深的纠葛。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这些误会与纠葛又多多少少地被带进了双方的工作里，更严重的甚至是让两位元帅产生极大的冲突。 而这两位开国元帅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误会？又有着什么样的恩恩怨怨呢？  “川中名将”刘伯承 刘伯承出生在四川的一家贫苦的农民家庭。5岁开始读私塾，12岁接受了新式教育，由于15岁时父亲病故，家庭条件极其困难，所以被迫辍学，在家务农。年纪小小就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使得他养成了坚强朴素、艰苦奋斗的习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地都掀起了起义、独立的风暴。刘伯承对革命武力感到惊奇，毅然走上了从军之路。 当时，许多亲朋好友并不赞成他的做法，但是他却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  于是他就剪掉了辫子，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强烈信念和富国强兵的伟大抱负，毅然决然地投身学生军，进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中。 1912年，刘伯承凭借文武兼优的成绩进入了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在学堂中，他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加练动作要领，认真钻研各个兵法家的著作。在学堂的时间里，养成了刘伯承严谨细密，勇敢无畏的性格和良好的军事素养。 在1913年，孙中山发动的“第二次革命”中，在四川与北洋军进行作战，刘伯承跟随部队。他奋勇当先，但是由于首次作战没有经验，到了敌人面前发现自己的人大多数还没有跟上来，只能退了回去。 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仗就没有打好，给刘伯承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8月份，刘伯承吸取了首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在部队转攻泸州附近的寒场坡的战役中，他事先对战士们进行了组织动员，并且在队伍进攻中抓住了敌方的薄弱环节，一举打入敌人阵地。 刘伯承在这次的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受到了上司的称赞，不久之后就升为了连长。  1920年-1923年间，每逢作战，刘伯承都会被张冲旅长委任为第一路指挥官，率领队伍主力作战。而在这期间，全国政局动荡，四川的政治风云更是多变，军事斗争大多数都转变成为了军阀混战。 刘伯承始终认为自己站在的是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是为了正义而战，更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战。 在1923年的四川讨贼战争中，刘伯承指挥第二混战旅。他首先采用长途奔袭的手段，速战速决一举击垮了叛军的一个旅，然后又在成都东南的龙泉驿坚守了四个白天黑夜，抗击了超过自身数倍敌军的猛攻，最后保卫住了成都城。 从此，刘伯承“川中名将”的声名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战事紧张，共识难求 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之间鲜为人知的恩怨，是起源于1933年2月开始的第四次反“围剿”。 1931年12月，刘伯承进入了中央苏区。由于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领导了泸州、顺庆起义，具有较高的资质。所以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之后，刘伯承被升为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位，进入苏区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  就是这个时期的反“围剿”战争的进行，红三军团攻打南丰受挫的战事发生了，于是彭德怀视刘伯承为洋派教条主义的前台人物。加上临时中央对于刘伯承的器重，实际上把他作为洋派代表人物身不由己地被推进了“土洋之争”。 这个时候的刘伯承，希望能够让红军战略战术水平有更进一步的提高，先后发表了一些“游击主义”的理论文章，都是针对于毛泽东、林彪、彭德怀等人，指出这些战术并不能实行大兵团群体作战，不能打正规战。 彭德怀十分不满：“按照他刘伯承的说法去打，与国民党硬碰硬，我们红军的老本都要输光了。” 林彪也是不乐意：“游击战怎么就不好了？红军就是依靠游击战才起家的。从井冈山打到中央苏区，这可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打正规战？拿什么和人家去打？让他刘伯承一个人去打吧！” 两位主将说的都是真心话，他们从一次次的实战中感受到了游击战的真谛，所以特别反感刘伯承的文章。先入为主，这件事让他们两个对刘伯承形成了不好的印象。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上，“洋派”的指导思想犯了不顾客观实际的兵家忌讳。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命令我方军队实施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战略方法，实行进攻作战来彻底击溃敌人，并且命令首先要围攻南丰城。 南丰城位于赣东南的平原地区，地势开阔，群山环抱，丘陵起伏，不仅方便集结队伍，更方便实施群体作战，所以国民党军把这个地方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一个重要据点。  红三军团第三师担任的是主攻南丰的任务，国民党军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守卫南丰。然而国民党军有近万人，第三师仅仅只有两千的人马。军团长彭德怀接到这个任务后大为震惊，十分不满，直向周恩来报怨： “这是哪个人的鬼主意，蠢嘛！南丰城易守难攻，并且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子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我们就这一点儿穷家底，打得下来吗？” 周恩来也是有苦难言，只能劝道：“老彭，这是中央下的决定，命令已经下达了，还是打吧！” 事实果然如彭德怀料到的一样，进攻南丰城并不顺利。  红三军团向南丰城发起进攻，国民党军凭借着坚固的工事进行激烈反击。红三军团一直激战到大半夜，已经有了400余伤亡，并且三师师长彭敖和两个团长牺牲了，可是城外的敌军却被摧毁还不到一半。红军的进攻被敌军的火力死死压制，根本无法接近城墙。 彭德怀见我军受到如此大的重创，心如刀绞，不禁火冒三丈，骂道： “照着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家底都要被打完了！什么正规战、攻坚战，这全部都是刘伯承瞎指挥！再照着他这样弄下去，我们打得赢个鬼！赶快给我撤！” 周恩来知道战况时也是心疼不已，而更为严重的是：增援之敌已经纷纷出动，企图从三方合围正在攻城的红三军团。 前方局立刻下了判断，不等到请示临时中央和后方局，就命令红三军撤出南丰城战场，以避免攻城红军身处被内外夹击的危险处境。 然而彭德怀不知道的是，刘伯承根本不同意强攻南丰城。刘伯承对周恩来发给后方局的电报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前方局身处战局，最具有发言权，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可是当时项英等听不进去刘伯承的看法。 最后在关键时刻，周恩来等人毅然对战略作出了一系列的调整，指挥队伍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最终，红军取得了歼敌3万、俘敌过万的重大胜利。  由于彭德怀并不知道当初刘伯承反对强攻南丰城的真相，所以就把一系列的错误的指挥全部算在了刘伯承的头上。可遗憾的是，当时的战事吃紧，两位都没能够心平气和的沟通一下。 就军事理念上来看，彭德怀把刘伯承当做是洋派教条主义是一种误解。 事实上，当初刘伯承在进入红军作战指挥的核心以后，发表了对于“游击主义”的批评文章，其实是基于在他自己的军事阅历上，希望红军能够对战略战术水平能够有一个大提升，用来适应反“围剿”的需要。 争论“百团大战”，产生误会 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百团大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发生的一次最大规模、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百团大战在仅前三个半月，进行了1824次战斗，重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在1944年的相关军队系统座谈会上，刘伯承作出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到了在战后仍然争论不止的“百团大战”的问题。 在报告中，刘伯承对“百团大战”的功绩表达了肯定，但是也指出了其中的不少缺点。他认为总的来讲，“百团大战”是属于一场胜利的大战役的，但是同样也存在了不少战略方面的错误。 比如：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我军过早的暴露了真正实力，而不是以弱示敌，让敌方掌握了我军的真实情况；我军仓促上阵，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正规战与游击战互相结合的传统优势，仅仅只取得了比较片面的政治影响……  对于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并没有针对彭德怀，而是对他自身指挥的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 在百团大战期间，一二九师肩负的是收复榆社、破击正太铁路等等的一些艰巨任务，兵力损失严重，但是有的伤亡明明是可以避免的，总的来说，就是由于彭德怀的一次错误指挥导致了一二九师如此大的损失。 1940年10月30日，彭德怀严令一二九师的6个团对日寇冈崎大队进行围剿。这伙敌军在逃窜途中破坏了一部分八路军兵工厂。彭德怀怒不可遏，下定决心一定要全部歼灭这支敌军。 然而，这只敌军却压制住了一二九师的多次进攻。令彭德怀更是愤怒，下出再次强攻的命令。 这时的刘伯承特别着急，立刻向彭德怀打出电话：“彭总，不能照着这个样子去打，这样的攻坚不值得，我们等到晚上再收拾他们。” 彭德怀则在电话的另一头喊道：“我不能等！我一定要现在把他们拿下！” 刘伯承同意也是来火了：“你这样做是赌气！是蛮干！” 彭德怀再次咆哮起来：“我拿不下关家垴，我一定撤你一二九师的番号。”说完就把电话扔了。 这个时候，刘伯承气愤的泪水直往外溢：“这个彭德怀，我真是拿他没办法。” 在指挥所里，左权严厉批评了彭副总司令。冷静下来的彭德怀也是后悔不已：“等到把仗打完了，我一定向他请罪去！” 最后，一二九师以不小的伤亡歼灭了日寇冈崎大队，伤亡人数甚至超过了日寇数量。  当此次战场结束，彭德怀见到了刘伯承，紧握他的双手，满怀歉意地说：“伯承兄，小弟向你赔罪了。”刘伯承摆摆手，显然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刘伯承在报告中对于百团大战的批评，其实仅仅是对于整个晋冀鲁豫的抗战工作做出的总结而已。更甚的是，对于这些问题，刘伯承结合了自己，作出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是一直主张独立自主地展开山地“游击战”的，不得不承认，刘伯承在“百团大战”中存在的失误以及作出的评价是恰当的。 随后，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刘伯承作出的报告交给大家进行讨论。即使彭德怀打出了胜仗，但也对此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性格直爽的彭德怀肯定是想不通的，毕竟是刘伯承最初在公共场合里提出了对于百团大战的批评，贡献如此之大的战争到最后备受批评。尽管后来传的一些东西越来越走样，但是，彭德怀对与刘伯承的不悦是可想而知的。 批判教条主义，元帅检讨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毛泽东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国外进行学习，反对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首先是学习了苏联的“一边倒”，社会上各行业都争相聘请苏联人作为顾问，军队方面更甚，直接以学习苏军的经验为主，不但有请的苏联的军事顾问，课程和训练设置也都是搬照苏联，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致使全盘苏化。 1957年以后，又开始排斥苏联的“一边倒”，将学习苏联统统称之为是教条主义。  于是，刘伯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因为他在军事工作和军队建设方面同苏联有 着极大的渊源。反教条主义的风一刮，刘伯承所创办的南京军事学院就不再平静了。 陈赓、黄克诚大将对军事学院进行了走访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们有学习压力是很正常的，学员们还年轻，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军事学院里面根本不存在教条主义。 但是，调查组交给上面的报告却与陈赓等人的调查结果大不一样。在这份报告里表示：学院里的许多同学都感觉到反对教条主义的必要性…… 此报告一出，身为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自然是难逃干系。中央军委看过报告之后，彭德怀：“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一定在军事学院！” 很显然，彭德怀是否定军事学院的教学的。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并不同意报告里的结果，对彭德怀的表态很不认同，他觉得：把南京军事学院扣上“教条主义大本营”的帽子并不合适。 然而，萧克的意见却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他与彭德怀所写的表达意见的信，成为了“攻击彭总”的罪证，被人说成是挑刺，挑国防部的刺，挑彭总的刺。 这时的刘伯承敏感的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向党委写信表明，必须要重视反教条主义的思想检查。  1958年，刘伯承的身体状况已经是越来越差，于是他向毛泽东和彭德怀致信，诚恳的请求辞去南京军事学院的所有职位。刘伯承的辞职信，很快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廖汉生为新任院长，钟期光为新任政委。 可是，刘伯承承揽过错的举动，并没有能够阻止反教条主义的深入发展。1958年，彭德怀在为期两周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中心讲话。 提出了反教条主义“是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给所有的“教条主义者”都称之为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 在会议上，毛泽东也作出了直接批评：“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但是不能当成是死条条来啃，如果马克思和列宁在的话，一定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 话说到这里，毛泽东语气加重：“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会这样说，我认为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起，在军事方面。完全就是教条主义那一套。在抗战时期还好一点，而在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入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搞起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 毛泽东这番话的分量可是不小。 随即彭德怀也是板着脸色，顺着毛泽东的话题说道：“刘伯承身上有着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仅仅是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也有吹鼓手、抬轿子的。大家可不要忘记了，在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我们的同志的！” 毛泽东与彭德怀的讲话，使得斗争越演越烈。 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接到了军委指示，连忙赶回北京参加会议。这个时候的刘伯承对于眼前自己的处境十分清楚。但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同志门不受牵连与处分，只有自己当众检讨，才可以避免事态的扩大。 刘伯承拖着病重的身体回到了北京，毛泽东表示关照：“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只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 邓小平也表示：“刘伯承同志工作认真，也很尊重组织。他今年六十六，并且有病在身，不要弄得太紧张。” 但是，深明大义的刘伯承为顾全大局，坚持带病出席作检讨。 66岁的刘伯承被人搀扶在讲台，在他的检讨里，不仅有实事求是的情况阐述，更是有违心的自我批评。他把所有的罪名都扛了下来，把自己刻在“教条主义”之上。整篇检讨中，刘伯承曾多次哽咽，说不出话。 检讨结束后，直到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刘伯承总算是过关了。 然而，在现实里，刘伯承想要保护同志的愿望被狠狠击碎。 事情发展在最后，反教条主义的斗争逐渐走向高潮，斗争十分激烈。最后竟然还揪出了一个“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被贴上了“反党分子”的标签。这个时候的他们，没有说话辩解的权利，只能坐在批斗会上的被告席默默接受批评。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泪洒怀仁堂，而以他为领头人物的萧克、李钟奇、郭天民等等的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另外，其他大批的同志们都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分，进行降职降级处置，结果淡出军界，最后才使得这场斗争降下了帷幕。 直到1980年秋，邓小平指出：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是错误的。徐向前元帅更是指出：建国后办了很多的军事院校，有很大的成绩，但是，吃了两个大亏，一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二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1987年，中央军委纪委在第十五号通报里，为曾经身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遭受了政治迫害的同志们给予全部彻底平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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