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从哪儿开始呢？ 这个问题，我在白纸前问了自己几十遍。似乎我必须找到唯一的那句话，它就像一把能够让我进入写作，并立即消除所有疑虑的钥匙。今天，最初的惊愕已经过去了（“这真的发生在我身上吗？”），为了直面我想象出来的恐惧，一种需要占据了我的身心：今晚，我被邀请来到此处，我得找到那一句能让我自由而坚定、毫不颤抖地说出来的句子。 这个句子，我不必去很远的地方找。它突然就出现了。它尖锐而充满暴力，精辟而不可辩驳。六十年前，我在日记中写道：“我写作，是为了给我的阶层复仇。”它呼应了兰波的呐喊：“我永远属于劣等族群。”我当时22岁，和许多来自当地资产阶级的男孩和女孩们一起，在一所外省大学里学习文学。我傲慢而天真地认为，就算我是失地农民、工人和小商贩的后代，就算祖先因行为举止、口音、缺乏教育而深受蔑视，写作并成为一名作家，足以弥补因家庭出身而遭到的社会不公。个人的胜利能抹去几个世纪以来的统治和贫穷，这是学校通过我的学业成就在我心中培养出来的一个幻觉。我的个人成就如何弥补我遭受的羞辱与冒犯？我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有不少借口。 自从我会识字起，书就是我的伙伴，阅读也自然成为了我课余的消遣。这种兴趣是由我的母亲培养出来的，她自己也喜欢在接待顾客的间隙阅读，她更喜欢让我读书，而不是缝纫。书本很贵的，而且在我上的那所宗教学校里，读书往往会引发猜疑，这都让书变得更加令人向往。《堂吉诃德》《格列佛游记》《简·爱》《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大卫·科波菲尔》《飘》，还有后来的《悲惨世界》《愤怒的葡萄》《恶心》《异乡人》……决定我阅读的，通常是机缘巧合，而不是学校的规定。 选择做文学研究，从而留在文学之中，成为了我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这种生活方式使我将自己投射到福楼拜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中，如文字一般地活着。文学是一块让我不自觉地与我所在的社会环境相对立的大陆。我将写作理解为一种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几个出版商对我第一部小说的拒绝，并没有压抑我的欲望和骄傲——小说的唯一优势就在于，对寻找一种全新可能性的尝试。在一个性别角色被定义、避孕被禁止、堕胎被视为犯罪的社会中，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之间有重大的差异。我有两个孩子，还有教职和家务，这些都让我离写作越来越远，离“为我的阶层复仇”的承诺越来越远。我读到卡夫卡《审判》中的“法律的门前”时，看到了我自己命运的象征：还没穿过那一道为我而设的门就死去，而有的书只有我才能写。 不过，这没有考虑到个人和历史的偶然性。我的父亲在我回家度假的三天后去世了；在我担任教师的班级里，学生和我有着相似的底层出身；全球爆发抗议运动：所有这些因素都以意想不到、敏感的方式把我带回了我的世界、我的“阶层”，并赋予我的写作欲望一种隐秘而绝对的紧迫性。我不会再沉浸于20岁时那种“什么都不写”的虚幻之中，我要做的，是深入挖掘那些记忆中被压抑的、不可言说的部分，去揭示我的阶层是如何生活的。写作是为了理解我与自己的本源日益疏远的原因，不论这原因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 在写作上，任何选择都是有源可溯的。 那些移民或是背叛了自己阶级的人，操着一种和父母截然不同的语言，使用着一种全新的说话方式。总之，他们用另一套语言来表达与思考，他们面临着额外的挑战，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他们已经熟练地运用了这种语言，并在文学作品中瞻仰其魅力，与此同时，他们也能感觉到，用这种习得的语言来书写自己的出身环境是多么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是一个本源的世界，一个由细微的情感构成的世界，在那里，语言用于描述日常生活、工作状况和社会地位。一方面，他们学习用语言来命名事物，尽管带着些许粗暴与沉默，比如加缪《有与无之间》中那番精彩的母子对谈。另一方面，他们内化了那些饱受尊崇的典范作品，并认为是这些作品帮他们打破了本源世界的界线，给了他们阶层上升的可能。他们认为那才是自己真正的故乡。于我而言，福楼拜、普鲁斯特、伍尔夫都是我的文学家园，但当我重拾写作时，他们并没有给我帮助。我教给学生们高雅的词句，但我需要做的正是与它们割席，从而暴露、理解并拔除我所经历的撕裂感。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种嘈杂又喧闹的语言，这种语言饱含愤怒、不屑与粗俗，反叛而激进，往往是那些被侮辱的和冒犯的人们才会使用的，似乎只有通过这唯一的方式，我们才能回应那些萦绕记忆的蔑视与羞耻，以及对羞耻的羞耻。 很快，我就有了一个不言而喻的选择，我无法再设想别的出发点：我将社会撕裂感的书写编织进自己充满反叛的学生时代，那个在地下诊所堕胎的女性会被法国政府判刑的时代。我还想写少女时期在我的身体中所发生的一切，比如月经来潮、对身体快感的探索。就这样，尽管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在我发表于1974年的处女作中，我已经找到了自己写作语言的最终领地，这块领地既是社会的，也是女性主义的。 从那时起，为我的阶层和我的性别进行的复仇，合二为一了。  怎么可能只叩问生活，却不叩问写作本身？怎么可能不去追问，写作到底是加强还是破坏了被广泛内化的表达方式？通过暴力和嘲弄，反叛的写作难道没有反映出被统治者的态度吗？当读者享有文化特权时，他用同一种居高临下的倨傲态度来看待书中人物和现实人物。这就是为何从第四本书开始，我采取了一种中性客观而“平平无奇”的写作，其中不包含任何比喻和感情的流露，因为我想讲我父亲的故事，而我要破除那落在他身上的高傲凝视。这一凝视意味着一种背叛，让我无法忍受。文字的暴力不再显现，因为暴力就来源于事实本身。时至今日，无论书写对象为何，我会长久地思考如何找到一种词语，能同时囊括现实，以及由现实引发的感觉。 继续在写作中使用第一人称对我很重要。 在大多数语言中，一旦我们学会说话，我们便通过第一人称而存在，直至死去。在文学中，第一人称经常被视为自恋，因为它指向作者本人，而非描述一个虚构的“我”。需要指出的是，“我”以前是贵族在回忆录中讲述战争荣光时的专属人称，而在当今法国，“我”作为18世纪民主思想普及的成果，肯定了个体之间的平等和每个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卢梭在《忏悔录》的第一版引言中就写到：
激励我的并不是这种属于平民的骄傲。但我渴望使用那阴阳同形的“我”，就像渴望使用一种能捕捉感官体验的探索工具：周遭世界随时随地为我们带来新的感觉，这些感觉同时又被记忆掩埋。“我”作为感觉的存在条件，既是我的向导，又是我求索道路中真实性的保障。但使用第一人称到底是要达成什么目的？对我来说，这既不是为了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不是为了让我从自己的人生秘密中解脱，我要达成的，是破译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状态、一些事件或一段恋爱关系，从而揭露那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存在、才会进入他人意识、他人记忆中的东西。谁能说爱、痛苦、哀悼和羞耻不是普世的？维克多·雨果曾写道：
但如我们常说的“这事发生在我身上”，个人的经历并不能用同一种的方去解读。如果书中的“我”以某种方式变得透明，来让读者的“我”可以完全融入书中的“我”，那么，这个“我”便超越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 这就是我对写作的承诺。 我并不是为某一类读者写作，而是从我作为女性和移民的经历中，从我度过的漫长岁月长河拾起的记忆中，从当下不断涌现的情境和他者的话语中，汲取写作的力量。这一承诺成为了我在写作时不断敲响的警钟，支撑它的是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一本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击碎压抑的孤独感，赋予他不一样的思考方式。当无法言说的事被笔揭露时，它就是政治性的。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女性的反抗，她们打破男权的话语，奋起反抗，就像在伊朗，那里的女性正在与最古老的困境战斗。尽管我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写作，但我仍会不断地发问，女性在文学领域里究竟占据着怎样的地位。事实上，她们还没有获得创作的合法性。当今世界上，包括在西方知识界内，对于一些男性而言，女性写的书根本就不存在。他们从来不会引用女性的作品。瑞典学院对我作品的认可，对所有的女作家来说，都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 在揭露无法言说的社会问题，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受到的阶级、种族以及性别相关的潜在权力关系的过程中，存在着个体乃至集体解放的可能性。破译现实世界、剥掉它身上由各种语言染上的观念和价值论断，就是颠覆其既定秩序，推翻其等级制度。 但我不会把这种受制于读者接受度的文学写作的政治性，和在面对事件、冲突和各种思想时必须采取的立场混为一谈。我成长在战后的一代，这一代的作家、知识分子认为将自己定位于法国政治，并参与社会斗争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没有人能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呼吁和承诺，事情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在当今世界，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和转瞬即逝的图像造成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别具诱惑力。但与此同时，在欧洲（仍然被以俄罗斯为首的独裁者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暴力所掩盖），自民主国家中，一种倒退和封闭的意识形态正在抬头。这种意识形态建立在排斥外国人和移民、抛弃经济弱者、监视女性身体的基础之上。对于我，对于所有坚持人类价值平等的人而言，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应该肩负起警惕、审慎的责任。 我被授予了最高的文学荣誉，这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在孤独和怀疑中进行的写作和研究。它并没有使我眼花缭乱。我不认为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我将其视作一场集体的胜利，这既不是出于骄傲，也不是出于谦虚。我与那些以各种方式希望人类拥有更多的自由、平等和尊严的人们共享这一荣誉，不论其性别、种族、肤色和文化。我和那些为子孙后代着想，希望保护因少数人逐利而变得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球上的人们站在一起。 若是回顾我二十岁时立下的“为我的阶层复仇”的承诺，很难说，我是否已经实现了它。 正是从这个承诺中，从我的先辈们，那些在生活的重担下辛勤劳作，最终早早逝去的男男女女中，我得到了足够的力量和愤怒，有了在文学中为他们留出一席之地的愿望和雄心。这些重叠的声音从很早以前就一直伴随着我，让我得以接触到另一种世界与另一种思考方式，甚至让我试图反抗和修改最初的承诺，从而将我作为一名女性和阶层叛逃者的声音铭刻在那个始终标志着解放的地方——那便是文学之所。 文字 | 安妮·埃尔诺的诺奖演讲，Charlotte、太宰猫、白夜 译 编辑 | 阿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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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吕杨鹏 > 《20221205-20221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