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直到1820年，诺福克的农民还在轮耕，伦敦的律师照常出庭办案，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依然在输入食糖，萨塞克斯的绅士仍然在搞竞选，德文的水手驾船的方式与1760年毫无二致。在这60年中，拥有土地的乡绅和贵族也没有丧失他们的优越地位。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是全部都变的，连所谓的过渡时期也是这样；也没有一个时期是一成不变的，连所谓稳定时期也是如此。
但是在许多人眼中，所发生的变化却是非常重大的，例如乡村劳动者的茅舍在圈地运动中消失；乡村儿童被送进棉纺织工厂做工；手工织机在机器织机面前败下阵来；小成衣工匠变成大工厂老板；农民因战时利润而致富，因此1820年的英国与1760年的英国存在着根本的不同。的确，居住在一个由650万人迅速发展到1200万人的国度里，只此一点，就会令人感觉到巨大的不同。 人口激增只不过是乔治三世时期英国的若干变迁之一。同样重要的是工业革命，它把蒸汽动力运用到纺织、炼铁、矿山机械和牵引轮船火车之上。重要性仅次于工业革命，而且影响更为广泛的是农业的改良和手工制造业的扩展，真正将英国变为世界工厂。
人口、农业和工业方面的变化，是英国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核心。这些变化，彼此互相影响，也和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其他变化交织在一起，构成19世纪英国的工业、城市、民主和帝国的基础。在这个基础里，最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一个人丁兴旺、万民温饱的国度。 人口与食品的同步增加在英国历史上，很少有几件事情能够像1760年至1820年人口由650万骤增至1200万这样富有戏剧性。这一惊人的人口激增的原因，一方面是死亡率的下降，一方面是出生率的上升。这一点得到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们的认同。但是，对于这两个因素中哪一个更重要，学者们意见不一。有些人口统计学家认为死亡率下降是决定性的因素，他们认为医药和医院两者的改进减少了疾病死亡。其他人口统计学家怀疑医药或医院减少死亡之说，认为经济繁荣和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工业地区鼓励早婚，导致出生率的提高。还有学者持第三种观点，他们将死亡率降低归功于环境的改善，如住宅的改良、饮水的清洁、垃圾的处理、衣着的整洁，尤其是饮食的改善等等。人口激增造成粮食需求大增。农民们成功地满足了这一需求。
农民是怎么做到这一点呢？答案是，增加耕地，并更有效地加以利用，重点是增加耕地。18世纪，英国粮食的增产幅度约为43%，刚刚能应付得了40—50%的人口增长。此项增产通过两个方面的途径实现，亩产增加10%，耕地面积增加25%。田地利用率的提高，则一方面来自圈地运动的推广，一方面来自都铎王朝以来农业技术的改良。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以作物轮作法的推广最为重要。在诺福克郡，人们用四年轮作法播种大麦、小麦、芜菁和三叶草，田地从不休耕。芜菁和三叶草都能增加土地地力，还能用作牛羊牲口的冬季饲料，牛羊粪便则可肥田。土地的改良方式包括改善排水条件和施用石灰、白垩土和泥灰。这个世纪的农业改良家托马斯·科克通过在沙质土壤里施用泥灰，在15年时间内将他从种粮中得到的收入增加了4倍。科克还是杰出的牛羊品种改良家，他发现牛羊的选种能使它们的重量增加1倍。马代替牛作为牵引的畜力。这一切在1750年已广为运用，但农业机械的改良尚未起步。
事实上，除了拿破仑战争期间广泛推广使用的脱粒机之外，农业机械没有任何革命性的变化。如果说1750年至1820年之间农业方面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就是老技术传播到新地方，或拥有地产和雇用农业工人方式的改变。 “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和资本主义农业是英国18世纪晚期农业变化的关键因素。从1760年至1820年，议会通过了4000个圈地法案，地主阶级圈占了800万英亩的土地。圈地的第一个步骤是在1760—1780年间，通过筑篱和合并的方式圈占大量敞田制耕地；第二个步骤发生在法国战争期间，通过筑篱方式圈占荒地和公地。一个独立的土地所有者可以用最彻底的资本主义的方式推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于是农产品产量增加了，农业所需要的人手增加了，地租上涨了1倍，农村人口大增，而粮食价格下降。
但是，这些进展却付出了社会代价。小地产所有者再也守不住他们那几英亩地，茅舍农丧失自己的一小块园地，丧失公共牧场放牧和拾取谷粒的权利，丧失在荒地或森林砍柴的权利。如果按货币价值衡量的话，这些损失同大为增加的农产品和就业机会比起来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对许多村民来说，这些损失是痛苦的、无法弥补的。诚然，议会派遣的圈地委员通常会给茅舍农一些金钱补偿，给被圈占部分土地的主人一小块圈地作为补偿，但是多数茅舍农很快就把钱花光，小土地使用者多半也没有钱来重新筑篱和耕作土地，往往将地卖给大地主了事。这些人有的沦为佃农，有的去城里或殖民地谋生，多数沦为乡村无产者。他们再也不能够到公地上去放养他们的牛、猪、鹅群，在小块地上开荒种菜，拾泥炭或草柴做燃料，而且也不能作为占地者搭建栖身的茅棚。失去燃料意味着他们连面包也不能烘烤，冬天只得挨冻。而没有牛和猪，南部的食物只有面包和奶酪，北部则只有麦片粥和荞麦面包。圈地运动，还使冬季的失业情况更加严重，将乡村的茅舍农迁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强化了茅舍农的孤独感和怒气。圈地运动可是供应1200万英国人的口粮，但像许多经济增长一样，也带来了经济和社会的不公平。
一些地主意识到了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也确实同意提供小面积的园地，但很少予以兑现。那个世纪最伟大的农业权威阿瑟·扬写道：“在20次圈地中，有19次发生损害穷人的情况，而且损害的程度极为恶劣。”事实上，圈地运动只是一个意义更深远的发展变化的一部分，这个变化指的是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和乡村无产阶级的出现。自从17世纪晚期以来，英国的地主们一直在购置越来越大的地产，将田地按越来越大的单位和愈来愈短的租期租给佃农。他们逐渐将地产作为企业来经营。地主将田地抵押出去，借款购买田庄，将圈地合并重整，然后缩短租约，提高租金，招进像磨坊主那样有事业心和资本家味道的租地农场主。于是，租种15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成为变成了乡村里新的三级经济结构——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关键角色。他们是眼光锐利、办事精明和冷酷无情的资本家。在战争中发家致富后，他们就购置了漂亮的马车，盖起了宽敞的房子，摆出绅士的派头。当时最著名的记者威廉·科贝特关注这个情况，“当农民成为绅士时，农工就成为奴隶。”他们不再按年付给农工工资，而是改为按星期付工资，以便在下霜之后就将工人辞退。而且，他们也不再让农工住在他们家里。在北部，因为要与制造业竞相招募工人，所以，租地农场主每星期要付11—13先令的工资给农工。但是在南部，人口激增使工人供过于求，工人没有选择工作的机会，租地农场主每星期就只付7-9先令，剩下的全是自己的盈利。 市场经济和商业精神风行农村地区地主与租地农场主的地租和盈利在1790年到1820年之间几乎上涨了1倍，而农工的实际工资仍然不变，仅够维持生计。在那些由一两个地主控制的封闭教区，茅舍或被拆除，或还没有建成。为什么要建那种房呢？那只会招引贫民而提高贫民的比例。于是，被剥夺的贫民就只能涌入开放教区的那种只有一个或两个房间的土筑茅屋，或挤到邻近城镇的贫民窟里去。这些地方都是拥挤不堪的，常常又冷又湿。
18世纪最冷的三个严冬，在农业歉收的1795年创造了最冷的记录。有些地主为了缓和一下新兴资本主义式的压榨，把那老一套的家长作风搬了出来。那时正值法国革命战争，面包的价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于是柏克郡的治安法官在斯宾汉姆兰德召开会议，投票决定对工资不敷生计的工人发放贫民救济金。议案出于慈善目的，反映了旧时代的乡绅的慈爱精神，但在事实上却产生了恶果。因为这诱使租地农场主们继续保持低工资，也使能够独立的农业工人去领取救济金。要是教区答应补足2先令，那么为什么要付工人们9先令，而不付7先令呢？要是教区把懒惰和勤劳者的工资拉平，那么为什么要卖力干活呢？《斯宾汉姆兰德议案》不是议会通过的法案，只是一个由柏克郡的治安法官们通过的议案，并没有在全国统一执行。但是在世纪之交，为低工资者提供教区救济的做法在南部普遍推行，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工人的赤贫化。尽管这种以救济金补助工资的办法1834年已经很少使用，但工人工资却没有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地主们越来越富裕，农工却贫困不堪，他们的工资仅勉强维持生活，常常连住的小茅房也没有，使用公地的权利也被剥夺，成为被抛弃者和被压迫者。
但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农民将谷物产量从1760年的1700万夸特增加到1820年的2800万夸特。产量大增的原因在于圈地运动的发生、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和有效农耕方法的推广，而不是因为农业技术方面出现了突破。 结语如果说1760-1820年间发生了农业革命的话，那么这种革命发生在地产和劳动组织上，而不是发生在作物轮作制上。这种资本主义化程度更高的组织形态，与工业领域更为激烈变革完全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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