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物叙事 // 从青铜器铭文看历史人物

华民 2022-12-11 发布于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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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伯虎盨西周洛阳博物馆藏

在河南省洛阳市东郊分布着西周贵族墓葬群，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发现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召伯虎盨，现珍藏于洛阳博物馆。

这件召伯虎盨通体呈椭圆形，器壁微鼓，两侧附耳高于器口。器盖上有两组两两相连的扁钮，连接处形成优美的弧线。若取下器盖翻转放置，器盖可作另一件食器、器盖上的扁钮可作器足，一器两用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器身下腹四周饰以弦纹。器底有四条以兽面纹装饰的柱状足，与常见的圈足盨相比，这种柱状足的形制十分独特。整件器物造型庄重典雅、纹饰古拙简练，是一件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佳作。

青铜盨，流行于西周中晚期，春秋后期渐渐消失，有说此类器物是从青铜簋演变而来。《说文》中记载：“盨，负载器也”。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铜器“兽叔盨”的铭文中提到：盨是用来盛放稻米、高粱米等食物的器具。

与商朝相比，在西周贵族用于随葬的青铜器中，酒器的数量明显减少，主要因为西周王朝建立后，周公颁布了禁酒令《酒诰》，明令禁止贵族过量饮酒，因此西周贵族在随葬品方面减少了酒器，更加注重盛食器的使用。这件召伯虎盨是在一座保存较完整的西周贵族墓中出土的，随之还出土了鼎、壶、盘、匜等青铜器，其中盨出土了两件，这件召伯虎盨是其中工艺较为精湛的一件。

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是商朝的甲骨文，因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当时的人们迷信神灵与巫术，这种思想充斥着社会，因此占卜十分盛行，而甲骨文正是在卜甲与卜骨上记录占卜活动使用的文字。现存的甲骨文资料大多出土于商王朝统治中心，也就是今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一带。除甲骨文外，商朝的一些青铜器上也存留有文字，常见于青铜器内壁上，称为“铭文”、“金文”或“钟鼎文”。但一般字数较少，使用一个字或几个字的情况比较常见，字形结构原始，分布没有明显的行列，内容一般为部族或宗族名、人名等。

西周王朝建立后，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宗法、分封、礼乐、世袭制度，他的思想为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儒家学说奠定了基础。因此周人逐渐摆脱了迷信思想的束缚，思想更加趋于理性。西周时期的铭文，在商代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铭文字数增加，出现了几十字、数百字的长篇文章，内容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字形趋于规范、行列分布规整，笔画流畅、结构严谨，书写有了明显的书法审美意识。比如1890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的“大克鼎”，还清晰保留着为了规范行列所设置的方形界格，而文字书写、铸刻于方格之内。青铜器的铭文艺术尤其在西周中期达到了一个高峰。

召伯虎盨铭文

这件召伯虎盨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它的器盖和器底内各有铭文两行八字，内容为“召伯虎用乍朕文考”。“朕”是第一人称代词，指我、我的，在先秦时期，普通人也可以自称“朕”，自秦始皇之后，“朕”才成为皇帝专用的称呼，一直沿用至清代。“文”有美、善、显赫、伟大的含义。“考”是古人对亡父的尊称。由此可知这件青铜器是召伯虎为祭祀自己显赫伟大的亡父制作的礼器。根据器物铭文内容来看，这座墓葬可能是召伯虎的父亲幽伯之墓。

召伯虎是西周晚期厉王、宣王时的名臣召穆公，也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姓姬召氏，本名“虎”，谥号“穆公”。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厉王时与民争山林川泽之利，百姓不得随意樵采渔猎，引起国人强烈不满。召穆公以“民不堪命矣”劝谏，周厉王不仅不采纳，还指示卫巫监视敢于发表不满言论的国人，发现敢言者即行处死，在厉王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在路上偶遇亲友不敢打招呼，更不敢相互交谈，只能用眼神示意，道路以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召穆公以“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劝谏周厉王，但刚愎自用的周厉王并不纳谏，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最终爆发了国人暴动。

“国人”是对当时居住在国都之人的称呼。公元前841年，愤怒的国人冲入皇宫，周厉王无法应对，于是带着亲信仓皇出逃彘地（今山西霍州一带）。国人没有找到周厉王，转而寻找太子静。召穆公将太子静藏在家中，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求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迫于压力将自己的儿子假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国人杀掉。《竹书纪年》载：“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史记.周本纪》载：“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当时国中无君，于是由召穆公与周定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此后，公元前841年被称为“共和元年”，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公元前828年，厉王在彘地辞世，召穆公与周定公拥立太子静继任王位，成为周宣王。在这段历史中，召穆公为后世留下了“共和”这一政治词汇；留下了“防民之口甚于防水”、“为民者宣之使言”等治国理念。

西周中后期，周王室不断受到淮夷的侵扰，周宣王六年（公元前822年），宣王派召穆公领兵征伐而大获全胜，淮夷之乱就此平定，周宣王对召穆公进行了封赏。《诗经.大雅.江汉》中歌颂的正是这件事。此后，召伯虎率领众人南下，在周朝京师以南的地方营建城邑。城邑的修建十分顺利，工程很快就完工了，召穆公的功绩使周王的内心非常安宁，这也正是《诗经.小雅.黍苗》歌颂的事情。

周宣王励精图治、任用人才，使周王室重新振兴起来。《诗经.大雅.烝民》载：“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此外，召穆公孜孜汲汲，辅佐周宣王巩固了王室的地位，促进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使百姓安居乐业，免受外来势力的侵扰，因此深受百姓爱戴。

但人终究是多面性的，很难用简单的词语评判，正所谓“人无完人”。如今，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史籍与文献的记载了解召穆公，还可以通过文物跨越时空的阻隔，获取与人物相关的更多信息。

“六年琱生”青铜簋西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迄今为止，与召伯虎（召穆公）有关的文物，除了洛阳博物馆珍藏的青铜器“召伯虎盨”之外，还有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西周晚期青铜器“琱生簋”，因铭文中有“六年”字样，称为“六年琱生”青铜簋，器内底有长篇铭文一百多字，记载了六年四月甲子这一天，召伯虎来到了贵族琱生家中，对琱生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那场官司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平息了，你可以放心了”。琱生听后大喜，命家人设宴招待召伯虎，并且将一件玉壁送给了召伯虎。除这件青铜器外，还有一件“五年琱生”青铜簋，传珍藏于美国耶鲁大学博物馆，除了铭文中有“五年”字样外，在大小、形制、纹饰、铭文内容等方面与“六年琱生”青铜簋几乎一样。由此不难看出，琱生时隔一年，两次铸造青铜器记录相同事件，反映出这件事情对琱生是非常重要的。

琱生尊（两件）

这究竟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呢？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扶风县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其中清理出两件大小、形制、纹饰、铭文内容几乎一样的青铜尊，内壁各有长篇铭文一百多字，其中一件铭文记录的时间为“五年”，另外一件为“六年”，铭文记录的是召伯虎帮助贵族琱生平息官司的事件，因此称为“五年琱生尊”和“六年琱生尊”。通过铭文内容可知，周厉王时期，贵族琱生为扩大自己庄园，私自开发田地、收养奴仆，触犯了周朝的制度，周王知道后非常生气，让召伯虎处理此事。琱生赶忙去请召伯虎的母亲帮忙求情，并将珍贵的铜壶赠与，又去向召伯虎的父亲求情，将华美的玉璋赠与，又送召伯虎母亲丝绸与玉璜，召伯虎最终答应了琱生的请求放过了他。由此，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清晰的浮出水面，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到了不同的召伯虎（召穆公），留给后人思考的同时，他的勤勉与功绩却也无可否认。

2015年4月，膴膴周原——宝鸡周原青铜器瑰宝展在洛阳博物馆开展，来自河南洛阳的“召伯虎盨”、来自陕西宝鸡的“五年琱生尊”共同在展厅亮相，这是在时间长河中多么难得的一次相聚。那些珍贵的青铜器铭文，为研究2800多年前的社会历史和召穆公这位在古代史上留下独特印记的历史人物提供了生动而具体的资料。

相关资料：

召穆公的先祖，正是西周初期的国家重臣召公。召公，姓姬，名奭，在周武王灭商后，将他分封于北燕。《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在周成王执政时，召公与周公一起营建洛邑、辅佐成王，并且以“陕”为界（今三门峡一带），分治两个地区。《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召公非常受到百姓爱戴，有一次巡行乡邑，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召公离世后人们非常怀念他，因此将那棵甘棠树保护起来，不忍砍伐破坏，留下了“甘棠遗爱”的佳话。《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在《诗经.召南》中有《甘棠》诗一首，正是为歌颂召公而创作的。

相传洛阳的宜阳县就是召公曾经在甘棠树下办公的地方，根据史籍的记载来看，古时这一带应该曾有一座召伯庙。《括地志》记载：“召伯庙在洛州寿安县西北五里。召伯听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树，后人怀其德，因立庙，有棠在九曲城东阜上”。《括地志》是唐代初年李泰编著的地理学专著，根据记载可知为了追忆召公，寿安县曾设有召伯庙，而“寿安县”既是今天河南省洛阳市的宜阳县一带。

宜阳，在战国时就已置县。东魏时期名为“甘棠县”，“天平四年（537年），置宜阳郡,辖宜阳、南渑池、金门三县。另设甘棠县,属新安郡”。隋代仁寿四年（604年），“甘棠县”改名为“寿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