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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回到祖国后，各方势力仍然紧紧盯着他的动向，甚至还暗中筹划了无数次的暗杀行动，对此，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派人保护他的安全。 中央派了大量的警卫保护钱学森的安全，但是，尽管警卫队人员众多，但都在外围秘密保护他。因此，他的身边至少需要一个贴身的安保人员。考虑到这个问题后，周恩来总理决定为他加派一名警卫员贴身保护，这种待遇在当时可是绝无仅有的。 根据中央相关规定，只有“四副两高”级别的人才被允许配备警卫秘书的。 所谓的“四副”是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两高”是指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钱学森刚刚回国，身份也只是一个科学家，原本，按照规定，不应该给他安排警卫秘书的。但是，鉴于当时紧张的形势，周总理还是亲自为他从中南海抽出了一名警卫。 经过反复考量，一位名叫刁九勃的警卫进入了周总理的视线。他曾在18岁时赴朝鲜战场保家卫国，在条件艰苦的战场环境中锻炼了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回国后，由于他在抗美援朝作战中的英勇表现，被调入了工作。此后，他多次出色完成各项警卫任务。因此，周总理在选人时，一眼便看中了他。 一天，刁九勃收到了新的调令，来到了北京一处十分僻静的四合院里。来之前，他接到的命令是：保护一位十分重要的领导。上级只交代他这次任务至关重要且要注意保密，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要保护的这位领导究竟是谁。 刁九勃进去后，只见书桌前端坐着一人埋头工作，听到动静后，那人才抬起头来，看到刁九勃后，他立即从凳子上起身欢迎道：“你好，我是钱学森，以后就靠刁同志多多照顾了。” 
直到这时，刁九勃才知道原来自己将要保护的人就是刚刚回国便大名鼎鼎的钱学森。虽然不理解钱学森做的工作，但他知道自己一定要保护好钱学森的安全。 上任当天，刁九勃便立刻围着钱家四处绕了又绕，仔细地将周围的情况摸了个清楚，对于哪里可能会有特务藏身，哪里相对安全，刁九勃已经观察地一清二楚了。随后，他又将原来在外围保护的警卫员叫到一起，进行了重新安排，在之前踩过点的几个方向都部署了新的警卫力量。 此外，刁九勃还安排警卫人员在钱家进行24小时巡逻，一旦有可疑人员接近，他便马上上前查问。不论是什么人，所有来钱家拜访的人都先要经过刁九勃这关。 他让门口值班室先登记下来访人员的信息，然后再打电话给钱学森，得到同意后才会放行。除了来拜访的人之外，就连每天送菜的商贩都难逃刁九勃的检查。 后来，刁九勃还负责起了钱学森在科研方面的简单辅助工作，钱学森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但无论多晚，刁九勃总是陪在他身边，这也是为了防止有特务在晚上行动。 不过，刁九勃毕竟是个人，身兼数职，还要每天晚上熬夜，难免会感到疲累。 一天晚上，刁九勃没忍住打了一个哈欠，钱学森看到后，便知道他犯困了，对他说道：“刁同志，若是困了，你就先回去睡觉，不用一直陪着我。” 刁九勃迟迟不愿意，说道：“刘有光少将交代过我了，我把您的安保工作做好，比打了胜仗还有意义。我是一刻也不能松懈的。” 钱学森见自己劝不动刁九勃，只好由着他了。 但是，这件事情也让他刁九勃意识到必须制定更加合理的工作计划，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迟早会让自己的身体垮掉的，于是，他重新修改了值班表，给自己留下了休息的时间。 
到1964年时，钱学森的研究工作已经到了十分紧要的关头，他每天留给自己的休息时间也越来越少。刁九勃见他如此辛苦，曾多次劝他休息休息，但连续工作了近10小时的钱学森却十分精神，他兴奋地说：“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成败在此一举，这个时候我可不能休息。” 这时，台湾方面也对大陆的科研事业十分关注，钱学森作为我国研究项目的领头羊，自然首当其冲被针对。 对此，台湾方面派出了一个名叫陈炳宏的特务，从深圳进入大陆，并一路北上，来到了青海西宁。当时，西宁办事处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陈炳宏来这里的目的不言而喻。 到了西宁后，陈炳宏借用儿子的关系，认识了西宁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在聊天中或多或少地收集了一些情报。 不久后，陈炳宏计划带着情报回台湾去。然而，让他没料到的是，当他准备登船离开时，受到了海关人员的盘查。一番查问后，海关人员直觉这个人有问题，拦下他后，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赶来审问，没撑了多久，陈炳宏便交代了自己的身份，除了收集到的情报外，他更透露了一个秘密：他们正在筹划暗杀钱学森等一批研制尖端武器的科学家。 不过，由于警卫队密不透风的保护，他们始终没找到接近钱学森的机会。但是，他们已经想到了一个低劣的办法——投毒。幸好刁九勃还会对钱学森的饮食安全进行详细检测，因此，他们的投毒行动没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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