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曹操传》是怎么写出来的？
张亚新
写作《曹操传》，是整整三十年前的事情了。而当时伏在案前专心致志写作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三十年前，我还是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一名专职研究人员，主要的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上世纪90年代前，花了很大的精力研究建安文学，先后撰写、发表了有关建安文学的研究论文三十余篇。建安时代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曹操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不仅以一代雄主的身份大力奖掖文学，自己还有赫然可观的创作成绩，在这方面即使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是无法与之比拟的。就在这个研究建安文学的过程中，我比较深入地认识了曹操，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相关资料，于是为曹操写一部传记的想法逐渐滋生。但曹操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曹操所生活的时代又是一个纷纭复杂、波谲云诡的时代，要为曹操写一部传记，无疑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加之当时出版学术著作已相当艰难，因此我迟迟未敢动笔。就在这时，我得到了中州古籍出版社编审张弦生先生的鼓励，于是终于下定决心，将《曹操传》的写作排上了日程。
我将写一部怎样的《曹操传》？这是必须首先想清楚的。我为自己确定了写作的三个原则：一是真实，二是全面，三是深刻。
真实，就是要根据有关史籍的记载原原本本地写出曹操的一生，所写一定要有依据，拒绝想象和虚构。我所依据的史籍，主要是陈寿的《三国志》及其中随处可见的裴松之注、范晔的《后汉书》、房玄龄等的《晋书》、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还有曹操自己的著作即《曹操集》，以及《曹丕集》《曹植集》《建安七子集》等；还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校辑）等。史籍中关于曹操的记载，有的看得出来已经属于传说，但因颇能反映曹操其人的思想、性格和作风，我也打算加以采用，但在采用时要注明属“传说”，或加上“据说”等字样，以表明不欺之意。
深刻，就是不仅要写出曹操外在的活动，还要写出他的志向、愿望、谋划、思虑、忧乐等内心世界、内心活动、内心感受和内心感情，写出每次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写出曹操对推动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历史上所应享有的地位。特别是，笔下所记述的一切不仅要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还要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要具有历史的深度，还要具有今天时代的高度。
确定写作的原则后，我就开始了“备料”的工作。虽然有关曹操的材料已经大体熟悉，但我还是一切重新来过，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的搜集、阅读和整理。我将相关内容划分成了若干板块，所谓的板块，基本上就是后来的章和节，将有关材料分别收纳进这些板块中，条条块块的关系、纵与横的关系就比较清楚了，复杂纷纭的人物、时间、地点、头绪大体上就都纲举目张、眉清目楚了。板块的设置开始不那么细，随着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其间对板块又进行了若干调整和补充，使之越来越合理、细密，章节的划分、内容的排序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顺利完成。
然后正式开始了写作。由于前期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写作的过程总的说来是顺利的。其间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事情要做，有一些干扰，但总的说来干扰不算大，把别的事情做完后，写作的思路总还能很快地接续上。其间最大的一次耽搁，是在初稿完成多半后，我须调京工作，办手续、搬家，占去了一个比较大块的时间。《曹操传》的最后一章即第二十七章《身后褒贬》，是在从京回贵阳搬家时写作完成的，时间是1993年2月。贵阳的冬天比较阴冷，家中没有暖气，一天我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温度计，只有9度。家中有一个功率不大的暖风机，吹出的暖风只能在一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感受到，我把它放在脚边，虽然并没能够暖和多少，但我还是忘情地投入写作，把这最后的一章顺利地写完了。从1992年初到1993年2月，写作大约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曹操传》誊抄的原稿（90年代）
完成了一件算得上是比较浩繁的工作，内心自然是欣快的。而更觉欣快的是，我觉得自己基本完成了预期的任务，遵循、落实了预定的三个原则，其中真实、全面的原则是作为重点来遵循、落实的。因此，我在写作中自始至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了两点论和辩证法。比如，我既写出了曹操奸诈的一面，也写出了曹操坦诚的一面；既写出了曹操忌刻的一面，也写出了曹操宽厚的一面；既写出了曹操威严不苟的一面，也写出了曹操随意任性的一面。曹操爱才、惜才的事例很多，聚集在他身边的人才不仅济济可观，而且源源不断，不仅袁绍、袁术、刘表等人不能望其项背，就是与刘备、孙权相比也具有明显的优势。他如果只知一味地奸诈、忌刻、杀人，显然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在客观记述历史事件和曹操的作为、思想、性格、作风的同时，我往往也会随文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有的是在文中夹叙夹议，更多的是在文后单独成为一段。史与论结合，这种写法是有先例可循的，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在“传”之后有“太史公曰”， 班固《汉书》在“传”之后有“赞”， 范晔《后汉书》在“传”之后有“论”“赞”等。这样写的好处，是可以更好地落实“深刻”这一原则。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得以发表一些与传统意见不同的看法。比如对曹操将祢衡赶走，特别是将孔融杀掉的做法，前人颇多非议，我却认为曹操这样做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都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
对于曹操总的评价，我认为他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当时是最大的。在东汉末年那个群雄割据、国家分裂、人民流离死亡、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纷乱时代，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雄才大略，力图消弥动乱、扫平群雄、一统天下的人物，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分别统一了北方、江南和西蜀，不仅扫平了境内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在廓清政治、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而且还都想进一步统一全中国，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切实、重大的行动，对此都应给予历史的肯定。那么，他们中谁的历史贡献更大一些呢？由于主观上和客观上的种种原因，他们统一全国的愿望最终都未能实现，但就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言，曹操的贡献显然要更大一些。理由有二：一是汉末大乱主要发生在中原地区，当时最有实力的割据势力如袁绍等也大都分布在中原地区，曹操东征西讨，南北转战，是在打了一个又一个大仗、硬仗、恶仗之后最后才统一了北方的，当时，只有曹操的才能和实力能够做到这一点。相比之下，孙权的平定江南，刘备、诸葛亮的平定西蜀，难度就要小得多。二是自先秦以迄汉魏，中国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中心一直在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盛衰对于中华民族的强弱兴亡关系甚巨，因此曹操完成统一北方的大业其意义也就更为重大。后来魏国灭掉蜀国，篡魏的西晋灭掉吴国，使中国重新走向了统一，都是以当初曹操创下的基业作为基础的，就历史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对史料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有新的发现。比如曹操的女儿见于《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者仅曹宪、曹节、曹华及安阳公主、金乡公主和清河公主数人。但我读萧统《文选》卷六十陆机《吊魏武帝文》李善注引《魏略》，却发现曹操还有一个女儿高城公主，为曹操杜夫人所生，曹操临死时年纪尚幼，曹操不得不将她托付给年纪较大的四个儿子即曹丕等人，如《吊魏武帝文》所说：“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当然，由于过去的史家除后妃、烈女外一般不为女子作传，因此曹操的女儿实际上应当还不止这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