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临潭县磨沟遗址出土齐家文化铜器的分析与研究

前言

磨沟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潭县陈旗（今王旗）乡磨沟村洮河西南岸的一处台地上（图一，10），1980年调查时发现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及宋代的遗存。2008～201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联合对磨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区位于磨沟村北约100米处的遗址东北部，面积约1.2万平方米，清理以齐家文化为主的墓葬1688座。出土随葬品13000余件（组），以陶器为大宗；铜器在300件以上，除齐家文化常见的刀、削、斧、锛等工具及铜泡、耳环、指环等饰品外，首次出现一些新器类，包括项饰、臂钏、喇叭口耳环及珠、管、角帽组成的串饰，是迄今出土铜器最多的齐家文化遗址[1]。磨沟墓地的陶器组合可分两类，一类以泥质红陶双大耳罐、腹耳罐等为代表，具有典型的齐家文化特征；另一类陶器组合中部分双耳罐已初具马鞍口形，与寺洼文化关系密切[2]。结合测年数据，齐家文化晚期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750～1400年[3]，证实磨沟墓地的年代大体处于齐家文化晚期至寺洼文化早期阶段。

齐家文化阶段是中国早期冶金技术起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早期铜器主要发现于西北、北方、中原及海岱地区，西北地区发现的铜器年代早、数量多，其地理位置处于欧亚草原与中原内陆的连接地带，对于探讨早期铜器起源与文化互动具有重要意义。最早的铜器始见于马家窑文化晚期，在公元前2300～2000年，河西走廊、洮河以北开始出现刀、锥等铜器。公元前2000～1700年，从齐家文化中期开始，青海东部及武威地区发现数量较多的用铜遗存，河西走廊一带也已开始本土化冶金生产[4]。至齐家文化晚期，使用铜器的中心区域向南转移，过渡为洮河流域和青海东部，河西走廊地区则以四坝文化为主。目前已发现19处齐家文化遗址出土有铜器（图一），数量超过400件。关于齐家文化铜器的研究，以往的考古发现提供的参考资料有限，除临潭磨沟外，18处遗址以聚落居址为主，仅5处出土铜器超过10件，而磨沟墓地是洮河流域首次发现的大规模齐家文化公共墓地，数量优势及新的形制组合为齐家文化铜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于齐家文化铜器的科学分析，大体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1981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公布了部分齐家文化铜器的检测结果，涉及广河齐家坪、武威皇娘娘台、永靖秦魏家、永靖大何庄、贵南尕马台遗址出土的12件铜器[5]。1997年，孙淑云、韩汝玢公布了更完整的检测结果，并补充岷县杏林、广河西坪铜器的研究数据，涉及铜器35件[6]。结果显示，除武威皇娘娘台和岷县杏林所出铜器皆为红铜外，其余遗址均为红铜与锡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材质并存，未见砷青铜。有学者曾提出齐家文化由制作红铜发展到锡青铜，与河西走廊四坝文化存在砷铜的技术脉络有所区别[7]。第二阶段是2010年以来，先后公布贵南尕马台[8]、同德宗日[9]、西宁沈那、大通长宁[10]、互助金蝉口[11]等遗址出土铜器的相关研究成果，涉及铜器41件。结果显示，青海地区存在一定比例的含砷青铜，这意味着有必要重新探讨齐家文化铜器技术的发展历程和区域性特征。

鉴于此，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本研究对磨沟墓地2008～2010年出土的部分铜器进行取样分析，以更全面地认识齐家文化铜器的技术特征及其在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技术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样品情况及分析方法

本研究对磨沟遗址所出齐家文化铜器进行了取样分析，共取得铜器样品146件（附表），取样部位包括器物边缘残破处或碎片。样品种类主要为饰品和工具，饰品类包括铜泡14件、管28件、珠23件、角帽14件、项饰7件、臂钏6件、环4件、耳环3件及戒指1件；工具类包括铜削13件、刀4件、斧2件、锛1件及匕3件；兵器有铜镞5件；其余为一些不辨器形的铜饰、铜片、铜块等18件。基本代表磨沟遗址齐家文化铜器的主要器类（图二）。依据发掘者提供的资料，磨沟遗址出土铜器墓葬主要分布于中区、南区，本文涉及的铜器出自磨沟99座墓葬和1个灰坑内，均属于齐家文化晚期，可初步分为早、晚两段，其中早段有墓葬54座，晚段有墓葬45座和灰坑1个。

分析方法主要采用金相组织观察和扫描电镜能谱分析，样品均采用冷镶法镶样，经打磨、抛光处理后，运用莱卡（Leica）DM4000M型金相显微镜观察未浸蚀和浸蚀后的组织形貌，浸蚀剂为3%三氯化铁盐酸酒精溶液。样品经再次抛光、喷碳处理，采用蔡司（ZEISS）EVO18型高分辨扫描电镜观察微区组织形貌，同时采用布鲁克（BRUKER）Nano X-Flash Detector5010型X射线能谱仪进行无标样定量成分测定，一般选取2～3个微区面扫成分的平均值作为样品整体成分分析结果。

二、实验结果

（一）金相组织观察

磨沟遗址铜器样品中有39件完全锈蚀，其余107件可进行金相组织观察与制作工艺判断。整体而言，铸造成形46件，有4件铜器具有冷加工组织；热锻成形61件，有17件铜器进行冷加工修整，锻制成形比例略高于铸造。考虑到样品中不同器类所占比例不均，可能会影响材质类型的比例，如图三所示，热锻工艺集中于饰品类器物，工具类以铸造及铸后冷加工为主。现根据铜器的类别与形制，讨论如下。

1.铜管、角帽和珠　大多相伴出土，均为小型装饰品（图二，6～8、12～15、33～36）。组成串饰，部分管、角帽插在一起。三者数量较多，在取得的60件样品中，有40件未完全锈蚀，其中管17件、角帽10件、珠13件。三类器物均只有1件铸造，其余为热锻成形，有11件器物在热锻后进行冷加工塑型，金相组织显示为α固溶体再结晶晶粒及孪晶，晶粒细小，硫化物夹杂拉长变形，呈条状沿一定加工方向分布（图四；图五）。串饰类器物在制作工艺上有极强的相似性，器物尺寸较小且变化不大，珠、管直径多小于0.5厘米，制作并不复杂，多为薄铜片或铜条弯卷而成，热锻成形比例很大。

2.环类饰品　主要包括臂钏、项饰、耳环、环、戒指（图二，28、16、21、26、30、22、31、32、9），大小不一。由图三可知，臂钏以热锻为主，5件样品中仅1件铸造而成，大多存在铜片弯卷后未闭合的接口。项饰均素面，呈半月形，两端带穿系小孔，在5件样品中有3件热锻、2件铸造（图六），其中1件在热锻后进行冷加工。耳环直径一般在7厘米以内，手指饰品直径1～2厘米。环类器物样品数量不多，仅17件未完全锈蚀。耳环形制可分为单端扁平、双端扁平和喇叭口耳环，3件样品中1件双端口扁平、1件喇叭口耳环，均为铸造（图七）。环3件，2件热锻、1件铸造；戒指1件，铸造成形。

3.铜泡类饰品　可分四类。第一类为无钮铜泡，数量较多，常见边缘带2～4个穿孔，小者直径小于6厘米，大者可达12厘米（图二，4、29）；第二类为环形钮铜泡，表面较扁平（图二，18、24）；第三类为桥形钮铜泡，一般呈弧面，直径多小于3厘米，或可称扣饰（图二，17、23）；第四类为双联泡，单泡直径1厘米左右（图二，5）。由于大小和形制差异较大，制作工艺也有所区别。在未完全锈蚀的11件样品中3件热锻，表面均呈扁平状，基体为α固溶体再结晶晶粒及孪晶，分布少量硫化物颗粒，未见冷加工修整（图八）。8件铸造成形，表面均呈一定的弧面或乳突状，具有明显的α固溶体树枝状偏析铸态组织（图九）。

4.铜刀、削和匕　三者形制类似（图二，2、19、20、37～39、1），在登记时易混淆，可分直背、弓背、弧刃几类。均以铸造为主，铸造组织显示基体为α固溶体树枝状偏析。有3件样品显示冷加工组织，枝晶沿一定方向拉长变形，个别器物的金相组织显示铸后修整量较大。如铜削（M468∶7）似在铸后经过受热和冷加工（图一○），取样部位为镶柄边缘，可能与镶柄过程或使用过程相关。

5.铜斧、锛和镞　斧、锛数量较少。此类器物略瘦长，均为方口竖銎，个别带有单环耳（图二，3、10、11）。1件铜锛样品，铸造成形；2件铜斧样品均铸造，其中1件显示冷加工组织，α固溶体树枝晶拉长变形，存在大量滑移线，取样在刃部，可能与后期修整和使用有关。铜镞多为叶形或三角形薄片状（图二，25、27），2件样品均锻制，其中1件有冷加工组织，晶粒细小，部分晶粒及条状硫化物拉长变形（图一一）。

（二）成分分析与材质类型

磨沟齐家文化铜器中完全锈蚀的样品有39件（1件锈皮未检测出），其成分分析结果不具有定量的意义，但可作为材质类型定性的依据。铜器成分含量在统计时以相对质量百分数表示（Wt%），材质界定选取2%作为铜合金元素的划分下限，含量小于2%的元素则视为少量或微量元素。

总体来看，磨沟齐家文化铜器的材质组成以合金材质为主，红铜占有一定比例，在107件有金属基体的样品中，锡青铜57件、红铜28件、铅锡青铜11件、砷青铜6件、铅青铜3件以及铜锡砷合金2件，锡、铅、砷是主要合金元素。完全锈蚀的样品一般取内层剖面镶样，个别仅存锈皮，无金属基体残存，在测定面平均成分时，含有一定的氯、氧及其他杂质元素，锡、铅含量偏高，铜含量偏低，最多只可作为定性参考。由图一二可知，完全锈蚀样品几乎均为饰品类，锡青铜为主，存在个别含砷、铅合金。可判断磨沟齐家铜器的材质选择，锡青铜已占主导，主要材质类型除红铜外，含铅和含砷青铜也具有重要地位。

材质类型的选择与器类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见图一二），红铜在工具类器物中占比较高，铜刀、匕均为红铜，臂钏、耳环、戒指也有部分红铜；锡青铜在饰品类器物占比偏高，尤其管、珠、角帽串饰类器物以锡青铜为主；砷及含砷青铜均为饰品，包括铜泡、项饰、环、管和角帽；铅青铜均为削、斧类工具，铅锡青铜均为饰品，其中铜泡数量最多。

磨沟齐家文化铜器的合金配比并没有明显的规律性，表一所示是未完全锈蚀样品合金元素含量变化区间，锡青铜含锡量上限在20%，大多低于15%，不同类别的器物含锡量变化幅度均较大，仅铜管和铜泡存在高于15%的含锡量；其余二元合金中，砷青铜和铅青铜数量很少。砷青铜中有2件铜泡含砷量大于5%，其中环形钮铜泡（M112∶4）含砷在10%左右，有灰绿色岛屿状γ相析出（图一三）。铅青铜含铅量仅在2～4%之间，铅呈小颗粒状弥散分布。三元合金主要为铅锡青铜，仅见于铜泡和串饰类，铅、锡含量均低于15%，珠、管、角帽含铅量低于4%，铜泡锡、铅含量略高，铅含量在4～10%；铜锡砷合金少见，锡、砷含量均低于5%。整体上看，合金含量变化较大，合金化程度不高，工具类合金含量偏低，饰品中铜泡锡、砷、铅合金含量略高。

对于磨沟遗址齐家文化铜器的材质组成，还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红铜材质中部分器物的面平均成分含有0.5～1.7%的锡、铅、砷元素，锡以多边形氧化物的形式存在，铅一般呈细小颗粒或与砷、锑等元素伴生，说明铜器制作已有意配置多元化的合金，但不排除使用多金属共生矿的可能。类似现象也见于其他合金材质，在以2%元素含量为判断合金材质下限时，也需考虑器物具体情况，如一些锡青铜的面平均成分也有微量的铅和砷。可确定的是，磨沟遗址齐家文化时期除锡青铜外，已明确使用含砷、铅多元合金。二是一些杂质元素大多以夹杂物形式存在（图一四；图一五），如铅、银、铋呈白色细小颗粒状夹杂，部分硫化物与含硒、碲的高铁相共存，锑元素主要存在于硫化物及铅、砷颗粒中，杂质元素的分布可能指征矿料来源信息，硒、碲、铁可能与硫化矿物相关，铋和锑或可与铅、砷矿料相联系。

三、相关问题讨论

磨沟遗址位于洮河中游，代表齐家文化晚期铜器制作的技术水平。齐家文化铜器的使用从齐家文化中期开始，至齐家文化晚期，分布地域和器物数量、种类都有所变化。本研究依据磨沟遗址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结果，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拟就磨沟铜器的技术特征、齐家文化铜器发展变化和技术演进、齐家文化铜器与周边文化的联系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磨沟齐家文化铜器的技术特征

本研究检测的146件磨沟齐家文化铜器样品，有39件完全锈蚀，仅作定性分析，除铜管、铜泡、项饰存在少量红铜、锡砷青铜、铅锡青铜，其余饰品和铜镞均为锡青铜。

107件样品存在金属基体，铸造成形46件，热锻成形61件，有21件铜器进行冷加工修整，热锻比例略高或与样品中串饰器物较多有关。制作工艺与器物的造型、用途有一定联系，饰品和工具是磨沟人群使用的主要铜器种类，造型并不复杂，也无繁复的纹饰，大多为素面，仅少数铜泡可见联珠纹。铜珠、管尺寸最小，与铜角帽组成串饰，三者几乎均为热锻成形，尤其珠、管的冷加工塑型比例较高。铜泡的大小通常对应不同形态，是饰品类中铸造比例最高的器形，多带有一体铸成的桥形钮、环形钮或直接在铜泡边缘制作穿孔；3件热锻成形的铜泡，均为扁平状带环钮，少数锻制工艺可能是形制所需。工具类中匕、刀、削、斧、锛几乎均为铸造，完整器中刀、削、匕分为装柄和带环钮穿系两种方式，仅铜斧需要型腔，部分器物存在后期修整或使用造成的冷加工组织。

材质选择与器类的对应，也可说明一些现象。红铜在工具类中占比重较高，铜削一半为红铜，刀、匕也均为红铜。合金材质中锡、铅、砷为主要合金元素，锡青铜已是普遍使用的合金类型，在数量比例及含锡量来看，均倾向于饰品，砷青铜及三元合金也仅见于饰品。考虑到器物的尺寸及制作，工具类大小和重量要高于饰品，由于合金材料相对珍贵或稀少，选择以铸造红铜为主，同时也说明对铜器材质的机械性能认知不足，红铜的硬度、强度较低，需要进行后期加工。饰品以合金材质为主，铜珠、管、角帽均需弯卷成形，锡的加入增加了硬度和脆性，需要热锻及冷加工塑型处理；铜泡以铸造为主，砷、铅、锡合金含量均偏高，造型种类不同，合金元素的加入可降低熔点，易于铸造成形。

磨沟齐家文化晚期墓葬随葬铜器组合常见珠、角帽、管、项饰、臂钏及铜泡等饰品，部分见有饰品搭配少数刀、削类工具。齐家文化晚期早段与晚段铜器组合没有明显差异（见附表），但在制作材质上，就本次分析而言，砷青铜及含砷合金均属于齐家文化晚期早段，晚段铅锡青铜及含铅合金比例增加。

（二）齐家文化铜器的发展变化及技术演进

齐家文化铜器主要发现于甘青地区。早期阶段在已发掘的遗址中未见铜器。中期阶段，已有基本的铜器组合，其中工具类有刀、锥、凿、钻，以河西走廊东部的发现最为典型，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的铜锥数量占出土铜器半数以上[12]；饰品类有耳环、指环及铜泡等，兵器已出现铜镞，二者均以青海东部的发现为主。晚期阶段，出土铜器数量增加，集中于洮河流域及青海东部，在已有器形的基础上开始出现新的器类，如竖銎斧、环首刀、臂钏、项饰、镜、矛等；器表仍以素面为主，但有新的变化，贵南尕马台墓地所出1件铜镜饰有七角星纹加斜直线几何纹饰[13]，广河齐家坪遗址出土的1件铜匕以人首形象为柄[14]。齐家文化晚期铜器的造型和种类更加多元化，带型腔工具开始流行，装饰技术更为复杂。

从技术特征来看，中期阶段，河西走廊东部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出土的13件铜器，经定性分析均为红铜，1件铜刀为铸造，1件铜刀及1件铜锥为锻制[15]。青海东部地区同德宗日遗址有3件齐家文化铜器经过检测，铜环和铜饰残片各1件，均为铸造成形的砷铜，铜环残存金属部分含砷量约为7%；铜器残片1件，为铜锡砷三元合金[16]。金禅口遗址出土的6件铜器，仅1件铜泡不含砷，2件含砷量超过2%，1件含砷接近2%，另2件含砷量在0.5～0.9%之间，共有砷铜3件、红铜2件和锡青铜1件[17]。长宁的1件残铜环为红铜，含锡量1～2%之间，含砷量低于1%[18]。

晚期阶段，青海东部地区西宁沈那遗址的1件残铜块为砷铜合金，含砷较高[19]。贵南尕马台遗址1件铜镜经无损鉴定为铜锡合金制成[20]；8件铜器经金相观察与扫描电镜成分分析，其中7件铜泡均为锡青铜，含锡量在6～13%，有1件为热锻，另1件铜镯为铸造砷铜，含砷7%左右[21]；22件铜器经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无损定性分析，12件铜泡均为锡青铜，2件铜环、1件铜指环和1件铜镯为含砷青铜，含砷低于5%，1件铜环含铅约为4%，为铅青铜，其余1件铜牌饰和4件铜指环均为红铜[22]。

洮河流域广河齐家坪遗址2件铜器经激光光谱定性分析，铜镜为锡青铜，铜斧为红铜[23]。另外，有8件征集的铜器经金相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铜刀3件，均为铸造，2件含砷；铜镜1件，铸造青铜；铜镯1件、铜泡2件，均为铸造砷铜；铜锥1件，为红铜，铸后热锻组织[24]。广河西坪的1件铜镰经金相观察与定性分析为铸造红铜，永靖大何庄的1件残铜片经化学定量分析为红铜[25]。永靖秦魏家5件铜器经金相观察与原子发射光谱定性分析，铜斧为铸造红铜，铜锥为锻制铅锡青铜，其余铜环、骨柄铜刀和铜尖分别为铅青铜、锡青铜和红铜[26]。岷县杏林出土铜刀和斧各1件，原报告定为铸造红铜[27]。积石山新庄坪1件铜泡经定性分析为锡青铜[28]。

整体而言，齐家文化铜器具有明显的青铜时代早期阶段特征，红铜占有较大比例，尝试制作锡、砷、铅多元合金，合金含量偏低，杂质元素较多，器物的造型及装饰简单。部分铜器出自居址和地层。齐家文化晚期阶段，随葬的铜器没有明显的性别分工，在尕马台和磨沟都见有男性随葬串饰类及铜泡，女性随葬削、锥等工具；从放置位置来看多为实用器物，如刀、削、斧主要见于人骨腰部和下腹部，应为日常佩挂使用，饰品类中耳环主要见于人骨耳部、头部附近，珠、管、角帽组成串饰以颈部、耳部和头部居多。随葬铜器的种类与数量可能代表着社会财富及社会地位。

齐家文化铜器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演进趋势。齐家文化中期用铜兴起，红铜与含锡、砷合金并存，以红铜为主，砷青铜比例较大，工具多为锻制，饰品类主要为铸造青铜。晚期阶段延续了中期特征，红铜与含锡、砷、铅合金材质并存，以锡青铜为主，砷青铜、铅青铜、铅锡青铜也为重要合金类型，工具和饰品铸造比例提高。可见齐家文化时期，铜器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由红铜到青铜，至少在青海东部，含锡、砷合金在红铜兴起时就已出现，红铜与锡、砷合金材质并存一直持续到齐家文化晚期。以往认为的区域差异主要在于含砷合金材质的分布，砷青铜在齐家文化中期盛行于青海东部，晚期扩展至洮河流域。需要注意的是含铅合金的区域变化，铅青铜及铅锡青铜在齐家文化晚期出现并集中于洮河流域。

（三）齐家文化铜器与周边文化的联系

齐家文化分布范围广、年代跨度大，铜器的使用大体在公元前2000～1400年。齐家文化早期兴起于甘肃东南部，中期已扩展至河西走廊东部、青海东部及宁夏南部，晚期范围扩大，主体仍在甘肃南部及青海东部，但东向扩展至关中、商洛地区[29]。有研究表明，齐家文化人群东进的过程中，北线可达内蒙古中南部，南线对关中、伊洛河流域、南阳盆地进行渗透[30]。这意味着齐家文化铜器技术的发展，与西向河西走廊、东向中原内陆存在互通的可能，铜器的造型与装饰风格，除本土因素外，还有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最早在马家窑文化时期，甘肃就已出现锡青铜制作的铜刀与红铜锥。齐家文化中期河西走廊东部也以红铜制作的铜锥为主，大体在同一时期，河西走廊中部的西城驿遗址已有冶炼活动，铜环和铜泡开始流行，青海东部也以环类饰品为主。刀、锥、环及铜泡出现较早，并延续至齐家文化晚期，形制也逐渐多样化，可视作本土发展的器类。磨沟遗址齐家文化晚期新见铜器的一些文化因素，也见于该遗址及周边文化其他材质的器物上，这意味着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出现本土改造与仿制，如铜匕的人首装饰在甘肃天水大地湾、柴家坪等仰韶文化遗址就已存在类似的陶制塑像[31]；磨沟的叶形铜镞与该遗址所出石镞相似，铜臂钏也有形制相近的骨制品[32]。

齐家文化人群与河西走廊的接触从齐家文化中期就已初现端倪，在张掖西城驿、酒泉西河滩、民乐五坝村、武威皇娘娘台以及青海大通长宁等遗址，均发现有马厂文化向四坝文化“过渡遗存”与齐家文化共存现象[33]。四坝文化与齐家文化晚期年代相近，下限较晚，二者用铜遗存分布范围没有交集，但有相互文化因素交流，如火烧沟墓地出土的双大耳彩陶罐、陶豆及夹砂绳纹陶罐，是齐家文化常见器物[34]，积石山新庄坪遗址也见有四坝文化特有的双耳彩陶罐[35]。铜器的共性则更明显一些，造型风格相似，均以小件饰品和工具为主，多圈交叠的指环、环首弓背刀、弧刃刀、带钮铜泡等为二者共有器类，磨沟遗址新发现的喇叭口铜耳环和半月形铜项饰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喇叭口耳环在四坝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朱开沟文化均有发现，是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典型器物，齐家文化仅见于磨沟遗址，说明在西北地区，这类器物的流通不早于齐家文化晚期。半月形项饰也仅见于磨沟，火烧沟遗址曾发现半月形骨饰[36]。类似造型的半月形饰在内蒙古和河北也有发现，但年代晚至春秋战国时期，最大1件两端最宽约23厘米、最小1件不到14厘米。磨沟的项饰两端距离大多小于20厘米，最小不到10厘米，尺寸相差不大。有研究提到这类器物可能是标识身份的胸前装饰品，从大小看应为项饰，或与欧亚草原源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佩戴胸饰的传统有关[37]。

齐家文化与四坝文化早期铜器的发展，在器类、制作工艺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别，有学者将二者归为“西北青铜文化圈”[38]。磨沟含砷合金的发现，也证实齐家文化在青海东部、洮河流域均存在含砷青铜，并且最迟在齐家文化晚期早段开始出现，这与河西走廊不无关系。西城驿二期就已本土冶炼获取砷铜合金[39]，并在四坝文化时期延续发展成为甘青地区早期铜器的重要材质类型。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技术的发展与欧亚草原青铜文化存在密切联系，20世纪90年代，安志敏、胡博（Louisa Fitzgerald-Huber）等注意到齐家文化铜器受到史前丝绸之路的影响[40]。随后，梅建军、李水城等也提出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与欧亚草原存在互动[41]，草原文化的影响是在不同时期通过多种途径进行的。齐家文化铜器呈现多种文化因素共存，带倒钩矛、环首刀、竖銎斧、喇叭口耳环及铜镜上三角纹饰等与欧亚草原塞伊玛-图尔宾诺、安德罗诺沃青铜文化的影响有关[42]；同时也应注意西北地区存在区域技术创新，如磨沟新出现的珠、管、角帽等成组串饰。

磨沟齐家文化铜器的研究也暗示了与中原地区可能存在联系。二里头遗址测年数据显示，其上限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第四期年代为公元前1565～1530年[43]，与磨沟遗址年代相近，并且在这一阶段，磨沟与二里头遗址均体现出铜器技术开始发生转变。磨沟的变化需与寺洼文化相联系，大体在公元前1500（1400）年前后，齐家文化逐渐瓦解，从青海东部至洮河流域，分布着卡约文化、辛店文化和寺洼文化，磨沟墓地也包含由齐家文化向寺洼文化过渡的文化因素。寺洼文化以铅锡青铜、铅青铜为主，庄浪徐家碾墓地经检测的7件铜器4件为铅青铜、2件为铅锡青铜[44]，岷县占旗30件铜器中有27件为铅锡青铜[45]；而齐家文化晚期仍以锡青铜为主，仅在磨沟遗址体现出含铅铜器比例增加。目前中国所知最早的铅锡青铜残片发现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46]。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开始出现独立的铸铜作坊，最晚在第三期，铸铜技术发生转变，铅锡青铜比例增加，并在第四期成为主要材质，多范合铸的铜爵等容器逐渐增多[47]。含铅合金技术在中原与西北地区的出现与盛行，是早期青铜文化交互影响的体现，尤其铅锡合金技术体系在中原地区的确立，意味着冶金技术本土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环首刀、弧刃刀、锥、凿、牌饰等带有西北地区早期铜器风格，而商周时期中原对西北地区的影响也有加强，如寺洼文化遗址中发现有中原式铜戈、辛店文化遗址中出现容器铜罐等。

结语

磨沟遗址出土的齐家文化铜器，主体器类和造型承继了齐家文化中期传统。新见的喇叭口耳环、项饰、串饰等器物表明在齐家文化晚期，区域技术创新与外来文化因素影响共存。

磨沟遗址齐家文化铜器在制作工艺和材质类型方面有一定的器类区分，小件饰品采用热锻及冷加工的比例较高，以锡青铜为主，砷青铜、铅锡青铜、锡砷青铜多见于饰品。工具类铸造及后期修整比例较高，以红铜和锡青铜为主。

齐家文化铜器技术的演进是红铜与多元合金共存，中期阶段以红铜为主，砷青铜是主要合金材质。晚期阶段以锡青铜为主，除含砷青铜外，铅青铜与铅锡合金也成为重要合金材质，并开始出现带型腔工具及新的装饰技术。

齐家文化与欧亚草原及中原腹地的交流通道存在多种可能：齐家文化晚期锡青铜成为主要材质，可能与塞伊玛-图尔宾诺及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影响相关；齐家文化晚期至寺洼文化早期铅锡青铜技术体系的出现，可能受到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影响。齐家文化人群对于早期冶金技术的传播与本土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东进过程中推动了冶金技术的进一步传播与转变，尤其是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崛起，冶金技术与中原礼制文化的结合导致对青铜冶金生产体系的再次重塑，并迅速形成中原王朝的冶铸中心。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甘肃临潭陈旗磨沟遗址墓地多学科研究”（项目编号18ZDA225）、“中国冶金史”（项目编号17ZDA178）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之中华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生业、资源与技术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20YFC15216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齐家文化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以甘肃磨沟遗址及其邻近地区为例”（项目编号51074026）的资助。本文研究工作得到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韩汝玢、孙淑云、潜伟、李延祥、李秀辉、刘思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的指导和帮助，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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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10期。

b.毛瑞林：《黄河上游的早期青铜文明—临潭磨沟遗址齐家文化墓地》，《大众考古》2013年第5期。

[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县磨沟齐家文化墓地》，《考古》2009年第7期。

[3]a.陈建立等：《甘肃临潭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铁器与中国冶铁技术起源》，《文物》2012年第8期。

b. Xinyi  Liu,  Emma  Lightfoot,  Tamsin  C. O’Connell,  et  al.,  From  Necessity  to  Choice: Dietary  Revolutions  in  West  China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 World Archaeology, 46, pp.661-680, 2014．

[4]陈国科等：《张掖西城驿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2期。

[5]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6]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7]李水城：《西北与中原早期冶铜业的区域特征及交互作用》，《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8]a.徐建炜等：《青海贵南尕马台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见《文物科技研究》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b.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贵南尕马台》第187～192页，科学出版社，2016年。下引此书，版本均同。

[9]徐建炜等：《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

[10] 罗武干：《对青海省若干遗址齐家文化铜器的考察》，《中国文物报》2014年7月4日第7版。

[11] 王倩倩：《青海互助县金禅口遗址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青海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12]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3] 《贵南尕马台》第130～132页。

[14] 甘肃省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图版37，1994年。

[15] 同[6]。

[16] 同[9]。

[17] 同[10]。

[18] 同[10]。

[19] 同[10]。

[20] 李虎侯：《齐家文化铜镜的非破坏鉴定—快中子放射化分析法》，《考古》1980年第4期。

[21] 同[8]a。

[22] 《贵南尕马台》第187～192页。

[23] a.同[5]。

b.同[6]。

[24] 马清林等：《中国文物分析鉴别与科学保护》第193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5] a.同[5]。

b.同[6]。

[26] a.同[5]。

b.同[6]。

[27] 甘肃省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85年第11期。

[28]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积石山县新庄坪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6年第11期。

[29] 韩建业：《齐家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互动与欧亚背景》，《文物》2019年第7期。

[30] a.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b. 马明志：《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界定及其意义—兼论西部文化东进与北方边地文化的聚合历程》，《文博》2009年第5期。

[31] 甘肃省博物馆编：《丝绸之路甘肃文物精华》图版7、12，1994年。

[32] 同[1]a。

[33] 李水城：《“过渡类型”遗存与西城驿文化》，见《早期丝绸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4年。

[34] 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见《考古学文化论集》（三），文物出版社，1993年。

[35] 同[7]。

[36] 玉门市文化体育局等编著：《玉门文物》第13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14年。

[37] 梅建军、李明华：《关于我国北方商周墓葬所出“弓形饰”的若干问题》，《西域研究》2007年第3期。

[38] 刘学堂、李文瑛：《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新探》，见《藏学学刊》第3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39] 同[4]。

[40] a.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

b.  Louisa G. Fitzgerald-Huber,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pp.17-68, 1995．

[41]  a.Jianjun  Mei,  Cultur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Bronze Ag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21, pp.1-39, 2003．

b.同[7]。

[42] a.同[29]。

b.梅建军、高滨秀：《塞伊玛-图比诺现象和中国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化》，见《中国冶金史论文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

[43] 张雪莲等：《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考古》2007年第8期。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1980年甘肃庄浪徐家碾考古发掘报告》第209～213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45] 王璐等：《甘肃岷县占旗遗址出土寺洼文化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西域研究》2016年第4期。

[46] 李先登：《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铜器残片及其他》，《文物》1984年第11期。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第164～169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

（作者：王璐 河南博物院，梅建军 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陈坤龙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毛瑞林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钱耀鹏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王辉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谢炎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