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爱萍和彭雪枫的不解情缘 作者：郝安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张爱萍将军，在《雪枫同志永存》一文中这样写道：“雪枫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干部。10年国内战争中，我们曾两次同在红军大学学习。后来，我又两次在他领导下工作，亦曾两次在一起共同工作······”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著名将领彭雪枫，1988年10月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军事家的光荣称号。他和张爱萍两位将军，在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中结下的深厚革命友谊，他们的无产阶级高尚品德、情操和战斗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彭雪枫原名彭修道，1907年9月9日生于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一个贫农家庭。1921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由于家庭贫困曾多次辍学。1925年经唐纵洲介绍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30午5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先后任红五军八纵队直属队党代表，红八军一纵队政委，红三军团第六师、第二师政委，军区负责人，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等职。1934年长征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进行整编，红三军团原三个师改编为四个团，彭雪枫由第五师师长改为13团团长。 张爱萍是四川达县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入党后曾在本县任县委宣传部长。后到上海任闸北区委副书记，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参加和指挥过南京路上的飞行集会，在虹口段的制高点亲自把印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的标语传单撒向众多人群。革命身份暴露后，被分配到苏北红14军任大队长。后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少共江西省委副书记、中华少年先锋队总队长等职。1934年9月，从红军大学分到红三军团第4师12团任政委，不久调任红四师政治部主任。 彭雪枫虽比张爱萍年长四岁，但两人却有着大体相同的经历。彭在天津南开中学失学后，经人介绍到冯玉祥陆军办的德育中学继续读书。这是一所供给食宿的官办子弟学校，后改为汇文中学。彭在这所中学读书时入党，并担任这个学校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组织学生参加北京大中学生反对北洋军阀的游行示威活动，把“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张作霖”的大字标语贴到北京崇文门的城墙上。彭还受党的派遣，在北京、天津等地搞兵运和工运。张爱萍在达县中学读书时，即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是该校与国家主义派斗争的“顶梁柱”。他身强力壮，又能言善辩，多次领导“学生自治会”同学与对方进行“文攻”和“武斗”。  彭、张都在江西红军大学学习过，后又都是红三军团的师、团级指挥员。如果说两人有什么明显不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彭雪枫爱写文章、写日记，并要求部下也要每天写日记；而张爱萍则更喜欢“打油诗”，把他认为重要的大事都用“打油诗”形式记录下来，几乎到了事事“打油”的程度，仅《张爱萍传》一书中，就摘引了他的“打油诗”110多首。 红军缩编后，红11团和红13团均是红三军团的主力，彭雪枫和张爱萍也就成了军团长彭德怀的爱将。因此，红三军团每有重要的作战任务，也就大都落在了红11团和红13团身上，例如，在娄山关与贵州军阀王家烈部作战，和在老鸦山歼灭吴奇伟的七个团的作战，彭雪枫和张爱萍的两个团均担负了极为重要的作战任务，有时红13团担任主攻，红11团断敌退路；有时红11团迂回包抄，红13团左右侧击。在战斗中，他们都能互相支援，或并肩战斗，直到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 1935年6月，红军巧渡金沙江、飞越夹金山后，张爱萍被调到由红五师缩编为红13团任政治委员，由红五师改为红13团的团长仍是彭雪枫。在这之前，他们虽然都是红三军团的师、团级干部，也常在一起开会、行军、打仗，互有了解，但毕竟没有在一个单位共事，相互了解尚属不深。现在他们在一个团工作了，你尊我敬，争挑重担，互相照顾。每遇大事，两人在一起研究商讨。他们抢渡大渡河共用一匹马，翻越夹金山同行一条路。 当红军进入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原，饥饿威胁着每个人生命的紧要关头，他们又互让干粮袋。在长征路上，他们亲密无间，患难相处，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此，长征结束后，彭雪枫还专门写文章，记述了他和张爱萍的战斗生活，对战友在危难时刻的沉着、勇敢、坚定表现了深深的敬意和爱慕。 长征结束不久，他们被送到陕西红军大学深造。第一次他们在红大学习，彭在高级科，张在指挥科；这次在红大学习，两人都在高级科。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很差，但是，他们在课余之暇，还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打球，娱乐，有时也共同回忆长征中的生活片段。 在陕西红大经过短期学习，他们又都被派往抗日前线，两人先后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彭任少将参谋处长，张任少将高参，分别协助周恩来处理军政和统战事务。根据关于发展华中游击战争的指示，1938年2月中共长江局决定在长江以北至黄河之间建立一个军区，由彭雪枫负责军区工作，彭从山西临汾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利用办“新四军教导队”等形式，组织部队300多人，建立新四军游击支队。同年10月，彭雪枫奉命东进豫东，在华西与吴芝圃、肖望东领导的两支抗日队伍会师合编，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游击支队高举抗日大旗，向豫皖苏边区挺进。到年后在豫东书安店地区，部队发展到3400多人，抗日烽火燃遍了豫皖苏边区。  豫皖苏边区，北靠陇海路，东傍津浦路，西临黄河，南迄淮河，是争夺中原的战略要地。彭雪枫感到任务繁重，需要加强领导力量，几次向中共长江局发电报，要求派张爱萍来协助工作。负责中共长江局工作的周恩来考虑，河南省委的工作重心将向东移，答应了彭的要求。 正在河南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并准备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张爱萍，接到中共长江局的电令后，于1939年2月辞别了挺进纵队和河南省委，直奔豫东彭雪枫处。3月，经中共长江局批准，成立中共豫皖苏省委，张爱萍任省委书记，并参加新四军游击支队党政军委员会的工作。从此，他和彭雪枫又在一起共同指挥战斗，或商讨创建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略大计。 1939年夏，在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委员会讨论今后发展的战略方针，有的主张向西发展，说那里基础较好，又是中原的中心，是我党与日、伪、顽必争之地；有的认为应该向东发展，说虽然国民党已在皖东北派了行政专员，但那里三里一寨、五里一圩，大小司令多如牛毛，日伪和国民党都难以控制，是我们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好地方。张爱萍说：“西边的情况我们比较了解，路东的情况则若明若暗，最好实地侦察一下再定。”他并提出自己愿到路东去考察。彭雪枫认为必须弄清路东的情况，但考虑不宜要省委书记去当“侦察员”，张看彭面有难色，就说：“还犹豫什么，你我同意就行了。”彭同意了。 1939年6月，张爱萍当了“侦察员”，装扮成一个路东的乡绅，由熟悉路东风土人情的刘作孚和刘子武同行，晓行夜宿，越过津浦铁路。在灵南、泗北发现苏鲁豫支队已在那里打了几仗，并有地下党活动。张很快查清了路东的情况，就连国民党盛子瑾与桂系的矛盾也弄得一清二楚，张旋即回到路西，向彭作了详细的回报，并提出：要开辟皖东北，首先要做好国民党专员盛子瑾的统战I作。彭听后很受鼓舞，欣然同意向皖东北发展。后经中共长江局批准，1939年7月，张爱萍，刘玉柱正式进入皖东北。 在泗南地区，先与派在国民党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盛子瑾专员处搞统战工作的中共特支书记江上青和稍后来的中共皖东北特委书记杨纯（陈光薇）接上关系。后拿着由彭雪枫亲笔写的介绍信约见盛子瑾，盛看到信中写有“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少将高参张爱萍···· ·”时不禁肃然起敬。他心想，眼前这位20多岁的青年人大有来头，不能怠慢，随之给予高规格的接待。经过协商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张爱萍任办事处主任，刘玉柱任副主任，同时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皖东北地区的工作。 张爱萍进入皖东北后，利用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主任的公开身份，除了在各种场合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方针、政策，以提高广大军民抗日斗争的士气和信心，工作重点放在广泛发动群众，发展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方面。他了解到盛子瑾是黄浦军校六期毕业生，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也有抗日的愿望，虽受国民党桂系的排挤，但仍任国民党皖东北行政公署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和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纵队司令。他手下有四个支队，兵力达3000余人，是皖东北的实权人物。因此，张一方面在公开的场合宣传盛子瑾是国民党中少有的抗日爱国将领，有“公瑾之才”；另一方面选择地下党力量较强的盛子瑾第三支队和第四队（特务支队）作为对象。 第三支队长赵汇川，1931年在凤阳五中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曾领导过该校的“学潮”，被学校开除后参加了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并在该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由于作战勇敢负伤，回乡又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多次指挥所部与日本鬼子拼杀，是一位文武兼备不可多得的战将；第四支队的支队长徐崇富，也是凤阳五中的学生领袖，我党的早期党员，1938年受党的派遣，随盛子瑾进入皖东北，由政训处主任提升为支队长。张爱萍进入皖东北后，与赵、徐取得了秘密联系，并利用工作之便深入这两个支队做调查、作报告，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使广大官兵逐步转变思想，更加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9年12月，张爱萍接到新四军游击支队领导的通知，要他回路西准备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以护送过铁路为名，征得盛子瑾的同意，把三支队带到路西新四军六支队部驻地新兴集。为了把这支队伍改造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战斗力的正规化部队，张与彭雪枫相约，除举行热烈欢迎外，还对口组织到我部队参观学习。为此，彭雪枫还亲自向他们作报告，并向三支队派了一大批政治工作干部，加强支队、营、连的政治领导，使其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大大提高。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张爱萍没能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又奉命带着三支队和支队配属他指挥的二总队老一团回到了路东。1939年底，中共中原局决定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委，统一领导皖东北我党武装。在这期间，张爱萍指挥了灵北歼灭伪匪雷杰三部和“援盛驱马”等多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因此，新四军的声威大震，很快打开了皖东北的局面。 盛子瑾深感形势不妙，他的四个支队有两个掌握在共产党张爱萍手中，皖东北的中心泗县的五个区有四个区的区长是地下党员，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又以皖东北被“赤化”为名，下令通缉查办他。因此，自命为“周瑜第二”的盛子瑾，虽然没有被气死，但自感在皖东北也无所作为了，于是发生了动摇，1940年2月，他携带着老婆畅文蔚和少数亲信部队逃到淮南，被我新四军二师部队缴械。 但为了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刘少奇找盛子瑾谈话，经教育后礼送其出境。至此，皖东北遂全部为我党控制。同年5月，建成泗南、泗北、淮泗、泗宿、泗五灵凤、盱凤嘉、宿东等12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发展到五个团3000余人，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津浦路以东广大地区均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一心想消灭新四军，把反共的重点转向华中。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四师在绝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于豫皖苏边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个月反顽斗争，以1万7千劣势4装备的部队，英勇抵抗14万（包括骑兵）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反动顽军暗中与日、伪军勾结配合的大举进攻，在完成向西防御的战略任务后，为维护抗战大局利益，保存人民抗日力量，即奉命向淮北苏皖地区作战略性转移。 1941年5月，彭雪枫率第四师主力越过津浦铁路，进驻沱河西岸的泗五灵凤地区。他身在古战垓下遗址，目光所及，霸王城、虞姬墓犹存，不禁浮想联翩。在这西望豫鄂陕、东控江淮平原、扼津浦和陇海交通大动脉，是我发展华中的西部屏障，争夺中原的前进基地，又是我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地区的要冲，为日、伪、顽与我争夺之战略要地。并且，这里山峦起伏，河流纵横，交通方便，确是我新四军游击健儿任由驰骋、杀敌立业、消灭日、伪、顽、匪的好战场。此刻，他对如何坚持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全局，似已成竹在胸了。 在1941年5月的同一天，已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的张爱萍，正在洪泽湖畔研究如何痛歼日、伪、顽，匪，突然接到新四军军部的电令，告知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四师已转移到津浦路东，要他去接应安排。张爱萍当即决定，把九旅机关从半城搬到新行圩子，准备给彭雪枫四师机关住。这一切安排好之后，他就跃马离开半城，直奔泗五灵凤地区的沱河西岸迎接，在濠城见到了彭雪枫。战友重逢倍感亲切，他们都有无数肺腑之言要互相倾诉。但是在战火纷飞的紧张情况下，他们又各自军务在身，哪有更多的时间细叙长谈，只能互相介绍一下简要情况。随后，张便请彭把师部搬到半城。 彭雪枫知道半城紧靠洪泽湖边，进退方便，又是皖东北的中心，师部住在那里确实合适，但怎么能把战友挤走呢？他向张摇摇头，表示不能这样做。两位又议了议当前要急需应付的大事，张便告辞回新行圩子。5月7日，彭率师部机关渡过天井湖，进驻了洪泽湖西岸的管镇。接着，两个战友一个统率四师在皖东北和津浦路两侧打击敌人，一个指挥九旅在洪泽湖畔剿匪，有时互相策应，有时并肩战斗，遇事共商大计，从而使皖东北的形势逐步好转，胜利的歌声更加嘹亮。  1940年9月，创建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局已定，张爱萍就奉命挺进苏北了。他先后任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长，新四军第三师九旅旅长等职。他这次来皖东北已经是第三次了。这期间，陈毅代军长视察时，曾找张爱萍谈话说：“已经研究决定，让你任新四军参谋长……”一向不计较职位高低、只想多干实事的张爱萍却说：“彭雪枫、粟裕都比我合适，我不想干参谋长…… ”，把更高的职位推荐给战友身上。 随后他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重返苏北战场。1944年9月，彭雪枫在河南永城夏邑前八里庄战斗中不幸牺牲，张爱萍惊悉后悲痛不已，昼夜难眠，为党和军队失去一位卓越的领导人和战将而惋惜，也为自己失去亲密战友而痛心。同年10月，张爱萍奉命接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淮北军区司令员兼九旅旅长，再次回师皖东北，没有忘记彭雪枫，下决心要为战友报仇。 张爱萍在被任命为第四师师长的当天，即提出反顽斗争的五点意见，并决定由副师长韦国清和参谋长张震赴路西统一指挥部队，继续完成西进任务。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共歼灭日、伪、顽军13000多人，拔除敌据点36处，并建立了二专署和肖、永，夏、砀、涡、永、宿、怀等八县抗日民主政权，实现了彭雪枫收复豫皖苏的遗愿。 1945年2月，在洪泽湖西岸的半城，张爱萍亲自主持了彭雪枫的公祭大会。大会热烈、隆重、肃穆。1984年彭雪枫殉国40年时，已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仍不顾日理万机、公务缠身的劳累，写诗悼念：“功垂祖国，泽被长淮，患难与共，千古遗爱”。足见两位将军的大将风范和高尚情怀，大可昭示后人。 编发：拂晓哨位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