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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玄：浙江温州人，1966年生。主要作品有《玄白》、《西地》、《发廊》、《虚构的时代》等。出版有小说集《谁的身体》、《像我一样没用》、《像马儿一样奔跑》，长篇小说《陌生人》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现为《西湖》文学杂志副主编。 ◎文/李云雷 ◆访谈◆ ■“京漂”是一种没有身份的、无名的状态。推而广之，人在这个世界的境遇，大概也是如此 李云雷：你2000年到北京来，是你生活与创作的一大转折，现在也有不少朋友视你为榜样，想到北京来做所谓“京漂作家”。那么你最初到北京来是怎么考虑的？在北京的生活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回到杭州后，你的生活与写作有什么样的变化？ 吴玄：当时，中篇小说《玄白》刚刚发表，好像还有一点影响。现在想起来，我从乐清来到北京，做一个所谓的“京漂”，是很突然的，我并没有做什么准备，只是带了一个文学梦想，我告诉老婆，我要去北京搞文学了，然后我就走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去搞文学，更不知道文学是怎么搞的，也许文学只是个借口，我是不想在乐清那个地方再待下去了，于是我就以文学的名义逃走了。我并不是在追求什么，我只是在逃避什么。 在北京的时候，我又十分讨厌北京，我一点也不适应北京的饮食和气候。尤其是春天，北京的春天不过是书面上的说法，其实北京根本就没有春天。风依旧是冬天的风，冷而且硬，刮到脸上，像是被人扇了一个耳光，而且夹着黄色的沙尘暴，嘴一张，就满嘴是砂，成一个沙坑了。那时，我从北京回家，经常路过杭州，我觉着杭州相当不错，是个游手好闲的地方，是个适合我待的地方，后来，我真的就回杭州了。 话是这样说，但是，若是仔细探究一个人和一座城市精神上的隐秘关系，我又只能选择北京。北京赋予了我一种身份，就是“京漂”。“京漂”是一种没有身份的、无名的状态。推而广之，人在这个世界的境遇，大概也是如此。 李云雷：你曾在政府部门和电视台工作过，这在不少人看来都是“肥缺”，请问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离开？你的作品也很少以这一段生活为题材，有什么考虑吗？ 吴玄：我是在政府部门呆过，不过，我不适应那种生活，它看上去极其严肃，其实极其无聊，那是种一本正经的无聊，而且你不能说出这是无聊的，必须忍着笑维护它严肃的面孔。而电视台则是一种一览无余的无聊，我很少写这种生活，是因为我的兴趣不在这些地方，我关注无聊本身，我是把无聊作为一个哲学词汇来理解的，而不喜欢做作的无聊。 李云雷：平常感觉你是爱开玩笑的，很有些“不正经”，这与你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你的作品显得比较严肃，有的甚至有所谓“零度写作”的感觉，但其中一些懒散、散漫的气质则是相似的，你如何看待作品与为人的关系？ 吴玄：在气质上作品和作家可能是一致的吧，什么气质的作家，就有什么气质的作品，那些用心灵写作的作家，作品和本人密不可分，而用想象力写作的作家，虽然作家不在场，而气质依然会渗透其间。 ■我叙述的故乡不是一个温暖的词语，不是精神家园，更不是一个乌托邦 李云雷：你最早的作品是什么？现在你如何看待这个作品？《玄白》是你最早引起关注的作品，我当时感觉与阿城的《棋王》比较相似，但也不太一样，你如何看待它与《棋王》的关联？ 吴玄：我最早的作品是《匕首如梦》，十四年后才发表，当时没有影响。这个作品我还是蛮喜欢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我表达了父辈对下辈的谋杀，历史对现在的谋杀，好像还蛮深刻的。 《棋王》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小说，那个暴力时代的一种冲淡人生，让人仿佛回到了魏晋。《玄白》和《棋王》在精神上好像是相通的，都有道家的气息。但它们的区别还是蛮大的，阿城好像在教我们如何面对苦难，而我则缺乏这样的苦难背景，我只是一个业余围棋爱好者，我试图用围棋来表达一种痴迷的忘我的人生状态。 虽然，我在写《玄白》的时候，也很倒霉，当时我因为某种原因失业了，寄住在某中学学生宿舍的楼梯间，那里原是堆放废弃的杂物的，我住在里面，就像一件被人遗弃的杂物。我闲着没事，就写小说。杂物间的窗外长着一丛惹眼的水竹，我坐在窗下看着那丛小竹写作，心里竟意外的宁静。水竹对我的写作似乎有某种潜在的影响，至今我还觉着《玄白》里包含了竹子的某些气质，好像竹子是《玄白》的另一个作者。 李云雷：《西地》与《发廊》涉及了社会问题，但不以表现社会问题为最终目的，而是写出了独特的人物，你如何看待这两个作品？如何看待城乡之间的关系？ 吴玄：这两个小说，大部分评论都是沿着城乡之间的关系展开的，然后探讨传统和现代性之类的话题，这样的讨论也没什么错，不过，这不是我的原意。《西地》、《发廊》和另一篇《门外少年》是一个系列，主题都是性，《门外少年》的性是本能的，《西地》的性是权力的，《发廊》的性是商品的，如果你连起来看，就会发现那个叫西地的村子在堕落。故乡就这样堕落了。 所以，我叙述的故乡不是一个温暖的词语，不是精神家园，更不是一个乌托邦。从《门外少年》到《发廊》，故乡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道德上、伦理上、人性上，都已经一无所有。 李云雷：《虚构的时代》和《谁的身体》都写到了“网恋”，你如何看待当下网络的作用与两性关系？ 吴玄：网络的作用，显而易见，网恋也不会改变两性关系，这个不用写小说来证明。十几年前，刚刚有了网络，我刚刚上了网，似乎验证了拉康的一个理论：人是符号的动物。但人分明又不仅仅是符号的动物，人是有身体的，而在网络上，身体被悬置了，人确实就是符号的动物。《虚构的时代》和《谁的身体》就是关于“人作为符号的动物”的小说。 李云雷：你的《匕首如梦》等小说比较具有先锋意味，而此后在形式上更趋于传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吴玄：我们这代作家，刚好碰上八十年代的先锋运动，很多人都是从先锋起步的，所以我的处女作也是个先锋小说。当时，文本实验很盛行，似乎先锋就是文本实验。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把文本切来切去的，不过，我一直不喜欢那种把文本拆开，颠来倒去的实验作品。文本实验只是先锋的一种准备工作，先锋更应该是精神层面上的，对人的精神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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