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卜辞“土方”即是夏，本称“下土方”，夏人自我简称“下”

文/王宁

摘要：郭沫若认为殷墟卜辞中的“土方”就是夏民族，为在卜辞中寻找夏人的踪迹和证明夏代的历史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后来胡厚宣进一步证明了土方就是夏人，而此说多不为学界所认可。实者夏朝之“夏”乃“下”之假借，其国本称“下土方”，其国人自我简称“下”，其国君自号“下后氏”；殷人则简称之为“土方”，实亦“下土方”之简称；周人亦称之为“下”而写作“夏”，周人得天下之后亦用以自号，故卜辞中的“土方”乃夏朝灭亡后的夏人方国可无疑义。夏亡后夏人逃到西北的晋地立国，仍用其旧国名不改，殷周之际称山西晋地为“夏虚”，即源于此。

夏代是传说的古史中的朝代，历来的史书一致认为商是灭了夏得了天下，周是灭了商得的天下，这个从先秦的文献记载看，似乎没什么异辞。但到了20世纪20-40年代，“疑古”的风潮大兴，一些学者提出了“夏朝周人杜撰说”，影响巨大；而持不同意见者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和证据，这里面贡献最大的就是郭沫若先生。

一

在否定夏代及夏史的诸多学者中，首先是陈梦家先生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一文里，提出“虞夏商为一系说”，他认为“虞夏商三系实本于一种传说”、“夏世即商世”，认为史书中记载的夏代世系是根据商代的世系分化演变出来的；此后杨宽先生写了《说夏》一文，他在文中认为“夏史为周人辗转演变而成”，是彻底否定夏代及夏史的存在；顾颉刚先生在杨先生文后的案语中也认为“顾甲骨文发得若干万片，始终未见有关于夏代之记载，则二先生之疑诚不为无理”，但他同时又说：“惟《周书·召诰》等篇屡称'有夏’，或古代确有夏之一族，与周人同居于西土，故周人自称为夏乎？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是不太赞成彻底否定夏朝存在的观点。但是，此观点对后来的史学研究影响甚大，直到今天还有人持之不易，认为夏代既没有确切的考古学证据证明其存在，则可以说它不存在。

首先说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悖论，因为考古无法证明所有的文献记载，文献记载也无法支持所有的考古发现，没有文献支持的考古发现我们不能说它们不存在，没有考古支持的文献记载我们也不能否定它必定是古人伪造，二者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一部《二十四史》，里面能被考古所证明的记载并没有多少，是否能据此认为其他部分内容均为古人所伪造或不存在？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同时，目前发现的年代相当于夏代的古代遗址很多，只是因为夏代尚无文字，不能像殷墟那样直接证明哪些是属于夏朝的遗址，但是谁敢保证说里面没有真正的夏朝遗址？

笔者认为，对于古代文献中已有的记载，我们须本着“疑罪从有”的原则：不能证明其虚假则可以相信其真实，这个和判案应相反。就夏代而言，若其不曾存在，那么周代那些自承为夏人之后的杞、鄫、褒等姒姓国该作何解释？近出资料清华简《厚父》，据赵平安先生研究乃先秦的《尚书》文献之一，其中的厚父在与周王问答时，亦自承为夏人之后，称其先王禹、启、孔甲为“三后”，若是多个周代方国部族自承为夏之后裔，若夏为周人杜撰，此该作何解释？周人为什么要凭空杜撰出一个夏朝？此于情于理实难通说也。故对于“周代杜撰夏王朝说”，张国硕先生有专文予以辨析，结论认为：

“周代杜撰夏王朝说”是不能成立的。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表明周代“杜撰”出一个夏王朝。周人“杜撰”夏的推断不合情理。出土文献材料表明，周代之前已有夏。无论是“战国杜撰说”、“东周杜撰说”，或是“西周杜撰说”，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窃以为言之成理。其次是，卜辞中并非没有夏人的踪迹可循，这一点，郭老的贡献是最大的。在这场否定夏朝的热潮中，郭老比较清醒，并不否认夏代的存在，只是认为它属于“传说时代”，说：

照现在由地下发掘及古器物古文字学上多得来的知识而论，大抵殷商以前还是石器时代，究竟有没有文字还是问题，《周书》上的周初的几篇文章，如《多士》、如《多方》、如《立政》，都以夏、殷相提并论，夏以前的事情全没说到。就是说到夏、殷上来在详略上也大有悬殊，夏代知识笼统地说一个大概，商代则进论到它的比较具体的事迹。尤其是《无逸》与《君奭》两篇，叙殷代的史事，颇为详细，而于夏代则绝口不提。可见夏朝在周初时都是传说时代，而殷朝才是有史时代的。……断定夏代是传说时代；并不是说夏代没有。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有多么高的文化，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传下来的史影。

所以他也主张可信的中国历史应当从商代开始，认为“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这是一种尊重事实的谨慎态度。他最早提出了卜辞中的“土方”即夏民族的观点，为我们切实解决夏代的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坚实依据。

二

殷墟卜辞中有国名“土方”，是殷商西北之敌国，在武丁时期侵扰尤烈，故武丁常兴师征伐之。但这个方国侵伐商显然不是从武丁开始的，而应是由来已久，是商人的宿敌。

对于这个方国，郭老于1929年写了《土方考》一文作了初步考证，认为土方在殷之西北，其疆域当在包头附近，亦即《诗》及金文中的朔方、驭方，朔、驭、土古音同部，当即同是一族，盖獗狁之一部落也。这个时候，郭老似乎还没有把土方与夏人结合起来；到了1930年，又写了《夏禹的问题》一文，这是一篇专门讨论夏代历史的文章，首先是不认为夏朝的虚无，他认为：

照我的考察是：(一)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二)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三)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四)此夏民族与古匈奴族当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是认为“夏民族被殷人驱逐后，多逃往北方，殆是事实”，同时，他把卜辞中的“土方”与传世典籍中的“土方”结合起来，认为就是被殷人驱逐后逃往西北的夏民族，他说：

此外尚有一例，余以为大有可考索之价值者，即《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二韵。'禹敷下土方’句甚奇特，'禹敷下土’可以为句，亦可以为韵，因土与茫乃鱼阳对转。'鱼敷下方’，可以为句，自亦可以为韵。然二者均不取，而独用五字为句曰'禹敷下土方’，此当非单为音节之故。余意'土方’当即卜辞所常见之敌国名'土方’。……则土方之疆域盖在今山西北部，或包头附近也。是则土方当即猃狁之一大族。猃狁于《诗》称朔方，金文《不其簋》又称驭方。朔、驭、土，古音均在鱼部，则所谓土方当即朔方、驭方。知此，则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夏字古音亦在鱼部，夏、土、朔、驭一也。是则'禹敷下土方’当为禹受上帝之命下降于土方之国(即后之华夏、禹迹、禹甸、禹域)，以敷治洪水。《商颂》虽是春秋宋襄公时正考父所作，然宋人犹保存卜辞中所常见之国名，此毫不足怪。

郭老此论发表后，有程憬先生《夏民族考》一文，与郭老的观点略同，认为：

我们因知夏民族自为商所击败之后，其族一部仍留东方，而一部则已退至西北，……藉其余威，仍不失其为西北的一强梁的部落”、“《商颂》为周时宋人所作，诗中言及有夏，仍然袭用土方旧名，盖属自然之事。

其观点实承袭郭老而来。此后对卜辞之“土方”考证最为有力者是胡厚宣先生，他在《甲骨文土方为夏民族考》一文中，肯定了郭老的观点，认为卜辞中的土方就是被商人击败后西迁之夏民族，“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土方居住在卜辞中所言的“唐土”，认为“唐即唐土，唐地名，在今山西河汾之间，翼城一带。土即土方之土，犹言夏人，唐土者，意思是居住夏人的唐地”，土方在武丁时即已经被殷人征服，故武丁以后再无土方入侵及征伐土方之事，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夏虚”，陈梦家先生也认为：“据《左传》昭元大夏、唐是晋唐叔虞的封地，定四称之为夏虚，《晋世家》说'唐在河、汾之东’，今安邑一带。”盖夏人曾居于唐，此地又称土方，故“唐土”连称，土方即夏方，从夏灭直到武丁时期被商人征服，夏人在此盘踞已长达400多年，这里有“大夏”和“夏虚”之称自是在情理之中，但这个“夏虚”是夏亡后的夏虚，并非是夏代时期的夏虚，这一点必须分辨清楚。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言“土”通“夏”乃辗转通假，“土”、“夏”古音虽然同鱼部，但是一为舌头音的透纽，一为牙音的匣纽，“土”是否能直接读为“夏”还是有疑问的。

三

在传世典籍中关于“土方”的记载并非只称“土方”，而是称“下土方”，如：

《诗·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郑笺：“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夏。”

《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王注：“言禹以勤力献进其功，尧因使省迨下土四方也。”

《书·舜典》：“帝釐下土方，设居方。”疏云：“帝舜治理下土诸侯之事，为各于其方置设其官，居其所在之方而统治之。”

可见，古书虽所释略异，但都是把“下土方”连言，并非单言“土方”。“下土”本周代常见之成语，恒见于《诗经》中，如《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日居月诸，下土是冒”、《小旻》“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小明》“明明上天，照临下土”、《下武》“成王之孚，下土之式”、《云汉》“耗斁下土，宁丁我躬”、《悶宫》“奄有下土，缵禹之绪”等等，特别是《小明》将“下土”与“上天”对举。

“下土”又称“下地”，如《书·金縢》：“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国语·楚语下》：“重实上天，黎实下地”，《山海经·大荒西经》：“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海内经》：“帝俊赐羿彤弓素增，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也是把“下地”与“上天”对举。

可知“下土”就是指与天相对的地，所谓“下土方”是指下地之国，它似乎与卜辞中的国名“土方”并无关系。可是，如果仔细推求，商人所谓的“土方”，很可能就是“下土方”的简称。

杨宽先生在《说夏》一文中认为，夏朝的“夏”实为“下”的通假字，夏朝统治者称“夏后氏”为下土君主之称，云：

“夏后”即“下后”，本为下土之神或人王之通名，而下土之神最著者莫如鲧、禹、启等，于是“夏后”一名乃展转而为鲧、禹、启等之专名。

又云：

古籍中“夏后”得称“夏后氏”，而“有夏”未见作“有夏氏”者，盖“夏后”指人，“有夏”指国土也。“有夏”之“夏”，盖“下土”、“下国”之省，或为“下土”二字之合音，“下”、“土”古音相同，长言之曰“下土”，急言之乃成“夏”。“下后”之所降、所有即为下土。

按：杨先生此说可谓道破了两千多年来关于夏朝之名为“夏”的谜案，足以扫清一切关于夏朝之“夏”的种种误解和谬说！盖在三代之时，天下万国林立，后来由某一势力强大的方国逐渐征服其他弱小国，逐步走向方国部落联盟式的国家，夏朝就是这么个方国部落联合体式的国家，以禹、启为首的部族征服其他方国，成为这个联盟的首领，他们自认为是受上帝之命“奄有下土”，故名其国为“下土方”，意为下土之国，从启开始自称为“夏后氏”，即“下后氏”，“下后”意为下土诸国之君，而其自身之部族则称“下”，因为在古代上天可简称“上”，下土可简称“下”，典籍中每“上”、“下”对文或连文，如《诗·大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书·尧典》：“格于上下”，“上”为上天之省，“下”则下地、下土之省。因而后人以“夏”称该族为联盟首领时之朝代，也是情理之中的。

由此可以知道，在对待夏人的称呼上，夏、周与商人是不同的，夏人自称“夏(下)”，周人本是夏人的附属方国，夏亡时也随夏人逃往西北，亦沿用夏人的自称而称之为“下”而写作“夏”，灭商得天下之后也因之自称曰“夏(下)”或“有夏(下)”；而商人则称夏人之国为“土方”，曰“夏(下)”、曰“土”实均“下土”之省称。商人之所以不称“夏(下)”而称“土”，目的就是为了与夏人的自称相区别，这个和周人称商人为“殷”的情况绝相类似，商人一直自称曰“商”不曰“殷”，而周人则特称之为“殷”，其中不仅有区分之意，恐也含有贬低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可以坚信殷墟卜辞中所称的敌国“土方”就是“下土方”的省称，也就是夏方，它是夏人被商人从中土驱逐后逃往西北的遗民，“土方”是商人对他们的称呼，犹商亡后周人称商为“殷”也。

郭老认为土方是猃狁之一大族恐怕也是有问题的，程憬先生即不同意此说叫，胡厚宣先生也认为“郭氏以土方为猃狁之一部落，不足取信”。土方既为夏人，他们应该也是姒姓国，他们被武丁征服之后，结果及去向不明。朱芳圃先生认为：“余谓卜辞之伐土方，即《纪年》之征豕韦。豕韦为土方之别名，陶唐实土方之本号，《国语》、《左传》所谓'唐杜’，《史记·秦纪》所谓'荡社’，即并二名连称之也”，又认为“夏族曾居其地”；陈梦家先生认为土方就是周代的杜国，杜国是祁姓，乃陶唐氏之后。但陶唐氏之后的唐与夏人似乎固非一族一国，这与唐地又称“大夏”或“夏虚”是相矛盾的。这里面的可能是，在夏代，唐本也是夏的重要属国，夏人被击败后，与唐人共同北徙，唐人于此先做邑而居，不久夏人即迁之此，同居一地，故其地或称唐，或称土，或并称“唐土”，也就是周代的“唐杜”，“土”、“杜”古音同可通。“唐土”亦当即土方，即迁居唐地的土方之谓，犹商人迁于殷而曰“殷商”也。武丁征服土方后，夏人被剔除，只剩下唐部族归附殷商，仍居于此，地名沿用不改，凡二百余年直到周初成王时，朱芳圃先生说“商之末世，陶唐遗族仍居大夏”，显然是正确的；到了周代，唐被成王所灭而封给叔虞称“唐叔”，唐杜氏被迁于别处，国称“荡社”或“杜”(今陕西西安东南的杜陵)，清·孙诒让《籀·述林一·唐杜氏考》云：

窃意杜本唐之别名，若楚之亦言荆也；累言之，楚曰荆楚，故唐亦曰唐杜。是说也，与贾、韦、杜、刘皆不合，而余读《史记》，则得一塙证焉。《秦本纪》云：“宁公二年，遣兵伐荡社。三年，与毫战，毫王奔戎，遂灭荡社。”徐广云：“荡，音汤。社，一作杜。”《史》之荡杜，盖即唐杜也。

孙氏的这个看法当是对的；朱芳圃亦云：“又按《括地志》言成王灭唐，迁其子孙于杜，谓之杜伯。杜即土之后起字，唐与杜，实一名之别异。唐、杜连称，犹楚一名荆，累言之曰荆楚也”，看法与孙氏略同，说明唐杜氏被周人迁走之后仍自称唐杜，只是周人为了与唐叔虞所封的唐相区别而称之为“杜”或“荡杜”。由此而言，无论是土方还是唐方，恐与猃狁均非一族。

猃狁之国，陈梦家先生认为就是允姓戎，王玉哲先生认为就是卜辞中的“（上工下口）方”，认为“（上工下口）”是从工得声，与“猃”音近，“所以，我们主张商时的（上工下口）方，就是周时的猃狁，从音韵通转上是完全可以讲得通的”，这个看法很可能是正确的。就卜辞而言，（上工下口）方之危害殷商丝毫不亚于土方，而且在武丁灭土方以后，该方国仍然有侵伐殷商之事，说明此方国当也是夏朝的方国，而且终殷商之世都没有被殷人征服，到了周代又与周为敌，秦汉时期又与秦汉为敌，称为“匈奴”，为中原之一大祸患，其势力之强大非其它方国可比。可能此部族一度称雄北方，许多逃往北方或西北的夏朝方国成为它的附属，而被后人统称为獗狁或匈奴也。

（文章来源：《郭沫若学刊》 2016年第1期；原标题：再论卜辞“土方”与夏人的相关问题；本文转载时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