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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丽萍 | 任应枢传略(1-3)

 天下孝义人 2022-12-14 发布于北京

往期回顾 

·  沉甸甸的21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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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丽萍

任应枢(1903—1979),字向宸,人称“任胡子”,1903年农历9月21日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司马镇。1911年入小学,1920年就读于汾阳河汾中学,1924年入太原三晋高中,1928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1932年大学毕业。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3年离休,1979年6月7日因病去世,终年77岁。他是抗日战争时期汾平介孝地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奇式的抗日英雄。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学生时代

不畏鬼神。任应枢自幼聪颖顽皮,其父任守富深感文盲之苦,竭力供其读书。任应枢便从小进入私塾。辛亥革命的第二年,私塾改成了小学。庙上便挂出司马村小学校的牌子。任应枢走进角檐高挑、诸神俱在的大庙,顿时感到阴森森的,随即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先生在台上绘声绘色地朗诵“秋风起,天渐凉,暑假已满,复入学堂……”的时候,他总是看着那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出神。心里想:“别看你张牙舞爪的,你是泥的,不会动……”先生看着这孩子却暗暗摇头。原来任应枢是学校第一等顽童,凡玩鸽子、耍水、打架斗殴之事,总少不了他,颇使人头疼。在私塾时,年老体衰的秀才先生因顽皮打骂他,他便反打骂,七拉八扯,课堂大乱,把老先生气得要命。

司马村小学校长姓马,晚清秀才,却是个无神论者。一天,他老先生在讲台上拈着一缙胡须,两眼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的学生,慢慢说道:“这一个说有神,那一个说有鬼,究竟神鬼在哪里?它是软的还是硬的?长的还是扁的?拿过来我看看。哈哈哈,尽是一疙瘩迷信!”这句话对于从小不守本份,行为不遵规矩的任应枢,无疑是一种鼓舞。下课后,他便和小伙伴们一起爬到那高大的神像上,将那吓人的琉璃眼珠抠了下来,又将神像头上戴着的官冕取下来耍了。

马老先生的无神论对于造就青少年时期的任应枢无疑起了积极作用。60年后,他还说:“秀才先生的这几句话,不但使我不信天命,不畏大人,不服豪强,最大的作用是民国十年左右听到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后,大大启发了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相信共产党是个既无神更无鬼的政党。”

抱打不平。任应枢惹事生非在司马镇出了名,然而究其肇事原因,却都是支持弱小,抗拒强暴。当时汾阳城有个叫“教不成”的泼皮,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横行霸道,无恶不做的主儿,连衙门警察都惧三分。这天应枢来到汾阳城,正碰到“教不成”拦着一个老农纠缠,老实巴脚的乡下人有理说不出,被“教不成”揪着领口,一个劲打躬作揖,连声赔罪,“教不成”偏偏不依,行人敢怒而不敢言。应枢一看就来气,一个箭步冲上去,挥掌把“教不成”打倒在地,“教不成”虽横,却是纸老虎,碰到拼命三郎便打心里怯阵,“教不成”招架不住,只好告饶,一个小后生硬是治住了强横出名的地头蛇。他还小的时候,有一年大荒,见一饿汉一头扎到村东头的井里。他赶紧把井绳扎在腰间,让人把自己慢慢吊下去,将那汉子救上来,送到村公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豪爽强悍,成了任应枢性格的一个特点。用他自己的话说:“遇到豪强欺弱之事不挺身而出,'包’打不平者,在我还是稀罕的。”暑假回到司马村的时候,正赶上村长卫廷杰将“广济寺”的琉金佛像卖给“吉古斋”的商人,他立即去追,将那人截住,夺回金佛像。全村男女老少拍手称快:“这后生,是咱司马村的栋梁!”

任山西省大中学校学生救国联合会总干事。1920年春天,任应枢考入汾阳河汾中学。河汾中学是一个进步思潮比较活跃的学校,在该校倡导新文化的郭桐轩先生指引下,他如饥似渴地读了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胡适的《努力周报》。时有同窗好友侯外庐、雷任民等志趣相投,常同议国事,热衷革新,为抵制日货讲演于汾阳街头,同守旧势力斗争辗转于河汾校舍。毕业分手之际,共立誓言曰:“天下有变,大家来干!”1924年,任应枢入太原三晋高中就读,课余帮助校方刻印讲义,取得微薄报酬以补生计。由于思想进步,品行刚正,深得同学拥戴,不久被选为班长和学生代表。1926年3月18日——鲁迅先生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段祺瑞政府指使卫兵用步枪、大刀虐杀徒手请愿的青年学生47人,造成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屠杀中国人民的大惨案。消息传到“三晋高中”,正在半工半读,在艰难中探索着人生道路的任应枢,被这暴虐的枪声震惊了,端着的饭碗“啪”地一声跌落在地,青筋暴满的双手紧握成拳头,咬牙切齿道:“这是什么政府!”

任应枢与河汾中学同学侯外庐

当夜,他奋笔疾书,把自己的心声写在红红绿绿的传单上,要晋阳人民都看到这虐杀的政府和青年的热血。房门响处静静地走进两个人来,应枢一见大喜,连忙跑过去拉进屋内,原来是好友侯外庐、张友渔。三人寒喧几句,应枢叹道:“段执政府枪杀刘和珍等爱国师生,全国震惊,兄等身在北平,怎么有遐来并呢?”侯、张不禁相视一顾,眼眶里早湿漉漉的。原来他们正是离开北大,作为“三一八”惨案北京后援会的赴晋代表来山西搞学运的。“不是天下有变,大家来干吗?”在侯外庐、张友渔的帮助下,任应枢立马行动,串联学生,召开集会,三晋高中罢课了,高等学校的学生们也罢了课,宽阔的操场上,黑压压挤满了热血青年,侯、张声泪俱下的讲演,几百人发出抽泣声。听到惨处,任应枢拍案而起,“同学们,如此腐朽的政府,决不是人民的政府,如此残酷的行径,非属人类之所为。军阀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我们能坐得住吗?”三晋高中的学生运动崛起了,山西大学的学生运动崛起了。任应枢当场被推选为山西省大中学联总干事,成了学生运动中众所瞩目的人物。

组织抗日赴京(南京)请愿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应枢正在山西大学法学院读书,国难当头,山西大学师生群情激昂,应枢又是一马当先,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集会,他们驱散了国民党右派把持的学生会,组织起抗日赴京请愿团。国民党省党部却在报上抛出一篇含沙射影的文章,应枢带领学生冲到报社,严词质问总编辑苏寿余。苏理屈词穷,拍桌子威胁道:“你们这些学生,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前程啦。” 一句话未完,被怒发冲冠的任应枢唾了一脸。

赴京请愿团冲破重重阻碍组成了。作为团长,他要立即召开一次筹备会议将行动部署再一次和大家商量一下。山西大学的礼堂里,正当他侃侃而言的时候,他那位晚清拔贡,后为教授的老大哥一路吵吵嚷嚷、跌跌撞撞而来,平时拄着的文明棍在头上挥舞着。拼命一类的话在礼堂里荡漾着。应枢先是一惊,为这次请愿行动担起心来,及至看到拔贡老爷身后大脑袋一闪,便全然明白——那是国民党省党部清党委员、山大训育主任仇少楼,人称仇大头者。为了不使请愿一事夭折,任应枢将工作交给其他人,回到了孝义。

组织孝义县各界抗日救国会。回到孝义后,他联络旅省同学并与驻军柳旅(冯玉祥部,有抗日反蒋倾向)取得联系,毅然扯起“孝义县各界抗日救国会”的旗帜,柳健夫旅长为名誉会长,他为实干会长。此时,国民党县党部面对东北三省沦丧不但无动于衷,反而叫嚣“反共”的烂调,破坏抗日救国。任应枢站在“中阳楼”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人们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早已反感,浩浩荡荡的队伍径直开向国民党县党部,党部几个干事早吓得魂不附体,一个个从后门溜了。遂将党部查封,群情激昂,恨犹未止。应枢乘热打铁:“卖国有罪,罪该万死,今日之贪官必是他日之汉奸,打去!”积极分子带头,街头群众拥戴,队伍直冲到西关窑上街县党部书记长霍大宣院内。应枢亲手将这位平日不可一世的书记捆了个结结实实,沿街过巷,解到“抗日救国会”院内,高高吊在古老的槐树上。平日里出门前呼后拥,看戏灯笼开道,被人“敬鬼神而远之”的国民党要人,如今败在觉醒了的人民脚下。在柳旅爱国官兵的支持下,任应枢一不做二不休,把民愤极大的反动县长宣维章驱出孝义城。

寻求救国真理

1932年秋,任应枢从山西大学毕业,回到河汾中学任教。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真理,广结爱国学生,屡和校方保守势力斗争,任教一年多即被指控有“共党嫌疑”,遂被解聘。他想起了十多年来报国无门的困闷处境,不禁感慨万端。

早年,他曾信奉康、梁、谭嗣同,但改良的梦没有作长久,以后陆续读了章太炎、景梅九的文章,思想上很是波动了一阵子,直至读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文章,他才感到这是救国救民的坦途。

在太原读书的时候,老同学裴如柏找到了他。其时电杆上就贴着“用人先用国民党员,裁员先裁非国民党员”的标语。裴是国民党员,对应枢说道:“你我同窗多年,也不是外人。照我看来,你并不是庸夫俗子,前途无量。现在国民党正吃香,只要你愿意,我给你找两位党部委员介绍,即可免去候补期,以你的才干,进党以后必定大有可为。”应枢听罢哈哈大笑,拍着老同学的肩说:“既然不是外人,我也就实话实说罢,对国民党我有一比,其犹如一席八盘八碗大菜,七挑八拣之后,早成了残汤剩羹,我任应枢宁愿粗茶淡饭。”这话已经很赤色了。国民党省党部将他列入共产党嫌疑的名单。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求索,他在孜孜不倦地追求。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应枢闻知后遂组织30余名学生星夜赶往参加,途经北京,听到同盟军已解散的消息,就暂居侯外庐家中。在那里,他看到了禁书,看到了《资本论》,看到了《共产党宣言》。革命导师的英明论述驱散了笼罩在他心头上的乌云,几个月里,他将搜寻到的十七本马列著作反复咀嚼,掩卷长思。末了,感激地握着老友侯外庐的手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此行原是赴张家口寻找抗日同盟军不遇,他却找到了革命的真理。从此他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1935年春,任应枢偕同汾阳人田际华(即唐河)南下来到上海。行前,曾挥笔题诗一首赠好友侯外庐:共产嫌疑下江南,汾水饯别泪阑干。天涯共瞩烽火台,金戈铁马著宏篇。

为求生计,他先至上海造币厂,后到安徽芜湖市税局谋差,二年有余。其间他念念不忘寻找救国救民的机会,坚持从邹韬奋的“生活书店”和日人内山完造的“内山书店”借取进步书籍阅读。像一头伏卧在山丘的雄狮,他等待着猛击出去,去撕烂这千里阴霾、万马齐喑的旧世界。

走上革命道路

蓄胡明志。1937年,应枢得知雷任民、侯俊岩等从日本留学回国,遂离职北归,在太原加入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出任“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分配部运输科长。这时,为国难忧愤于怀,蓄起胡须,并发誓“抗战一日不胜,胡子一日不剃”。任胡子绰号即由此而起。

司马镇组建抗日武装。七七事变,平津失陷,不几日,日军铁蹄踏进山西,逼进太原,国民党城防部队未做抵抗,弃城而逃。此时,晋中各县阎政权望风披靡,土崩瓦解,四散逃命。日军未到,溃兵先来,一伙才去,一伙又来,所到之处,奸淫掳掠,群众则东藏西躲,日以继夜,慌乱一团。当时,应枢正由并回村,目睹这些情况坐卧难安,于是,组织本村青壮人员组成护村队,手持镰刀,维持秩序,在村口张贴告示,命令到村之溃兵集体饮食,如再敢擅入民房,借故扰民者,一律杀头,概不容情。一日,有自称太原警察局长陈树荣的五六十人进村骚扰,要酒要肉,极其蛮横。应枢组织村民自卫,群众义愤填膺,一呼百应,棍棒交加,把这伙抗日无能、扰民有余的无赖之徒撵走。并将缴获之骡驴驮畜衣物包袱,当场民主商议,分给一些贫困群众。

估计日军将接踵而至,他当即与张凤楼、任茂森等几个青年,带着从溃兵手里缴获的一支冲锋枪和几颗手榴弹,打起白底黑字的“抗日救国学生宣传队”的旗子,开拔到孝义西部边山地区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不久“抗日救国学生宣传队”变成“抗日国术游击队”。

宣传抗日,扩大队伍,是当时这支游击队的主要活动。游击队驻扎司马镇,有一天,八路军干部姜达生到了司马镇,任应枢请姜同志给游击队作了一次政治报告,讲解党的抗日政策,批驳了阎锡山散布的反共言论。这次抗日爱国教育,在这支抗日队伍中播下了红色的种子。使游击队战士对共产党由不了解、疑惑到敬佩,懂得了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爱国的,是解放人民的大救星。

任应枢本人宣传抗战,传播革命思想的热情很高。这支游击队有任应枢自己编纂的一套标语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做亡国奴!坚持抗战到底!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反对一切不允许儿女参加抗战的糊涂父母!动员起来,有人出人,有枪出枪!……他白天随队四处活动,晚上向青年们讲解马列主义,经常到深夜,他还亲自到各家各户做工作,说服动员家长支持自己儿女抗日。经过他的工作,很多父母把孩子交给他。文月樵(曾任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家中只有一病残的老母,母女俩相依为命,老人家高兴地支持女儿参加抗日队伍。任中浩(曾任中央五机部某司司长)要参加队伍,受到父亲阻挠,关在家里不许出门,任应枢同志带领宣传队员亲自登门拜访,终于说服了任中浩的父亲,使他走出家门,参加到抗日行列里,并成了这支队伍中的一名骨干力量。

面对游击队力量薄弱、活动又无经费等困难,任应枢派出大批同志深入附近村庄,进行抗日动员工作,并用抗日游击队名义,发动失业矿工开采在逃地主、豪绅的两座煤窑。还发动群众捐赠捡到的阎锡山溃兵的枪支弹药。并从孝义县城“全兴宏”字号购买大量钢料,雇用铁匠锻打钢刀长矛以供军需。经过一段时间宣传发动,方圆数十里内群众抗日情绪如火如荼,有的捐米捐面,有的捐赠衣服,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游击队,不几日,报名参军的工人、农民、学生达二百多人。时有当地武术爱好者赵良德、侯树芳、张庆增等也携带单刀、红樱枪参加了游击队。他组织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很快声震汾平介孝方圆几十里地区。

率部加入工卫队。1937年11月,任应枢向当时驻在汾阳县三泉镇张家堡村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汇报了组建游击队前后活动,邓小平同志赞扬他的抗战热情和进步思想,鼓励游击队为抗日救国做贡献,同时提出共产党欢迎同一切抗日进步团体合作。

1937年11月中旬,任应枢率队开进孝义县城,进驻孝义城隍庙前的女子中学校。他把这支抗日武装编成四个武装分队和通讯、宣传、工作、军需供给、妇女、儿童、卫生、军械修理八个组。除了继续抓宣传发动外,抓紧对游击队进行军事训练,以适应战斗需要。他自己更是勤练射击本领,一直练到可以打下飞禽。

1937年12月初,游击队同孝义县政府(当时阎政权)及县牺盟会、动委会达成协议,将游击队列编为“孝义县人民武装自卫队”。不久,自卫队上当受骗,被驻县阎军71师包围队部,应枢被县府软禁。事后才知道是队参谋文秀石(国民党特务)勾结阎县长刘怀伟等人阴谋策划,企图将这支抗日队伍拉到国民党军队里,因而有意制造了游击队谋害县牺盟会特派员张希康事件。应枢洞察其奸,持枪冲出县府,时工人武装自卫队已由太原南下,驻中阳县一带。任应枢与工卫队政治部主任侯俊岩是老同学,即派人前往中阳取得联系,工卫队即派陈xx来队协商,确定全队参加工卫队。

1937年腊月24日拂晓,任应枢带全队人员约三百余名以出城操练为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孝义县城北、西、东三门拉出,急行军到汾阳县三泉镇任家堡村。随即,他又命令刘秉三及其子刘子亮(后任晋东南军分区司令员)星夜赶到师庄,与自己汾阳河汾中学时的老同学、工卫总队政治主任侯俊岩同志取得联系。同时派出几名骨干到工卫总队驻地参观学习。在工卫总队,到处歌声瞭亮、斗志昂扬,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支抗日武装遂改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第四大队。任应枢被任命为大队长。(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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