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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曹操的出身，用官渡之战前袁绍的笔杆子陈琳的话来形容，就是四个字——“赘阉遗丑”（语出《为袁绍檄豫州文》）。  这位后来名列建安七子之一、此时尚处于曹操对立面的大才子，在他的这篇旷世雄文里如此历数曹氏的家世：
 在陈琳的笔下，无论是曹操的祖父曹腾，还是父亲曹嵩，都是罪孽深重，死有余辜。这一家子，真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 问题是，真的如此吗？我们得从史书之中找答案。 在陈寿的《三国志》里，他如此评价曹腾：
 如果说陈寿写作《三国志》时，曹魏刚灭亡不久，还需要为尊者讳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后刘宋史学家范晔在作《后汉书》的时候，就实在没必要去讨好那个已经亡国一百五十余年的曹魏政权了——
 实际上，尽管东汉后期被视作是宦官误国的时代，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对于曹腾的评价大抵还是以正面为主。因此，陈琳评价曹腾的话只能当做是发动战争前对敌人的丑化，以为自己赢得道义上的合理性而已。 但是，他对于曹嵩的形容却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作为曹腾的养子，曹嵩确实是花钱买过官做（因赃假位），而且是花了巨资（一亿钱）买了三公之位（太尉）；至于有没有“输货权门”，恐怕也是确有其事。  但是，你要说曹操是“赘阉遗丑”，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实在不能成立。毕竟，曹嵩只是曹腾从同乡谯郡夏侯氏抱养的一个孩子，和曹腾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 当然，无论曹腾、曹嵩父子是奸是忠，都不影响一个事实——曹操是地道的干部子弟，而且是高干子弟。曹腾被汉桓帝封为费亭侯，加官特进（相当于副国级散官），死后其爵位由曹嵩承袭。这使得曹操一出身，起点就比他后来的对手们——刘备、孙权等人要高得多。 但是，父祖们的官爵却并不能令曹操在政治上的起步阶段赢得多大的优势，原因很简单，他是“赘阉遗丑”。  是不是亲爷爷，不重要；该姓夏侯还是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既然已经继承了曹家的香火，那你就是宦官的子孙。而宦官，是被当时的主流精英——也就是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 为什么会不齿宦官呢？可能是和他们绝了香火、不是一个完整的男人有关。不过这个理由既不好直接讲，也未必是主要原因。毕竟受宫刑的人也不止只有反面角色，还有史官的楷模——太史公司马迁。  最常见的理由，是因为宦官们把持朝政，祸及天下。这个倒是确有其事——东汉王朝自中期以后，宦官就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并占据C位，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看来，宦官势力的出现动了一些人的奶酪。那么他们是谁呢？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应该是外戚。  与此前和此后都不同，东汉王朝的外戚是一股极其强大的政治力量，并且和皇帝的关系也极为微妙。之所以如此，和两个原因有关—— 其一，是因为东汉皇室反复与几大家族联姻，导致这些家族势力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尾大不掉； 其二，则是因为东汉皇帝普遍短寿，没活过十岁就驾崩的大有人在。  这两大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新的皇帝被立起来的时候，他所要面对的外戚势力，可能和自己半点亲缘关系都没有。这些盘踞高位、手握重权之人，既无法靠血缘笼络，更需对其提心吊胆；个中如“跋扈将军”梁冀者，废杀皇帝有如儿戏，怎么能不让小皇帝们胆寒？ 因此，小皇帝们从自己身边的侍从——也就是宦官之中寻找心腹加以培植，自然也就顺理成章起来。宦官无家无室，自己的根就在皇宫里。既无后顾之忧，更乐意以死报效，他们也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了皇帝最倚仗的力量。  那么，这些宦官的出现，又碍着士大夫阶层什么事了呢？原因很简单，士大夫们与外戚更亲近。 随着光武帝在武帝后再一次强调儒家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东汉的学术圈几乎由儒学完全垄断，且选官取材也大幅向儒生群体倾斜。而在当时如此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能读得起书、做得起学问的人，家庭条件也必然不会太差——毕竟，在纸张还没有成为普及的书写工具以前，靠劈竹子晒竹简所传承下来的知识，不是谁都获取得起的。  因此，一条“富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链条，悄然形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一些从治书讲经到垄断仕途的家族逐渐形成，完成了从学阀到门阀的转变。 这些家族之间互相授业通婚，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网络。而作为实际上最高权力的争夺者，外戚家族们自然也非常乐意和这帮掌握着话语权和大半个官场的家族们结好。于是，外戚与士大夫这两个看似不大相干的群体之间便能无缝对接。 这样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们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优越感——对于自己的“圈内人”，极尽吹捧之能事，如“三君”、“八俊”、“八及”、“八厨”等；对于不属于自己这个圈子的，则根本不屑一顾。在他们的心中，天下的主权是刘家的，但治权却应该是自己的。这个时候，让一帮不仅出身寒门还身体残缺的家伙染指中枢乃至地方的权力，岂不是混账？ 因此，在袁绍眼里，曹操虽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但实际上只是个外地乡巴佬阉人抱养的子孙而已。自己既然是“四世三公”、名门之后，那曹操不是赘阉遗丑，又是什么？ 对于这一点，自幼就生长在洛阳城的曹操应该感受更深。尽管不论是袁氏还是杨氏，甚至连皇室刘氏，户口本上籍贯那一栏都和自己一样得填外地；然而作为已然在帝都生活了数代人的顶级家族，他们已经可以在自己面前称一声“老洛阳”了。 因此，年少之时的曹操，根本没把心思放在读书上。陈寿说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曹瞒传》更称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批评曹操的，说他是知道自己到了岁数就会有人给自己推举个孝廉从而得到进入官场的机会；但换个角度想一想，在那个连做学问也要看家世和出身的时代，曹操要当博士讲儒经，又有哪个望族会接受他呢？ 然而当曹操初入官场，以二十岁的年纪担任京城公安局局长（洛阳北部尉）时，他所做的事情却令人瞠目结舌。 很多人都知道，在曹操这短短的京官任期内，他棒杀了汉灵帝宠幸宦官蹇硕的叔父，并以其作为后来曹操被外放为顿丘令的理由。毕竟，太监孙子杀了太监叔叔，哪儿有这样的混账事情？ 但是当我们细细研究这段历史时，却发现并不简单：
蹇硕叔父之死，只是一个典型案例。实际上，当时曹操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没有一个手下留情的。而最后把曹操从北部尉的位子上拱走的，也并不是蹇硕。从“宠臣”这两个字来看，反倒更有可能是那些大臣们干的事情。 想来也是如此：一个刚二十岁就做到厅级干部的毛头小子（虽然在那个时代是常态），不好好打点上下、左右逢迎，反倒在京城首善之地大搞“恐怖”政策，对那些向来安分守己、只不过偶尔小小犯禁的名门大族们动大刑，这样的后生，不把他搞出京城，以后岂不是要翻天？ 于是曹操开始了他的外放生涯。不过好在他还有一个在朝中说得上话的老爹，不久以后，他又以“能明古学”的名义被征调回京担任议郎。这个调动，明眼人一看即知有文章，因为曹操向来不喜欢读书，对那些儒家的繁文缛节更是没兴趣，说他明晓古学，还不如说他是个大数学家靠谱。 那么，经过宦海第一次浮沉的曹操，又将迎来什么样的考验呢？咱们下回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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