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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父之战 －－吴楚争霸的转折 鸡父之战，是前519年，发生于吴、楚两国之间的一次重要争霸之战。 春秋突出一个“霸”字，根据《国史大纲》观点，可将春秋相对区分为霸前时期（约前771年至前686）、霸政时期（约前685年至前558年）和霸政衰微时期（约前557年至前466年）三个阶段。 霸政时期向霸政衰微时期的转变，主要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各大国特别是晋、楚、秦、齐，经年累战，国力衰落，人心涣散，无心或无力或没有雄厚的民意基础支撑大规模兴兵争霸，都有偃兵蓄锐的意愿。二是各国卿大夫普遍趋逐于兼并土地，扩大封邑，逐渐形成了君弱臣强的不正常局面，继而诸侯国内的君臣之间、臣子之间或者卿大夫与家臣之间的争权斗争，越发成为斗争的主要形式，无心也无力再兴争霸战争。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时期，求得生存是诸侯国的主要矛盾而非称霸了。 在此背景之下，前546年，在宋国大夫向戍倡导下，晋、楚、齐、秦、鲁、卫、陈、蔡、郑、许、宋、邾、滕等14国在宋国的西门外举行春秋第二次弭兵会盟，会盟后中原诸侯列国之间出现了相对和平的局面。然而，这一时期内，偏处于长江流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不甘于偏居东南一隅，谋求地区直至中原霸权的企图渐渐滋长。按照立足东南、向西向北拓展的思路，先后与地域内的楚国等诸侯国家发生了多次争霸战争。质言之，虽然这时期被称作霸政衰落时期，但也还是有以称霸为目的的战争，只是战争的范围和规模稍有不同而已。 鉴此，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便由晋楚争霸战争转化为吴楚争霸战争。 吴国，位于长江下游地区，是周朝的周王族诸侯国，相传始祖为周文王的伯父太伯。建国之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于前585年寿梦执政期间正式称王。前584年，楚国流亡在外的大夫申公巫臣受晋国派遣出使吴国，并教吴国用兵之术和车战之法，吴国从此开始与中原各国交往，并与晋国结盟。随着国势的逐步增强，吴国开始派兵征伐楚国，以求首先争得地区的霸权。 在最初的争霸战争中，吴基本上处于胜少败多之势。前548年，吴、楚舒鸠之战（安徽舒城东南），吴军贸然发动进攻，以致陷入楚军预设阵地，遭遇伏击而败。前548年，吴、楚巢城之战（安徽巢湖东北），楚军引诱吴王亲率吴军冲至巢城门口，被楚国将领牛臣等射死，吴军失败。前538年，吴、楚朱方之战（江苏镇江东），楚王率军进攻吴邑朱方的战争，吴军虽未全败但也损伤严重。等等。但随着伍子胥、孙武等一批贤能投奔吴国，加上吴王僚、吴王阖闾的英明，在他们执政期间，吴国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与楚争霸战争的颓势也逐步得到扭转。鸡父之战，就是最直接的反映。 在上述背景下鸡父战争暴发了。至于暴发的具体导火索，有关史书记载到是挺令人唏嘘。《吕氏春秋·先识览》记述最全： 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於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後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於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 对此,《史记·楚世家》和《史记·吴太伯世家》也都有简要记述，大体意思相同，均是说明鸡父之战的起因，是吴、楚两国边境卑梁地区的边民之争所引发，为此，后世还将这一事件演变成了一个成语叫“卑梁之衅”，谓因小事而引起大的冲突。仔细想，边民之争只是个由头或者是现象而已，真正的原因或者说其实质是吴国养晦已久，正在谋求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发起对楚争霸战争，这样的借口真乃是求之不得。 关于鸡父之战，《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有详细的记述。首先看第一段： 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熸薳。 这一段的大背景是鲁昭公二十三年，也即前519年，吴国人征伐州来（今安徽凤台），为什么要伐州来？《左传》未作说明，但上述《史记》记载已很详细。为什么成书在前的《左传》未作任何说明，而成书在后的《史记》却有具体原因，史料上找不到充分的理由，我们可以大体进行推测，这兴许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又获得了有力的证据吧。不过，从理解的连贯性来讲，本篇可将上述《史记》记载的“卑梁之衅”当作输入。 紧接着，《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继续论述： 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齧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帅贱多宠，政令不壹。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 这是吴公子光对楚之军队情况精彩而透彻的分析，堪称完美。公子光何人？即吴国第二十四任君王阖闾，也即第十九任君王寿春之孙、第二十任君王专樊之子（公子光此后由于不满第二十三任君王僚继承王位（按当时的继承传统应该是公子光继承），派杀手专诸刺杀了吴王僚并取而代之)在当时就表现出超常的智慧和谋略。他对战争态势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言之有据。理解上述这段话，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个方面：知己知彼方面。 ①一针见血地指出楚国与周边各小诸侯国之间的同盟关系的本质，就是维系在诸侯国对楚的畏惧，是不得已而参加战争的。这就隐含指出了这种关系的松散性和在生死攸关之际的自私性，为接下来的一触即溃作了铺垫。 ②对各诸侯国君王性格特点的分析很是到位，故能够有针对性运用到谋略的制定当中；同时，也非常了解薳越在军中威信远不及子瑕，加上临阵换帅，致使薳越无法对楚军实行统一指挥，七国军队“同盟”而不同心。 第二个方面：策略战法方面。 ③提出了避强就弱、各个击破的战术方法，主张先击破胡、沈和陈三国部署，然后逐次向纵深发展，一个一个将诸侯国各次消灭。 ④提出了隐真示假的战术方法，正所谓“兵之形，避实而击虚”也。 以上，都为接下来对兵力的正确运用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接下来，《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继续论述： 戊辰晦，战于鸡父。 晦日，指农历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或农历二十九，或农历三十。此役发生的当月是农历二十九。晦日忌讳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勿兴兵。在古代特别是春秋“戎与祀”为国家最重要两件大事时期，各诸侯国都不会在晦日号令战事，以表达对上天和祖先的尊敬。然而，公子光却反其道而行之，明智不可为而为之，毅然主动发起战斗，从而达到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役目的。不过，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公子光的性格取向，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接续记载： 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 中军从王，光帅右，掩馀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 这是避强就弱、各个击破战术方法被吴王僚采纳后的具体实践，也确实达到了预定的战果。 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书曰：“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齧。”君臣之辞也。不言战，楚未陈也。 这是各个击破战术方法的延续，同时，更重要的也是心理战术的成功运用。吴国以胡、沈小国传导的介质，宣传他们君王的被杀与被擒，在心理上动摇楚军联盟的军心、挫败其锐气。另一方面，由于当天为晦日，楚国联军各部队未做充分作战准备，以致于吴军快速进犯时，楚国联军一触即溃。所以，连《左传》的作者左丘明都不愿意把此役称之为战争，理由就是“不言战，楚未陈也”，楚国未作排兵布阵等战争准备，就像是宋襄公所认同的“不鼓不成列”就不应该发动战争是一个道理。 综上，此役的大体意思就是：吴国大举征伐楚之州来，楚联合周边诸侯国施救，吴知其势强故撤至钟离（今安徽省凤阳县东），楚军搬师尾追。在追击路上，楚国统帅子瑕病亡，楚军临战失帅，对士气打击很大；司马薳越接替指挥，但无赖资历浅显威信不高，难以指挥楚之三军。鉴于此，吴公子光对当时情势进行了精准分析，向吴王僚提出如战必胜的建议并得到批准而迅速执行。 战争推进过程中，吴军没有避讳晦日（七月二十九日）不可动兵的习惯做法，毅然发动战事；以三千吴之囚犯先期投入战场，以探得虚实；先攻击胡、沈等小国，以此为突破口向纵深推进；故意释放囚徒，散传胡、沈两国君死臣亡言论，达到瓦解敌军心士气的作用。等等，吴军采取的一系列谋略方法，使其在战争中处于主动位置，把握着战争的走势，最终击败楚军。 从研究战争的观点来看，“鸡父之战”是一场比较平凡的战争，谈不上些许精彩。战争就像一场球赛或一场对弈，只有“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你一招我一式，过程跌宕起伏，围观的人才会直呼过瘾。鸡父之战，战前，双方只是在调运兵力，吴军先是围攻州来，闻知楚军联盟救援后，又主动撤离至钟离；待后期真正要对决时，楚军联盟基本就没有进行作战准备，与吴军打了一个错位差，故尚未展开阵式对抗就一溃千里，输了这场作战。所以说，此役就其过程来讲，很少有值得玩味的地方。 不过，鸡父之战对于后世指导战争的人来讲，又能提供比较有意义的借鉴。成书时间基本与此役同时期的《孙子兵法》有言：“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的观点就是，战争是要进行先期谋划的，谋划的多与少、充分不充分、周全不周全，直接影响战争的胜负。鸡父之战，对于吴国来讲，可以堪为古代综合实施战略战役谋划的典范。吴军综合性施策可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吴军统帅部能够准确地判明楚军联盟的松散性特点，以及加盟的各诸侯国国君的性格特点，巧妙而不失时机地利用了对方的弱点，加以针对性施策，是取胜的基本保证。做到了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不殆。 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吴军坚决打破“晦日”不宜作战的迷信习惯，出乎楚军联盟各个诸侯国军队的意料之外，竟然兴兵出征，打得楚军联盟措手不及。这也是奇正之术的具体应用。 ③隐真示假、诱敌冒进。吴军调集三千囚犯先期投入战斗，利用囚犯作战的无纪律性和混乱无章，使楚军联盟误判为吴军的不堪一击，从而产生轻敌思想，冒进进攻遭到失败。这就是孙子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的生动运用。 ④避强就弱、各个击破。吴军通过研判，以加盟的三个弱小诸侯国军队为主攻对象，一举突破并向纵深发展，依次攻破另三个小诸侯国和楚国军队。 ⑤攻破心理、瓦解斗志。故意释放胡、沈两国俘虏，使他们逃回到许、蔡、顿等国军队内，传播国君被杀、士卒被俘，动摇三国战斗意志，瓦解军心士气。 鉴上，把鸡父之战定性为庙算胜的典型战例一点也不为过。 对于楚军联盟来讲，其失败最大的因素应该在于“子瑕卒，楚师熸薳”。《孙子兵法》强调的知胜负的七个因素之一就是“将孰有能？”，一将失去，军中无“主”，将不能释其能、士不能尽其力，背心离德，难以集中统一指挥，孰能不败乎？前车之鉴、后世之师。 纵观吴、楚争霸的整段历史，可以印见的是，吴国自此役之后，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逐步由败多胜少扭转为胜多败少，争霸局面呈有利于吴的发展趋势，使吴国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地域资本。自此，楚军很少主动出击吴军，基本采取消极防御的措施，在吴楚争霸战争中逐渐陷入被动，终于在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的柏举之战被吴国以少胜多，攻破首都，元气大伤。后续再接续阐述。 鉴上，可以有力定性，鸡父之战是吴楚争霸的重要转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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