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德仁 韦金萍：情感史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实践与若干思考

摘要：情感史是以历史上的个人和集体的情感、情绪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西方的情感史研究发展多年并已经形成了若干研究路径。作为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情感史大大拓宽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为契机，情感史理论范式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近年来，中国学者除了不断引介外国现有的情感史理论研究成果之外，也在尝试挖掘自己的研究课题，就中外史学中的具体问题展开了情感史研究实践。情感史理论范式传入中国并得以实践，既是受到国际史学潮流的影响，也与中国本土的史学传统紧密关联。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国情感史研究，扩大中国史学的研究路径与范围，必须在广泛吸纳已有的情感史理论路径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情感历史的实际，建设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的情感史理论与方法。而且，情感史作为一种跨学科畛域的研究，也应该着重建设自身领域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与此同时，情感史研究亦不应画地为牢，应该在坚守自身学术路径的同时，为实现历史学科“总体史”研究目标贡献力量。

关键词：情感史理论、中国史学实践、本土化、总体史

21世纪以来，西方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对情感的关注度不断攀升，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不谋而合地将目光聚焦到情感这个话题。在史学领域，随着历史研究的重点自上而下转向普通民众，家庭史、妇女史、性别史、儿童史等日渐兴起，研究视角向作为个体的人逐渐深入，原本并不为历史学者所接纳的情感因素也逐渐受到关注，被纳入历史研究领域进行讨论。情感史学在西方学界迅速兴起，甚至出现了史学领域正在发生情感转向（emotional turn）的说法。近年来，情感史研究以其新颖的研究视角与广阔的研究空间，逐渐受到了中国学者的重视，情感史理论也随之被介绍进入国内，中国学者在这一理论范式的启发下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实践。当前，中国的情感史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有鉴于此，本文将在简要介绍情感史理论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国内现有情感史理论的传播与实践的成果，希冀为中国情感史研究的繁荣提供一定助力。

一、情感史研究在西方兴起及路径变迁

情感史是以历史上的个人和集体的情感、情绪作为研究对象的史学研究。情感史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表露、表达情感的方式与历史变迁。同时，历史学家的情感史研究与生物学家的人体心理研究是有明确区别的，生物学家主要研究情感在人体内的发生机制问题，而历史学家关注的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表露、表达情感的方式及其时代变迁问题，揭示人们的情感情绪与表达方式、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日常提及情感一词，它往往与主观、感性、变幻、难以捉摸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似乎与素来客观、理性著称的史学毫不相干。因而在一般人看来，主观非理性的情感并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然而，实际上情感史研究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之久，只是长时间未受到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青睐而已。21世纪以来，各学科相互交叉融合的趋向日益明显，史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范围也日益扩展，于是，情感史研究也在此背景下勃然兴起，方兴未艾。

最早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学者，可以追溯至20世纪早期的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赫伊津哈在1919年出版的《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一书中认为，中世纪的人们过着一种充满激情、表达坦率、情绪激烈的情感生活。这是一种与现代人能够自觉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感抒发的表达方式不同的情感生活，这是由于“中世纪人的情绪容易泛滥，也容易点燃”所致。赫伊津哈初步研究了中世纪人们的情感生活，认为中世纪人们的情感没有现代人理性。他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将人们的情感与理性对立了起来，也割裂了中世纪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传承性。继赫伊津哈之后，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是又一位进行情感史早期探索的学者。埃利亚斯在1939年出版《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一书，从长时段的维度考察了西方文明演化过程中的人的情感问题。他继承发展了赫伊津哈的有关思想，认为中世纪的欧洲人对自己的情感行为较少调节，冲动和本能乃是他们的主宰，而近代人则不然。埃利亚斯还认为，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也常常体现在人们的情感情绪的变迁方面。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情感和情绪控制就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细腻，情感生活也变得愈益均衡与稳定。他进而认为，人们的情感变化与社会形态的长期变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模式，总是受到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影响。赫伊津哈与埃利亚斯通过对中世纪情感的研究，都认为中世纪人们与现代人们的情感表达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而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就成了中世纪与近代的情感历史分水岭。他们这种研究结论，实际是将情感表达的方式作为了分割现代与前现代的重要依据，为历史学家从情感角度构建历史的宏大叙事提供了新视角，即认为西方的历史就是随着西方文明的演进而不断增强的情感抑制的历史。赫伊津哈与埃利亚斯的这种情感史观念，就是一种线性的、以文明为中心的情感史观，后来逐渐形成为情感史研究的早期研究路径，影响广泛，许多学者都追随这一路径进行情感史研究。美国学者芭芭拉·罗森维恩在2002年回顾这一研究路径时指出，赫伊津哈与埃利亚斯所建构的这种情感史宏大叙事模式中存在着一个理论基础，即将每个人的情绪看作是人体内的大量液体，它们不断翻腾、起泡，渴望被释放出来，因而她将这一模式称之为“液压”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深入，情感史研究早期形成的“液压”模式理论路径难以为继。其一，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情感不是简单寻求释放的力量，而是个体通过超量学习获得的习惯，与认知过程有关；其二，文化人类学则主张情感取决于语言、文化和社会，这意味着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情感和行为规则，因此不可能有不受限制的情绪表达。20世纪末期，历史学者开始尝试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搭建新的情感史理论框架，探索新的研究路径。

1985年，斯特恩斯夫妇（Peter Stearns &Carol Stearns）在《美国历史评论》发表了“情感学：论情感史与情感标准”一文，他们创造了“情感学”一词，指一个社会或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对基本情感及其适当表达方式所持的态度或标准，以及社会制度反映和鼓励这些态度的方式。斯特恩斯夫妇主张情感史研究要严格区分“情感”和“情感标准”，前者指由于主客观因素引起的个体的情感体验，后者指社会对待某一种情感及其表达方式的态度，它由社会文化所锻造，会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情感学”不等同于情感的研究，它的研究重点应是情感标准，关注情感标准是如何产生、发展、维持和变化的，以及这些情感标准是如何被人们理解、接受、管理或是拒绝的。斯特恩斯夫妇还进一步指出了情感史研究的三大步骤：首先是研究情感标准，因为相较于情感体验，它更易于获得且本身就很重要；其次是要试图理解不同时间中情感表达的变化趋势，并假设这些趋势和情感标准的变化趋势之间存在着对应联系；最后是探究人们在情绪标准和情绪体验之间进行调和的努力，这一步可以通过日记和其他来源很容易地进行。斯特恩斯夫妇的理论实则是在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创建新的情感史研究术语，他们承认了情感的认知成分，将史学家的研究重点引向了情感标准，希望透过研究情感标准的变化揭示社会的变化。“情感学”成了情感史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

率先直面心理学与建构主义的挑战、探索新的研究路径的是英国史学家威廉·雷迪。威廉·雷迪在《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中阐述了自己构造的新的研究理论。雷迪充分借助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指出随着心理学的研究深入，将情感同非线性思维及生理冲动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点已不再适用。学者们对情感已经形成新的共识，即情感就像是过度学习的认知习惯。它可以由主体决定是否学习、是否改变，情感并不总是无意的、自动的，即便情感在某些情况下是自发的、不可控的，情感产生的影响也可以发生改变。这一观点打破了将情感与理性对立的传统认识。因此雷迪主张情感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完全的）是习得的”。“很大程度上”肯定了文化差异在情感中的作用，“但不完全是”则体现了情感的生理基础，从而提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情感核心概念。这一论断兼顾了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弥合了两者之间的鸿沟。雷迪将情感定义为“一系列联系松散的思想材料”，它们往往同时被激活，却超出了个体注意的能力范围，所以个体无法在短时间内将其转化为行动和语言，而情感表达就是记录与处理被激活的思想材料的一种工具。雷迪借助奥斯汀的言行理论，指出情感表达常常具有两种功用：陈述型和施为型。情感表达不仅可以描述个体所感受到的情感，而且对个体情感具有确认、否认、强化、弱化等作用，比如个体说：“我很生气！”这可能在描述此刻的气恼，也可能确认和强化了气恼，同时还可能压抑和改变了心中其他的情感，它是自身直接改变、构建、隐藏或强化情感的工具。人们通常利用情感表达的功能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一过程被称为情感导航。情感表达的影响往往巨大且难以预料，如果人们的情感表达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人们便获得较大程度的情感自由，反之则会陷入情感痛苦。雷迪指出，任何长治久安的政体都有一套对于情感的规范性要求，即情感政体。严格的情感政体会要求个体表达规范性情感，牺牲个体更大的情感探索与导航空间，使用惩罚、酷刑等方式避免个体不当的情感表达；宽松的情感政体仅对特定时期、特定场合的个人情感提出要求。除此之外，对于社会个体的情感表达几乎没有管理与要求。当情感政体过于严苛时，人们会寻找一个可以坦诚地展示自己偏离规范的情感的仪式或组织，即情感避难所。它可能会为现存情感政体提供支持，也可能危及其基础。雷迪认为，评判一个情感政体优劣的标准，就是看这个情感政体能否将情感痛苦降至最低。他认为理想的情感政体，应该可以最大可能地实现情感自由；而在严格的情感政体中，情感痛苦的发生率极高，因此他反对严格的情感政体，他将严格的情感政体视为一种政治失败。雷迪的“情感表达”理论兼顾了情感的普世属性和建构属性，既肯定了生理机能对情感产生的作用，也强调了情感自身的能动性，从而为情感史研究的展开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

除了雷迪之外，芭芭拉·罗森维恩也提出了自己关于情感史理论的新看法。罗森维恩提出了新的概念——情感团体，认为它与家庭、议会、行会、教区等社会共同体相似，任何有共同兴趣和目标的社会群体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情感团体，即“坚持相同的情感评价和表达方式的社会群体”，或是“被共同或相似的兴趣、价值观、情感风格和情感评估所激励的一群人”。情感史研究应该关注这些情感团体的情感评价、情感联系与情感表达，即人们在每一个情感团体中的相似性与共同点。罗森维恩进一步指出，每个社会都存在不同的情感团体，人们可以通过调整自己在不同环境中的情感表达和对于苦难祸福的判断，从一个情感团体移动至另一个情感团体。而情感团体同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人们改变他们的目标和价值观，它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从赫伊津哈、埃利亚斯的宏大叙事，到斯特恩斯等人的情感规则、情感表达、情感政体、情感团体等理论，情感史研究路径由单一转向丰富多样。这些理论的具体内涵虽不相同，但皆是指向情感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更加明确了历史学家的研究面向，也反映了20世纪末以来历史学家批判地借鉴其他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构建更为全面系统的情感史理论所做的努力。

二、情感史传入中国及其理论传播

西方的情感史研究受到中国学者的注意是20世纪末的事情，较早对西方情感史研究注意的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大致在2000年前后，他们在西方情感史研究的影响下对中国明清时期的情感、情绪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中研院”曾委托熊秉真主持开展“明清社会文化中的情、欲与礼教”主题研究计划，包括了历史、文学、哲学、心理学等四个学科的六个主题研究方向。与此同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先后出版的《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与《礼教与情欲：前近代中国文化中的后/现代性》两部论文集，广泛讨论了明清时期的情感问题。前者虽以“公与私”为题，但在论文中对性别、情感等内容也多有涉及，如高彦颐研究缠足女子的疼痛之感以及她们对此疼痛之感的抒发与表达，熊秉真围绕明末民间父子之情的变或不变展开分析。后者则是在“情欲解放”之主题下进行的多角度研究，集中呈现了17世纪以降中国社会文化的两大走势：“礼教复兴”和“情欲觉醒”。后一部论文集中多有涉及情欲的研究，如王洪泰分析明清间妓女与文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他认为妓女和文人在妓院这一礼教的化外之区营造了一个男女平等交往的“情感世界”，明清士大夫将在妓院中发展出来的情艺生活纳入日常婚姻的范围之内，即在合乎礼仪规范的情况下，分离出一个经营情感世界的私人场域，并具体化于“妾”这一角色之中。欧洲著名的汉学家史华罗（Paolo Santangelo）是对明清时期的情感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早在1996年，史华罗就启动了题为“明清文献中的情感、心境词汇研究”的项目。他与中国、日本、美国等国的学者合作，运用历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梳理、归纳、解析中国明清时期典籍文献中的情感与心境词汇，重新构建传统中国的情感文化。他的这项研究成果已先后在2000年与2009年被翻译介绍进入中国。史华罗教授通过研究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情感文化，总是运用精致化的手段和方法，去控制和操纵激情，抑制个人欲望，倡导善的情感是天生的或者真正的人类情感，引导人们自觉地将社会道德规范个人化、情感化。这一研究结论恰好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极力在“情理合一”中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

中国大陆学者则关注到了历史研究中历史学者的情感因素问题。2007年大陆学者在“今日历史学：个人的思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历史认识中的情感因素进行了集中讨论。与会学者基本认同情感与认知的关系，不再将情感与理性简单对立。在会议上，约恩·吕森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不应该排斥情感因素，也不可能排斥情感因素，“要重新为情感定位”。中国学者则进一步讨论了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含有情感倾向与历史学科学性的关系，他们认为所有学科的研究者都含有个人情感或体验渗透，并且历史认识是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检验的。因此，不能将情感因素作为否认历史学科学性的绝对理由。由此可见，情感、情绪研究已进入大陆历史学者的研究视野。

进入21世纪，西方的情感史研究日趋热络，情感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日益丰硕，情感史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历史研究领域。但是直至2015年，中国学者对西方情感史的研究热潮都未能予以充分关注。仅仅在2012年，国内学者才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简要介绍了西方情感史研究的趋势。并且，此文也未明确使用“情感史”一词，使用的则是“情感历史研究”，说明作者也还未能明确地认识情感史研究的潮流性与独特价值。

情感史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是在2015年。当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济南召开，“书写情感的历史”被列为这次大会的四大主题之一，足见国际史学界对情感史研究的重视。情感史也通过此次会议，开始全面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在这次历史科学大会上，“书写情感的历史”这一主题由“情感、资本主义和市场”“情感和'他者’的塑造”“身体和空间中的情感”以及“书写情感的历史：理论和方法论”四个分论坛构成，来自法国、英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西班牙、芬兰和捷克等国家的学者针对各个分主题进行现场发言，中国新闻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多家媒体给予了全面地、密集地报道，扩大了情感史在中国的传播面与影响力。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是世界历史学科领域内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历史学国际盛会，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美誉。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的召开，为情感史在中国广泛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次历史科学大会，将国际情感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首次集中呈现在中国学术界面前，开启了情感史研究全面传入中国的序幕。大会之后，参与会议交流的国外学者的情感史论文被陆续翻译发表，国内学者也纷纷开始撰文推介情感史。

“书写情感的历史”主题会议的组织者乌尔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的文章《书写情感的历史》在《世界历史》2016年第1期刊发。文章详细介绍了情感史主题会议中四个分议题的设置情况，并且详细回应了情感何以入史的问题。乌尔特·弗雷弗特认为，把情感作为历史研究领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情感自身可以充当历史的变量，是影响历史运行的重要因素，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内容；历史学者应该分析在社会影响、经济力量、政治干预和宗教仪式的影响下，人们的情感是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进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曾参与“法国大革命史”专场会议的学者蒂莫西·塔克特（Timothy Tackett，中文名：谭旋）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情感史视野下的法国大革命》，经翻译后发表于《世界历史》2016年第４期。该文中并未过多阐述情感史的具体理论，而主要是关注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所经历的一系列具体情感，如欣悦、爱、恐惧、愤怒以及憎恨，等等，同时探讨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情感方面的差异以及情感与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文章内容丰富，分析透彻，是情感史理论应用于具体历史研究实践的出色范例。2017年，曾担任主题会议评议人的查理斯·齐卡（Charles Zika）的文章《当代西方关于情感史的研究：概念与理论》被翻译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该文概述了20世纪以来情感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并重点阐述了威廉·雷迪的“情感表达”、芭芭拉·罗森维恩的“情感团体”及莫妮可·希尔的“情感实践”理论，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学者关于情感史理论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该文最后还将西方情感史的研究中心、机构、项目和博客等研究信息以附录的方式罗列在文章后面，为中国学者研究情感史提供了信息便利。大会的另一篇论文《情感与中世纪晚期西西里的哀悼仪式》亦经翻译后在2018年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杂志，作者是西班牙巴斯克大学的法布里齐奥·蒂托内（Fabrizio Titone）。文章讲述了中世纪晚期在西西里举行的葬礼所具有的社会寓意。人们在葬礼上公开地宣泄哀痛之情，表达的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与基督教所信奉的“死亡是永恒的救赎”理念相背离。同时，葬礼还可能反映一位家族成员的去世是如何颠覆或威胁到政治现状，葬礼甚至因此成为死者家族巩固自身地位的途径。因此，无论世俗当局还是教会当局，都竭尽所能地限制葬礼仪式，控制葬礼上人们的情感抒发，削弱葬礼的社会影响力。

随着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论文相继在中国翻译发表，大会关于情感史的讨论愈加清晰地呈现在中国学者面前，也引起了更多学者对情感史的关注和回应。2015年会议结束不久，国内关于情感史及其理论的讨论文章就陆续出现。2015年8月，王晴佳便率先撰文介绍情感史，发表在《光明日报》和《史学理论研究》上。王晴佳在文章中介绍情感史研究的渊源流变、代表人物、代表著作及主要观点，并着重分析了当前情感史研究的两大特点：一是努力挑战由赫伊津哈、埃利亚斯等人延续的传统的历史分期（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不再视情感为现代的产物，而是更注意采用人类学的方法，深入某种文化，将其'深度描写’，发现和重现其中的特定文化意蕴。而不是居高临下，评头论足”；二是当前的情感史研究者多具国际眼光，中国文化中的情感因素已经受到外国研究者的关注。王晴佳的这两篇文章对于情感史理论及方法的评述，主要侧重于情感史的发展概貌及当前最新研究态势的介绍，对情感史理论的介绍应该说还不够系统全面，但是对于国内史学界初步了解情感史依然有着相当大的助益。

2016年，《世界历史》第1期刊发了题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述评”的一组笔谈文章。其中，顾銮斋、孙一萍的两篇文章高度肯定了“书写情感的历史”这一大会主题，认为情感史提供新的研究视野、丰富了历史研究的领域。2017和2018年，孙一萍又先后发表了《情感有没有历史？——略论威廉·雷迪对建构主义情感研究的批判》和《情感表达：情感史的主要研究面向》两篇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分析了威廉·雷迪的“情感表达”理论。前者主要梳理了雷迪借鉴人类学和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最终提出“情感有自身的历史”这一论断的过程；后者则着重叙述雷迪“情感表达”理论的具体内容，以及雷迪运用这一理论进行研究的例子。孙一萍还在文章中阐发了自己关于情感史的认识，她认为，人们情感表达的真与伪并不是决定情感史是否可行的条件，而情感表达的真伪与否恰好可以成为情感史的一个研究面向；情感史研究并不止于追踪过去人们的内心，而是要认识一个社会中人们情感表达的变化，分析各式各样的情感表达方式背后的历史意义，从而深入理解社会的权力关系、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进而对所研究的时代形成更为丰富与深层的认知。

2018年，《史学月刊》第4期刊发了题为“情感史研究和当代史学的新走向”的一组笔谈文章，涉及情感史研究的多个方面，为情感史在国内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王晴佳重点论述了情感史研究兴起的缘由及其与当代史学发展的密切关系，他着重指出：“第一，在很大程度上，情感史研究的开展是战后世界范围学术发展总体趋向的一个表现。第二，情感史的研究又是战后国际史学界变化的产物，与社会史、文化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乃至最新的培养动物（人类如何培养动物、与之共存又对之付出情感）研究，均有水乳交融的关系。第三，情感史并不否定理性主义分析，而是想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在理性和感性的双重层面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加以深入的分析。第四，情感史的研究需要而且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展现了当今史学不但与社会科学结盟，也与相关自然科学联手的崭新趋势。”黄克武则着眼于介绍历史进程中具体的情绪研究（如羞辱、羞耻、罪恶等），他认为人类的情感大多与特定的身体表达相关联，从情感史、身体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仍有巨大的应用空间。李志毓具体论述了如何将情感史理论运用于20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的问题。她认为情感史与中国革命史研究有两个关联层面：一是情感本身的“历史性”问题，如各种情感在革命中的表达、情感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二是在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如何运用好情感史理论范式的问题。该文试图分析不同时期的革命者，从清末烈士，到投身国民革命的知识青年，再到共产革命的革命者，他们诉诸革命的行为是受到了何种情感的驱动，以及这种情感是如何影响他们的革命行为的。她相信随着情感史研究的推进，对于各类革命主体的描写会有更为精彩的呈现。张寿安阐述了明清时期大众文化和思想界两个层面的情欲觉醒之态，认为此时情欲觉醒促进了人伦秩序、法理制度的重整，促成了社会新情理观的出现，这说明了情欲观念对社会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

2019年，《史学史研究》第４期发表李娟的《普世与建构：论情感的史学化历程》一文，该文围绕情感史理论中普世主义与建构主义之争论展开，论述了情感在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过程中与普世主义和建构主义二者之间的理论纠缠问题，主张开辟一条超越二者对立的情感史研究路径。文章认为，普世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其实指向更深层次的二元结构，即自然与文化。这种对立不仅影响了情感史，更关乎整个人文学科。而这种二元对立将长期存在，因此“情感史仍要继续与其他领域合作，建立起广泛的跨学科研究”，“为情感史研究开辟一条超越普世主义与建构主义二元对立的新道路”。

2020年，《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发表赵涵的《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一文。该文以时间为序，对当代西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予以了非常详细的追溯和评析。文章主要阐述了情感史代表人物斯特恩斯、雷迪和罗森维恩等人在情感史理论建构方面的贡献，认为他们通过吸收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的成果，为情感史研究提供了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框架。赵涵通过细致梳理分析当代西方情感史理论的源流分合与演进后认为，情感并非是理性绝对对立物，情感不仅拥有自己的历史，还对历史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且情感与历史相互影响，因此历史学者可以去反思一切历史事件或现象与情感的关系，分析历史事件和现象背后交杂着的情感因素和人为因素。情感史研究勃兴最为重要的意义就是将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传统领域，扩展到人的内心层面，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因素成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重要维度。情感史的兴起，为探究历史上的情感规范及其背后的社会认同和权力运作机制，以及人们为维护、贯彻或对抗该规范所采取的手段等问题，提供了新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于情感为何可以进入历史研究领域这一话题，黄道炫在澎湃新闻网·私家历史（2020年10月13日）也撰文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历史研究要面对的是整个人，情感、情绪对于个人而言就是不可或缺的部分，人类的情感体验和情绪表达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应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另外，金雯在《外国文学》2020年第6期发表了《情感是什么？》一文，梳理了早期现代以来的西方情感观念，试图为情感史研究中的情感进行一个精确的描绘与定义。与威廉·雷迪的定义方式相似，金雯在文中也是紧扣情感与认知这条主线勾勒情感的定义，最终将西方的情感观念分为“直观论”（情感可以不依靠概念中介而直接进入意识，由此凸显认知与情感的相通性，情感可以被直接认知）和“概念论”（情感与情感概念之间有很多层中介，情感难以被清晰认知）两条脉络。金雯最终指出这两个概念看似相悖而实际上可以并存，它们并不互相否定，只是揭示了情感的复杂维度，对于情感、认知和语言符号三者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此文虽是基于文学中的情感研究进行论述，但其中对于情感意义内涵的梳理分析仍具参考价值，深化了学术界关于情感概念意涵的认识。

2019-2022年，王晴佳又先后发表了五篇讨论情感史的文章，向学界继续大力推介情感史研究。《跨学科的情感史：缘起、现状和未来》《情感史的兴盛及其特征》与《拓展历史学的新领域：情感史的兴盛及其三大特点》三篇文章，都是进一步介绍情感史发展源流及其特征的文章。前一篇文章紧扣情感史跨学科的研究取向这一重要特征，以20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变迁为视角，阐述在20世纪下半叶历史学朝着科学化方向演进的背景之下，情感史是如何发端、发展而至如今的兴盛，最后阐述情感史的研究如何开拓了历史学的未来发展。后两篇文章除了考察情感史的理论渊源、学术特点外，还描述了当今世界情感史研究出版的盛况，并将这些情感史著作按照主题划分为三类：一是以历史上的情感、情绪激烈波动、震荡的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二是在常见的历史事件、现象中，考察情感的作用及其影响的著作；三是从情感考察的特殊视角出发，研究前人较少注意或者注意方式不同的情感课题的著作。王晴佳对情感史的讨论并不局限于理论构建这一范畴，他在《口述证言能否成为历史证据？———情感史研究对近现代史学的三大挑战》一文中，以“慰安妇”研究作为实例，具体讨论口述证言能够成为史学证据这一问题，进而分析讨论了情感史、身体史、记忆研究等最新史学研究范式是如何更新史学观念、方法和书写方式的理论问题，重点讨论了情感史研究对近现代史学的三大挑战，认为情感史研究是拓展赓续史学传统研究领域和方法的新机遇。王晴佳还关注到了情感史与性别史之间的联系，在《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交融：情感有否性别差异的历史分析》一文中，他从史学史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情感史和性别史这两个史学流派的兴起缘由及其紧密关联。王晴佳指出，情感史和性别史的结合，能更加清晰地展现情感构成和性别认知的历史性，有助于历史学者重新思考传统的历史分期观念，检讨以理性主义为前提的近代史学遗产，将历史研究的重心从社会沿革、国家建构等方面，进一步转向对人本身的认知。

由上文论述可见，自2019年以来学界关于情感史的讨论日趋成为热点。于是，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网、澎湃新闻网·私家历史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学术媒体纷纷聚焦情感史话题，邀请相关学者进行学术访谈或者圆桌讨论，为推进情感史研究加油助力。孙一萍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网的学术采访，她结合自己个人研究实践就情感史的理论基础、情感史研究的创新之处、情感史研究热点问题等发表相关学术见解。她认为，情感是导致人们相互结合为社会的重要因素，只有从情感角度入手，才能还原某些抽象表述背后人们的真实生活。情感史不但可以增加历史解释的合理性，还能更加精准地捕捉历史的复杂与微妙之处。因而，不研究情感史，历史学家笔下的社会史、文化史都不可能被充分理解，是故情感史研究大有可为。2020年７月，澎湃新闻网·私家历史专门邀请了黄道炫、瞿骏、李志毓、袁松与赵妍杰五位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就情感史话题展开圆桌讨论会，就情感何以入史、如何研究人的情感以及在国内历史研究中是否存在“情感转向”等话题展开讨论，同时延展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等问题。对于现今历史研究的情感面向，学者们皆认同情感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研究无法将情感排除在外，但情感难以被文字完整传递，“情感的测量”仍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各位学者还就自身研究领域中的情感面向发表了看法，如赵妍杰研究五四时期的家庭革命问题，她特别看重家庭作为“情感团体”的作用，认为废家论者将人们的痛苦归结于家庭是错误的，打破家庭之后往往面临着更等级化、更不快乐的世界。再如袁松研究现代农村社会问题，他认为在我国城乡社会的基层治理工作中长久以来就存在着情感因素，如“情感说服”“情感动员”等，因而情感入史成为历史研究对象是毫无疑义的。另外，参加圆桌访谈的学者们对中国情感史研究予以展望，他们对中国情感史研究的前景抱积极的态度，认为中国情感史研究大有可为，必将成为观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变迁的一个新视角。同时，他们指出，中国的情感史研究不能盲目跟风西方，应该在理论借鉴的基础上走出我们自己的研究路径，这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脉络和现实处境，还是要立足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在此基础上对西方情感史的方法和视角进行主体性的学习和借鉴”。以上就是这次学术圆桌会议的基本讨论情况，应该说这次圆桌讨论就情感史研究的必要性与推进中国情感史研究问题达成了共识。2020年，邱旭玲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多角度推进情感史研究》一文，就推进中国情感史研究的路径问题发表观点。她认为应该从扩大资料收集范围、构建情感理论、阅读文本与文本外的沉默、跨学科合作研究、注重情感的历史维度等五个方面推进情感史研究。她还认为，情感史作为一个新颖的研究领域，它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如何克服研究面临的先天性困难、研究方法单一、跨学科理论运用复杂等问题，对于情感史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近六年以来，国内学术界除了撰文介绍西方情感史理论之外，对西方情感史著作的译介速度也在明显加快。2016年，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情绪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蒂芬妮·史密斯（Tiffany Watt Smith）所作的《情绪之书》经翻译在台湾出版。蒂芬妮·史密斯从大量神经心理领域的科学报告、历史文献、文艺作品、流行文化和音乐等资料中，搜集整理出154种对情绪的描述和定义，揭露了人类探索情绪的历程。2017年，以“激情”为主题的《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一书也经翻译出版。书中梳理了古典时代和中世纪关于激情的学术遗产，阐明了激情是怎样被吸纳到17世纪各类哲学著作之中的，以及情感在理性与行动中发挥着何种作用。《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是研究早期现代情感理论的破冰之作，此书的出版为人们重新理解人类关于心灵的观点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提供了新视角。随后，以其他情感为主题的著作也相继被翻译出版。如以“爱情”为主题的《爱情与西方世界》描述了爱情在西方的兴衰史，试图揭示西方世界中家庭、婚姻和情感之间的摩擦冲突，探索爱情与社会、宗教、文化等之间的隐秘关系；再如，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慌”“恐怖”为主题的《1789年大恐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谣言、恐慌和反叛》和《暴力与反暴力：法国大革命中的恐怖政治》两部著作都聚焦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感。前者主要对1789年的大恐慌作了详细描述和解释，并深入探讨了可能引发大恐慌的深层原因和背景因素；后者则集中探讨了恐怖政治之下，社会不同阶层的情感及其情感导致的行为。威廉·雷迪的《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可谓当今情感史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经翻译后也于2020年在国内出版，成为了解情感史基本理论、发展脉络和趋势的重要著作。同年，露丝·雷斯（(Ruth Leys）的《情感的演化：20世纪情绪心理学简史》一书亦经翻译出版。书中将目光聚焦于二战后与情绪相关的研究，梳理传统情绪理论的脉络，对情绪本质和作用进行了全面的分析。2021年，扬·普兰佩尔（Jan Plamper）的《人类的情感：认知与历史》翻译出版，书中清晰展示了情感史研究领域中的两种主要潮流（社会建构主义与普遍主义）的演变情况，不仅全面总结了西方情感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对情感史研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同时，由乌尔特·弗雷弗特（Ute Frevert）主编的《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我们感受情绪》一书也被翻译出版，此书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与光启书局组织的“光启·情感史”系列的首部译著。书中以1870-1970年间的经典儿童文学与教养手册为蓝本，揭示这些童书提供给儿童的感受与情绪，重点考察了社会如何建构、形塑儿童个人的情绪情感。另外，西方情感史理论的经典著作，约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秋天》虽然早年间已有译本，但近年来又有了新的更加完善译本问世。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近两年在总结概述世界最新史学潮流时，已经自觉将情感史涵盖于内，这说明情感史研究范式已经逐渐被中国史学界接受，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情感史研究范式在中国的初步实践

随着情感史理论在国内的不断引介传播，情感史的研究内容和范式逐渐引起了中国学者的重视。近两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将情感史理论运用于具体领域，出现了少量借助情感史这一研究框架分析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其实也是中国学者在情感史领域的初步探索。

近年来，赵妍杰、王凛然、江湄、李志毓等学者在中国史领域进行了情感史研究的初步实践。赵妍杰出版了《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此书实际上是一部情感史研究专著。该书并不是考察实际生活中的家庭功能失调的社会问题，而是从情感史的角度入手，细致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期读书人看待家庭眼光转变问题。该书在言、行互动中考察清末民初读书人家庭观念的变迁，并重点从这些读书人的情感与家庭思想的关联变化中探讨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王凛然的《情感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是从情感视角切入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一篇文章，提出改革开放时期的情感史研究就是要研究情感参与、工作及演化的历史，应该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情感互动。江湄《“国亡史作”新解——史学史与情感史视野下的元好问碑传文》一文从情感史的角度解读了元好问碑传文中的情感与思想，对“国亡史作”历史意蕴做出了新解读。文章认为元好问在金亡前后以“国亡史作”的忧愤之情和自觉意识撰写的大量碑传文，呈现了金元易代之际的汉族士大夫试图建立超越种族、王朝和地域的“中州士”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的努力。这不仅为“大一统”王朝的再兴准备了国家想象，而且为“国亡史作”的历史意识增添了新的内涵。于京东的《现代爱国主义的情感场域——基于“记忆之场”的研究》一文从情感与记忆的维度分析了现代爱国主义，认为现代爱国主义是源于历史记忆基础上的信仰构建。“祖国”的符号、国家的象征、纪念的仪式是承载记忆的意义单元，它们可以通过物质、理念、空间等形式构成民族—国家的“记忆之场”。由此形成的象征体系又是滋生爱国心的“情感场域”，既包括象征符号所营造的当下情感体验，又汲取了文化遗产与历史记忆中的情感资源，继而形塑了一种过去－当下－未来、场所－区域－全国之间的“共情”。它不仅担负着再造记忆与形塑认同的政治社会功能，还致力于培育信仰与实践上的情感共同体。这种集体情感存储和展示着一种国民信仰，攸关国家治理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裴世东、陆勤毅的《吴金鼎学术人生的塑造与转向——基于情感史视角的分析》一文将情感史与个体史结合，通过情感入史的方式对吴金鼎的学术人生历程展开细致分析，认为吴金鼎在人生关键阶段所经历的情感波动对其学术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志生的《路径与取向：情感史与中国古人情感》一文则关注了中国古人的情感。文章以项羽、武则天、李顼和王端淑四人为例分析古人隐蔽的情感世界，并探讨了这些情感所展现的社会情感规则的变化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丰富了今人对于古人情感世界的历史认知，展现了中国古代情感史研究的广阔空间。

陆启宏、赵涵、邹赜韬、董子云等中国学者，近年来则将情感史研究视野扩展至外国史研究领域，初步研讨了情感因素在外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陆启宏围绕巫术研究展开了讨论，他的两篇文章《情感史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和《精神分析、情感史与巫术——琳达·罗珀的近代早期巫术研究》皆是分析情感在近代早期欧洲巫术中的作用。前者就情感史在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中的运用作初步梳理，归纳出巫术史研究中与情感相关的三类内容：巫术与情感、巫术控告与情感以及巫术的历史编纂学与情感；后者的切入点则更为具体，从精神分析和情感史的角度对琳达·罗珀的巫术研究理论、方法与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讨论。陆启宏指出，琳达·罗珀用情感史理论分析近代早期巫术历史的做法，实则是在尝试用情感史来弥合精神分析方法运用于巫术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困境。总的来说，陆启宏认为情感史路径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有助于完善巫术研究中某些理论上的不足。《光明日报》刊发了一系列分析情感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变迁及意义的文章，如孙一萍的《激情与历史：以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为例》一文以法国中世纪的激情研究为例，分析埃利亚斯情感研究理论的缺陷以及采用情感表达进行研究的合理性。孙一萍强调，情感史研究的意义正是挖掘看似冲动无序的情感背后的理性，探索人们利用情感的方式以及情感变迁的历史。赵涵的《18至19世纪英国人对哭泣态度的变迁》一文，分析18世纪中期至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哭泣文化”盛极而衰的原因和过程，揭示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的道德和价值观念、政治和社会局势等因素与社会情感之间相互作用。在此之前，《人民日报》上还刊发了周小兰所作的《感官史和情感史的开创者阿兰·柯尔班》一文，文章中介绍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柯尔班由价格史转向感官史和情感史研究路径的学术历程。周小兰指出，柯尔班这一学术转向虽是受到当时如日中天的年鉴学派的启发，但在付诸实践的研究中却偏离了年鉴学派所坚持的路线，选择了一种背离结构主义的方式观察感觉、感官、情感的历史。此外，邹赜韬还通过《古罗马的笑：演说家、弄臣和猴子》一书的介绍，延伸探讨了情感史的深化道路问题，他认为“笑”确实可充当写照人类共同体的叙事承载，不仅可以进行同时代横向比较发现古罗马与东方的笑意融通，也可以在纵向维度上，将与古罗马文化不存在直接继承关系的中国近世历史进行比较，古今中西情感史比较研究或许是未来情感史深耕的一条进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感问题还被作为论文选题进行探索。如李娜娜针对法国大革命初期革命精英的情感转变进行了讨论，吴旭泽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感风格和情感控制为主题展开叙述，而王超群对法国大革命情感史研究历程进行了考察，对新兴的大革命情感史进行反思。董子云以“撒旦的诉讼”系列文本为中心考察对象，讨论了中世纪晚期法庭情感标准的变迁问题。他的《中世纪晚期法庭情感标准的变迁》一文，揭示了中世纪晚期法庭情感标准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并认为这一变迁历程亦是中世纪晚期“律师情感共同体”逐步形成的标志。

综上可见，情感史理论传入中国时间虽短，但已获得了一些有益的实践尝试。在以往研究中并不重视情感因素的学者，或是曾无意间触及情感因素的学者，开始更为自觉和积极地关注历史研究中的情感情绪。目前这些尝试隐约朝着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讨论情感的历史性问题。比如讨论在不同的时代社会上会流行什么样的情感，以及这些情感为什么会在社会中流行、政府对于这些情感是何态度等问题。王凛然的论文《情感史视野下的改革开放史研究》就讨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情感问题，其中他注意到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的一种社会情绪。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一种以“红眼病”为代指的嫉妒性情绪在社会上开始蔓延，以至于当时的《人民日报》多次刊文强调重视和抑制这样一种不健康的社会情绪蔓延问题。情感的历史性，还可以研究同一种情感的对象或其表现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以及情感变化的社会影响问题。赵妍杰在2020年7月澎湃新闻网组织的情感史圆桌会议上提出了清末至五四前后“爱”这种情感的变化问题。她发言说，中国几千年来都强调应该爱父母，但是随着新的概念（国家、社会、党等）出现，“爱”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清末强调“爱国”，五四时期强调“爱世界”“爱社会”，再后来开始强调“爱主义”“爱党”。她认为，随着“爱”的对象的变化，其意义理解与实践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最终导致的社会结果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另一个方向是讨论情感的作用问题。人们的行为举止既源于对各种现实因素的理性思考与选择，也潜藏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波动。面对不同的场景与境遇，人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情绪，引发不同程度的心灵激荡，而这些情感起伏又在社会条件的制约下产生各异的表现形式，最终指向个体多样的行为，导致复杂多变的社会结果，从而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因而，讨论情感波动的历史作用问题，是个有趣且很有意义的问题。如李志毓的《情感史视野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研究》对晚清革命者内心情感作用的分析。李志毓指出，晚清革命者的内心深处“常常潜藏着一种强烈的自我毁灭愿望，在愿望的背后，是对人生意义至深的焦虑”。由此促成了他们内心对家国命运的担忧、对现世社会的绝望、对生命价值的渴求等一系列复杂的情感的形成，而这些复杂的情感猛烈地驱动着革命者以一种无惧生死的姿态投身革命，进而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以上所阐述的两个情感史实践方向，实际上也并非绝对的分野，学者在研究中实际常常会将二者融会在一起讨论。我们此处言及于此，只是为了说明当前中国学者的情感史实践出现了这样两个研究方向的趋势。总之，中国学者的情感史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情感史研究在国内的影响，为情感史研究在中国落地生根、茁壮成长初步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关于中国情感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情感史研究的兴起，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原本以冷峻理性著称的历史学，通过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人们情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历史问题研究的生动趣味性，也扩展了历史学研究的内容范围，为今人架设了一根了解情感历史的津梁。情感史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实践，也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中国学者目前关于情感史探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的情感史研究几乎还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仍有许多富矿值得挖掘，因而我们相信中国的情感史研究一定大有可为，必将枝繁叶茂。总结近年的中国情感史研究，并展望未来的中国情感史研究，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和思考。

第一，情感史理论及其研究范式能够传入中国，并迅速得到部分学者的回应和身体力行，这是与中国本土的史学传统紧密关联的。

中国古代典籍中便不乏有关情感的讨论。《礼记·礼运》谈人之七情：“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儒学中则有一套独立、系统的性情论，探讨人之性与情，如《荀子·正名》云：“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论衡·本性》进而言之曰：“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发；情，接于物而然者也，形出于外。”对于情感的抒发，儒学中也有规定。孔颖达疏云：“谓直肆己情而径行之也，无哭踊节制，乃是夷狄之道。”可见儒学对于纵情而无节制之举是持批判态度的。古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历来是学者关心的领域。社会动荡招致的烦闷，生离死别引起的悲伤，自然灾难导致的惊恐，大好河山带来的畅快，这些情感往往无法书之于正史，只能借助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形式隐晦、曲折地表达。历史学者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也会经由诗文深入古人的内心世界，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进而表达理解之同情。中国传统文史观中“以诗文证史”的观点，就是这种情感实践的具体总结。古诗是古人情感的重要载体，诗人将万千情绪化于笔尖，以诗文抒发。中国古代独有的政治环境使得古代诗坛中发愤抒怨之景蔚为大观，战乱不绝、政权更迭、阶级冲突、派系斗争等现实冲击引发的情感波动，只能借助对历史的诗化吟咏聊以抒发。诗中评政治之得失，绘民生之苦乐，表达民怨民情，表达出很强的个人时代情感。作者对其作诗抒情所设的理想效果往往是上达君听，希图对政治有所改变，但实际成效往往微乎其微。然而，诗歌中“或隐或显表露出来的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因此，考察诗歌中所蕴含的历史情感也应该成为治史的面向之一。现代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就极力发掘诗词的史料价值，提倡“以诗证史”“诗史互证”之法，不仅是补充和考证史实，而且考察“著述者的情感世界与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以便深刻理解整个社会和广大知识分子层面的基本情感特征。综上可见，在情感史理论范式正式传入之前，我国史学中并不排斥情感因素，甚至会自觉地将情感因素考虑在内，将其作为考察历史的维度之一。应该说，自古而今，中国史学中与情感有关的研究是很丰富的，但实践先行，而理论滞后。中国的史学实践中始终含有关照情感的面向，拥有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基础与资源，如果这些积累能得到充分地挖掘与利用，便可以有力推动中国情感史研究的起步和发展。近年来西方情感史理论的引入或许正是中国情感史研究的一个契机，提醒中国学者更为自觉地回溯过往研究，将累积的经验概念化、系统化，进而形成富含条理性的中国情感史理论与方法。

第二，就中国而言，情感史想要在中国真正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就必须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相结合，最终建立适合中国自己的本土化的情感史理论范式。

情感入史本就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挑战，在情感史理论引入中国以后，是否会面临本土化、如何扎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土壤等问题这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值得注意的是，情感在中国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哲学基础。蒙培元先生把中西方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概括为“西方是情理二分的，中国是情理合一的；西方是重理的，中国是重情的”。亚里士多德将人称为理性的动物，而儒家的性情论则认为人兼具情与理。西方的情理哲学大约源于柏拉图的“灵肉二分”哲学，他将灵魂与肉体、理性与情欲进行简单划分，“理性只能控制，不能沟通或者导引情欲，情欲本身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中国的儒家哲学则将情理相连，这一理论“就其发展的大势而言，在先秦时期是以情感为基础而上升到道德理性，在汉魏至宋明是强调以道德理性来统率情感，至明清则又恢复到以情感为基础而上升到道德理性”。在不同的阶段，对情感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但都含有理性与情感相统一的思想。中西方情感哲学的不同或许也在暗示着不同的理论路径。因而，来自西方的情感史理论范式在传入中国之后，我们肯定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更不能生搬硬套于中国历史的情感问题研究。我们必须在详细爬梳中国情感史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情感历史的时代背景与内容特点，创设出一个适合中国自己的本土化情感史理论路径。中国化的情感史理论路径的探索，肯定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一定是要在不断总结中国学者的情感史研究实践的基础上提炼而成。因而，目前我们还是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加强国外情感史理论与研究著述的引介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内情感史研究的实践总结工作，以期能较早地形成中国化的情感史理论与方法。我们要大胆进行中国化的情感史理论探索，注意从深厚绵长的中国史学传统中汲取营养，不断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情感史命题，积极开展中国化的情感史研究实践，进而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凝练出中国化的情感史理论路径。

第三，就情感史领域学术建设而言，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征的情感史研究需要建设自身特色的理论路径。

情感史的研究领域既触及自然科学又关乎人文学科，因而它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征，是一个因学科交叉研究而产生的学术领域。这就要求情感史理论在兼顾二者的基础上发掘适合自己的理论路径。斯特恩斯夫妇借鉴社会学理论提出了“情感学”的概念，威廉·雷迪则借助心理学的成果弥合普世与建构之间的矛盾，跨学科合作依然会是未来理论建构的方向。“情感表达”“情感政体”“情感团体”以及“情感风格”、“情感舞台”等诸多新概念的出现，也反映出情感史理论在内容和方法上依然有巨大的探索空间。在各家提出新的理论方法的同时，新旧观点之间的碰撞与处理同样值得关注，斯特恩斯就曾呼吁学者重新关注情感、情感标准的变化与现代性的关系，并且寻求更优的分析与探讨。新的研究领域意味着新的研究对象，也意味着需要新的研究方法与资料。由于情感的产生既有生理机制影响，又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而情感的表达既有语音文字又有肢体动作，还存在“真”与“伪”、“虚”与“实”、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的问题，所以知晓与挖掘潜藏于个体内部的情感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上述所有这些情感史研究中的内容与方法问题，都需要我们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进而提出更为妥善的解决办法。我们既要在研究中积极借鉴不同学科特别是心理学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更要不断摸索总结情感史自身特色的理论方法。一般说来，一个学术领域要想真正独立存在，就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内容，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因而，自觉开展有关本领域研究内容、研究目标、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是每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必然的必需的学术理论建设。只有构建出清晰的情感史理论框架，情感史研究才能更加贴合学术逻辑与现实需要，才能更加专业地稳步推进，才能更加长远地发展。如果情感史研究长期存在概念定义不清、理论方法不明、内容体系不全的学术问题，这对于情感史研究的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就西方的情感史研究而言，虽然说已经形成了多条理论路径，也提出了多种内涵不一的情感史概念定义，但是情感史理论流派过多、各流派之间彼此交流融合较少、难以取长补短进而达到系统整合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西方的情感史学界。因而，他们对于情感史研究中的一系列基础理论问题，诸如情感史概念定义、历史分期、方法特色等等问题都难以形成统一意见。所以，情感史自身理论路径的探索还有着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可谓任重而道远。

第四，情感史研究不应画地为牢、局囿己见，应该在坚守自身学术路径的同时，具备宏阔的学术视野，积极融入“总体史”研究潮流，为实现历史学科“总体史”研究目标贡献力量。

情感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史学研究视角，最大的学术贡献是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王晴佳在回顾情感史与近现代史学发展的关系就曾提到，20世纪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就是对历史整体变动的分析与考察，而历史的变与不变，都掺杂了情感因素，因此这种整体视角就必然会包括人的情感。黄道炫也有类似的观点：“（情感史研究）只是想把历史研究中本来应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的情感带进来。无论所谓的'社会史转向’'文化史转向’或者说情感史，都只是历史整体的一个部分。历史应该面对人，而人是一个整体，你怎么可能把他划分说：'你这部分是政治的，这部分是军事的，这部分是经济的，这部分是文化的……’'总体史的眼光’这话已经说了很多年，确实是我们做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不言自明的逻辑。所有的'某某史’的概念都只是一个角度和方法而已，帮助我们认知历史中的一些环节。”由此可见，学者们已然认识到情感因素本来就是历史整体的一部分，因而情感因素应该成为观察整体历史的一个必然视角。众所周知，年鉴学派多年来大力倡导开展“总体史”研究，它对于历史学的设想是希望历史学“支配并包含研究人类状况的所有其他学科”。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即指出：“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长久以来，对历史的理性客观追求一直是史学家心中的执念，因此历史发展中情感因素被史学家长期冷落、忽视、摒弃，弃置一旁。然而，历史中的情感因素是一种客观存在，长期忽视情感因素的史学研究不仅难以达成整体史的研究目标，更不能洞悉历史的全貌。情感史的兴起，可谓恰逢其时，它使得原本被搁置的情感因素重新被纳入历史学者的考虑范围，通过情感纽带来分析个体与社会、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将观察的视角深入以往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调整和丰富历史学的研究视角，使情感史能同其他史学一道，完成年鉴学派“总体史”的研究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让情感史融入历史学的“总体史”研究潮流，这不是要情感史迷失自我。一方面，情感史要坚守自身的学术理论路径，进一步发展壮大自己。情感史研究要始终坚持以情感作为研究中心，揭示情感的历史变化和历史意义，不断夯实自身学术理论基础，进一步提升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与可信度。因而，情感史学者们要不断探索情感史研究的新材料、新内容和新方法，努力拓宽情感史研究的学术空间，进一步加强情感史自身理论路径的实践总结，不断厚植情感史研究的理论根基与实践基础，让情感史研究日益发展壮大，成为历史学百花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情感史研究在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也不能画地为牢、局囿己见，应该具有宏阔的学术研究视野，积极融入“总体史”研究潮流。实际上，情感史的兴起正是史学界积极实践“总体史”研究目标的结果。史学家意图通过聚焦分析历史中的情感因素扩展历史研究的视野，以期能够更加清晰透视出某一时空历史的整体全貌。因此，拓展历史研究的内容只是情感史研究的初步工作。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在全面梳理情感材料之基础上，将情感因素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进程背景之下进行分析，综合考量情感因素与其他历史因素之间的作用与联系，将情感史研究成果更好地整合到历史整体认识之中，努力将各个历史局部研究连接起来，进而形成对于历史系统而全面的认识，为实现历史学科“总体史”研究目标贡献力量。

梳理情感史理论传入中国之过程，不难看出，中国史学界关于情感史的研究，除了不断引介外国研究成果之外，国内学者也在尝试挖掘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始就中外史学中的具体问题开展讨论，主题上日渐细化与多样。这些现象也充分说明，情感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开创了一个较为可喜的局面，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可。情感史理论在中国传播至今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和成就，但从总体来看，情感史研究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之薄弱毋庸讳言，情感史理论也存在有待加强与完善之处。

作者简介：侯德仁，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韦金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来源：《史学月刊》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