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花间挹香 摘要：梳理社会学结构概念七种模式，检视其各自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重构生存费用、有限人和协同个人主义三个基本假设，提出社会盘局概念，揭示盘局力势场、权力场、行动场、话语场四个基本特征，为社会学理论分析提供新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社会结构、盘局、力势、生态位、具身资本、游戏 4、几何结构模式的问题。以几何结构为模式的社会关系结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迅猛发展，形成了一场社会网络分析革命。当代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以及由此引发的虚拟网络关系的快速生成，又为其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社会网络分析，以社会关系来解释社会现象，关系是其基石，几何隐喻是其基本模版。社会网络分析的单位不是行动者（如个体、群体、组织等），而是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在于从关系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刘军P25）。其主要问题：一是图上形式化作业。主要使用几何学的点、线、圆圈等概念和图形用来表示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位置、距离、块、矩阵等，然后分析其强度、密度参数值及其重要性。虽然也考虑了行动者的资源、权力和地位等实际社会属性，并在一些社会领域进行了实证研究，但难以与传统社会学主要问题有效对接。其形式化走向正像经济学的数学化一样，可能迈入与现实社会问题无关的“黑板社会学”。二是静态化倾向。几何图形本来就擅长于静态分析，刚好切合社会网络分析。现在社会网络分析所呈现的众多作品，绝大部分是静态结构的分析图谱，远远不能应用于动态的组织层级运行、结构演化和社会变迁等重大课题的研究。三是偏重于社会自发秩序。社会网络分析试图架起微观与宏观连接的桥梁，但主要侧重于社会网络结构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上，其中的个体是从组织中抽象的“质点”，关系结构基本是上原子化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结构。由于系统性忽视了组织体系、文化、制度等对网络中个体的影响，根本无助于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把握个体及集体行为逻辑。这对于社会学理论问题的研究，作用不是很大。这就像人们对骑自行车、烹饪的数理分析一样，常人以为非常简单的问题，而研究者则需要非常高深的学问才能破题。 5、制度结构模式的问题。自制度主义复兴以来，新制度主义已经蔚为大观，广泛渗透于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等领域，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纵观其分析视野，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偏重制度限制论。众多制度分析，基本上立足于规范、制度对个体及其行为的制约、限制、型塑作用，认为制度规则规定、确立个体的选择集合，个体是习俗、惯例、制度等的受动者。习惯、规范和制度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事实，构成个体选择的社会环境和前提条件；社会秩序由制度确立，个体行为由制度协调。虽然承认个人具有能动作用，但在规则、制度面前，人们只能低头、顺着规则走，突破制度框架自由行事就会受到社会的惩罚。人们生活在由惯例、规范、制度所确立的地位和角色的“网格”与“盒子”里，就如韦伯官僚制的“铁笼”一样无法跳脱。二是制度决定论。制度主义强调社会制度的重要性，把制度作为克服机会主义、搭便车现象的主要手段，认为合理的制度能够解决集体行动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在利益融合基础上克服集体合作困境，从而促进社会与经济发展；如果制度有助于分利集团的形成，则会导致社会经济停滞甚至倒退。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代表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经济学中的制度决定论认为，微观经济行为要放置在制度框架内进行分析，经济增长从根本上依赖于制度发展。在不同制度约束下，国家或区域经济将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增长效率。三是组织和权力分析的缺失。制度主义有时虽然也将组织作为一种制度进行探讨，但往往以制度遮蔽对组织的深入分析。在经济学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中，主流的观点都缺乏对权力的分析。即便在以权力为主要分析对象的组织和政治科学中，由于制度主义的引入也淡化了对权力问题的研究。加尔布雷斯指出，经济理论忽视了权力概念。正如有学者描述的那样：“政治学特别关注的是权力如何影响政治舞台上演员们相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学对此的有意回避，已经把现实打磨、擦亮、润色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图尔主编P80）。权力是所有社会秩序中固有的、基本的因素，权力组织着社会进程，决定着社会制度结构如何被确定、修改或替换。对真实权力与制度关系的忽略、片面强调制度的重要性，阻碍了相关社会科学对于社会运行问题的研究。冲突理论家在对功能主义的批判中就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认识到：规范是由权力建立和维护的，其本质可以被理解为权力的利益。可以从规范是由制裁来支持的这一点看出来。“制裁包含着控制，以及对权力的使用，特别是法律权力和惩罚。……建立规范就是建立统治的规范”（《当代社会学理论》华莱士、沃尔夫P100）。制度规则只是工具，是权力经常使用的手段而已，根本没有独立存在的地位。正如法国组织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规则本身体现着诸种权力关系，没有了权力关系，规则将会变得没有生命，并且缺乏刚性的品质”（《行动者与系统》克罗齐耶、费埃德伯格P91）。 6、场域结构模式的问题。在当代对传统二元结构模式的超越者中，布迪厄无疑是佼佼者。其场域概念实现了结构与行动的结合，场域是行动者活动的空间，行动者在场域里行动；场域位置决定行动者行动所需要的利益和资源，行动者按照场域游戏规则争夺利益、增强自身资本；场域所型塑的惯习实现了社会结构与行动者心智结构的连接，有了适应场域环境条件的能力和手段。这种建构论或生成论的结构主义，似乎实现了结构制约与主体能够的统一，获得了克服此前所有理论内在逻辑困境的巨大成就。但我个人以为，其存在如下缺陷：一是还留有结构决定论的残余。许多学者认为，布迪厄的场域模式具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有学者将其场域结构模式概括为“结构产生惯习，惯习决定实践，实践再生产结构”。另一些学者认为，布迪厄对文化再生产的分析过于强调社会阶级秩序的惰性一面，忽视了其弹性的一面。加恩汉和雷蒙·威廉斯两位认为布迪厄有关再生产的概念似乎留有功能论和决定论的残余，使他较少强调真正的变迁和创新的可能性（《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杨善华、谢立中P181）。二是场域内的无组织状态。在场域概念中，场域结构内部是一个权力场、斗争场，犹如一种霍布斯自然状态，一切人反对一切人，每个人都是“角斗士”，按照游戏规则进行彼此博弈，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尽管每个场域都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但是场域内部如何运转、有什么架构、层级是如何划分的、集体行动如何协调、冲突如何处理等问题，并没有相应的探讨。三是视野的局限性。场域概念的着力点是社会结构与行动者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并确实在解决结构制约性与主体能动性的对立方面有了重要突破，但场域概念也限定了其分析取向和理论视野。布迪厄的整个理论框架，紧紧围绕着场域、惯习、实践三个核心概念展开，集中关注于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阶级结构与文化取向之间的内在关联，而有关社会格局、政府行为、社会演化等问题则没有一席之地。 7、结构化模式的问题。吉登斯与布迪厄具有同样的志向，超越二元对立。但结构概念模式的不同，使他们选取了各异的理论路径和分析视角。布迪厄的场域结构模式将其引入社会阶级和文化分析的大门，而吉登斯的结构化模式则走向了现代性与全球化的路向。吉登斯通过重新改造“结构”概念（结构=规则+资源），实现了结构与行动的结合并以结构两重性（制动性和使动性）克服了两者的对立。但其结构化模式也存在如下缺陷：一是没有提供结构制约性新的说明。吉登斯对以往理论的超越，要做的是用“能动性”取代“傀儡”，“结构化”取代“静态结构”，“两重性”取代“二元对立”（《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逻辑》金小红P71）。但是社会结构对个体及行为的客观制约性是无法回避的事实，结构化理论应该给予重新论证。而吉登斯着重强调了结构使动性的一面，对于结构如何制约个体及其行为，则仅用日常行为的惯例化进行了说明。比较布迪厄的场域模式，其中的惯习概念较好地体现了结构的制约作用。两个人其实都没有对具体情境结构中到底是什么激励和机会决定主体的行动逻辑给出很好的说明。这表明他们的超越框架都有不足。二是对结构再生产缺乏详细论证。结构化再生产是吉登斯理论的核心，“但他只是告诉我们，结构是卷入到行动的一系列的规则和资源，它们对行动具有使动性和制约性，但他没有详细分析行动者是如何利用这些规则和资源进行结构再生产的”（《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逻辑》金小红P112）。从方法上讲，吉登斯将结构与能动的概念缠绕在一起，否认外部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化解了结构的制约作用，因此很难进行有效的因果分析。三是文化分析的缺失。结构化理论将结构定义为规则和资源，但是吉登斯较少注意对作为制度形态的符号秩序的研究，而更多地比较注重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分析。他没有将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部分体现出来，也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去分析和考察不同的意义解释框架。这种缺失，导致其权力分析中对精神文化因素的忽视，比如各种意识形态对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支配作用；导致全球化分析中对文化支配体系的忽视，比如宗教在西方全球扩展初期中的作用。 2020年12月9-15日草，16日修改 作者及版权所有：花间挹香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