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志“华夏纪元”的几个上古元点 || 衡石(朱华昌​)（山东淄博）

标志“华夏纪元”的几个上古元点

文/衡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本质上说就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子系统。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必然会遇到一个躲不过、绕不开的问题，即“中华民族的文明起点”问题。这个伟大起点就是标志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历史开端的“元点”。如果以“华夏纪元”或“中华纪元”为纲，建立中华文明的历史坐标体系的话，这个起点就是华夏纪元或中华纪元的元年。

我在《应当乘势启用“华夏纪元”》一文中提出“应当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势启用华夏纪元”的观点或建议，又在《“华夏纪元”是个复杂系统问题》一文中作出“这是个不能草率确定、处在研究探讨与酝酿汇总阶段、必须建立在考古发现与科学论证基础之上、应由国家予以确认的问题”的强调说明。但这并不是说要被动地等待考古工作者们在一铲铲黄土慢慢挖掘或一抔抔黑土细细刨捻中能够幸运地碰到这个元点，而是说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发现、研究、分析、论证的全过程中，拓展思路、设定目标、规划方案，形成控制点、路线图和工作愿景。然后在真实可靠的考古发现、严谨审慎的逻辑推演、实事求是的实证研判、碳测定年的科技手段等的基础上，去客观必然地发现或揭示这个元点。深嵌于悠悠岁月与茫茫时空中的华夏纪元的“元点”不是一个已经长成熟透而且可以信手可摘的果子，它是“多点存在”与“零星分布”的，不会轻易露出真容，需要科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特别是多学科的、多领域的、跨学科的尤其是新兴交叉学科的专家学者们与考古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

在力求全面把握与综合考量基础上，我以为，有些见诸于典籍中、为国人所普遍认知与认可、描述上古华夏先人生产活动和生活场景的生动传说或鲜活故事，只要综合运用考古发现、科技鉴定、逻辑推演、碳测定年等多种方式，是可以获得华夏纪元或中华纪元的元始起点的：炎帝神农氏开农事尝百草。

上古传说中的炎帝部落是一个古老的氏族部落，传承九代，也可能更多。神农氏是炎帝部落的第一代部落首领，故曰炎帝神农氏，他开创农业、遍尝百草。就目前情况论“粮食维持人类生命、医药维护人体健康”在今天尚且如此，上古时期更是如此。因此，无论“驯化野生植物开创农业”还是“遍尝百草形成中医中药”都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起码是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开始。有了农业，就有了人类赖以现实生存与长足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因此西方学者所谓的“文字·城市·冶金术”标志“文明三要素”的观点是错误的，起码是以偏概全的。农业的形成不会是一蹴而就的，至少应该需要近百年或二三百年或是更长的时间，这与炎帝部落传承数代是吻合的。由此也可以说明，炎帝部落的存在较“炎黄部落联盟”的形成在时间上要早出数百年，将中华民族称为“炎黄子孙”也就顺理成章了。而作为当代考古成果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很多遗址中，都已经发现了储存粮食种子的痕迹，说明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农业。这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已经进入文明状态”的当代考古实证结论是吻合的。如果加以定向性、针对性、专题性研究，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惊喜。特别是当代各地考古活动能够有针对性地发现蛛丝马迹，继之顺藤摸瓜，加以逻辑实证，既会成就美好的中华历史故事也是揭示华夏文明开始的有力佐证。准确测定与校准年限，就是很有说服力的华夏纪元时点。

炎黄合盟。炎帝与黄帝不是两个个人而是两个氏族部落，他们都处于新石器时代父系氏族社会的末期。那时中华大地上特别是中原与东夷地区呈现出氏族部落“群星灿烂”的“部落丛林”状态，同时又是氏族部落之间不断兼并重组而形成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的时代，伴随社会分化、私产、等级的出现，是社会向更高级组织形式“邦国时代”演进并逐步进入“邦国丛林”的漫长而重要的过渡时期。所谓“黄帝打败炎帝”的传说，实质上是新兴外部部落的到来，打破了原有部落之间的均势与平衡，造成了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合并联盟的客观态势。实际上，炎帝部落是一个在今陕西西安一带从事农业生产的、有着稳定食物来源的、古老的氏族部落，在其发展过程中亦可能穿越潼关东向进入了河南地区，现在河南商丘市柘城县还保留了炎帝朱襄氏的陵墓遗址就是例证。黄帝部落则是一个自西东来具有游牧特点的新兴部落。在黄帝部落东进的过程中可能与炎帝部落发生过战争，对此迁于《史记·本纪·五帝》中记载：“轩辕时，神农氏世衰，……轩辕乃习用干戈，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得其志。”但是炎帝、黄帝两个部落最终却是握手言和了，完成了事实上的合盟，并且是炎帝部落接纳和同化了黄帝部落，形成了新的“炎黄部落联盟”和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早期“华夏文化”。在当代中华民族素养中“勤劳、勇敢”两个基本特质其实就是“农耕、游牧”两种基因传承至今的佐证。两个部落的合并与联盟、使其实力壮大、优势互补，而“地主之谊”与“长者为尊”又使炎帝排在了前面，形成了“炎黄子孙”概念的上古渊源。炎、黄两个部落成功实现了联盟，必然会举行一系列为当时所特有的诸如占卜看卦、选日择时、祭天告地等等原始盛大而隆重的仪式，仪式过后必然会留下遗迹或遗址。若考古发现并研究证实了这些情况，就会成就美好的中华文明故事。借助于现代科学手段准确测定校准年限，就可以成为华夏纪元可供选择的时点。

炎黄联盟大战蚩尤。炎、黄两个部落实施合并联盟，成为“炎黄部落联盟”后实力壮大，成为“部落丛林”的相对主导者，与东夷蚩尤部落产生了对峙，形成了“炎黄联盟大战蚩尤”的客观基础和条件。传说中的蚩尤部落也是生活在今山东、河北境内的一个古老而优秀的氏族部落，蚩尤骁勇善战，号称兵神与战神，且善于金属冶炼和兵器制造，是八十多家东夷部落的首领，常与中原地区的炎帝部落发生战争，并且互有胜负。炎、黄二帝因合盟而实力增大后造成了对于蚩尤部落的相对优势，于是有了炎黄大战蚩尤的可能。对此《史记·本纪·五帝》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虽是简短几句，却又进一步佐证，炎、黄合盟后，是以炎帝为最高首领，而黄帝按照炎帝的指令出征东夷，大战蚩尤并取得了胜利，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和组织与领导能力，年迈的神农氏就将首领职位传给了黄帝，这或许就是后来“军事民主制”与“首领禅让制”的端倪初现。而《山海经·大荒北经》又记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遂杀蚩尤。”说明当时蚩尤部落的实力与黄帝基本旗鼓相当，以致于蚩尤敢于主动挑战黄帝，战场设定广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大决战，最终结局是黄帝部下在河北境内擒杀了蚩尤。黄帝获胜后，蚩尤部落的族人就并入了炎黄部落联盟，其身份就成了炎黄子孙。炎黄部落联盟亦必然会因东夷大战的胜利而举行一系列盛大而隆重的庆典活动。这些庆典活动，如若考古发现其遗址或遗迹，碳14等现代科学测定校准年限，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上古时点。而在我国当代考古发现及其成果中，如果对“大汶口文化”时期与“龙山文化”时期的诸多遗址中许多发现进行比较分析，将其加以逻辑性衔接和指向性研究并沿着时光隧道溯回到当初且复原其场景的话，也许可以为炎黄部落联盟这些活动及其发展勾勒出一幅场面宏大、背景复杂的完美图画。

尧封四岳。炎黄联盟打败蚩尤之后，还有“五十二战征服天下”的传说，这应该是炎黄后人的所为。至黄帝玄孙尧帝时，他联合友邦、征讨四夷，经过长期战争，统一了华夏诸族。征服天下以后的尧帝，实际上就成为了天下之“王”，就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情景，天下众人就自然都是炎黄子孙了。尧帝的天下扩大了，就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管理形式，于是就有了尧帝“封四岳以治天下”的传说。“四岳”就是国家委派管理（东西南北）四方的统治者，四岳之下还有十二牧作为中间层级的管理者。这与考古发现中“龙山文化”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特别是齐鲁大地上“都·邑·聚”的城邦结构和“百里有国”的国家分布状态是吻合的。分封四岳等活动既是国家重大活动又是国家管理重大决策事项，是要择日定时、举行庆典仪式的，特别是要祭祀天地，昭告天下。这一系列活动就有可能留下遗迹或遗址。如果考古发现并加以证实，都是很有意义的中华文明故事，准确测定校准年限，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上古时点。

尧舜禹与禅让制。华夏史家认为，上古文明中，炎黄子孙尧、舜、禹时期，实行的是部落联盟（邦国）首领职位“禅让制”传承方式，核心是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禹逝后其子启继承父位，宣告禅让制结束。禹原属夏后氏，故称夏禹，其子夏启开启了世袭制，就开始了华夏史上夏朝统治的历史，这也就是“华夏”概念的渊源了。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史学界在关于上古“禅让制”问题的研究方面，到目前为止仍然仅局限于尧、舜、禹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种国家管理制度性安排，仅传2代辄止，本身是不值得研究的或是没有历史价值的。而实际上华夏文明史上的部落联盟首领“禅让制”是从炎黄合盟时起就已经开始了，到黄帝玄孙尧帝时臻于完善并达到了其制度本身所能够达到的顶峰。部落联盟首领禅位，是各部落共同的、关系全局的大事，必然十分慎重，这就会有一系列复杂繁琐的程序，包括但不仅限于卜卦、祭祀、祷告、盟誓、庆典等。祭祀就会有杀牲、祭坛、祭坑、祭烬甚至人殉等。如果那时已经有了文字的萌芽，或许还会有刻石、刻陶、刻木、刻金的刻画点缀记录。这同样需要考古发现、学术分析、专业研究、逻辑实证和必要的当代科学技术的测定，一旦传说变成了真实确凿的历史事实，既是完美可信的中华文明故事，也可作为真实的华夏纪元的始点。

大禹治水以定九州。“大禹治水”的故事，多数国人耳熟能详。对此，《山海经·海内经》、《史记·夏本纪》、《尚书·益稷》与《庄子》、《孟子》、《春秋左氏传》以及《吕氏春秋》、《华阳国志》等均有所叙述。盖曰：“禹，黄帝之后，鳏之子，受舜命治水患，察山川地理状况而定九州。改鳏堵术以疏之，三过家门而不入，十又三载而功。舜终，禅以位。”既然上古典籍文献中多有记载，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当代考古成果和部分专家学者也认为，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之禹会村文化遗址当是属于“龙山文化”时期，是“大型祭祀性遗址”且与“大禹治水·大会诸侯”传说密切相关。若考古发现、学术研究、碳测定年等综合研判能进一步证实确认，则既是真实优美的历史故事，也是可圈可点的华夏纪元时点，更是一种当代亟待倡导的自强不息的励志精神。

此外，位列上古五帝之一的舜帝，以孝顺友爱、任贤使能、尚德重教而著称，是中华道德文化的源头，有“天下明德，始自虞舜”之说。三皇五帝，各有其传说，只要有考古发现与科学实证，都能为华夏文明增添经典故事，又能为华夏纪元提供可供选择的文明起始元点。

确立华夏纪元或中华纪元，既不仅仅是个简单的纪年问题，也不仅仅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系人生观、历史观的思想问题，尤其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建立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华夏纪元，既是对基督纪元的虚伪荒谬本质的否定，也是对“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优越论”的致命重击。而从“启用华夏纪元”的建议提出以来，我所收到的形形色色的反对者们的各种非理性的声音特别是尚欧崇美者们不择手段的冷嘲热讽、谩骂诋毁、尽失斯文与歇斯底里的情况看，西方意识形态长期潜移默化的浸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更加反证出确立华夏纪元或中华纪元的当代紧迫性与现实性和历史必要性与必然性。

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曾经多次提出过使用华夏纪元的主张，但或因时代时机不具备、或因客观条件不成熟，而最终都没有能够使用。清朝末年，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为寻求救国之道、提振国人信心、构建中华民族一致认同的文化符号，曾兴起了研究华夏人文始祖的“黄帝热”，结果形成了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的“炎黄子孙”概念。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通电全国，以黄帝纪元4609年作为中华民国的元年，由于随之而来的帝制复辟、军阀混战与西方势力的干扰和影响，没有得到全国一致的认同和贯彻执行。而在当时条件下“中国现代考古学”尚未诞生，黄帝纪年所采用之数据也只是纯粹地来自于上古传说与逻辑推演，并没有考古实证与科学测定作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有人主张使用华夏纪元，但为适应内外形势，出于顺应世界大势、遵守国际惯例，融入世界民族之林的考量，经全国政治协商决定，采用了美西方通用的公元纪年。可谓利弊参半。

在人类文明演进与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纪元是纲，演进发展是目。依托华夏纪元或中华纪元“起始元点”的确认，可以开启地球上人类文明演进与文化发展的新的坐标体系、新的世界架构和新的时代内容，也标志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以往文明演进的历史，在学术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去伪存真与人类未来历史发展的“转轨变道”和世界文明的、文化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尤其是人文的、生命的、伦理的、道德的、思想的一系列观念的更新、格局的调整、发展的变轨、秩序的重建，为当今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与飞速发展且不断加速条件下的“航天时代”里“地球村”概念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一个现实可靠的理论基础、科学架构并创造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条件。

2022.12.17

                        

 于山东临淄学府花园

作者简介：朱华昌，字 盛轩，号  衡石，山东临淄人。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学者。山东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地方史研究员。山东省历史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历史学会邾国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名学会地名与姓氏文化专家组成员。世界朱氏联合会顾问。代表作《皇明宗室宗支衍续疏》两卷，国家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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