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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英雄的部队，那便是红七军团，这支队伍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之一，自1933年6月在闽赣苏区黎川组建，至1934年11月在赣东北苏区重溪取消番号，存在短短的1年零5个月时间，但红军七军是第一支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转战闽、浙、赣、皖诸省敌人心腹地区，在民族危机与主力红军军事形势危急的紧要关头，策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的一支“偏师”，起到了“探路调敌”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和政策，推动全面抗战的发展。 
红七军团面对四周都是敌人，没有后方没有援军，驰骋战场，同时，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宣传组织的抗日主张，深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对外奉行不抵抗主义的卖国行径。张贴、散发《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等文告和宣传品。沿途书写“枪口对外，不打自己的同胞”、白军士兵，你们是工农出身，不要替军阀来杀自己的工农！”等标语口号，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建设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以勇敢顽强精神和革命英雄气概所创造下的光辉业绩，在红军历史谱写了雄伟壮烈的一页。 
由于红七军团这支光荣队伍的历史性功勋，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这支队伍中担任过领导，没有牺牲的很多都授予开国将军，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在红七军团担任军团长的肖劲光与参谋长粟裕，经历往后岁月革命战争洗礼后，都成为我军最出色的军事指挥员，后来皆授予大将军衔。然而，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同样后来担任红七军团级干部，即红七军团参谋长，却在建国之后回到了他的老家，成为一名农民。他名叫郭如岳，那么，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甘肃省甘南州临潭县洮滨镇朱旗村，这里地处洮滨镇西部，平均海拔2645米，光秃秃的石头山峰高耸入云，远观就是个贫瘠之地，农耕自然是传统方式，是当地贫困发生率较高的地区之一。沐浴着青山绿水的芬芳，农民们整天耕种在田野，在村子里，农闲时节， 乡亲们总能看到手抚长须，一位精神矍铄的农家老先生， 在场院的树下悠闲地读书看报。他就是郭如岳。
郭如岳，1902年出生于朱旗村，那个年代，是近代中国发生巨变的前夜，他小时候读书就经历了军阀混战躲避战乱的颠沛生活。从兰州省立师范学校毕业后，曾当过小学教师，此时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郭如岳如愿走出山沟，考入第二集团军西安军政学校，毕业后分配在西北军先后担任特种兵旅教导大队教官等职务，期间认识了时任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组织成员的刘伯坚，还被刘部长定位为“西北军”的青年人才进行培养，在随后的所谓“清党”中，刘伯坚等200多名组织成员礼送出境，郭如岳的名字也在其列。
后来，郭如岳又到西北军，担任特种兵旅工兵助教，就在这特种兵旅任教期间，结识了后来带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赵博生，他当时担任的是第14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从此，郭如岳一直紧跟着赵博生，后来中原大战失败，队伍改编为第26路军，赵博生担任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安排郭如岳进了25师73旅旅部任上尉参谋。
1931年初，26路军被蒋介石调入江西，参与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谁知一与红军交手，才知道根本不是红军的对手，很快26路军的81旅就被歼灭，该旅的全军覆没对26路军官兵的震动很大。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不得已，命令各路军后撤，唯独不许26路军离开最前线的宁都，后面还有几支嫡系部队盯着。
当时的宁都是中央苏区红军包围中的县城，距离县城仅十几里的石上一带，就是红军的游击区，这里不通铁路，不通水路，四周都是苏区，有一条公路通往南昌，这条唯一的交通线经常受到红军和游击队的袭扰，给养非常困难，身陷宁都的26路军，处于战略突出部，处境十分危险。
尤其是26路军的官兵大都是北方人，吃不惯这里的大米饭，在南方水土不服，生活贫苦，伤病死亡达6000多人，宁都翠微山附近山坡上，每天都有几十个“士兵”被抬去掩埋，一排连一排、一座连一座的新坟堆，让官兵们触目惊心，深感悲凉。一时间思想波动、军心不稳，不断有人开小差。见此情景，26路军的一把手孙连仲撂下部队，借口牙痛去上海治牙，日常军务交由赵博生主持。
更加令26路军官兵愤怒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在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蒋却要他们一心打内战，还企图一箭双雕，让红军消耗掉这支杂牌部队。为此，官兵们一致要求调离这里回北方老家去，打日本侵略者”，而红军在根据地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他们都看在眼里，鉴于以上情况，隐蔽在该部的组织成员积极开展争取工作。通过地下组织成员大量细致的工作，1931年12月14日黄昏，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和季振同等爱国将领，为了寻找抗日救国的新出路，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的名义在总指挥部宴请全军团以上主官，除25师师长、代总指挥推病未到外，其余留在宁都的旅长、团长们悉数到场。赵博生讲解国内形势和26路军的处境与出路，话锋一转，决定全军正式起义加入红军。席间大多数军官表示拥护，少数顽固分子被解除武装，宁都起义取得完全胜利。
而就在赵博生向军官们宣布全军起义当红军的时候，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郭如岳，他负责的是控制总指挥部电台，因为一旦过早暴露消息，后果不堪设想。因此，郭如岳按行动部署，带领学兵连2个班十多个人，分散在26路军总指挥部无线电管理处周围进行监视和布控，傍晚带着3名战士逐渐靠近无线电管理处驻地机要重地电台室。
晚上8时宁都起义的枪声划破沉寂的夜空时，郭如岳只身提枪进入电台室，控制了4部电台和值班人员，一方面消息丝毫没有传出去，更为重要的是，他要的无线电管理处的工作人员与电台一同参加红军，因为当年来说，电讯人员是红军宝贵的技术人才，要是他们反抗或逃跑，损失就大了，在他的带领下拾好一部部电台，一个不落全部起义当红军。
宁都起义26路军1.7万正规军，携带2万余件武器集体加入红军，为中央红军增加了一个主力军团——红五军团。特别是郭如岳率领的40多名无线电技术人员和8部电台，使红军通信事业实现了飞跃发展，总部与各军团，中央苏区与闽浙赣、湘赣、湘鄂赣苏区、上级相继实现电台联系，红军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建立起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网络，为红军取得更大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鉴于郭如岳在宁都起义时的突出贡献，红军改编为红五军团时，他先是被任命为团长，不久之后晋升为红13军37师师长。郭如岳率领的这支部队，参加最为激烈的战斗，是赣州战役。赣州是连接赣粤两省的军事要地，三面环水，城墙坚厚，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这次战斗打响之后，郭如岳率部在赣州城郊天竺山、白云山一线同敌人展开肉搏战。他脱去上衣手持大刀，跃入敌阵，朝诱至前沿的敌人猛砍猛杀，掩护攻城红军最终撤出战斗。是役，师长郭如岳在战斗中负伤、政委师长欧阳健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接下来在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中，郭如岳率领部队一举出击，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金溪浒湾战役中，敌数个师的兵力，向金溪、南城一带的苏区进犯，郭如岳率部负责掩护一、三军团的左翼，辅助主攻浒湾。面对强敌他临危不惧，亲临前线指挥，精心勘察地形，缜密部署兵力，指挥部队对敌进行了顽强的阻击，牢牢地扼守了阵地，给敌以重大的杀伤，出色地完成了钳制任务，取得了保障我军主力大量歼敌近的重大胜利。
然而，是役非常激烈，敌人象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纠集了大量的兵力疯狂冲锋，企图冲破我军防线，此时，一个重要阵地被敌人夺去，敌人居高临下，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加上其武器先进，火力十分猛烈，要夺回阵地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多种不利情况下实施反冲击，将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军团领导人果断下令出击，在战斗过程中，郭如岳最亲密的战友、师长和革命的领路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军长赵博生壮烈牺牲，郭如岳也左臂负伤。
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金溪浒湾战役击溃敌人6个师，歼敌数千人，实现了中央苏区与闽北、赣东北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把抚河流域掌控在了红军手中，创建中央苏区闽赣省，第四次“围剿”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了扩大和巩固苏区，1933年6月，中央决定组建红一方面军第七军团。任命寻淮洲任军团长，萧劲光任政委，郭如岳任参谋长（后由粟裕担任）。
郭如岳任红七军团参谋长期间，参加了一系列的战斗，后来虽然职务进行了调动，但仍然是红军重要的一线指战员，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广昌战役，执行上级“六路御敌”他在泰宁与建宁交界，组织梅口防御战，连续7天6夜，阻滞了敌军攻势，参加贯桥高虎脑、万年亭战役，扼守广昌经石城到瑞金的战略通道，完成了牵制任务。确保中央红军顺利战略转移。然而，就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这个时候，因为长期征战，经检查他得了重病，身体虚弱，上级决定让他留守中央苏区根据地打游击。
接到留守命令后，郭如岳骑着一匹骡子来到地处于都宽田乡龙泉村中央军区司令部报到，他被任命为作战科科长。然而，主力红军长征前脚刚刚离开，数十万敌人的重兵从北、东、西三面地毯式搜索进攻，短短几个月时间，留守红军被压缩在狭小“三角地区”，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领导决定“九路突围”。
郭如岳所分配的一路跟随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行动，他率领的一部渡过濂江（安远河），到达会昌天门嶂被敌人包围。天门嶂坐落在江西会昌晓龙乡，是境内的最高峰，此山地处闽粤赣边陲，是江西通往广东、福建的必经咽喉。这里山峦绵延，沟壑纵横，林茂草长，时常有野兽出没，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
原来，早在中央军区突围前，敌人就料定留守红军有一路会途经这里，因此，敌人在天门嶂附近布下了严密的封锁线，当贺昌率郭如岳等队伍突围至此，立即遭到敌人阻截。突围部队全被打散，为此，命令队伍分散游击，依托山地优势顽强地抗击敌人。天黑时，敌人从三面上山进行包围，并放火烧山，不断向山上放炮。整个夜晚，天门嶂山上枪声不断，激战中很多战士英勇牺牲。
次日凌晨，天门嶂笼罩在薄薄的晨雾中，时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曾经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的高级干部贺昌壮烈牺牲，年仅29岁。贺昌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中牺牲的红军最高将领。不幸的是，这次激战之中，身体本来虚弱的郭如岳加之受伤不幸被捕，敌人把他押到监狱，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一开始没有暴露身份，敌人用了几十种酷刑，什么踩杠子、灌凉水、皮鞭抽打、烙铁烫大腿、胸脯，将他折磨得奄奄一息，他就是一个字也不招，不得不把他辗转押解到南昌行营军法处，判刑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释放，后来流落上海。
转眼已经到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郭如岳得知昔日在南方打游击的陈毅，已经当了上海市长，于是主动写信请求归队，陈市长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到3野九兵团教导团担任教育参谋。随后这支队伍划归志愿军序列前往参加抗美援朝，郭如岳所在的教导团则留在东北，他没有赴朝，只是负责整理前线转来作战材料，作为教导团的教材。
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1953年组织将其辞退返回原籍，郭如岳带着总司令签发的“回乡转业建设军人证明书”，带着爱人，挑着担子，一头挑孩子，一头挑家什，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回到阔别26年的家乡——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朱旗村，一直在老家务农。
彭血卒（前排右）与郭如岳（中）合影 这样一直到八十年代初，跟郭如岳一同参加宁都起义，并在天门嶂一同突围，已经冲出包围圈的一位战友袁血卒，当时已经担任国家民政部副部长高官，听到这位红军时期是红七军团参谋长的郭如岳在家务农，于是不远千里，一路颠簸，在省州领导陪同下，专程来到西陲僻壤看望老战友郭如岳，虽然离别多年，两人一见如故、悲喜交加、彻夜畅谈，并和家人、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郭如岳在担任文史委员时发言 郭如岳先后被临潭县、甘南藏族自治州聘任为文史资料委员，晚年潜心写资料文章。直到1990年，这位饱经沧桑老人在故乡朱旗村逝世，享年92岁。至今被家乡人口耳相传的是，这位国难从戎去，国兴壮士归，曾经担任过红军军团级高级干部，他的战斗历程，令人钦佩、自豪和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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