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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17日，舟山群岛解放。但打舟山主岛定海及岱山等大岛几乎未经大的战斗，蒋军就奉命撤往台湾去了。 蒋介石下令撤退，是突然改变了主意。 从1949年5月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舟山巡视，到1950年的3月，他先后三次到舟山督战，两次大规模增加守卫舟山的兵力。 他先是成立“舟嵊防卫司令部”，后改名为“舟山警备司令部”，又改为“舟山防卫司令部”，最后改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舟山指挥所”。 几次改名，司令的级别越换越高，投入的部队越来越多。最后集结了陆海空三军12.5万人。多次举行三军抗登陆联合演习。  盘踞舟山的国民党军 在我打登步岛失利后，蒋介石特派蒋经国携其《致舟山前线将士慰问信》代表他到登步等前线岛屿进行慰劳，并从台湾往舟山增兵。 他如此重视舟山，摆出了一副死守的架势。怎么我真一动手，却突然下令撤退了呢？只有一个原因，他怕把本钱打光了。 部署舟山战役的是三野副司令员粟裕，而运筹帷幄并批准作战的是毛泽东。 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3月，他发给粟裕关于打舟山的电报，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就有5件。 即使在他访苏期间也通过中央给粟裕转电，询问对舟山群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船只的准备是否增加了，问他何时可到北京与代总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刘亚楼同志会商。  可以说，打舟山的准备工作做到了慎之又慎。在扫清外围的历次战斗中，我已经消灭了蒋军近万人，即使是在失利的登步岛战斗中（我占领后主动撤岀），也歼敌3300余名。 正是扫清外围的战斗，让我军积累了经验，吸取了教训。 为一举拿下舟山，粟裕集中了第7、第9兵团的4个军12个师和10个炮兵团及大部分海军，共13万余人，动员支前民兵和民工16.6万余名，船只2060艘. 粟裕又多次进行陆海合练，决心以两个军打岱山，其余部队打舟山。 4月2日至5月11日，我还在摇篮中的空军从上海、杭州等机场起飞，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6架，夺取了苏浙沿海的局部制空权。  早在蒋介石第三次到舟山督战时，蒋经国就在日记中写道：“定海（舟山首府）大门敞开，形势益危急矣！” 5月初，蒋介石得悉海南岛被我全部解放的消息，发现三野即将对舟山实施攻击，死守的决心动摇。 他就剩下那点家当了，海南岛被歼灭3万多，舟山外围战被歼近1万，再这么打下去，不是舟山保不住，台湾也保不住。 为保存实力守台湾，5月10日，蒋介石命令“伪国防部”召开最高作战会议，以“空中优势不能确保”“补给线长、运输困难”等理由，决定将舟山驻军悉数撤至台湾。 三野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电示前线指挥所：“舟山守敌在我军的威迫之下有逃窜的可能，必须立即摸清虚实，采取行动。”  当晚前线部队侦察证实了陈毅的判断，遂于16日发起全线攻击。17日，舟山本岛解放，接着岱山、长涂、衢山、普陀山等岛全部解放。 在舟山的蒋军向台湾撤退的时候，他的另一批队伍却向大陆进发了。这就是特务机关训练并指挥的匪特武装。 1949年5月我渡江战役胜利后，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以及其他地方性的特务系统与党政军系统一样陷入一片慌乱，许多特务因为失去了联系而自行逃跑。 跑到哪里去呢？中南等地区的往香港跑，华东地区的主要是往海上跑，大多跑到了舟山等岛屿，只有一部分跑到了台湾。  为啥不能都跑到台湾去呢？特务也有特务纪律，舟山当时还是国统区，说不让你走你就走不了。如果都跑到台湾去了，谁来执行“敌后游击计划”？所以逃跑者大多被拦截下来。 逃到舟山和台湾的，还有许多国民党地方官员、各类半官半匪的地方武装军官以及恶霸地主。 这些人到台湾对蒋介石来说，留在台湾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个负担，台湾不需要土匪。 但如果把他们遣派回大陆进行“敌后游击战”，那意义就大了。所以，蒋介石曾经严令阻止这些人“撤退”。 为加强对特务系统的领导，蒋介石先是成立了“伪政治行动委员会”，负责统领所有情（报）治（安）单位，蒋经国名为委员，实为总召集人。  1950年3月蒋介石复职担任伪“总统”后，成立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改“伪政治行动委员会”为“伪总统府资料室”，均由蒋经国任主任。 “伪总统府资料室”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进一步加紧特务训练和对大陆骚扰工作。 对重要的派遣特务，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甚至要亲自接见勉励。 国民党特务系统还在台湾、舟山分别开办了训练班，一方面加强政治灌输，用政治欺骗和升官许愿的办法诱使他们回大陆，在各自的家乡开展“敌后游击战”。 一方面又安排他们认真学习游击战术和暗杀、爆破等技术，希望能“人尽其用”。 到舟山解放之前，有不少人已经从训练班结业了，特务机关便将新训练的特务与老特务混合编组或者单独编组，配齐装备，发给经费，然后遣派回大陆。  特务在台受训 5月11日，蒋介石派往舟山准备撤走守军的大型运输舰上，坐着一支番号为“国防部山东地区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第2纵队的匪特部队。 两个纵队，看起来番号挺大，多少人呢？104人。他们几乎清一色是胶东半岛的人。 为首的是两个少将，一个叫江振钰，是在台湾新训练的特务；一个叫郭立茂，是从大陆逃台的老特务。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胶南人民对这两个人是非常熟悉的。 江振钰乃有名的崂山惯匪，老兵痞，曾被国民党青岛保安部队（简称“青保”）收编，但不久就拉出一支队伍继续为匪。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再次被“青保”收编。人民解放军解放青岛时，“青保”被歼，江振钮随溃军逃到台湾基隆。  到了基隆，江振钰便成了八仙桌上第九人，没有位置了。别说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敲诈勒索，狂嫖滥赌，连生存也成了问题。 怎么办呢？惯匪出身的他有组织帮会的经验，越是落魄越得拉帮结伙，在台湾人生地不熟，那就找老乡，于是他发起成立胶东同乡会，从而网罗了二三十个人. 这二三十个人都是从胶东逃到台湾的恶霸地主和散兵游勇。过去在胶东老家大多过着人上人的日子，现在却一文不名，流浪街头，所以一个个愤愤不平，急于找一条出路。 好！江振钰说，要找出路，现成的就有一条。“伪保密局”正忙于找人深入“敌后”打游击，一个一个地去找他们，人家不一定要，咱们有了团体，说不定他们就会来找我们。 果然，保密局派特务找上门来：“让你们参加敌后游击训练班，穿军装，授军衔，发津贴，愿意的就填表。”  这伙人现在衣食无着，哪还有不愿意的，一张表一填，都成了特务训练班的学员。 江振钰因是这伙人的头，又是惯匪，还在“青保”当过中队长，认识胶东地面上的各色人物，尤其熟悉黑社会，保密局得此人如获至宝，还让他多找些人到训练班来。 “伪国防部”早已给了“山东地区反共救国军”的番号，就是缺人。江振钮第一次拉来的老乡被编为了第5支队，不久又拉来一伙人，被编为第4支队。 行！果然是行。江振钰于是被封为第2纵队少将副纵队长。 崂山惯匪一下当上国军的少将，感激涕零，大有一种以死相报的气概。 他带着这帮老乡，每天接受特务机关的训练，一个个练得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十八般武艺，也算拿得出手了。  好得很，保密局特别高兴，把江振钰的山东2纵的人全部提为军官，老一点的授中校、少校军衔，嫩一点的授上尉、中尉军衔，人人都是官，没一个兵。 俗话说，给你多高的待遇，就会有多大的使唤。保密局派人来训话：“你们的任务就是打回老家去，在敌后打游击，迎接国军反攻。” “到时候，你们就是党国的大功臣，那就不是当个乡长、区长的问题了。” 这些人一个个也梦想着复辟，被煽动得热血沸腾。 保密局对江振钰虽然器重，但他毕竟是惯匪，是新吸收进来的特务，不敢把队伍完全交给他，还必须找一个人领导他。这个人就是老牌特务郭立茂。 郭立茂是胶南县小珠山北部的西郭家沟村人，抗日战争前只是胶县民团的一个传令兵，而在抗战中他却发达了。  不过他发达不是靠抗日，而是靠降日，搞“曲线救国”，当了伪军“胶县自卫第9团”团长，并兼任胶县第五区区长和薛家岛区区长。 1944年他又加入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同年8月八路军解放胶南，郭立茂率伪军100余人逃往青岛，摇身一变，成了“山东保安第36旅”少将旅长。 1947年4月，郭立茂按中统局青岛市室主任许少顿的指示，收罗了在青岛的10余个胶南人组成特务通讯站，自任站长。 他一面在青岛小港一带缉“私”防“匪”，一面经常派人潜回已成为解放区的胶南进行策反破坏活动。 1949年5月，本是“中统”特务的郭立茂又加入了“军统”，被委为“国军东海地区人民剿匪义勇总队第3支队”支队长。 这个支队牌子很大，其实是一支只有22人的特务武装。 青岛解放时，他逃往台湾基隆，任“保密局华北站青岛郊区流动组”组长，曾几次派特务到青岛地区活动，均被查获。 鉴于遣派小股匪特均告失败，保密局就想组织较大规模的武装渗透，让江振钮等参加特务训练班的原因就在于此。 保密局任命郭立茂为“山东地区反共救国军”第1纵队少将纵队长，同时兼任“保密局山东游击组”组长，带领手下和江振钰的“第2纵队”一起向胶东进发。 蒋家父子对这次袭扰行动相当重视，首先是严格保密，知道此次行动者除了蒋家父子外只有三四个人。 郭立茂等人从基隆港出发，对外说是去澎湖受训，到了澎湖后还假模假样地训练一天，深夜又偷偷登上国民党海军运输舰，悄悄往北驶去。 其次，郭立茂等人在出发前，蒋经国还特地请他们到圆山大饭店吃饭，对外说是慰劳“在台山东父老”，实际上是设宴为他们壮行。 因此，对郭立茂、江振钰的匪特武装的窜犯行动，我各级军事、公安机关事前并没有得到情报。 郭立茂等人被国民党海军用运输舰送到舟山后，在高亭换乘炮舰“精忠1号”（后在浙南披山岛战斗中被我击伤缴获，我拖回途中被国民党飞机炸沉）和“精忠2号”以及拖带的一艘劫来的宁波船，继续渡海。 船到青岛附近海面，负责护送的海军军官张守业把他们赶上那只宁波船，说了声“祝你们好运!”，便带着两艘炮舰回舟山去了。 他们预定的登陆点是青岛的崂山一带。因为当夜海上有雾，船只迷航。1950年5月13日凌晨，发现船漂到了胶南县大珠山以东海面。 怎么办？两个少将匪首发生了意见分歧。江振钰坚持按原计划驶往崂山沿海登陆，因为这个崂山惯匪知道崂山有原青岛保安部队遗留下来的军事设施和秘密藏身点。 他说：“抗战时期，先师李先良（老土匪头子）偕青保总队在崂山坚持敌后抗战，终获美誉凯旋。崂山崇山峻岭，易于坚守，我等应效法之。” 而郭立茂也许因为看不起江振纽这个土匪，而且这段话无意中揭了他曾经当个汉奸的疮疤。 哼！你对崂山熟，还有我对大珠山熟（当过伪区长）吗？况且，别看咱俩都是少将，可我是1纵队的纵队长，而你只是2纵队的副纵队长。 青岛大珠山 所以郭立茂坚持说：“既已到达大珠山，就应该就地登陆。” 两人争执不下，便征询大家意见。 这些匪特在海上漂泊了3天3夜，有的晕船晕得苦胆都吐出来了，现在104人挤在一条船上，人挨人，气都透不过来，一个个盼着快点上岸，所以一致表示“听老郭的”。 郭立茂说：“那就这么定了！”不顾江振纽的反对，命令在大珠山东南海岸登陆。 13日早晨，这个“还乡团”顺利登上了海岸。南小庄的两个渔民高振桂和高尊一准备下海捕鱼，被这伙匪特逮着，逼着他俩在前面带路。 他们庆幸没被人发现，两个渔民已经被控制住了，却不知他俩还有一个同伴。 渔民高振树本与他俩一起出来，见海上雾大，怕渔船迷失方向，回家去取指南针，等他回来时，听到很多人的脚步声，雾中依稀看到一大队人影。 不好！有匪特登陆了！他立即返回村里，叫醒了值班民兵高泗祥、高仁义和村党支部书记高泗瑞。他们又去侦察了一番，证实确实有匪特登陆了。 于是消息从村报到乡民兵联防大队，又逐级报到区武装部，县武装部、县委，直到军分区、胶东军区，一场围歼登陆匪特的战斗很快就要开始了。 登陆匪特们没有料到的是，此时的山东已经不是他们出逃时的山东了。 在广大乡村，已经进行了土改，农民翻身做了主人，乡村政权巩固，乡党委、村支部以及共青团、妇联会、农会组织健全，而且各村都有武装民兵。 就在这股匪特窜犯前的一个月，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相继发出了加强剿匪警备工作的指示。 5月15日，即这股匪特登陆的前一周，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粟裕等报告了落实情况。 有关胶东的部分如是说：胶东军区于4月14日召开各分区、旅参谋长会议，主要研究了海防和治安问题。 接军区指示后，又于4月26日部务会议上研究……各分区、旅都通过党委召开了会议，研究部署了内陆及沿海警备工作。 有些海口设立了情报站，检查来往船只，以防匪特向内陆混入…… 胶南县落实军区关于加强警备工作的指示，各村都有值班民兵小分队，各区、乡均建立了民兵联防区。 民兵联防大队夜晚集中住宿，并且加强了民兵上下之间以及与驻军的通信联络。以民兵为主的警备体系像一张蜘蛛网覆盖着整个地面。 所以，匪特刚一登陆，消息就能从南小庄一直传到县里。 首先接敌的是民兵，高峪民兵联防大队大队长徐增春接到村里的报告后，即与区武装部长柴京满一起研究，将集中住宿的民兵分为两部分。 一部封锁海岸线，防敌再次登陆或从海上逃走，另一部监视登陆匪特的行动； 接着又调集70多名民兵，把匪特包围在五台山。因为见匪特人数较多，未敢轻动，决定只监视而不打，等援军赶到后再动手。 匪特已经被民兵包围，但匪首郭立茂和江振纽还茫然不知，在给台湾报告了登陆成功的消息后，命令匪特们就地休息。 他们计划在五台山休息一天，消除疲劳，等天黑以后，再向内陆渗透。他们都是胶东本地人，熟门熟路，想着只要与过去的老关系接上头，就可以一试身手了。 匪特们好容易从海上到了陆上，在五台山的草丛里一个个睡得像死猪一样。 1950年5月13日中午11时，胶南县公安局局长刘唤农派来的4个公安班在治安股长安丰利的带领下赶到，见匪特在山上躺着休息，便突然向五台山发起攻击。 安丰利轻敌了，不仅兵力不占优势，而且就1挺机枪，关键时刻还卡了壳，从睡梦中醒来的匪特疯狂反击，进攻未果，但打乱了匪特在五台山休息一天的计划。 晚上7时，驻灵山卫的海防独立营营长陈志明带2连、3连赶到，因天黑和敌情不明，对五台山围而未打。 次日早晨，营部炊事班在送饭途中抓获2名逃散匪特，供出这股匪特的头子是郭立茂和江振钰。 不好，这是两个典型的“地头蛇”，郭立茂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说不定他早就带着匪徒跑了！ 果然，匪特被打醒后，郭立茂便将队伍从五台山带下来，竟然与海防营的部队相背而行，往小珠山方向去了。 海防营回头追击，于下午1时在花奇山与匪接触，在木岭山激战5个多小时，将匪特压缩至一个孤点。晚8时，匪特突围，在浮台囱又遭埋伏民兵伏击，分散逃匿。 16日，胶东军区调来的警备4旅两个连从青岛海运赶来参战。各部及民兵搜索至17日下午，毙匪14名，俘匪首郭立茂以下84人； 我军还缴获轻机枪4挺、步枪26支、冲锋枪17支、卡宾枪27支、匣枪28支、左轮手枪3支、电台3部，假人民币4200余万元（旧币）以及《敌后工作实施方案》等特务文件。 郭立茂是被民兵活捉的。据时任胶南县县委委员、公安局长的刘唤农回忆： 16日8时，郭立茂带着一伙匪徒跑到了独垛子村。一位老大娘看见后高喊“快抓匪特!”吓得他们赶紧往西边方向逃窜。 跑到龙沟湾村时，遭到胶州专署公安处副处长朱建章带领的公安战士的迎头痛击，匪徒被打死3人，俘虏9人，就郭立茂一个人趁乱溜走了。 他没跑多远，就被民兵发现。为摆脱民兵追击，他钻进西山沟里。他的优势是对这一带的地形特熟，劣势是这里的人对他太熟，成年人几乎都认识他。 下午2时，他看追兵未至，便草丛中走了出来。 山宋家村的民兵宋连章下沟底挑水，见到一个留大分头，手拿礼帽的人迎面走来，仔细一看，这不是郭立茂吗？郭立茂问：“你干什么？”宋连章答：“挑水栽地瓜。” 郭立茂不敢纠缠，走了。宋连章丢下水桶，飞快跑回村里报告，并招呼正在村外搜索的民兵快去西边抓郭立茂。 民兵队长宋成彩带人跑下西沟，村长宋连星带人到与西沟相通的山曹家村后拐沟拦截。 郭立茂跑到后拐沟的树林里，听到前面有人说话，赶紧掉头向回走，不料正碰上沿沟追来的民兵队长宋成彩，宋成彩用枪瞄准他，高喊“不准动！” 不等他作出反应，从后面追上来的村长宋连星和民兵宋云照也在他背后高喊“缴枪不杀！” 站在沟崖上的民兵宋可节高举一颗手榴弹，高喊“举起手来！”这一下，这个少将纵队长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只有乖乖投降。 江振钰不愧是当过土匪的，差点就成功溜走，但最后还是栽在民兵手里，也可以说是栽在了自己手里。 在匪特队伍被打散后，他带着卫兵往山上逃，跑到了木厂口东山一看山户家里。 看山户家就一人，不敢与他硬来。正好次日红石崖镇逢集，江振钰把武器藏在地瓜干口袋里，威逼看山户挑着，他和卫兵跟在后面，装着赶集的样子，准备在红石崖上船溜走。 走到郭家村东沟，见民兵高振宗挑着一担水，水比较浑浊。江振钰口渴了，便问“你这水能喝吗?” 高振宗说：“这水像尿，能喝吗?”江振钰认为高振宗有意调戏他，随口就飙出一句国骂（头条不给写，读者可以自行想象）。 就这一句国骂，让高振宗提高了警惕：此人开口就骂人，蓄个大分头，看穿着打扮，既不是庄稼人也不像商人，莫非就是匪特？ 于是高振宗赶快回村向农会主席高宗义报告，高宗义马上与区武装部长杨金德一起赶来盘查。 江振钰坚称是做地瓜干生意的。杨金德觉得十分可疑，命令将他俩捆起来送红石崖公安分局审查。 江振钰因新中国成立前活动在崂山和青岛，当地没有人认识他，企图以谎言蒙混过关，但他藏在地瓜干口袋里的武器和大量假人民币被搜出之后，只好低头认罪。 这么一条大鱼，差点让他溜了。 这次战斗史称小珠山登陆窜犯匪特围歼战，最重要的经验是要建立军队、公安、民兵和群众紧密结合的防御体系，让匪特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此战后，山东军区司令部在报给华东军区的战斗总结中，归纳出5个优点3个缺点和5条经验。经验的头4条为： 1. 在漫长的海岸线，必须釆取分别有主次、有重点地进行海防守备； 应大力适当地运用民兵的分散作用，结合地（方）武（装）及公安武装，守备主要港口，并划分警备区，建立责任制。同时应很好教育发挥群众性的情报工作…… 建立好通讯联络工作，配合部队求得及时发现情况，尽速派遣部队，乘敌登陆立足未稳和内陆匪特未取上联系时，以包围歼灭之。 因此在主要港口必须控制机动部队，便于及时机动打击歼灭登陆之敌，故主力部队不能过于分散； 2. 地（方）武（装）、公安武装及民兵如遇敌大股不能全歼时，则须紧随监视，或节节阻击，或包围待援，使匪特无喘息与突围分散隐蔽。 并及时了解之机会情况报告主力部队，以便集中围歼。如敌被击溃分散，则即发动广大的民兵及群众，利用分散性进行搜捕。 如此次匪特被击溃，我民兵及群众散布遍野，被击散之匪一一落网； 3. 蒋匪向我内陆派遣之匪特，均系蒋匪之官佐、兵痞、流氓、地（主恶）霸分子、“军统”谍报人员，官多兵少，经过较长期的教育训练，有其一定的反动本质。 故开始作战遇我地方武装、公安武装、民兵，敢于顽抗。因此必须坚决予以军事上严重的打击歼灭，不应过早开展政治攻势。 如此次开始作战即开始政治攻势喊话，致使不应有的伤亡，拖延时间失去战机。 而敌遭到打击歼灭内部恐慌动摇时，则不能抓紧有利时机，进行政治攻势； 这个教训是有所指的，海防3连在木岭山战斗中，开始就战场喊话，致使指导员与6名战士牺牲，副连长受重伤。而在匪特动摇后，杀红了眼的官兵又只管打没喊话。 4.（对）登陆之匪特应尽速求得白天解决战斗，以免（给）匪特乘夜暗分散潜逃、突围之机会。 此次登陆的104名匪特中，其中有25人是负有血债，直接动手杀过人的，后在镇反中分别被青岛、胶州、胶南法院判处死刑。 对因生计所迫而参与其中并在我政治攻势面前主动投降的匪特，经审查教育后被宽大释放。 如何对付遣派匪特武装，大小珠山围歼战具有样板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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