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写满问号的脸，或是一个发源于此的表情包，至今仍是钢琴家安天旭留给许多人的第一印象。那个画面出现在2019年6月。当时，安天旭在柴科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上一路高歌猛进，不料在决赛轮遭遇了错曲乌龙事件。因为处在演奏的过程之中，安天旭虽然不解情况，却也无法停下来问个究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了惊诧错愕的神情。前不久的一次讲座上，聆听提问时的安天旭不经意间再现了类似的表情。主持人见状顺势打趣道：“我可以向大家作证，天旭平时就是这个样子！”安天旭接过话头：“柯蒂斯的教导主任也说，每次我进他的办公室时都是这个表情。”现场的听众随之会心一笑。8月，安天旭举办了自己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里的第一场独奏会，这是他暑期巡演的最后一站。音乐会结束后不到12个小时，他再次启程，赶最早的班机飞往美国纽约。在那里，他将入读茱莉亚学院，继续研究生的深造生活。
尽管巡演的日程到了尾声，安天旭却丝毫没感觉到放松。在北京停留的两天里，除了音乐会本身，他参加了一场讲座、一次签售以及一系列唱片录制活动。录制的内容以演出实况为主，但在当晚的签售结束后，为了弥补一些因为环境因素产生的音乐瑕疵，安天旭还要回到音乐厅里继续补录, 完成时已是深夜。这套曲目确实很特别。无论是乍看上去的体量冲击，还是细看过后的内涵深度，都不常见。今年是俄国作曲家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诞辰150周年。围绕这个主题，安天旭设计了一整套独奏会巡演的曲目：以斯氏的奏鸣曲、前奏曲、音诗、练习曲各一首作为原点，沿着音乐历史发展的道路向前后分别延伸，最终组成一次俄派钢琴音乐的巡礼。在这份曲目单中，浪漫派的柴科夫斯基、晚期浪漫派的拉赫玛尼诺夫、新古典主义的普罗科菲耶夫、现代派的古拜杜丽娜依次出现；旅途的中点，斯克里亚宾的《第五钢琴奏鸣曲》，恰恰站在作曲家本人风格转型的节点上，一面转身回望浪漫主义的传统，一面径直踏入了神秘主义的大门。然而，对于除了资深乐迷与专业人士之外的大多数听众来说，安天旭精心准备的这桌音乐大餐，却不像看上去那样容易消化。比如用作音乐会开场的古拜杜丽娜的《恰空》，就有点像是迎面而来的一记“闷棍”。十分钟的演奏甚至不像是音乐，没有任何可以捕捉到的旋律，回荡在耳畔的只有机械的节奏与抽象的情绪。安天旭特意把人们熟悉的《胡桃夹子》安排在了《恰空》之后，为的就是让观众们“在喝了一服药过后吃一颗糖”；他也并未选择斯克里亚宾更具神秘主义色彩的后期作品，音诗、前奏曲和练习曲更是旋律极尽优美动听的音乐。但他同样承认，自己起初对于曲目单编排的关注偏少，导致有些时候现场反馈似乎不及预期。像是他倾注了许多心血准备、本想在音乐会上以上半场大轴来力推的斯克里亚宾《第五钢琴奏鸣曲》，结尾并不是那种人们习惯中的辉煌音浪，而是多少有些戛然而止的感觉。有些观众甚至还没反应过来，音乐已经结束了。巡演途中的这些经历，都在逐渐变成经验。无论是曲目单的编排，还是繁忙日程中练琴时间的调配，甚至于演奏中要不要穿插讲解、在哪个城市讲些什么，“都有技巧和学问”。从教室转换到舞台，这是每一位独奏家成长中都要经历的必修课。它无法一蹴而就，却有赖于日拱一卒。时间再次回到2019年6月。柴赛开始以前，在钢琴专业的圈子之外，用“名不见经传”来形容安天旭，恐怕并不为过。即使在业内，他的名字也算不上响亮。不同于外界许多直观的想象，安天旭在走红之前的成长，远非刻板印象中神童或天才的故事那般顺利。他也曾经历过屡败屡战的艰难摸索。“被不理想的结果打击，再重整信心，然后继续去磨砺，争取在下一次呈现更好的自己……这个过程只有自己清楚。”他坦言。因此，对于安天旭来说，比起后来的外界关注和演出邀约，在柴赛上获得第四名和“勇气与控制力”特别奖，更直接的意义在于，演奏的信心终于树起来，立住了。那种感觉他至今依旧记忆犹新：“我的努力最终获得了认可，在我当时的状态下，这些认可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现在安天旭已经能够坦然面对自己曾经的那些经历。“经历挫折与失败的时候，往往没有人会愿意关注你，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时候。”他说，“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所有那些对于人性和人情的体会，最终也会在演奏中得到体现。”距离柴赛整整三年之后，今年6月，安天旭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了一场世界顶级钢琴比赛之中。这一次是范·克莱本大赛，一个几乎所有钢琴家都心向往之的竞技舞台。时至今日，安天旭其实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比赛和奖项来树立自信，但这次参赛仍是他很早决定的。正赛举办时，23岁的他刚从柯蒂斯本科毕业，比赛恰好是一次历练和检验的机会。范·克莱本大赛要求的曲目量相当庞大，而且风格覆盖全面。安天旭精心准备了很多心仪的作品，特别是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奏鸣曲》和贝多芬的《第三十一奏鸣曲》以及包括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在内的三部协奏曲。但这些花大力气准备的重头戏，最终都没能得到在比赛上施展的机会。如果只以结果来评判，“范·克莱本”似乎又成为了一处伤心地。这一次，出乎人们预料的不再是安天旭的走红，而是他在比赛上的“一轮游”。失落是一定的。但安天旭更加看重的，是这份经历带来的持续性思考。就在这次比赛的准备过程之中，某种演奏方式和音乐理解上的转变，正在安天旭身上悄然发生。过去，无论是柴赛还是之后的音乐会，安天旭的音乐留给人们的印象多是他标志性的辉煌技巧、坚实触键与激情风格。但他现在想寻求一些变化，探索更加多元的音乐表达。事实上，如此重要转型往往很难一蹴而就，比赛的时间却是固定的。“如果在转型中参赛，那么这个转变是否会因此而搁置甚至直接终止，进而退回到从前？”这样的问题一度反复困扰安天旭，“毕竟，比赛总归是一个很难完全心平气和、闲庭信步的事情。”赛后也有乐评认为，安天旭之所以比赛不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第一轮选曲的影响——以古拜杜丽娜《恰空》为先导的四部作品，普遍具有情感相对封闭的特点，在多元性上存在局限。即使时间已经过去了几个月，安天旭依然很难给最近的这次参赛经历下一个定论。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坦诚：“它的意义与分量，也许只有当我从这段转型中走出来再回看，才能真正说清楚。”离开被誉为独奏家摇篮的柯蒂斯之后，安天旭的下一站是茱莉亚学院。在那里，他将跟随钢琴家、教育家罗伯特·麦克唐纳德深造。除了学院本身在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安天旭同样看重的是城市和环境——这也是他转型的一部分。从小，安天旭就是老师们眼中的好孩子，细心踏实、练琴刻苦、自制力强。这确实为他积累了扎实的童子功，却也意味着生活难免单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柯蒂斯所在的费城，也是这样一座城市。它历史悠久、底蕴深厚，见证了无数大风大浪乃至腥风血雨，却非常低调而安静。纽约则恰好相反，那里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大都市，不止钢琴或音乐，甚至堪称所有艺术门类共同的中心所在。安天旭在柯蒂斯的导师刘孟捷也向他建议：“你现在更需要的是体验生活，用更多的人生阅历来丰富和充实音乐表现。”纽约和费城的距离只有160公里，开车只需一个半小时，对于安天旭来说，似乎本应非常熟悉。但在这次暑期巡演结束，正式落地纽约准备开始新生活后，他还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活力、热烈、多元化，一个又一个的关键词充满了他的脑海。“连人们走路的速度，都和费城不一样。”正如柯蒂斯所带有的费城气质，茱莉亚内外也透出了许多纽约风格。人们熟知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其实是纽约茱莉亚学院旗下的三个学院之一。新生入学仪式上，不只是音乐学院，所有学院的学生都会齐聚一堂。在与戏剧和舞蹈专业的同学打交道时，对方的精神状态乃至形体管理，都给安天旭带来了直观的冲击。“他们大多特别放松，特别外向，这和我的习惯不一样。”他回忆，“这也让我意识到，自己之前对于'好’和'坏’的判断标准，或许有些死板。”当然，这无关对错，而是恰恰体现出了多元的意义。在茱莉亚完成报到后不久，安天旭又利用简短的空档期前往瑞士琉森，参加了钢琴家、指挥家普莱特涅夫的“自弹自指”（Conducting from the Piano）大师班。在此之前，安天旭对于指挥仅有的涉猎，还是本科二年级时柯蒂斯开设的一门必修课，但也只限于最基本的技巧。大师班规定每个人准备一部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安天旭被要求演奏的是“K.466”，分量不可谓不重。五堂教学课程、一次正式演奏，几乎从零开始学习一门尤其特殊的手艺，压力也不可谓不大。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第四堂课上。因为对安天旭演奏第二乐章时右手的旋律不甚满意，普莱特涅夫在直言问题过后，亲自坐在了琴凳上，陆续示范了这一整段的处理。安天旭感到无比幸运：“这是大师班里唯一整段的钢琴示范，站在最近距离的我大开眼界。”安天旭参加普莱特涅夫“自弹自指”项目 摄/Dmitry Khamzin 折磨虽多，收获无疑更加显著。“有些要领实际上之前也知道，但只有遇到了麻烦，才会真正理解它们的严重性。”安天旭如此总结这段短暂而又珍贵的学习经历。比如演奏的稳定，普莱特涅夫的一句话让他印象深刻：“只有弹清楚每一个音，才是让乐队找到你的最根本方法。”再比如决断力，乐团成员告诉他，不能准备一个起拍，而是要简洁坚定。还有总谱：“我必须牢记管乐所有重要的进口，并且随时根据演奏的情况作出反应。” “我还在学习的过程之中。”这是安天旭在采访中不时会提到的一句话。 学习什么？ 演奏、乐理、生活……以及与音乐艺术有关的一切。 作为一位从大赛上脱颖而出的年轻钢琴家，比赛在很长的时间里，注定会成为安天旭身上如影随形的标签。 比赛和奖项，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外界来说，它大抵意味着一位音乐家的演奏技术过硬，同时表明他的音乐品位能够符合某种意义上的大众审美。因此，他才能在激烈的角逐与苛刻的筛选中脱颖而出。但是，对于钢琴家自己来说，有时，它却可能像一座山峰。爬到山巅之上，面前出现的固然是开阔视野，可再继续走下去，究竟是直接下坡，还是能在更广袤的群山间穿行，一切都未可知。 安天旭的家里没有人从事音乐专业。小时候在摸琴之前，安天旭更早摸到的是书。许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正是从那时起，在他的身上扎下根来。 大概是上初中时，安天旭读到了一本叶嘉莹讲唐诗的书。书中的一个观点令他印象极深：“她说王勃、杜审言等初唐时期的诗人之所以成就不及李白、杜甫，并不是因为修辞能力上的差别，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在人格上真诚地面对自己。而'李杜’正是因为拥有这种'修辞立其诚’的能力，最终才达到了宗师级的地位。” 安天旭的率真与坦诚，或许正是来源于此。他从不避讳那些不够完美的东西，而是会把采访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尽最大可能回答透彻——即使是那些并不总是辉煌的比赛经历。他将这种状态通俗地总结为：“知之为知之，不偷懒，不耍小聪明。” 像是斯克里亚宾的奏鸣曲，安天旭自觉对于“第六”往后的几首的神秘主义内核理解不够透彻，于是只将“第五”编排进了独奏会。技术的选择和运用也是同理。从表面上看，他弹琴常常显得又快又响不假；但决定这种技术跑动结果的并不是炫技目的，而是深思熟虑过后对于戏剧性、张力和激情的需要。 采访过程中，安天旭的言辞之间，不时会透出他对老一辈钢琴大师以及他们音乐的熟稔。每一部作品，在不同人的手中，总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但安天旭认为，老一辈大师留下的最可贵的音乐遗产，恰是他们各具特色的真知灼见。 再次回到那个问题：如何才能坦荡地翻过那座名叫比赛的山，不因此而直接落下去？ 安天旭的选择既简单又困难。直面它，无论过程或结果得意或失意；更重要的是直面自己的内心，打磨令自己信服的真知灼见。 现在的他仍在登山。 他知道，是时候改变了。需要完善的不只是演奏风格，还有角色、心态、思维，这是职业演奏家的必经道路，也是他的登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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