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记得那天很冷。路上的行人都是急匆匆的，大棉袄二棉裤紧着往身上裹，一个个显得体态臃肿笨拙。女人们，用带色儿的围巾把头包裹起来，这也许是冬季里唯一的色彩点缀。男人们，则戴着皮毛外翻的帽子，呼出的哈气，把嘴边帽子的毛针儿都挂上了白霜。
早早地走出宿舍赶点儿向汽车站跑去，今天领导交代的任务是搞外查。我的打扮可能有些不雅，就像从男人堆儿里随便检出来的一样，不同的是，脚上穿了一双里子有毡垫、带皮毛的大头鞋。要知道，我今天去的坝上海拔更高天气更冷。
坐汽车的没几个人。也是的，大冷的天谁没事往外跑。路上的积雪在阳光的照射下反着寒光，司机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进山了，龟速。车上的人们惊恐的看着窗外的沟壑。时间不长，人们呼出的哈气就把车窗遮住了，里外都是雾蒙蒙的。走到剪子岭的时候车轮还是打滑了，车尾斜刺里缓缓向坡沟滑去。好在是里侧横着打滑，一个围着粉色围巾的女孩儿还是吓得惊叫起来。
惯性斜坡车身一歪，女孩的身子与我紧紧地挨在一起。我下意识的护住她，倾斜愈来愈重，她的身子几乎是压在了我的身上,感觉后背被椅背硌的生疼。车，缓缓地停住了。司机师傅惊魂未定，燃起一根烟，在寒气逼人的雪地里来回溜达着，车上的人们也都惊恐地下了车。 女孩儿剥开围巾露出了脸，冲我感激的一笑。这时我才发现，她的围巾粉的淡雅，脸蛋儿冻得红扑扑的，笑起来牙齿很白，年龄，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样子。我慌忙点头示意，嘴里不连贯的说着没关系之类的词句。
司机师傅拿出随车携带的铁锹，往车轮下铲了几锹土，而后吆喝着人们上车。车子慢慢地缓缓开动了，我下意识的注视着她，她很美。特别是那双毛乎乎的眼睛，还有上翘的嘴唇。糟了，眼睛对视了，我慌忙挪开，然后又注视，再挪开。是的，她的眼睛也偷瞄着我。
到站了。站在汽车站疙疙瘩瘩的冰地上，我和她道别了。就在我回过头的一瞬间，她喊住了我： “你是哪个单位的，再次的谢谢。”天晓得我是如何的脱口而出：“我在经委上班，来此搞外查。”
就这样，我们在数九寒天的日子里，在汽车上相遇了，经意与不经意间留下了相互的一撇，经意与不经意间留下了懵懂的话语。
天暖了，一切似乎就这样过去了。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静静地踱步翻阅浏览着书籍。不经意发现靠近角落的一张书桌上，一个黑衣少女与一个打扮入时的男青年在静静地坐着。就在黑衣少女蓦然抬头的瞬间，我们的目光相碰了。这目光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陌生，我们似乎都在想，四目怔怔的注视着。她缓缓地站起来，慢慢地走过来。
“你是？你是在经委上班吗？”
“是的，我是在经委上班。”
“那天，那天在汽车上的就是你吧？”
“是的，是我。”
由于激动，她的脸上泛起了红晕，比那天冻得红扑扑的脸蛋儿更好看。姑娘的大方热情，让我觉得有些突如其来。她用手指着那个年轻小伙子说：“这是我的表弟，我姑家的孩子，陪我到图书馆来玩儿。”
被称之为表弟的小伙子赶忙走过来与我寒暄。看得出，小伙子挺潇洒，我们一起回坐到书桌上。这回倒是轮到我尴尬了，我悄悄地，不知不觉近距离的打量着姑娘。
“表姐，我先回家了，你们聊着。”一句话惊醒了我，不禁为自己的荒唐而面红耳赤。
她表弟走了，就剩我们俩儿了。 “他真是我表弟，真的。” 姑娘说话时有些着急。我不知她为什们说这些，从姑娘着急的眼神儿里，我又似乎明白她为什们说这话。
姑娘叫凌梅。是独生女，从小随当兵的父亲在南方长大，她的老家就在此地。这次是她奶奶病了，父母无暇照顾，凌梅请假回来伺候奶奶。前几天她父母也来了，奶奶在病榻中坚持了几天，看着远方归来的儿孙们，安详的闭上了眼睛。凌梅有一个姑姑就在这儿县城住，这不，凌梅就住在姑姑家。父母已经先行回去了，凌梅也准备返家。
听着凌梅侃侃而谈，我一时插不上嘴，唯一能做的就是倾听。 凌梅有些调皮且大方的给我讲了一个她做的梦。梦里，她看见了冰天雪地，梦里，她坐上了汽车，梦里，她遇到了一个青年，梦里，她……
凌梅停住了话语，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我急忙扭过脸去，不敢正眼看她。因为我知道，小说里一见钟情的事情真的让我遇到了。事实上，这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再延续了。但是，我们还是留下了各自的工作单位和通信地址。在凌梅就要走的几天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似乎有说不完的话，真得是相见恨晚。 火车站站台。
“我还会回来的。” 淩梅的眼里噙着泪。 我无语，只是不停地点头。 她上车了，走进车厢了。车轮缓动，她想抬起车窗，抬不动。她慌忙让一旁的旅客帮她一起抬起车窗： “再见了，我还会回来的——”
从车窗飘来的声音，带着哭音儿，带着留恋，被火车的铿锵声盖住了，她真的走了，我的心亦跟着走了。
时间不长，我接到了凌梅的第一封信。信封是用粉色的丝光纸粘接的，在信封的封口处，清晰的看见一缕白色的羽毛。浪漫的粉色情怀，洁白的羽毛深情，没等打开信，我已经沉醉了。
鸿雁，在我们之间飞着，飞着。更多的思念，共同的爱好，随着文字的表达，润泽着浇灌着我们的心田。
忽得有一天，我渐渐转过神来。现实生活毕竟是严肃的。那个年代，那种环境，有一份工作已属不易，下来的走向又该如何？毕竟我是男人，必须把这种现实如是说出来。在一封信里，我婉转的提出了种种担忧，毕竟是远隔千里，早晚得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年月，只要有工作就是铁饭碗。要说调动，除了对调，单独调进一个陌生单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代人在一个单位工作，下来就是子顶父职，外人，根本进不去。招工是有计划的。除了学校分配的学生，下来就是退伍兵复原和干部转业，没有其它的门道。
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非常现实的摆在面前。看着凌梅雪片般飞来的书信，我觉得炙手可热。上天还是眷顾有情人的。我争取到了一次到南方出差的机会。我们相见了。谈到了相识，相知，思念。我们静下心来理性的面对现实，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了，相爱，是需要陪伴的。
我们明白，任何一方的舍弃，都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况且，这种代价是父母所不能同意的。我们说的很平静，很坦然，凌梅的家近在咫尺，但我没有勇气迈进她的家门。
我该走了。我们相约，从即时起，三年为限。看事情有什么转机，三年后再做最后的决定。火车带着我走了，带着无奈与遗憾走了，也把凌梅的心带走了。
我曾尝试着劝慰自己，我曾有意的怠慢凌梅的来信，我曾不止一次的想到放弃。我的事情父母略知，但他们不问。每每看到他们回避的眼神，心里难受极了。我的变化深深的刺痛了凌梅，她在信中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没有任何通知，凌梅又来了，来到了我的身边。
看来，我的故意适得其反，我们的试验是不成功的。凌梅大方的走进了我的家，我父母热情的接待了她。看见母亲和凌梅悄悄地说着什么，母亲还在偷偷的抹眼泪。事情的进一步进展，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无所适从。
凌梅又走了。没提今后的事情，走时的表情有些凄惨。
一天中午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电话是凌梅的母亲费尽周折打来的，她说凌梅回去就病了，病的很厉害，问我能否去一趟。我的心咯噔一下，还没等我回答，电话就挂掉了。
我急匆匆回到家里，顾不了许多，赶紧和父母讲。这次倒是母亲很急： “儿呀，你赶紧去吧，这孩子心太重，都是我一句话惹的祸。去吧，见了凌梅对她说，妈同意你今后找机会调过去。”
在火车上，我回味着母亲的话，似乎明白了什么。到了以后，我顾不得什么胆小匆匆闯进凌梅家。看到凌梅得一刹那，我惊呆了。她人瘦的有些脱形，看见我的瞬间，她不顾父母在场，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大声的肆无忌惮的哭着。我们就这样相拥着，很久。
看着此情此景，不愧是当兵的出身，凌梅的父亲猛然间甩出了几句话： “你们要是相爱，就不要磨磨叽叽，看得出来，这辈子凌梅是非你不嫁。也好，以后凌梅找机会调过去，不要这样折磨自己。只要想办的事，没有办不成的。” 看着凌梅父亲涨红的脸，在军装红领章的映衬下更多了几分父爱的柔情。
我的到来就像是灵丹妙药，凌梅几天功夫就恢复了元气。我把母亲的话告诉了凌梅：
“阿姨真好。”
“那我妈和你说什么了？”
“还不是向着你。”
“到底说什么了？”
“她说了一个母亲该说的话。”
再以后，我们结婚了，有孩子了。几年后，凌梅随父母一起转业回到了老家……
至今，我们仍沉浸在在父母的恩泽里，他们给了我们生命，给了我们一个家，给了我们一切。恩重如山的父母呀，我们都是你们的好孩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