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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哥哥陶自强晚年向弟媳忏悔,陶斯亮瞒着母亲回信:我不记恨您

 我的空中书架 2022-12-21 发布于新疆

前言

1933年5月,正在上海等候党组织分配工作的陶铸,因叛徒出卖,不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随后又被转送到南京,关在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被捕后的陶铸在狱中也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但他却用自己顽强的意志坚守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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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陶铸

那时候的陶铸,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在法庭接受审判时,法官曾问他:

“放你出去,你可相信三民主义?”

陶铸义正严词的回答道:

“我不骗你,你就是放了我,我也不信三民主义。”

陶铸在法庭上义正严词,从“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开始谈起,慷慨激昂,一番演说竟然打动了法官,于是,法官从轻判处陶铸无期徒刑。

据陶斯亮回忆,解放后,陶铸还又见到了这个法官,那时两人亲信与当初见面时又有不同,陶铸还问了一句:“当年你为什么没有判我死刑。”

这个法官回答道:

“我看你年纪轻轻的,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我觉得留下你,没准将来国家有难时会有点用,就没杀你。”

但也就是在狱中期间,却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让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哥哥陶自强竟然跑到监狱来劝说他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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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陶斯亮晚年

据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文章《回忆与思考——父亲五十周年祭》中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于这些共产党中黄埔出身的人还是很爱惜的,为了“挽救”他们,都是先找人来劝降他们。

毫无疑问,劝说陶铸最得力的人选,还是与他有些嫡亲血脉关系的兄长陶自强。两人当年都考上过黄埔,后来都选择参加了革命,只是在被捕入狱后,陶自强并未扛下来,而是选择妥协。

可惜的是,陶铸还是陶铸,他始终没有屈服,蒋介石后来又派了一位颇具分量的叛徒一起出面,都没能动摇了陶铸的决心。

对于那段在狱中的生涯,陶铸后来有过回忆:

“那段监狱生涯可以算作我的大学,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在监狱中学的。过去我仅仅只是读过一些私塾,在当时来说算个小知识分子,但是蹲了4年监狱后,在其中学习了大量的知识。”

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党组织营救,陶铸与一大批狱友才被营救出狱,要知道那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正筹划如何杀掉在狱中被关押的中国共产党“要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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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7年9月26日,陶铸(前排左一)被党中央营救出狱后与难友合影

陶铸离开南京后,立即赴任武汉,并在武汉与分别多年的夫人见面,时隔多年后,曾志回忆起当时丈夫的样子,还忍不住有些辛酸:

“他瘦的要命,四年铁窗生涯弄得他脸色苍白,两颊深陷,越发显得眉重眼大,一件对襟盘扣夹袄,套在一身骨头架子上晃荡,这哪像个28岁的青年!说40岁也差不多。”

陶铸在狱中四年,始终坚持斗争,而与他一奶同胞的哥哥陶自强却没能挺过这一关。

陶斯亮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曾详细的谈到过家族的前世今生。

陶氏一族祖上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因在洪武年间中举,被派到湖南祁阳来做官,从此以后他们家族就在祁阳安家,一直延续到近代。祖父陶铁铮(陶斯亮语),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后来回到了湖南祁阳老家隐居。育有三子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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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陶铸

对于祖父那一辈儿,因为陶铸生平谈的比较少,陶斯亮了解的并不多,只知道爷爷后来因为得罪了当地一个土豪劣绅,就连同兄弟被杀害了,奶奶含辛茹苦的抚养家里几个子女长大。

陶铸和哥哥陶自强,小时候都很聪明,学习也很用功,本来按照正常的情况,两个孩子能一同上学下去,但因为爷爷去世,家族落败,奶奶无力供养家里孩子上学,所以只能有一个选择辍学。

陶铸后来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哥哥。

要说起来,倒也不能算奶奶偏心,当时陶自强在学业上确实要更出众一些,尽管陶铸也有求学的打算,但为了家庭,他只好牺牲自己,陶斯亮也在文章中称:

“我伯伯更是个读书的材料,书读得最好。于是全家人决定让我爸爸辍学,赚钱供我伯伯继续上学。”

辍学那一年,陶铸才10岁。

从这一天开始,陶铸便打柴、放牛,依靠劳动补贴家里的开支,小小的年纪,他要把沉重的木头从山上扛到山下,要知道即便是在今天,这段路开着车,也要走很长时间(陶斯亮语),可想而知对于那时尚年幼的陶铸来说,是何等的艰辛。

尽管如此,陶铸并没有放弃学习,他在劳动间隙时常看书自学,偶尔也向哥哥请教,渐渐有所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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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陶铸在东北

1925年,还是木排小伙计的陶铸到了武汉,那时大革命的思潮席卷全国,陶铸深受影响,也坚定了他想要参加革命的想法,陶铸后来还对女儿说:

“武汉是我的第一个启蒙点,我在那里接触到了革命的思想。”

陶铸毅然决然的放弃木排生计,打算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但陶铸以前只接受过私塾教育,文章大致上过关,却从没接触过算数,因而落榜。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陶铸半工半读,最终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巧的是,这一年陶自强也南下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一说陶自强为黄埔六期)。

尽管陶铸是复习了一年才考上黄埔,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学习上确实很用功刻苦,到这时开始,陶铸才终于在学业上赶上了哥哥。

大革命失败后,陶铸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7年12月底,广州起义失败后,陶铸奉令回到家乡祁阳组织农民武装。

而陶自强这时跟随毛主席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

当年),陶自强在广州住旅店,因说祁阳话,因缘际会结识了陈浩(秋收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被聘为黄埔军校入伍生22团2营书记官,后来陈浩因个人恩怨,想杀了蒋介石小舅子毛秉礼(时任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副主任),事败被泄打入死牢,还多亏陶自强说情才保住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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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陶铸与夫人曾志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陶自强前往武汉,担任武汉警卫团3营上尉副官,因汪精卫也在积极筹划反革命运动,陶自强因在街上贴标语“打倒汪精卫”,还差点被捕过。

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后,陶自强所在的武汉警卫团在团长卢德铭率领下,本来是要一同参与,但因为耽误了时间,部队抵达奉新县时起义军已经南下,所以卢德铭后来率部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改番号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陈浩任一师一团团长,陶自强任军部书记员。

九月的长寿街战斗中,陶自强因脚被炸伤,还与毛主席同屋过。

在陶自强早期革命生涯中,受陈浩的影响非常大。

在秋收起义中,因部队严重受挫,很多人都对革命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其中就包括身为起义军领导人的余洒度、陈浩。

余洒度受党的前委委派,前往湖南省委汇报工作,结果到上海后对革命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因而脱党。

而陈浩性质更加恶劣,他企图拖枪叛逃。

1927年12月,在湖南茶陵湖口,陈浩与徐恕、黄子吉与参谋长韩庄剑阴谋拉着起义军一个营,打算投靠国民党军方鼎英部,好在当时一营党代表宛希先察觉了陈浩的阴谋,并及时派人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不顾危险,亲自带领一个排追上的部队,并将企图叛逃的陈浩、徐恕、黄子吉、韩庄剑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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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陶自强

严格意义上来说,整件事对陶自强的影响也不小,当时他正担任一团团部书记,也因为这件事的缘故,陶自强选择回到了老家祁阳。值得一提的是,陶自强选择回家的这段时间,恰巧是弟弟陶铸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的时候。

不久之后,陶自强到福建寻找党组织,后来就留在了福建,先后担任过莆田中心县委委员、仙游县县委书记,

1934年,陶自强担任了中共莆田中心县县委书记。

尽管兄弟两人几乎就在同一个地方,但因为土地革命时期条件艰苦,两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

只是让陶铸也诧异的是,等到他们兄弟再次见面的时,陶自强竟然已经成为“叛变者”。

陶自强担任莆田中心县县委书记后不久,即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随后在狱中受到酷刑,因鼻子被灌入大量的凉水,陶自强还患上了萎缩性鼻炎。

可作为一名黄埔毕业生,陶自强不可避免的受到拉拢,但他没能挺过来,而是选择了妥协。并奉令去劝降同样在狱中被关押的的弟弟陶铸。

兄弟两人也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陶自强叛变后,并没有选择出卖同志,这一点需要强调。

陶铸1937年获释后,在武汉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同妻子曾志一起专门拜访了儿时的好友兼同乡徐任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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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央军人监狱旧址内景

徐任吾早年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徐任吾脱党,但没有选择自首,陶铸也很信任他,当年在福建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给妻子留下的通信地址就是徐任吾的住址汉阳鹦鹉洲,他那时在鹦鹉洲一个果园里看果树。后来又辗转到了汉口替人看房子。

陶铸之所以找徐任吾,是因为要弄清楚一桩公案,当年他被捕后,住在广州养病的曾志曾拜托徐任吾给关押在南京的丈夫送信,本来这件事情做的很机密,但不知道为何,突然有一天,国民党当局搜查了陶铸的牢房,将那封信搜走了。

更重要的是,陶铸通过观察发现,国民党当局似乎有准确的消息来源,直接就是冲着这封信来的,陶铸深为妻子的安全感到担忧。

当陶铸把这件事说出来的时候,徐任吾忍不住叹了口气:

“唉,这还要从陶耐存(即陶自强)说起。”

陶自强与徐任吾关系一直很不错,当年陶自强选择“自新”叛变后,被国民党福州警备团团长看中,做了团长书记官,他把在汉阳的徐任吾也一并叫了过来担任司书,当时曾志的这封信经汉阳辗转至福州交到徐任吾手上后,徐任吾立即就转给了在南京监狱的陶铸。

可千不该万不该,徐任吾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陶自强,陶自强又顺嘴告诉了叛徒周剑心(原福州地下党党组织成员,叛变后加入军统)。

周剑心听徐任吾说了这件事后,立马带着特务赶到了南京,从陶铸身上搜出这封信,并计划按照信上的地址去抓捕曾志。

敌人阴谋虽然没有得逞,却抓捕了在广州的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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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曾志

事情至此得以真相大白,陶铸也忍不住感慨:

“原来如此!我就奇怪,怎么单单把曾志的那封信给搜走了,我还以为是广州的李端出了问题,之后便没敢再给他写信,同时也没有再受到曾志的来信。”

陶自强听说弟弟陶铸到了汉口,也立即赶到了徐任吾家里,希望能见一面,陶铸一开始本不打算见,毕竟陶自强在国民党当局做官,而且还是个自首叛变的人,但考虑到他自首后,并没有出卖同志,于公于私,陶铸还是选择了见面。

据曾志回忆,这次见面的过程很平淡,大家聚在一起只是谈论了一些家常,临别时陶自强见陶铸穿的很单薄,还将自己身上一件毛料衣服脱下来给弟弟穿上。

回去以后,陶铸就将衣服挂在墙上,许久没有理会,一次偶然的机会,陶铸打算拿这件衣服去晒,结果从口袋掏出一张小纸条,居然是蓝衣社便签(蒋介石成立的带有特务性质的复兴社组织,其下辖特务处也是军统前身)。

陶铸忍不住大发雷霆。他对妻子说:

“耐存(陶自强)这家伙还参加了蓝衣社,真是可恨!今后不要再理他。”

一直到全国解放,陶铸都没有再跟兄长有过往来。

陶自强担任国民党当局的县长,在解放前夕率县大队起义,之后回到老家祁阳,担任祁阳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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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4年,陶铸、曾志夫妇与陶斯亮在家门口合影

1951年10月,陶铸回老家湖南祁阳,这次回乡,陶铸十分低调,他对地方政府约法四章:

“第一不准迎接;第二不准宴请;第三,不准送礼;第四,不准放鞭炮。”

之后陶铸头戴斗笠。身穿布衣挨家挨户进行调查访问。

10月12日,陶铸到祁阳中学去看望当校长的哥哥陶自强。

随着时移世易,当年的一切都已经过去,陶铸也忍不住有些感慨。

兄弟俩中午就在食堂吃了一顿饭,还有学校的一些老师陪同,陶铸一进去,就看见桌上摆着几道菜,于是问哥哥:

“兄长,兄长,这饭菜是公款报销的?如果用公款,那可不对啊,这钱由我支付好了。”

陶自强听了他的话,也只是淡淡一笑:

“这是我私人请吃饭,保证不揩公家一分钱的油,你就放心吃吧!”

听到这句话,陶铸才满意的笑道:

“这就好!我们干革命的一点要公私分明,这样才能更好地为百姓服务。”

这也是兄弟俩为数不多聚在一起吃饭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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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陶铸夫妇与毛主席合影

兄弟俩在分别是,陶铸还是忍不住对陶自强说:

“你过去的经历不适合当校长,这样会误人子弟的,还是当个普通教师吧,你适合教书。”

陶自强沉默了好一阵,最终他看着弟弟点了点头。不久之后,陶自强就辞去了校长的职务,专心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

然而到了后来那个特殊时期,陶铸与妻子曾志也遭到了莫名的打击。

也许是遭到了什么压力,1967年8月,陶自强突然站出来,宣称弟弟是“叛徒”,还说当年在南京监狱,是他亲自出面劝说弟弟投降的。

这件事情对陶铸的打击很大,他一连几天不吃不喝,两眼发直。

陶铸的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1969年11月30日去世,享年61岁。

在陶铸去世后,他的遗体以“王河”的名义火化,一直到9年后才被找到,家人根据他生前志愿,将他一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葬在广州白云山,以纪念其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中南工作时的功绩。

1978年年底,中央为陶铸召开了追悼大会。

陶铸的家乡祁阳也为他召开了追悼会,对当年之事本就悔恨的陶自强听说后,还提出要求希望能出席追悼会,结果不被允许(也有一说陶自强出席了追悼会)。自此以后,陶自强的身体便每况愈下,不久后更是确诊为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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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陶铸、曾志夫妇与女儿陶斯亮合影

1982年,自知来日无多的陶自强给弟媳曾志写了封信,信中对当年往事表达了悔恨之情。

“我给你们跪下了……给我一句话:宽恕我这个罪孽深重的可怜人吧!”

曾志没有选择回信,是她的女儿陶斯亮瞒着母亲给伯父写了一封信:

“伯父,我不再记恨你了。”

一切恩怨往事,尽数尘归尘土归土。

1982年7月,陶自强因癌症病逝,终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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