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经典】论地名和地名的整理工作

一、地名的繁杂和地名工作的重要性

地名的由来很早，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了。那时的人们为了生活和生存，开始从事生产劳动，这就要了解自然并进而利用自然。在他们活动所及的范围之内，对于各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加以区别，自会按照各地的特点而赋予不同的称谓。由于人们居住地点的繁多，其间就不免有各种的交换和联系的活动，甚至还发生若干矛盾和冲突。为了互相区别，各自居住和活动的地方，也就有了各自的名称。那时的地名，都还相当简单，也许还相当模糊。由于没有文字的记载，这些地名都难以稽考。直到有了文字，才有具体的地名可言。

由于社会不断演进，生产逐渐发展，人们的居住地区随之扩大，地名自然会相当的增多。到现在，只要是人迹所至的地方，无不各有其名称，就是人迹所不易达到的地方，也还少不了一个名称。当然，有些地名是前后一脉相承，稳定持久。有的地名由于条件更易，就不断废止消失。也还有些地名经过一段废止又重复使用，致使地名极为复杂。一般多以“恒河沙数”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事物的繁杂，如果用来形容地名，那也是恰当不过的。

地名既然是因地而名，举凡河流、湖泊、海洋、港湾、洲渚、岛屿、山岭、丘阜、梁峁、原谷、坡坂等，就无不各有其自己的名称。当然还有若干特殊的地形，更各有独特的名称。这种情形在各地都还是不少的。就陕西来说，像陕北的墕坬、崾崄等，就是一些明显的例证。就是各地的物产，尤其是当地一些特产，只要足以作为一方的标志的，也往往以之作为一地的名称。

人是随时都可以适应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就在这样一些不同的地形之间，选择其居住的地方，构成了居民点，发展成为村庄、市镇等聚落，再发展成为县邑和都会。既然构成居民点，就会有一定的名称。而村庄、市镇、县邑、都会等也就都各有它们自己的名称。有的名称就是根据附近特有的地形而命名的。有了聚落和都会，相应也就有了道路。陆路有释站递铺，水路有津渡桥梁。这些道路以及有关的驿站递铺和津渡桥梁的名称，也被用作附近居民点的名称。

至于其他更多的人为设施，也都可以成为地名。一般说来，别墅、住宅、园林、亭馆，以及寺院、道观、庙宇、塔坊等，都可以成为一地的标志，作为地名也容易为附近人们所习用。现在许多村落都以“庄”为名。这样的名称不一定都是由某些庄宅演变而来的，但由庄宅演变而来的还应该不是少数。至少最初以庄宅为名的村庄是和庄宅有关的。至于寺院、道观、庙宇、塔坊等，在以前宗教阳迷信盛行时，这样的建筑是比较繁多的，就是穷乡僻壤，也都可以遇到，以之作为地名也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事例直到现在还是习见不鲜，无烦多事列举。

特别是在地形较为险要的地方，在以前一些时代里，往往因地制宜，据险设防，建立过关隘、城塞，以至于墩台、碉堡，也可以成为一方的标志，而用作一地的名称。一个显著的例证就是潼关县。这是以潼关为名的县。虽然原初的潼关早已夷为平地，后来改置的潼关城也半圮毁，就是潼关县治也更是频经迁徙，距离故关已远，可是原来潼关的名称却一直沿袭下来，而没有改易。

像这样的前代遗存还可以举得更多，迄至现在，有相当多的县境内，都有不少古城镇、故城村或旧县之类的地名，正是因为当地曾经有过古城废墟的缘故。陕西省曾经为十多个王朝建都的地方，陵墓冢地就相应的众多。虽然不断有所平夷，存留的还不在少数。远在西汉时期，就曾经规定过因陵设县的制度。这些陵县后来相继废省，但有些仍以陵墓作为地名。咸阳市东咸同铁路的长陵车站，就是因汉高祖的长陵而命名的。曲江池南尚有一个简王井村，这个井字乃是冢字的误文，或是有意用音近的字替换的。应该是简王冢村。因为明朝秦藩的简王冢就在村北不远的地方。

还可以用一些吉祥的名字来表示某种希望。西安和长安就都是这样的名称。长安自是长治久安的意思，而西安更是强调西方安定的设想。这是以往封建王朝统治者的企图和希望。可是沿用久了，却成了一般习惯的名称。这是两个极为明显的例证，许多地方都会有极相仿佛的地名。

由于地名起源很早，我国的历史又相当悠久，有些地名的使用时期就十分长远；又由于地名是随地起名的，我国的幅员极为广大，地名更是繁杂。这样就存在着许多问题，最为显著的有如下四项：

一为一地数名。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地名时有改变，因而一地数名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往往虽有新名，旧名还为人所习用，比如西安在历史上长期称为长安，就在清朝末年，西安城中还并存着长安和咸宁两县。后咸宁县废省，长安县外迁，西安才成为定称。南京城内曾经设过江宁县，再往前溯，还有江宁府。今江宁府早已废除，江宁县也移往他处，可南京仍称作宁。另像上海称沪，广州称穗，成都称蓉，到现在还仍然通行。好在这些名称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不会引起什么差错。其它一地数名难免会引起若干问题。

二为一名数地。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地名繁杂，一名数地的现象也是相当普遍的。如前所说，西安曾经有过几个名称，其实，和西安曾在一地的长安这个地名，另外还有几处。其中最关重要的乃是浙江海宁县的长安镇。这个镇为沪杭铁路经过的地方，且设有车站。车站原来即以长安为名。这就难免遇到混乱。后来给这个站名添上一个镇字，以示区别。到现在乌鲁木齐铁路局辖有一个六道湾车站，而辽宁抚顺附近却也有一个六道湾车站，这就更容易发生事端。就是这两个六道湾车站由于曾经发生过事故，才引起注意。

三为音近讹误。四为字形混淆。这两项本来都是老问题。在以前一些年代里，就曾经感到容易引起错误，而有所改革。现在的扶风县，在唐朝曾经设过围川县。其实这个县名应该是讳川县。因为县境有一条讳河，以讳川为名也是理所当然的。由于围讳音近，就讹误为围川县。好在是一个地方，县名虽有讹误，还不至于引起太多的问题。现在彬县的彬字是一个同音字，是由邠字更改的。如果追溯本源，则这个邠字应该是豳字。唐朝曾经在这里设立过一个豳州。可是那时另外还有一幽州，故地就在现在北京市。豳州的豳字和幽州的幽字字形十分近似，容易引起混淆。大概就在唐朝曾经为此发生过若干事端，引起了重视，后来为易于区别，就把豳字改为邠字。这里所说的只是两个较为显著的例证，同样的情况应该是不少的。

在以往人口不甚稠密，交通尚属阻塞的情况下，这样的问题还不甚突出。现在各地交往愈来愈繁，就易于发生事端。尤其是当前进行四化建设的时候，由于地名引起的问题，往往会给城市建设、规划管理、战备人防、公安户籍、邮电事业、交通消防，以及人民生活各有关方面造成很大的不便。而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不正确的地名，也会影响到民族的团结。至于边疆地区，由于地名的讹误，就更会引起强邻的觊觎。为了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富强康乐的国家，地名工作实居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整个地名工作是相当复杂的，这里只就地名整理工作，提出一些不成熟意见。

二、地名的搜集

欲求整理地名，必先搜集地名，既掌握了一些地区的地名，又能了解其间的沿袭变革，然后着手整理，自然易于致力。搜集地名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探索文字记载，一是采访传说口碑。这两个方面是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缺一不可。

我国历来对地名相当重视。仅以有关专著来说，所涉及的地名数量即是殊堪惊人的。这里略举数例，以见一斑。出于战国人士之手的《禹贡》，其中所载的地名，就已多达一百三十处。《山海经》以记山为主，《五藏山经》中所记载的山名，就有四百五十处。《水经》以记水为主，其中所记载的水名，就有一百三十七条。后来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所记载的水名，竟多达一千二百五十二条。当然，无论是《山海经》，还是《水经注》，在所记载的山水之外，还兼涉及其它的地名。在《山海经》中，这样的地名和山合计，超过了一千。在《水经注》中，这样的地名，更多达两万左右。《水经注》为南北朝时期的著作，较《禹贡》和《山海经》为晚，可见时代愈迟，所收集的地名也愈多。

班固著《汉书》，于书中特列了一篇《地理志》。这篇志书以记载汉代的郡县为主，还涉及到一些山水、丘陵、湖泊、原谷的名称。班固创立了这样的体例，后来史家大体都祖述他的旧规，有的称为《州郡志》，有的称为《地形志》，名称不同，实际都是一样的。有些史书，如《三国志》等，对于这一项阙而不作，后来到了清代，一些学者为之补撰。因此，在所谓《二十四史》之中，包括后代补撰的部分，都有这样的篇目专著，这对于今天搜集地名的工作有很多的方便。不仅有了地名，而且还能了解其间沿袭变革，可以看到每个时期主要地名的全貌。

所谓正史中的《地理志》，都是有关王朝灭亡后的著作。其实当代的地理名著也是不少的。这里可以举出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乐史的《太平环宇记》和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到元明清三朝，更以王朝的力量，各自编撰其本朝的一统志。《大元一统志》久佚，今仅有残本辑本。而《大清一统志》则以嘉庆年间重修的较为习见易得。这些一统志虽然是各代分别撰述的，其中的体例却不免有相似的地方。一般说来，建置沿革、山川、古迹都是少不了的。像《大元一统志》还特别注意到坊郭乡镇，《大清一统志》也注意到关隘、洼梁、堤堰等，内容都比较丰富，涉及到相当多的地名，值得今天普查和研究地名参考。

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实际上都是当时的地方总志。地方总志自然是全国性的。既有全国性的地方总志，也就有地区性的地方志。这些地方志书，有的撰述年代较早，现存的宋代的地方志就有相当的数目。由于一统志的兴修，各地区都相继撰述各自的地方志。于是省有省的通志，省下又有府志、厅志、州志、县志。县志更为普遍，就是荒僻小县也都各有撰述。甚至一些重要的乡镇，也同样有乡镇的地方志。而且有些志书还是一修再修，前后并存。如果从宋代算起，我国现有的地方志已经超过了七千部。除过这些地方总志和各地的地方志外，这里还应该提到清朝雍正年间蒋延锡主纂的《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正如它的书名所显示的，是分门别类编集了古今图书。其中《职方典》一部分，是用当时的地方志分省编集的，每省按所属府州分列，当时所有的县都分别附于所属的府州之下，翻检尚称方便。

搜集陕西省的地名，除过上面所提到这些文献外，还有一些有关的著作可供参考。首先提到的是清代毕源所撰的《关中胜迹图志》。这部书虽以关中为名，实际上所叙述的却是包括了陕西一省。如果仅就关中和西安附近来说，出于南北朝人士之手的《三辅黄图》，宋代程大昌的《雍录》，以及清代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皆可作为参考。现在西安南郊的春临村，本是唐代的春临宫旧地，有的村名也是有一定的来历的。若不详加追溯，难免会造成讹误。

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些地理名著和地方志。诚然这都是地名的渊薮，记载了相当众多的地名。可是从事于地名的收集工作却不能仅限于这一类图书。因为一般著书立说，皆各有体例，任何地理书中都不能包罗万象、兼收并蓄、巨细靡遗，把所有的地名都一一收集起来。所以，要广收博采，还需要其他图书作为补充。举凡游记、传记、家乘、宗谱、诗词、笔记、小说、剧本等就都有一定的用处。由于这些都不是专门地理著作，所涉及的地名自然不会很多。就是一麟一爪，往往也可解决若干问题。北宋元祐年间，张礼曾经游历长安城南，寻坊唐代旧迹，著有《游城南记》一书，篇幅虽不甚多，记载却相当详实。书中提到草场坡和沈家桥等地，这几处到现在还依然存在，没有更动。对于当前了解这几处地方，不能说没有帮助。《游城南记》自是一部名著，其他游记虽不能与此相侔并论，都各有其意义，至少撰著游记的人曾经亲历当地，耳闻目睹，是有一定可资参考价值的。至于人物传记，传主的籍贯经历就都和地名有关。而家乘、宗谱也至少可以显示有关家族所在的县邑村镇。笔记和诗词往往也涉及到有关的地名，尤其是作者亲自经历的地方，更值得重视。小说和剧本在叙述或说白的过程中，也可能涉及到一些地名，尤其是历史小说和历史剧本涉及的可能还会多些。当然这里面不免还有虚构和烘托之处，不一定都是实际的情况，这是利用时应该往意到的。在这里还可以顺便提到一点，如果有残存的地契文约，也可将其取作证据。因为地契文约一般都写出所在地的村庄乡里，而这些村庄乡里在一些地理著作中是不会被普遍注意的。如果能有这方面的资料作为补充，就可以解决有关村庄乡里的名称问题。

还应该提到石刻。石刻有碑碣、墓志、石幢、造像、摩崖、题名等。石幢和造像不一定都涉及到地名，如果刻有石幢的设立地点及造像的供养人的姓名籍贯，那就很不寻常，可以作为确定一地名称的证据。碑碣、墓志、摩崖、题名涉及地名的机会较多，尤其是墓志和题名更是这样。题名一般兼及题名者籍贯，墓志除写明死者籍贯经历外，至少还要提到死者的葬地，这就不仅可以帮助解决县名的问题，还可以有助于解决村庄乡里以及附近原坡等有关的共体地名的问题。

碑碣、墓志、石幢、造像、摩崖、题名，不是到处皆可遇到的。就是当地原有的石刻，后来受到人为的破坏和转移，不是化为乌有，就是无踪迹可寻。好在还有若干金石图书可资参考，这里不必说到一般的金石图书，就是一些地方志中往往也有金石一门，记载当地现存或新出土的石刻。《陕西通志》所载的尤为丰富。而清代毕沅所撰的《关中金石记》更是重要的著述。现存的各县县志以及省志、府志，大抵皆为清代所撰集。在普查地名和研究地名工作中，应该重视这些难得的材料。

文字记载以外，也不应该忽略传说口碑。其实，传说口碑是以当地人说当地的地名，当更为明确具体，其重要性有的不减于文字记载。这当然应该求之于当地的土著，而非外来的客户。土著累代久居，对于当地自然环境的变迁，居住地区的伸缩，风俗习惯的差异，皆能耳闻目染，熟谙于心中。外来的客户对于这些情形的熟悉程度，自然要稍逊一筹。然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外来客户往往会带来原来住地的传说，容易互相混淆。这种情形就是迁来已久的客户，也是在所难免的。当然不同的民族更有不同的风俗习惯，也有特殊忌讳和喜好，不能不对地名的演变和传说有若干影响。不论其为土著或客户，抑为不同的民族，调查的对象皆以关心乡邦文献的年长老者为宜。

三、地名的整理

不能认为只要见于著述，便成定论。当地居人的传说口碑，固然真切，但时隔多代，也难免有所误传。就是当前的一些问题，不经核对，也容易以讹传讹。近年见到某一号称精密的地图，所标绘的村镇乡里就有不少的谬误处，通常是属于字音或字形的讹误。这似乎不能诱为校对不精，可能是调查时粗心所致，也是没有再在文字记载方面取得实证。只有文字记载和传说口碑互相取证，才能得到较为确实的结果。

文字记载和传说口碑固然都有其不能使人尽信的地方，权衡轻重，文字记载当较传说口碑更为重要。因为文字记载如经过考核论证，没有讹误，就应以之作为根据，再以传说口碑相对证，符合一致，自然成为定论。若尚未彼此符合，就应再作考核。这种去伪存真的工夫，是从事地名普查和研究的工作者的一项基本功，不能稍有忽视。仅仅到当地开上一两次现场调查会，似乎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材料订正确实后，就应该接着作进一步的整理。具体说来，约有五端。

一为追溯来源。普查地名和研究地名的工作者首先要追溯所普查和研究地点最初的名称，并追溯这个最初的名称的取义。

二为详究沿革。如果这个地名在最初命名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就应该探索它的沿革。首先是探索它有无更名情形。如果有过更名情形，是一次，还是几次？更改的什么名称，各有什么取义。然后再探索它的地点没有迁移过？迁到什么地方？新地和旧址又有什么差异？如果这个地名曾经有过侨置，原来的地方是否还保持旧名？抑或另命新名？如果这个地名因建制改变并省而废弃不用，是否别有新名作为代替？如果这个地名经过一段废弃时期，又复恢复，则在什么情况之下恢复的？恢复之前当地是否还有别的名称？如果还有别的名称，则恢复这个曾经废弃的名称，以前的旧名又作如何处理？如此种种，皆须探索清楚。

三为参照地形。如上所述，有相当多的地名是因地理环境而命名的。地理环境经常在变化之中，历时愈久，愈益显著。如果地名使用时期较为长久，地理环境已经有所变化，就显得名实不相符合。应该根据地理环境演变的过程，探索地名最初命名时的地形，以便了解原来命名的取义。

四为订正讹误。地名的讹误大致有四种不同的情形：一是音变，二是字误，三是形讹，四是传讹。四者之中如有一端，便能造成混淆，兼而有之，影响自然更大。既然整理地名，就应推本溯源，逐一订正。

五为探索命名规律。我国历史悠久，地名繁杂，命名改称，时有所闻。命名的时期虽各有不同，其中却也有规律存在。探索这样的规律，对于整理旧地名和今后再命新地名，都有裨益。不应轻易放过，致日后再费周折。

地名经过整理，掌握了命名的规律，就可在一定的地区中逐一审查。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慎重进行，以期能够得到长期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