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领导一席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牢牢记住了“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的话。1936年，我和明之才从舒曰信和沈伊娜口中得知，小张在见了我后不到两个月，就被抓走了。接着，又有一位新领导接替。他继续老李和小张的做法，仍通过舒曰信和沈伊娜联系我和明之。 舒曰信没说继小张之后新领导的名字，我和明之也不好问。很久以后才听舒曰信说了一句：“他领导我们这一摊，时间还不短呢！”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我和明之仍不知道小张和那位新领导的姓名，更不知道这个特殊的秘密组织就是中央特科。 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中央调查部指名要我从上海到北京去出席这次座谈会。 自此以后，我们才逐渐知道，“小张”和“新领导”的身份，他们是当年中央特科的骨干成员。“小张”的真名叫丘吉夫。1935年秋，王学文根据王世英的指示辗转去香港，王世英作为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带领一部分同志撤离上海去了天津。留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由丘吉夫负责。 不久，丘吉夫被抓，舒曰信和沈伊娜所说的“新领导”就是徐强。他的爱人李云还曾是沈伊娜的直接领导。徐强和李云在党组织连遭破坏的情况下，面对残酷的白色恐怖，前赴后继，继续留在上海做秘密情报工作，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ニ·九冲击波 我和明之当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时，只能通过联系人与党组织联系，联系人带来的就是党的声音。联系人不光要转达上级的指示和收取情报，还有一项必修课就是“讲形势”。 前期，我的联系人是伊娜，她虽然不善言辞。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少言寡语，但是每次到杭州与我们联系前，或者在上海与华明之接头，舒曰信都会与她商量，如何给我们讲形势，然后就由她把“党的声音”准确地传达给我们。这是“舅舅”王学文离开上海前，特别交代舒曰信的。通过伊娜讲形势，再结合看到的国民党报纸、国民党内部文件，我们对近期的形势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就能清醒把握情报搜集的方向和内容。 后来，“舅舅”让明之接替伊娜往返沪杭，明之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对形势一般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遇到突发事件，有时也难免出现“不清醒”的冲动。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斗争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武汉、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苏州、杭州、济南、青岛、厦门、长沙、南昌、开封、安庆、重庆、张家口等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汇成了一股全国性的抗日爱国洪流。 12月11日，一二·九运动浪潮席卷杭州，往日平静的杭州城一下变得躁动起来。是日午后，杭州大中学校学生上万人，举行声援北平学生的集会游行。他们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请愿，激昂的口号声震撼了这座古城。当一些游行队伍从浙江省政府楼外的梅花碑街口涌过时，口号声传到了省政府办公楼里。我顿时热血拂腾，情不自禁地爬上办公桌旁的窗台，向外张望，我恨不得跳下去加入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打入国民党省级政府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 正在我忘情地张望时，忽听收发员在背后小声叫道：“沈小姐，快下来，科长来了！” 我赶忙跳下桌子，匆忙中打翻了一个茶杯，溅了一身茶水。 薛元燕科长进门扫了一眼，见我像是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正在回到办公桌前低头处理公文，就没说什么。 我此时心里很不平静，倒不是科长扫了我一眼，而是我想到“舅舅”关于做秘密情报工作“不暴露进步面目”的指示，自己一时冲动就忘记了党的纪律，感到很后悔。 回到家里，我向明之说起白天亲眼看到学生游行示威激动人心的场面，并如实讲述说了自己如何冲动，然后内疚地说：“我不该爬上桌子去看，忘记了舅舅的指示，做了不该做的事。” 明之安慰我说：“好在没有产生什么后果。以后注意就是了。”我见他没有责备我，便如释重负似地舒一口气。 明之见我心情好些了，便耐心地对我说：作为党的情报人员，秘密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方式。公开的事情会由别人去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有关国民党反动派动向的情报，交到党组织手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掩护好自己真实的政治面目，不暴露。 我深深地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 此后，我把“舅舅”的话牢牢记在心底，时刻不忘自己的秘密身份。 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三年，我因为与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好，特别是对各级头头们很尊重，从不卷入他们的人事纠纷和派系斗争，所以，不论是哪一派掌权，他们都对我印象不错。 取得蒋介石亲信朱家骅的信任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他十分重视浙江这块地盘，对桂系领袖人物黄绍竑在浙江省当主席总是不大放心。 1936年12月，蒋介石派自己的亲信、C.C系干将朱家骅接替黄绍竑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朱家骅与蒋介石是浙江同乡，1927年追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深得蒋介石赏识和信任。朱家骅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同时，还兼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掌握一定财权和派遣留学生的大权。 朱家骅是个文人，曾留学德国，当过北大教授和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和军人出身的黄绍竑处事风格完全不同，但是他们对公文格式和行文的要求都很高，对政府 职员的管理都很严。黄绍竑不允许职员上班时衣冠不整，朱家骅则严禁职员穿球鞋上班。 朱家骅举止文雅，西服革履，看上去很有绅士风度。对他的部下来说，他比经常身穿军便装、八面威风的黄绍竑，似乎多了一点亲和力。 常言道：“一朝天子一朝臣”。黄绍竑一走，原桂系的人马也都树倒猢狲散，或自寻出路，或被朱家骅排挤。 朱家骅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之后，许多职员被“吐故纳新”。薛科长是省政府的老人，他为人很本分，工作熟门熟路，因此尽管省政府换过几任主席，都一直没有动他。我是从速记学校通过正式考试被录用的，没有后台，现在已有一定工作能力并熟练地掌握着速记技术，经薛科长推荐，我也被继续留用。 朱家骅属于新C.C系，与陈果夫和陈立夫等人也有一定的矛盾。他经常宣扬和标榜欧美的“民主”、“自由”，比较器重欧美留学生和学者名流。浙江省政府这个群体里面，虽然肯定有特务混迹其中。但是多数还是正派人，如朱家骅的大秘书沙孟海，我就觉得他是个好人。相处时间久了，沙先生还冒悄悄提醒我：“你要小心那些'文人’。” 我明白，他所说的“文人”，是指那些文化特务。 对于沙孟海的好意，我点头笑笑，表示心领神会，也没多说什么。 我按照党的要求，从一开始就自爱自重，从不参加任何派系，也不与别人议论机关里的任何人和事，给人以老实正派本分职员的印象。我的业务能力逐步提高，一般人的语速，完全能一句不落地记下，字也写得端正，因此很快取得了朱家骅的信任和重用，凡是他主持的重要会议，都要叫我去做速记。 六十多年以后，2002年，我和明之在《我们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回顾》中这样写道：“这是我们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的初期阶段。在中央特科王学文直接领导下，安娜打入了国民党省级机关，根据秘密情报工作的原则和交给我们的任务，重点搜集国民党的'清剿’军事情报。明之除完成中央特科的一些情报工作任务外，主要是对安娜具体指导、帮助和配合。在实践中，安娜逐步掌握了国民党机关的一般情况和办事规律，并且结识了一些中高层政府官员，特别是取得了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同时，我们初步摸索到了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些基本做法，获得了一些有一定价值的情报。这为以后安娜打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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