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是最早建立官僚制的国家之一。官僚制与贵族制的一个区别是，贵族的收入来自食邑，官僚的收入来自俸禄。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枯萎，自然经济取代了商品经济，魏晋南北时期的官员俸禄基本由绢、帛、布、粟、米以及地方官员自行征收的土特产等实物组成，南北朝后期才有一部分俸禄用钱支付。
宋史研究者、历史学家吴钩在《北大金融评论》上撰文指出，一个建立在实物税上的政府，决不可能给官员发放货币比例很高的俸禄。政府的财税结构又间接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形态——一个以役为财政支撑的朝代，必定是商品经济退化而人身依附关系强化的时代。
中国是最早建立官僚制的国家之一。官僚制与贵族制的一个区别是，贵族的收入来自食邑，官僚的收入来自俸禄。最早的俸禄都是谷物，这是农业时代货币经济尚不发达的体现，不过从汉武帝时代开始，西汉政府给百官发放的俸禄，便完全是钱币，而非谷物了，比如丞相的月俸是60000钱，郡守的月俸是16000钱。官员俸禄用货币支付，当然说明了西汉的赋税是以货币税为主体，进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西汉时期的商品经济是非常活跃的，否则赋税不可能用货币来结算。但到了东汉时期，商品经济开始衰退了，逐渐让位给自然经济，反映在官员俸禄上，便是俸禄以“半钱半谷”的形式支给，即官员的俸禄一半发谷物，一半按一石粮值100钱的标准折钱发放。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枯萎，自然经济取代了商品经济，魏晋南北时期的官员俸禄基本由绢、帛、布、粟、米以及地方官员自行征收的土特产等实物组成，南北朝后期才有一部分俸禄用钱支付。值得注意的是，晋、南朝和北朝的官员俸禄构成中都出现了“禄田”（北魏称“公田”）与“力”的新名目。南北朝以降，唐、宋、元及明初的官员俸禄中都有禄田（职田）之名目，但晋朝的禄田制有着后世所未有的特点，那就是政府不但拨给禄田，而且同时分配“田驺”，替官员耕作。田驺是紧紧束缚在公田上的农奴，人身归官府支配，所以朝廷才可以将他们赏赐给官员使用。这种同时占有生产资料、劳动力的人身与劳动的禄田制，应该是对封建食邑的模仿，而后世的职田，只是划拨公田供官员收租，耕作者来自招佃，没有人身依附的成分。两晋南北朝俸禄中的“力”，也是劳动力，更具体点说，是指供官员个人驱使的役力，国家将其控制的劳动力分配给官僚役使，作为官员俸禄的一部分，因此叫做“禄力”——嗯，朝廷没那么多钱发工资，就给大家发点劳动力吧，领去使用吧。以役力充官僚俸禄，这是秦汉之后、“唐宋变革”之前各个长短命王朝都存在的俸禄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魏晋南北朝，这类作为官员俸禄形式出现的役力，有不少名目，有的叫“恤”，有的叫“扶”，有的叫“干”，有的叫“亲信”，有的叫“手力”，有的以吏充当，叫“吏力”，有的以士卒充当，叫“兵力”。所以我们若要统计两晋南北朝官员的薪水，不能光看他从朝廷那里领到多少石米、多少匹绢，还要看他分配到多少禄田、多少役力。我们都知道一个典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要以为陶县令的月俸只有五斗米，他还有300亩禄田，若干名供他支配的役力。他还将其中一名役力送给儿子。官府以“禄力”充当官员俸禄，显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点：商品经济为自然经济所取代，人身依附关系强化、普遍化。受制于这一历史条件，或者说，由于朝廷无法突破这一历史局限，财政极度不发达，货币税更是微不足道，几可忽略不计，同时朝廷又直接掌握着大量人身不完全自由的国家依附民，因此政府的运作主要依赖各种户役，连给官员发俸禄，也以禄力的形式支付。 禄力制的高度成熟形态出现在唐朝，然后就如烂熟的果子，分解于“唐宋变革”的大潮中。唐朝俸禄由年禄、俸钱、职田、官人禄力组成。官人禄力就是唐政府分配给官员、供其役使的劳动力，是唐朝官员俸禄的组成部分。其中京官的禄力叫做“防阁”与“庶仆”，按官品分配，五品以上给防阁，六品以下给庶仆，一品官防阁96人，九品官庶仆只有2人；州县官的禄力叫“白直”“执衣”，也是按官品配给，二品官给白直40人、执衣18人，九品官给白直4人、执衣3人。此外又有“士力”“手力”等，都是供官员驱使的禄力。中唐之后，官人禄力都改为纳资课代役，资课作为官员的生活补贴并入月俸中发放。资课的征收，宣告官人禄力制度走向消亡。宋代已无官人禄力。尽管宋朝职役中保留着手力、白直等名目，很容易让人以为那是唐代官人禄力的延续，但宋代手力、白直的职责是“来往防送，仓库守宿，街市巡逻”之类，基本上属于公务，虽供身驱使，但也不是替官员办私事，更不是作为禄力分配给官员。北宋时，皇城副使焦守节因为将白直借给枢密院官员建房子，而被罢了官，可见私役白直是犯法的。所以我们讲到宋代的官俸构成时，不要误将白直当成官人禄力。宋王朝的俸禄构成十分复杂，名目众多，令人眼花缭乱，择其大略而言，有俸钱、衣赐、禄粟、职钱、傔人衣粮与餐钱、茶酒薪炭补贴、职田、公用钱等等。其中，俸钱、衣赐、禄粟属于正俸；职钱属于加俸，类似职务补贴；职田分配给地方官，供他们招佃收租，作为养廉收入；公用钱则是供官员公务接待的经费。这里我要特别介绍“傔人衣粮与餐钱”这一项。傔人，即随从、仆人。宋朝官员可按其品秩、职务配置数目不等的傔人，比如宰相可以有傔人70人，参知政事（副宰相）可以有傔人50人，一般州郡长官亦有傔人7人的配额。如此说来，宋朝的傔人很接近南北朝的恤、干、手力，唐朝的防阁、庶仆、白直、执衣，都是供官员个人役使的私力。清人修《续通典》，在列举了防阁、庶仆、白直、执衣等名目之后，称“唐以后历代皆无其役，或有其制而异其名者，惟宋之待臣下最优，奉养独厚，有随身傔人”，将宋之傔人与唐之官人禄力等并称。南北朝官俸中的力以人身不自由的国家依附民充当，唐朝的“官人禄力”则在编户民中差充，那么宋朝官僚的傔人呢？宋人说：“在京百司，官为赋钱，僦民为傔，谓之顾募”；“宰执而下，顾募傔人米数多者，亦时暂裁损”。可知宋朝官员的傔人主要来自雇佣，这是大异于南北朝、唐朝禄力的地方。而所谓傔人衣粮与餐钱，其实就是宋政府发给官员供雇佣傔人的津贴，其中执政官、三司使等要员的傔人津贴包括衣粮与餐钱两项，一般官员的傔人津贴则只有餐钱。由此可见，宋朝的傔人衣粮、餐钱跟南北朝、唐朝的官人禄力虽然都作为俸禄形式出现，但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从南北朝直接将依附民当成俸禄发给官员役使，到唐前期以轮番上役的方式在编户中差充官人禄力，再到中唐之后允许禄力的服役者纳钱代役，再到宋代政府给官员发津贴，供其雇佣傔人，人身支配的程度越来越低，折射出“唐宋变革”的大势。不过，我们注意到，唐朝之后，辽国官员俸禄中也有“钱粟傔隶”的名目，其实就是南北朝、唐朝官人禄力的翻版。金国官员亦有傔从，由朝廷配给，分为“公使”与“从己人力”，相当于南北朝、唐朝的公力与私力之分，“公使从公家之事，从己执私家之役者也”。官人禄力在辽国与金国的复活，我认为反映了辽金社会可能没有参与到“唐宋变革”中来，至少是参与程度不高。元朝是否有傔隶禄力尚不确定，不过我觉得诸色户计中“养老户”充当的便是官人禄力的角色，因为他们被元廷分配给功臣，供其役使、取给，以助功臣养老。有一点可以明确：元朝官俸极薄，京官领俸钞与俸米，外官领俸钞与职田。宰相的月薪只有140贯俸钞加15石俸米，中下层官员的薪俸更是低下。元廷虽重商，却以役户立国，财政极不发达，只能采取低薪制。相比之下，明王朝的官员俸禄更加微薄，朱元璋定下的官俸只有俸米一项，依品秩高下定米数，一品大员月米87石，九品小官的月米只有5石。永乐朝之后，俸米又按比例分成本色与折色，意思是，给官员发工资时，工资的一部分是俸米，一部分则折成钞、胡椒、苏木、绢、布。由于折色往往不按市价，官员领到手的俸禄实际价值常常低于法定标准，所以未免牢骚满腹，连清人修《明史·食货志》都忍不住感慨：“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明朝前期财政之不发达，从官员俸禄可窥一斑。开国皇帝定下的俸禄如此之低，明朝官员只能另想办法。大约从宣德朝开始，官员俸禄中便增加了一笔柴薪银。这笔柴薪银的由来，得从明朝衙门中的柴薪皂隶说起——同其他王朝一样，明朝的行政系统中也配置有各类供身驱使的职役，叫做皂隶。若细分，皂隶又可分为供各衙门公用的直厅皂隶、直堂皂隶，给官员个人服务的随从皂隶、马夫。皂隶一开始是必须亲身应役的，后来，役使他们的官员为得到更多的收入，允许随从皂隶纳钱代役，这笔钱就叫柴薪银。随后朝廷认可了皂隶折银的做法，并制订了各级官员随从皂隶的配额，一二品官有12名皂隶，七品至九品官有2名。一名随从皂隶每年折纳柴薪银12两，闰年加一两。此外，地方官的马夫也折成马夫银征收，作为官俸的组成部分，知府、知县的马夫配额是10名，每名折银4两。柴薪银与马夫银征收后以俸禄的形式发给官员；作为俸禄形式的随从皂隶，也因此被叫做“柴薪皂隶”，意思跟“禄力”是一样的。不妨说，明朝的柴薪皂隶便是对南北朝、唐朝官人禄力的复刻。历史果然是不会重复，但会押韵。说到这里，顺便纠正一个以讹传讹、流布甚广的说法——许多介绍明朝人工资收入的网文都煞有介事地说：“明朝百姓有给国家服役的义务，不过服役是有工资的。轮到当役了，派给当官的跟班，柴薪皂隶就是买柴烧水、干杂活。年收入12两银子。”这完全理解反了明代柴薪皂隶与柴薪银的关系。请注意，柴薪银并不是国家发给皂隶的工资，而是反过来，是皂隶交给国家的代役银。柴薪皂隶的含义也不是什么给官员“买柴烧水”，而是用皂隶充当官员“柴薪”（薪水）的意思。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2022年第4期（总第1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