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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落后就要挨打 ——旧中国的百年屈辱 西方的“文明”是用炮弹发射到中国来的。它留下一座碑,一座由中国人的尸骨、古城墙的残垣,和一系列割地赔款的重负积砌起来的沉重的界碑…… 炮群轰击,坦克突进……最初的战斗首先在壁垒森严的国境线展开,这是现代战争史上重复了多少次的模式。但是,日本侵略者却“得天独厚”,他们没有来自于边境和海疆,却在中国第二大城市、故都北平附近十余里的卢沟桥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 现代战争史上这个绝无仅有的“特例”,是屈辱的旧中国的写照。如果说鸦片战争从我国的海疆打开了侵略大门,那么九十多年后,中国人甚至只能坐等侵略者在我们的心脏动手！ 因为,《辛丑条约》规定,外国人“有权”在北平到山海关沿线驻兵！ 落后就要挨打,主权丧失殆尽。屈辱,就这样浸透了旧中国109年的历史。 一、中国的真正落后是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 教皇子午线 1494年6月7日,根据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训谕,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当时的海上强国签订《托尔德西里亚条约》,以大西洋上亚速尔、佛得角两群岛附近的一条子午线作为他们各自行使海上权利的分界线。 浩瀚的大洋上,“教皇子午线”既难以测量,更无法把握,但它却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世界海域的瓜分。挟地理大发现的雄风,西欧海上强国满载着贪欲和野蛮,开始了世界性的殖民征服。 仅仅二十年,葡萄牙人已横跨了从好望角到马六甲的浩瀚印度洋,1514年(明正德九年),第一支西方船队抵达中国广东海面,“获大利而归”。 又过了67年,1581年(明万历九年),第一个欧洲传教士也来到中国。 古老的中国,开始面临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挑战。 到16世纪,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发展大体已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但是,地理大发现突然扩大了西欧人的经济活动和视野,随着对非洲和美洲的征服,贵金属的流入急剧增加,加速了西欧封建经济的瓦解,而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那里快马加鞭的时候,地球另一边的满州贵族却正忙于照搬腐朽的明帝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就在这时,北京皇宫里发生了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事情。1644年9月1日,一向以准确著称的中国历法被西洋天文望远镜击败:德国来华传教士汤若望精确地预测了这一天的日食,中国天文官的预测却发生“时间及分数之误”汤若望因此被赏穿五品官的黄袍马褂。但中西科技文明的天平却终于向另一边倾斜…… 不过,这一事件的深邃含义,要到二百年后才显露无遗。 在被征服的美洲和非洲,新兴资本主义遇到的多是土著民族,在东方,他们的对手却是古老的封建帝国。两千多年积累下来的强大国力,使明末清初的中国仍有足够的力量抵抗早期殖民者的侵略和骚扰。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军以武力驱逐了盘踞广东屯门的葡萄牙人,以后又多次予以讨伐和重创,使这个为所欲为于东方、已经吞并了菲律宾的老牌殖民强国,只能以行贿的方式,才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取得澳门做他们的“居留地”。  民族英雄郑成功塑像 霸占了印度尼西亚的另一老牌殖民者荷兰的命运也差不多,天启四年(1624年),他们侵占的澎湖列岛被明军夺回;37年后,被大清帝国驱赶到厦门一隅之地的南明将领郑成功,仍有足够的力量一举夺回沦陷已久的台湾岛。 英国人是崇祯八年(1635年)首次来到广东的。两年后英舰武力闯进珠江口,遭明军虎门炮台反击,受伤而退。 又过了半个世纪,1683年(清康熙二十四年),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的殖民据点雅克萨城也被清军摧毁…… 中西文明第一回合的较量,双方势均力敌。 从经济基础上说,这时的欧洲资本主义仍依托于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在中国同样十分发达。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几乎不需要外来的工业品,中国精美的瓷器、丝绸和茶叶却令欧洲人钦羡不已,趋之若鹜。中国商品的强大竞争力,使欧洲必须用金银支付他们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在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一国从国外进口商品的总值超过向国外出口商品的总值,这个差额叫贸易逆差,又叫“入超”）这种状况甚至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初年。 但是,蒸汽机的发明改变了世界。它所引发的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使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终于找到了与之更相适应的先进生产力。席卷欧洲大陆的近代机器大工业,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段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有趣的是,这一百年中大清国也正处在“雍乾盛世，（“雍乾盛世”:清朝雍正(1723——1735年)和乾隆(1736-1795年)两朝，经济较明朝和清初有较大发展,是整个清王朝最繁的时期,号称“雍乾盛世”）但除了恢复战乱的破坏和生育了更多的人口外,封建制度被满清贵族原样照搬。这样,当时与西方生产力水平相差并不大的中国,在1750年以后的200年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几乎扩大了近100倍。据《大国的兴衰》测算,1800年中国制造业还占世界份额约1/3,到1900年只剩下6.8%。  更令人悲哀的是,就在欧洲有识人士热衷于向欧洲搬回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精神文明时,中国的爱新觉罗皇族正忙着大兴“文字狱”（文字狱: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在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迫害和杀戮知识分子,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尤为集中）,从文人学士的肩膀上搬下许许多多能够思考的头颅。从此,幸存者只能先把幸存的脑袋,接着是整个身躯和毕生精力都藏进了故纸堆。 文明在中国停滞了,在西方却风动浪涌。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被僵死的封建专制窒息殆尽时,我们还剩下了什么? 1793年,英国国王派马戛尔尼来华拜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他被告之必须行三跪九叩之大礼;视域外民族为“蛮夷”（“蛮夷”:商周时期文明发达的中原华夏族对四周民族的蔑称。历代统治者一直以这种“华夏为荣、夷为卑”的民族歧视观念处理国内民族事务,甚至与国外的关系;把外国人也一律称为“蛮夷”）的观念,自春秋以来竟没有丝毫的改变。而当英国特使无法理解中国御林军的长矛弯刀,建议给清兵演习欧洲火器时,他得到的回答更令我们这些后人脸红——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想来没有什么稀罕!” 世界史是不同国度和民族的相对运动。西方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与东方封建主义的僵死停滞形成鲜明的对比。表面繁荣的“雍乾盛世”无可挽回地成为没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 这样,几十年后,中国就只能用大刀长矛去迎战西方的坚船利炮了。 二、落后只是挨打的一个前提,另一个前提是“先进者”是个“打”人成性的强盗 梅含理爵士与下属於港督府留影，摄於1913年。 资本主义之先进于封建主义,是就人类社会制度更替的序列而言,它本身并不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更不是像今天它的代言人喋喋不休的那样讲“平等”、“自由”和“人权”。 早期殖民者留给中国史书的记载是:“剽劫行旅、至掠小儿为食”、“掠买良民,筑室立寨”,“杀人抢船,势甚猖蹶”,就是西方人自己,也有“这些人不断骚扰中国南部海岸,抢劫、破坏城镇,几十、几百地杀死无的男女和儿童,然后和平地扬帆而去”（霍耳康(曾任美驻华公使):《中国与远东,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第17页）的披露。 这毫不足怪。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需要巨额的资金,而仅靠在国内剥削是远远满足不了的,因此资本主义甚至还在封建母体内躁动的时候,就开始了血与火的殖民掠夺。他们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野蛮的黑奴买卖,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当然,他们也进行“贸易”,但那是用玻璃球、镜子之类的廉价工业品“平等”地骗取土著民族的象牙、黄金、宝石和贵重香料,就像后来在中国用鸦片“平等”地掠走白银一样。这种血淋淋的掠夺,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所以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29页） 176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1816年完全统治了印度,1824年占领新加坡和部分缅甸;中国已暴露在“日不落帝国”及其他列强的炮口之下,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面临灭亡威胁的古老帝国。 “先揍它一顿,然后再做解释”,循着鸦片战争时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这个强盗逻辑,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不分大小都打过我们,其中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在近代共有五次,没有一次不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帕麦斯顿 这些血淋淋的记录,我们应该永志不忘—— 1860年10月,“两个强盗”闯进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圆,大掠数日后,一把火将这历经150余年才建设起来的庞大宫殿群烧成了废墟。这“两个强盗”,一个叫英吉利,一个叫法兰西,大文豪雨果说,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帝国主义在旅顺口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上万屈辱的中国人,有的被砍掉了脑袋,有的被挖去双眼,有的幼童被钉在了墙上,许多妇女遭到污辱后,又被剖开了腹部……肆虐的大屠杀使整个旅顺陷于血泊之中,仅有36人幸免于难——他们是被留下来抬尸首的,脸上都被刻上了屈辱的记号……  1900年6月17日,八国联军在大沽口登陆,几天之后竟把塘沽夷为平地,北塘的万户人家被砍杀了大半。7月14日,联军攻陷天津,竟在市中心的鼓楼架起枪炮,横扫逃难的人群,“积尸数里,高数尺”,事后清尸,“三日尚未净”。人口超过35万的天津城,1/3的房屋被烧毁。紧接着,北京又遭劫难,“横尸遍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庄王府被焚烧时,当场被活活烧死的我国同胞竟有1700人之多！ 1937年12月,侵占南京城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仅有案可查的遇难者即达34万人。囚禁于幕府山下的57400名军民,被用铅丝两人一扎,驱至江边,先以机枪扫射,继用刺刀乱戳,最后浇油焚尸,残余骳骨均投之于江中,惨无人道的“731部队”还用中国人做活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连四岁的孩子都不放过…… 三、侵略和掠夺为资本主义积累了财富,为中国积累了贫困,这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最基本原因 罂粟,一种花朵艳美的植物,却被用来打倒一个古老的民族。 直到18世纪末,向英国输出大量茶叶、生丝的中国,还一直处于贸易出超的有利地位,百年间英国因贸易逆差输入中国的银元高达2.87亿元。这当然为英国资产阶级所不容,他们从18世纪后期开始向中国贩运鸦片,中国遂转为巨额逆差。仅1800——1838年间流失银元即达3亿多元,19世纪30年代平均每年外流5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一年总收入的1/10,而在18341843年英属印度的财政收入中,鸦片收入平均占到4.66%,最高一年达7.4%。 源源输入的是黑乎乎的鸦片,滚滚流出的是白花花的银两。缭绕的烟气中,这个昏睡的民族愈加沉迷。 如此“美妙”的“自由贸易”,当然值得伦敦的绅士们以战争来维护。而战争带来的巨额赔款和债款则成为西方列强资本积聚的又一条吸血管。 《南京条约》后四年中,清政府财政支出的1/10被用来支付赔款。《马关条约》中国赔款(加上“赎回”辽东半岛)2.3亿两白银,相当于1894年清政府财政支出的2.8倍,是日本当年国库收入的4倍多,这次战争战费的两倍,而且90%以上被用来发展日本的海军、重工业和军需工业,庞大的战争“收入”刺激了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膨胀,甲午战争后10年中日本公司实用资本总额增加了2.8倍,进出口贸易增加了2.5倍。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庚子赔款总额高达白银4.5亿两,规定40年付清,本息合计9.82亿两,相当于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收入,在辛亥革命前不到70年间,清政府总计赔款19.53亿银元,相当于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或同年全国工矿总资额的82倍,等于70年间约1/4的年份毫无收入,或者说,把这笔钱全用于工矿业投资,20世纪初我国的工业将是实际规模的80多倍。 为了偿付巨额赔款,国库空空的清政府只好举借外债，1894——1911年共借白银12.038亿两,是甲午战争前40年借债的3.92倍,而且59.89%被用来偿还赔款。借债还不起,清政府就用海关税作抵押,丧失了海关自主权。这种借款,既侵害中国主权,利率又很高(有人统计,每百元贷款债权国可获纯利166元),是西方列强侵略和掠夺中国的重要手段。正因为如此,1895年和1896年,俄、英两国竟先后以战争相威胁,强迫清政府向他们借款。 资本主义列强还通过不平等贸易,在中国设厂、开矿等,掠夺了无法计数的中国财富。外国在华企业的盈利,最高年份达2亿美元,低的也有几千万。此外,侵略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破坏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综上所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最基本原因,现代西方发达国家高度的物质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血汗和白骨之上的。 四、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是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强国富民的基本条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旧中国完全丧失了这些条件1、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瓜分,使中国沦为只在形式上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 1845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英国领事巴富尔使上海道台（道台:清朝地方官的一种）同意,订立了一个《上海租地章程》。在解放前中国历届政府订立的多达一千多个不平等条约中,这或许是最“小”的一个,只涉及黄浦江边130亩荒地。其中的规定,无非是外国人可以在这里租得土地,可以筑路、修桥、安路灯,可以召集租主会商,摊派这些费用等等。 昏庸的上海道台和善良的中国百姓哪里晓得,看似简单的这几条,却可以“引申”出成立税务、警务、财务、学务以及法院等各种机构的全部“合法性”。最后,“租界”膨胀到八万亩,成为大上海的主体,成为中国政府不能管、中国人反要受外国人管的“国中之国”。  旧上海租界内的巡捕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就竖在这块中国土地上,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辛丑条约》则很“大”,涉及了十二个国家。（辛丑条约是战败的中国清政府与英、德、俄、法、意、奥匈帝国、美、日、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等十一个国家签订的。） 奇怪的是,与一般停战议和的条约不同,关于它的谈判主要不是在交战双方之间进行,除了少数会议有中国全权代表参加外,近一年的谈判大部分发生在八个主要战胜国之间。 中国已经变成一个放大的租界,成为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清政府的任务,不过是在列强商量好的条款下签字。而条约规定的西方列强可以在首都北京至山海关沿线驻兵的特权,则把这个“洋人的朝廷”直接置于洋人的刺刀监护之下,这时的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然是独立的,但如同当时一个美国人所说,它的国家地位已经“低到只是保持了独立主权国家的极少的属性的地步” 1898年,英国迫使清政府声明:长江沿岸“断不让与或租给他国”,开创了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所辖领土之一部划为某国势力范围的恶劣先例。以后,云南两广、福建、山东、东三省分别成为法国、日本、德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这是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主权的又一种形式。 此外,帝国主义还直接侵占了包括香港、琉球、台湾、旅顺在内的大片领土,其中沙皇俄国搜取的最多,达150余万平方公里,接近于今天新疆的面积。 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四大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政府,却在《中美商约》等新的不平等条约中,向另一战胜国出卖了大量主权,诸如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经济权利,对美国任何商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和限制”,全面开放中国的领空和领海等。当时南京政府驻美大使公开说,这个条约就是“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商人开放”。 2、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必然使中国长期陷入封建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示意图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共换了五个皇帝,而从1912年到1919年,“民国”则换了五个大总统,平均当政只有一年多;再算到1927年,北洋政府的国务总理竟像走马灯似地换了44个,最短的只当了5天…… 如果说“大清朝”时西方列强还只是扶植同一个皇朝卖国,那么虚假的“共和”则使他们可以放手扶植和更换各自的走狗。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暴死,北洋军阀马上分裂成直、皖、奉三大派系,分别投靠英美、日帝国主义。那时,各省还有晋系、滇系、桂系、湘系等小军阀,也分别投靠各个帝国主义,割据一方,“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页）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1922年和1924年的两次直奉战争。 以“打倒军阀”为主要口号之一的北伐战争,其结果却是蒋介石新军阀代替了北洋旧军阀。以后又爆发了新军阀之间的蒋桂(李宗仁、白崇禧)战争(1929年)、蒋冯(玉祥)战争(1929年)、蒋冯阀(锡山)中原大战(1930年)。各省小军阀之间也连年混战不休,新军阀的混战,其次数的频繁和规模之巨大，都使北洋军阀望尘莫及。1931年国民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党内不同派别争权夺利,相持不下,竟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三处召开,三年中因为党内派别争斗而被“开除党籍”的要人多达481人。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内部如此分裂,说明当时的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统一的政权,蒋介石统治中国的22年,从未实现过真正的国家统一。 3、百年内乱外侮,社会动荡不已，人民灾难无穷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使中国的战乱持续不断。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大批破产,日益贫困,过着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他们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在世界上是少见的。 ——土地日趋集中。1929年浙江平湖占农村户数3%的地主占有土地80%;1933年广东占农村户数2%的地主占有58%的土地,而占74%的贫雇农只有19%的土地。 ——苛捐杂税繁多,全国捐税名称不可胜数,一县一乡就常有几十种。1928年,食盐税比清末增加7倍,印花税比1927年增加5倍。1917年河北地租占到收获量60—80%。许多地方预征田赋,四川梓潼在1926年竟已预征到1957年。连年内战使各地军阀的军事摊派高得惊人,1930年河南东部的军事摊派高达田赋的40倍。 ——战乱损失严重。1929年蒋冯、蒋唐(生智)战争使豫西、豫南45县所受兵灾损失占农业常年产值的20.4%。1930年中原大战,使洛阳等27县的兵灾损失高达农业常年产值的160.2%。1918年军阀张敬尧占领湖南平江,竟“三日不封刀”,血洗老百姓。 ——自然灾害频繁。1931年长江大洪水,受灾人口2800万。1928年华北、西北大旱,灾区达530余县,灾民4000余万。1929—1930年,华北遭水,西北受旱,灾区发展到800余县,灾民达5000万。据不完全统计,仅1929-1932年,豫、陕、黔、甘、川、晋等省饿死的灾民就有1620万人。 ——物价飞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经济濒于崩溃,物价上涨85101亿倍。100元法币1937年能买两头牛,到1949年只能买两粒米,其价值已贬低到连自身的印刷成本都不够了。难怪当时有人嘲笑:百业萧条,唯一全力开工的是钞票印刷业。 ——丑恶丛生,严重的两极分化成为滋生种种丑恶的温床,娼、毒、赌、盗、匪、乞遍于中国。解放前,北平有公开妓女2万人,重庆有3万人,占青年妇女的1/13。 主权沦丧,国家分裂,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推翻这样的旧中国,中华民族又怎能复兴、自强!难怪著名的美国学者刘易斯在考察了中国近代经济之后说:“一个强大而进步的政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待续） 文章选自《国情教育读本》一书 敬告：乡土泗州头条号是一个记录和研究古泗州及今泗县（包括部分周边地区）地区历史、文化、民俗及自然风物的公益平台。本平台注明稿件来源为相关历史资料、书籍和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平台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平台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平台及时撤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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