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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672 篇推送   （图片来源于网络） 经济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发现了许多文化因素与个人行为、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在这些文化因素中，根据大量国家的经验，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被发现是预测经济和民主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为什么有些社会变得比其他社会更倾向于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是理解长期比较发展的关键问题。 Hoang-Anh Ho, Peter Martinsson和Ola Olsson近期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的文章中提出了选择性移民假说，并对此展开系列研究。作者提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层面的文化差异是个人主义者从国家集体主义的核心地区向边缘边疆地区的向外迁移导致的，这种历史迁移模式甚至反映在当前的文化规范分布中。作者以越南11世纪至18世纪领土扩张的历史背景对该假说进行了检验。基于全国性的家庭调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以及田野调查实验，作者证明了历史上越早被越南吞并的地区，如今越倾向于集体主义，而且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体现在个人信仰中。 作者假设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层面的文化差异可以追溯到历史上不断重复的领土扩张和移民过程，提出的选择性移民假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定居农业和国家兴起较早的地区，集体主义社会通过自我驯化的过程出现，因为社会从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狩猎和采集过渡到农耕，从而逐步加强了集体主义文化。 其次，这些集体主义社会促使个人主义者向边缘地区迁移。这种模式不断重复上演：随着个人主义者在这些边缘地区的居住，并发展成为和之前社会相比不那么集体主义的社会，这又反过来促使更加个人主义的成员向更边缘的地区迁移。这些移民过程导致了不同社会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层面的文化差异。 第三，由于文化流动缓慢的特性，这些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仍持续存在，并构成了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根据集体主义转型以来的时间可以预测现代社会中集体主义的力量。 检验选择性移民假说需要一个历史背景，即存在大量人口从核心地区的集体主义社会向与核心地区生物环境类似的新地区迁移并定居，一旦集体主义在新地区逐渐加强，这种迁移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重复。历史上越南的领土扩张和移民过程为作者提供了理想的研究背景。 公元939年越南从中国长达千年的控制中获得独立，在如今的北部地区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和集体主义社会组织。与此同时，越南南部地区人口稀少，存在着许多没有中央集权政府的民族部落。从968年到1757年，通过不断地征服和移民浪潮，历史上的越南逐渐将其领土向南扩张到湄公河三角洲，正如当今的越南版图（见图1），但这一过程也导致了当地少数民族部落的大部分人口流离失所。根据选择性移民假说的逻辑，自被历史上的越南吞并以来所经历的时间是预测当代越南各地区集体主义力量的重要因素。  图1 越南领土向南被吞并的年份 为了衡量集体主义的力量，作者关注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能力，这是相关经济模型中研究集体主义的主要特征（Gorodnichenko和Roland，2015、2017）。贡献自愿劳动进行公共品生产是越南日常生活中最典型的集体行动（Adams和Hancock，1970）。特别地，当地家庭每年都会无偿让家庭成员去建设或者修复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如道路、水井、灌溉、学校和卫生诊所。由于集体主义社会被认为更善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所以它应该能够从其成员中动员更多的自愿劳动为公共品生产做出贡献。 基于越南家庭生活水平调查中约30000户家庭为公共品生产做出贡献的自愿劳动数据，作者加总了地区层面的三个相关指标：（1）贡献自愿劳动家庭的百分比，（2）每个家庭贡献自愿劳动的平均人数，以及（3）每个家庭贡献自愿劳动的平均天数，图2展示了这三个指标的空间分布情况。  图2 公共品生产的劳动力贡献（图A.贡献自愿劳动家庭的百分比；图B.每个家庭贡献自愿劳动的平均人数；图C每个家庭贡献自愿劳动的平均天数） 研究发现，越南历史上越早被吞并的地区，如今对公共品生产的贡献自愿劳动的水平越高，即贡献自愿劳动家庭的百分比更高，每个家庭贡献自愿劳动的平均人数更多，每个家庭贡献自愿劳动的平均天数更多。估计结果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都是显著的，在加入潜在的控制变量、区分子样本和考虑遗漏变量偏误的各种检验后，该结果依然稳健。 此外，作者还使用人口和住房普查数据库（覆盖全国1650万户家庭）构建了衡量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特征的两种指标：家庭结构和婚姻稳定性。估计结果与假设一致，生活在越早被吞并地区的家庭，同孙辈一起居住的比例越高，离婚率越低，且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都是显著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在越南历史上越早被吞并的地区，越倾向于集体主义的社会可以从其团体成员中动员越多的自愿劳动参与公共品生产。是因为这些社会形成了惩罚非贡献成员的非正式制度（如，孤立）吗？还是因为当中大部分成员具有强烈的合作偏好？还是因为当中的成员都坚信别人也会为公共品生产贡献劳动？ 作者开展了一项公共品的田野实验，研究对象分别是来自两个较早和较晚被吞并地区的高中生。高中生这样的群体，正值能了解团体内的合作模式的年龄，且尚未受到团体外生活的影响。该实验的好处在于，保持了制度环境不变，进而排除了存在惩罚非贡献成员的非正式制度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验设计可以检验两个选定地区对公共品贡献的差异是否由合作偏好的差异、还是由对他人合作行为信念的差异导致的。 研究发现，相较于较晚被吞并地区，较早被吞并地区的高中生群体对公共品实验的贡献显著更大，这证明两个选定地区对公共品贡献的差异主要由对他人合作行为信念的差异导致的。总之，该实验结果证实了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即越南历史上越早被吞并的地区具有更强的合作倾向，这还进一步表明，越南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体现在个人信仰中。 本文通过提供扩展的概念框架，并结合基于全国性的家庭调查数据、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以及田野调查实验，促进了对长期文化差异的理解。首先，历史中的移民模式对解释现代社会的文化差异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过程可能会继续强化不同社会的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可能反过来对未来的比较发展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在实证分析中，将强势国家对集体主义的挤入效应或者边缘地区本身存在个人主义对选择性移民的影响完全区分开仍是具有挑战性的。未来希望在其他地区开展相关研究，以获得有关历史移民模式和态度的更详细数据，从而进一步阐明这些相互关联机制的相对贡献。 文献来源: Ho, HA., Martinsson, P. & Olsson, 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divergence: evidence from Vietnam. J Econ Growth 27, 45–89 (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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