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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高指示 1964年2月23日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春节指示在内部传达以后，盐城中学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安排下，加快了教育改革的步伐。课堂上提倡启发式，提问、板演多了，老师课堂上发小纸条的“突然袭击”少了。最大的改革是在代数、平面三角、解析几何试卷中均设置了附加题，卷面分也从满分100，变成了120分。我在高二下学期的代数期中考试中就考过120分。南京的南师附中教改力度更大。1965年下半年，学校派教导处副主任万恒德，专门进驻南师附中几个月，蹲点学习，并随时将经验反馈。转眼到了1966年4月，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帷幕。各个班级都在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虽然我们对邓拓、吴晗、廖沫沙并无多少了解，但还是在橱窗里贴了不少大字报。不过大多数人只是应付而已，莘莘学子们仍处在波澜不惊的阶段，照旧以埋头复习功课为主。记得我当时写的大字报是批评校领导没有把学校的碎砖瓦收集、堆好，没有将大操场上的几块大石碑移走——此文与 “文革”绝无关系。 盐城中学原是一座大庙，后被烧毁，自然瓦砾遍地了。几块石碑是功德碑，刻的是诸多“廪膳生员”们的捐款。
没多久，学校将我们高三年级分成文、理两大科，重新编班。原来的六个平行班被编成了五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我在理科二班。分班虽然比往年迟了些日子，高三的各位把关老师还是按部就班，兢兢业业地上起了复习迎考课。虽然不像现在高挂倒计时牌，召开誓师动员大会，大家迟睡早起，但也进入了状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决心以优异的成绩接受国家挑选。秩序如常: 到了下午第四节课，老师就让班干部带我们到操场进行体育活动。晚上9:30，扫地结束，立即关灯，让大家回宿舍就寝。唯一的感觉就是吃不饱，肚子早饿了，回宿舍后有人泡炒面，有人从茶瓶倒出自己“焖”出来的稀粥，9:50，一律上床。一场龙卷风打破了校园里的宁静。1966年3月3日夜，盐城北门闸一线刮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民房倒塌上千间，砸死砸伤了不少人。听说河里的小船被旋上了岸，洋河北岸磷肥厂的小锅炉被龙卷风从河北卷到了河南。街上有许多抬担架的人，棺材铺的生意也兴隆起来，县医院(今三院)人满为患，只好腾出部分办公用房和职工宿舍作简易病房。那时的学生家国情怀很浓烈，为国为民的觉悟很高，看到农民受灾，心如刀绞，许多学生到校长室去请求下乡救灾，那怕抬担架也行，我们急得不行，邵沛校长就是不批，闹得个别人在背后骂校长 “没良心”，这也成了邵校长后来挨批斗时的一大罪状——见死不救，铁石心肠。现在看来真是幼稚。原来，学校领导早已为我们作了安排。三月中旬，我们将进行一次教改的实验，全体高三毕业生全部去葛武公社学习董加耕，与当地的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间一个月，以便彻底地改造思想，向贫下中农学习。这场龙卷风也是一场政治龙卷风的前奏曲。因为文革的滔天巨浪已从暗流涌动到即将汹涌澎湃，神州大地即将面临一场浩劫。我不相信宿命，但以后的政治龙卷风确实改变了千百万大中学生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命运，国家从此陷入了动乱的深渊，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无数学生如同浪花中的一滴水也被搅得跌宕起伏，忽而波峰忽而浪谷，最后终于跌入了谷底。
龙卷风过去后不久，三月中旬旬初的一天，清晨六点多，我们高三年级的六个班级四百多名师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每人背个大背包，一律步行(少数同学家里有自行车，但不准带)。高三(1)班的体育委员当旗手，扛着校旗走在最前面，双行纵列前进，沿着盐龙公路，宛如一条长龙缓缓蠕动。早饭时，每人发了两个大卷子，一个当早餐，一个当路粮，因为董伙在盐城县的西南角，靠近兴化的大邹，离盐城有七十多里地呢。出了盐城，过了龙冈，然后到了泾口，过了一条大河后，就进入了郭猛地界。这时腿也酸了，脚也疼了，肚子也饿了。但那时的学生就是结实、顽强，娇娇滴滴的学生极少，除了过小木桥时，少数城里的女生需人搀扶外，没有人叫苦，没有人掉队，大家背着沉重的背包，嘻嘻哈哈地谈笑着，欣赏着郊外早春的美景。麦苗返青了，远望田畴碧绿，近看河边的芦笋红红白白，像极了美人的手指。河边的柳树绽开了米粒般的幼芽在风中摇曳，小燕子在头顶掠过，轻盈地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受惊的鸭子飞速向前游去，静静的河面上激起了洁白的浪花。风车吱吱呀呀地转着，蚕豆苗绿油油的一片，不知是谁讲起了几年前在此拍摄外景的故事片《柳堡的故事》，有人立即哼起了片中的主题曲“九九艳阳天”，许多人应和起来，走着唱着，唱着走着，立马觉得这片土地神圣起来。离开了校园这座围城，顿觉轻松愉快。
中午啃过干馒头后，一直往西往南，经过了秦南的商侍大队，北蒋公社的江窑大队，董伙终于遥遥在望了。原来说好董加耕来迎接我们的，我们在路上就设想过这个热烈的场面:董加耕肯定是卷着裤腿，蹬着草鞋，一把抢过校长肩上的背包，然后与我们一一握手。那简直是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啊。期待中的场景终于没有出现，直到进了村，才有几个大小队干部来迎接我们。后来知道，当时董加耕去东海买牛了。我们集合点名以后不久，就被分配到董伙村的各家各户。每个小组驻一户人家。女生集中住，校长老师另外住。此地村庄称“伙”。村西北不远，有个村名叫“石家伙”，我们听成“失了火”，不由一惊，怎么会有这个怪地名？董伙是个大庄子，地处盐都县的西南，东边是大冈，西边是尚庄，北面是北蒋，南面不远就是兴化的大邹。一个庄子被分成了六个生产队。庄子南面，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河上有小木桥，直通河南的打谷场。靠河边的三间队房被改成了知青点，有六个南京来插队的知识青年就住在那里。董加耕的家在庄子东头河南的舍上，弟兄二人合住一起，哥哥家在西边，董加耕家住东边，三间土坯草房，一个矮趴趴的小锅屋。那时候董加耕的母亲还健在，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善良的苏北大妈。我们这个小组的十几个男生被分在董伙村西头小桥北的一户人家，户主姓甚名谁早忘了，反正肯定是贫下中农。两间土坯草屋，没有象样的家具，也没有厨房，简易的土灶就安在主屋的客堂里，俗称连房灶，冬春尚可，夏天很热的。灶边赫然支着一口大风箱，让人以为是打铁的。房东家有四口人，青年夫妻二人，一个六、七岁左右的小男孩，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奶奶在家操持家务。家住盐城街上的同学出于好奇，出去逛逛了，我们呢，老家与此一模一样，毫无新鲜感可言。我家也是贫农，心里想我们早已与贫下中农“同”了十几年了。
吃饭是由食堂的工人装在大木桶内抬来，照例是分而食之。晚上，学校将预先买好的稻草送来，在房东家的堂屋泥地上铺下，大家戏称之为“金丝被”。可惜地上有霉味，小虫子受了惊吓，亦爬到铺上来，特别是房东家的咸菜坛子发出阵阵酸臭味，让人当受不起。有诗为证: “金丝作被地为床，户牖透来明月光；异味虫豸浑不惧，志在五洲四大洋”。念着诗，很快就闻不到臭味了。早上起身后，又轮流值日将稻草捆好，并将堂屋打扫干净。董伙地处里下河地区，虽与我的家乡建湖相隔百里，但自然条件一模一样，全是清一色的老沤田，只长一季水稻。我们“三同”的主要内容是“同劳动”。那时是春耕时节，农活并不多，一是到老沤田里拉犁，二是挖排水沟修小渠，三是到麦田里理墒沟。拉犁活重，我们又不会，就安排我们挖小渠，铲墒沟，整理水系。后来干得最多的活是让我们挖棉花格子。那时候才试行沤田回旱，让长棉花等经济作物。我们每人一把大锹，在放掉水的干田内挖墒沟。这是力气活，如同上河工。早上每人三两稀粥早变成尿液排光了，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改造世界观，每个人都忍着饥饿，你争我赶的挖个不停。这种沤田泥巴粘乎乎，潮叽叽的，沾在锹上挥之不去，太费劲了。唯一的收获是，比学校里更容易饿，吃起饭来格外狼吞虎咽。心里想，这种常识我们早就知道，难道一定要来“三同”?
【作者简介】徐杰凡，原名徐杰范，男，汉族，1948年11月生，江苏建湖人。1966年盐城中学高中毕业，遭遇文革，回乡劳动。后读师范，从教三十余年，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退休后，重拾旧时爱好，在报刊发表文章多篇。2016年与人合编《建湖县水利志》，为执行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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