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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代于敏中等人的《日下旧闻考》卷八十记载，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把海淀挂甲屯北部明朝皇戚的废墅赐给当时的皇子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清世宗），并赐园额为圆明园。雍正三年（1725），雍正皇帝着手全面修葺圆明园，除了对园林游憩部分的调整完善外，他还在园子的南部建造了宫殿和侍值大臣们的办公朝署，圆明园就同时具有了听政和游憩的功能，成为与紫禁城不分轩轾的政治中心。从此，园居成为清廷的风尚，皇帝每年正月郊祭之后就移居园中，直到冬至大祀才回到大内，园居时间占一年的三分之二。
在此前一年，即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为了修葺圆明园，命新任山东济南府德平县知县张钟子、潼关卫廪膳生员张尚忠为圆明园查看风水。查看风水是古代兴造土木之前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尚书·盘庚》中的“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诗经·公刘》的“既景乃冈，相其阴阳”，《周礼·地官司徒》的“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等记载都证明了这个传统由来已久。二人奉命将勘察结果写成《山东德平县知县张钟子等查看圆明园风水启》呈报皇上，这个奏折成为圆明园修葺的重要依据，也是后人研究古代皇家园林营造理念的宝贵资料。 奏折首先肯定了圆明园完美的风水格局：“圆明园内外俱查清楚，外边来龙甚旺，内边山水按九州爻象、按九宫处处合法。”随后，分别从外形、山水、爻象、禄马贵人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圆明园的形势“自西北亥龙入首，水归东南，乃辛壬会而聚辰之局，为北干正派，此形势之最胜者。”圆明园龙脉和水系的形势都是很理想的。之所以说它是“形势之最胜者”，理由首先是圆明园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以及水系走势和“天下之大势”是相吻合的： “据《赤霆经》云：'天下山脉发于昆仑，以西北为首，东南为尾，幽冀为左臂，川蜀为右臂，豫、兖、青、徐为腹，黄河为大肠，江淮为膀胱，此天下之大势。’园内山起于西北，高卑大小，曲折婉转，俱趣东南巽地；水自西南丁字流入，向北转东，复从亥壬入园，会诸水东注大海，又自大海折而向南，流出东南巽地，亦是西北为首，东南为尾，九州四海俱包罗于其内矣。”
其次，从爻象看，“正殿居中央，以建皇极八方拱向。正北立自鸣钟楼，楼高三丈，以应一白水星；西北乾地建佛楼，以应六白金星；东北艮方台榭楼阁系天市垣，以应八白土星，此三白之居北方也。正南九紫建立宫门，取向明出治之意。第一层大宫门系延年金星，玉石桥北二宫门系六煞水星，大殿系贪狼吉星，以理事殿佐之，木火相生，此九紫之居正南也。西南坤位房虽多，不宜高，以应土星；东南巽地乃文章之府，建立高楼以应太微，此二黑四绿分列九紫之左右也。正东震方田畴稻畦，且东接大海，汪洋以润之，以应青阳发生之气，辛方树灯杆，巽纳辛以应天乙、太乙，庚方建平台，土来生金，此七赤三碧之所以得位也。 八卦以河图为体，取用则从洛书，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皇极居中，八方朝拱，《洪范》九范，实出乎此，此园内爻象俱按九宫布列，岂敢妄议增减”。这一段文字详细说明了圆明园营造的理念， 即依据洛书九宫格局布置景观要素，一来符合风水理论，二来又与象征天下的九州爻象相对应，其完美使人“岂敢妄议增减”。 最后，奏折又用“禄马贵人”说再次证明园址的形势完美：“禄马贵人原系形家小数，然按之亦无不合，水归东南巽地，山起西北乾方，乾纳甲巽，纳辛以辛，为马以甲，为禄以丁，癸为贵人，辛有灯杆，甲有大海，丁癸有来水，禄马贵人同步玉阶。上合天星，下包地轴，清宁位育，永巩皇图。谨启。” 不过，如果与圆明园平面图详加对照就会发现，奏折中正大光明殿“正殿居中央”的说法与该殿在园中的实际位置并不相符，而且随后所逐一列举的八个方位上的建筑，如正北自鸣钟楼、西北佛楼、东北艮方台榭楼阁、正南宫门等也不处于规则的九宫格内，它们只是在方位上大致符合九宫格局。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南部从大宫门到正大光明殿一线的朝宫建筑群北部，即园区中轴线后部的九州景区，却能分明地找到一个非常规则的九宫平面，这个平面的中央是后湖，围绕后湖是九个小岛，分据中宫外的八宫。每个小岛上都有一座建筑，其中，上下天光和慈云普护共同占据九宫北部坎位方格，碧桐书屋居东北艮位，天然图画居正东震位，镂月开云居东南巽位，九州清晏居南方离位，茹古涵今居西南坤位，坦坦荡荡居西方兑位，杏花春馆居西北乾位，其方位与九宫八卦无不契合。
这种《圆明园风水启》中文字表述与圆明园实际格局表面上的错位造成了分析圆明园风水格局的困难。比如，赵春兰、潘灏源的论文《从“圆明园风水启”说开去——皇家园林与风水初探》以表格的形式详细分析了圆明园平面布局与八卦洛书的卦位、星象的对应关系，表格中认为九州清晏处于中央方位，这种说法与《圆明园风水启》中的“正殿居中央，以建皇极八方拱向”就互相抵牾，因为此处的“正殿”实指正大光明殿而非九州清晏，弘历《圆明园四十景御题诗》描述正大光明殿：“园南出入贤良门内为正衙，不雕不绘，得松轩茅殿意”，明确指出该殿为正殿，它是南部朝宫建筑群的主体建筑，皇帝朝会听政、重大庆典、乃至科举殿试的地方[]。但是，从空间位置上看，正大光明殿又确实不处于整个园林的几何学中心，《风水启》中“正殿居中央”的说法似乎也成为问题。 这种矛盾实际上源于圆明园兼具游憩和听政功能的双重属性，它同时作为朝和寝使用，在空间布局上必须遵照“前朝后寝”的礼制而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把两个区域分开理解，才能把握其造园的立意。 在南部安排外朝，即大宫门、出入贤良门以及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保合太和等殿，前湖则构成外朝的收束以及前朝后寝的过渡区域，在这些要素构成的外朝区域，正大光明殿毫无疑问地处于中央位置，加上其七楹的面阔以及东西部辅以五楹面阔的配殿，显示着正殿的恢弘气派和在全局的统制地位，同时，其建筑风格又朴素自然，即弘历所谓“不雕不绘，得松轩茅殿意”和“草青思示俭，山静体依仁”，从而与皇宫大内金碧辉煌的金銮宝殿有所区别，兼顾了园林和宫殿两种属性。仅就外朝区域看，《圆明园风水启》中所说的“正殿居中央”确是实情。 在外朝的北部，则是皇帝日常起居的内寝区，即占地约28h㎡的九宫形式的九州景区。这个九宫格虽然形式规则，却并不存在每个方位的建筑与九宫八卦的明确对应关系。九州景区的主体建筑九州清晏并未设计在九宫的中央，居中央位置的是东西长220m、南北宽190m的后湖。从景区建筑的命名上，也找不到各建筑与各方位五行属性的对应关系。显然，与外朝不同，这个区域的九宫格虽然形式相当规则，但九宫格的使用更多地是一种形式上的附会以及一种对九州的象征。
九州清晏取“禹贡九州”义，象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有乾隆《圆明园图咏诗词》小引对九州清晏的描写为证：“正大光明直北，为几余游息之所，棼橑纷接，鳞瓦参差。前临巨湖，渟泓溢漾，周围支汊纵横，旁达诸胜，仿佛浔阳九派，驺衍谓'稗海周环，为九州者九，大瀛海环其外’，兹境信若造物施设耶。 关于九州，史籍上多有记载，唐代的、《初学记》对此有很好的综述：“《河图·括地象》曰：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纪，地有九州八柱。……《驺子》曰：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赤县，赤县内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州者九，谓之九州，有裨海环之。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河图·括地象》曰：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神州。中有五山，帝王居之。《尚书》曰：禹别九州，九州攸同。” 从驺衍开始，确立了大九州的观念，大九州中央是昆仑山，各州内又有小九州，中国只是东南角的赤县神州一州而已。按照九州观念，国家的治理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周礼·冬官考工记》载：“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内九室为寝，外九室为朝，国土也一分为九，服从中央领导。现存沈阳故宫的继思斋就是一座按照这种观念建造的九宫格局的皇家建筑实例。
九州景区的立意就是以九宫格形式象征“禹贡九州”，表达了下令修造九州景区的雍正皇帝九州归一统的政治意愿，乾隆曾题诗：“九州清晏，皇心乃舒”，表达了同样的政治理想。在有限的空间内营造无限的天地意象，这与其他古代园林“芥子纳须弥”的手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是九宫格形式，九州景区与古代礼制建筑明堂、辟雍、宗庙中的用法却有所不同。以王国维先生绘制的“四向制”宗庙平面推想图为例，“四向制”宗庙的“亚（亞）”字形平面是从九宫格简化而来，按照礼制，各室不但要与五行相配，还要按照《礼记·月令》的记载依四时五行循环使用不同方位的房间：“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大庙。……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阳右个。……孟夏之，……天子居明堂左个。……”从秦汉开始，帝王的住所就叫做“宫”。帝王们最担心的事情是政权旁落，王位不保，所以有“王不离位”的规矩，“离位”成为一种禁忌。帝王按照这个规矩，在按照九宫格局建造的礼制建筑中要遵循时令安排作息，制度严格，不得违背。 正如在中国象棋中，把“将”、“帅”、“仕”活动的范围，即米字格叫做九宫，象棋中的“将”、“帅”、“仕”不得走出“九宫”，这种规定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个“九宫”和三纵三横的九宫格不同，但是如果把在九宫格中棋子移动的轨迹连接起来，就会得到米字格的“九宫”，两者实质上是一致的。 九州景区以非常自由的方式使用九宫形式，并不追求各宫建筑与五行的严格对应，更没有对建筑使用时间的限制，在行政功能相对较弱的福海区域和长春园，也能依稀看出其平面形式是来自对九宫格更加大胆的拓扑变形，可见，随着行政功能的减弱，造园的自由度就会相应加强，其园林的属性就愈加明确。
按照《园冶》的说法：“园基不拘方向，地势自有高低；涉门成趣，得景随形，或傍山林，欲通河沼。……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卜筑贵从水面，立基先究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相地合宜，构园得体。”因地制宜，得天然之趣，逃脱礼制的约束，园居者有归隐山林之感。雍正的《圆明园记》写道：“臣等圆明园在畅春园之北，朕藩邸所居赐园也。在昔皇考圣祖仁皇帝听政余暇，游憩于丹陵沜之涘，饮泉水而甘。爰就明戚废墅，节缩其址，筑畅春园。熙春盛暑时临幸焉。朕以扈跸，拜赐一区。林皋清淑，波淀渟泓，因高就深，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构结亭榭，取天然之趣，省工役之烦。”这里记载的圆明园修造过程和理念完全印证了《园冶》的说法。 在追求园林中的自由与天然的同时，圆明园兼顾了政治理想的表达，并且用象征天下的九宫格表明皇家园林至高无上的等级，使其有别于私家园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两种取向实际上正体现出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礼乐精神。关于礼乐精神，《礼记》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比如：“礼节民心，乐和民生。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论语·泰伯第八》也有：“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按照儒家学说，礼是超越于本能的外在规范，是社会文化演进的结果，它对人有约束作用，是社会和谐所必需的人为的外在规定；乐则是发自内心的天然需要，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直接呈现和抒发，是人自我实现的重要途径甚至最高境界。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圆明园在乐中寓礼，游憩的同时不忘国家社稷，正如紫禁城的礼中寓乐，在前朝听政的同时，也不能没有后宫的享乐。 从康熙皇帝对圆明园的命名也可以看出这座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立意的不同。私家园林，如拙政园、退思园、网师园等的命名，标榜退隐，远离政治，而圆明园则旨趣迥异。法国人王致诚的《圆明园纪事书札》认为：“神仙宫阙之忽现于奇山异谷间，或岭脊之上，恍惚似之，无怪其园之名圆明园。盖言万园之园，无上之园也。”这种单纯从审美角度做出的解释没有完全领会圆明园“体圆光明”的蕴意。对此，雍正皇帝的《圆明园记》是这样解释的：“至若嘉名之锡以圆明，意旨深远，殊未易窥。尝稽古籍之言，体认圆明之德。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时中”就是要把握天时，“与时偕行”，是最理想的平衡有序状态。“普照”则有“奉三无私”匾额所涵“天无私盖，地无私载，明无私照”的意义，借天地之德喻指王权威加海内的合法性。其他景点，如万方安和、正大光明、勤政亲贤、廓然大公等，都不无明确的政治诉求，九州清晏则更加直白地表露了帝王们对国土社稷和统治地位的牵挂。 圆明园见证了帝王的骄奢淫逸和清帝国的衰亡屈辱，也曾留下过清帝为江山社稷忙碌的身影。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1年编纂的《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就选择收录了有关圆明园的内务府奏销档、奏案等文书档案凡一百万字，事无巨细，说明这座皇家园林承载的绝非只有闲情逸致，其造园的理念和手法与私家园林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不能认清这种区别，把前殿与后寝混淆在一起，就会造成类似无法理解《圆明园风水启》中文字表述与圆明园实际格局无法对应的困难。 从功能上看，圆明园既能听政，又可游憩；从文化理念上看，它乐中寓礼，“立于礼，成于乐”，追求礼乐的统一；从造园手法上看，它既有天然野趣，又有人工的理想化处理；从形式上看，它一方面从大九州观念立意，大有皇家气派，另一方面，又因地制宜，追求山林野趣的自由境界，对九宫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变化和再创造。双重系统的层层叠合与统一营造了一座完美的“万园之园”。 ［文章来源］ 圆明园研究院 ［作者］ 孟 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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