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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印社成立于2014年9月，是经云南省民政厅正式批准，由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管、云南省书法家协会具体指导的印学研究团体。2018年12月第二届理事会成功换届以来，在各有关部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印社全体同仁的不断努力下，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己任,就展览交流、外宣联谊、公益培训、基层慰问等方面开展了系列活动，并持续编辑出版《云南印学》，填补了云南印学研究的空白。有效地推动了云南篆刻事业的繁荣发展。 云南印学专栏 滇国封泥初探刘德武 2020年2月14日，蒋志龙先生在《云南考古》微信平台发表《云南晋宁古滇国重大考古发现：“滇国相印”封泥出土》，揭开了古滇国又一重大考古发现。 3月17日上午，蒙云南省文物专家陈浩先生引导，我有幸至晋宁县上蒜镇河泊所考古工作站拜访领队蒋志龙先生，对出土的“滇国相印”等封泥及相关研究工作进行了观摩学习。按照考古工作规则，正式发掘报告未发表前，不拍摄照片，仅在实验室摹写了封泥图文并作了初步测量，以便协助工作站考释文字。 封泥一共五枚，均已陶化。其中官印封泥一枚，印面下边沿部分缺失，文字保存相对完整，“滇国相印”四字可释读无误。
“滇国相印”封泥（《云南考古》微信平台发图） 私印封泥四枚。其中“王敞之印”保存最完整，只下沿部分泥面缺失，泥面印有主人指（掌）纹、清晰可见。
“王敞之印”封泥（作者绘） 最小印面私印封泥两枚，均缺失上部泥面，其中遗存状态最好的一枚可准确释读“田丰私印”，“田”字失最上一笔，“私”字失上半部分，所幸两字依笔画规律及占位，仍可释读，另一枚缺失更多，仅遗存两字各下半部分笔画，但比对见存笔画，可知为“田丰私印”同印抑出，是为同品。
“田丰私印”（1）封泥（作者绘）
“田丰私印”（2）封泥（作者绘） 另一私印封泥残损最甚，仅余印面左下角，兹依见存笔画作了字形推断及复原图，该泥据印面尺寸及遗存笔画关系，可确定为左右并列二字，左字可确定为“宣”无疑，右字之上半部可确定为“卄”无疑，右字下半部之左半部确定为“人”无疑，唯右半部完全缺失，没有任何笔画可佐，根据时代书写风格，从字型相似中可检“葆”及“荏”最为接近，其中“荏”更为合理：一是书写占位更符合左右均分的布局关系，二是“葆”两汉多为人名，而“荏”多见于姓，汉印有“荏況私印”、《缪篆分韻》有“荏諫之印”、《十鍾山房印舉》有“荏閎之印”、“荏禹印”，据此该泥文字似可推断为“荏宣”。
“荏宣”封泥（作者绘）
“荏宣”封泥文字复原图（作者绘） 关于这一批封泥，蒋先生原文有如下论述：该遗址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在废弃的41号河道中清理了90号灰坑，在90号灰坑中发现了“滇国相印”、“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与封泥同出的还有瓦片、陶罐、陶釜以及其它铜质和石质的文物。“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不仅弥补了《史记·西南夷列传》等古代文献关于古滇国史迹记载的缺失，而且从实物史料上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标志着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从这些材料推测，早在2000多年前，滇中地区就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封泥的发现为了解滇国附汉后的政权性质、行政模式和职官制度等都提供了重要线索。当然，也有人认为该封泥是东汉时期的，待该考古材料正式发表后，会专门撰文讨论。 关于这批封泥的时代，蒋先生在正式发表报告前，持审慎的态度，体现了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学术素养，我们期待着最终的研究结论。从封泥本身形态而言，我认为当属西汉中晚期。 我将目前思考的几个问题梳理如次，冒昧提出来请教大家： 一、中国古代封泥出现于祭祀活动的唯一考古发现。该批封泥出于同一灰坑，从灰坑位置、环境、出土文物关系等信息看，一是灰坑濒临水道且多个连续分布，与殷墟、金沙等遗址祭祀坑相类；二是该灰坑同出物多为珠玉金器，物品贵重，不能解释为生活抛弃，且均为散件不可组（配）套，与陪葬无涉，其中多件人为残损、玉石器有焚化痕迹，具有祭祀活动特征；三是周边邻近特殊立木柱洞、殉牛坑、殉犬坑、200余座婴幼儿瓮棺葬（几无随葬品）等，有祭祀设施及人祭牺牲的可能。这一推论如能通过更新的考古资料得到证实，则我们对封泥封缄范围有了更多的认知，即在封缄祭祀文书、奉献祭品（公私均有奉献物、故官私印封泥同出）的环节加钤印章，其程序仍然郑重如律，这是人间体制的自然延伸。
河泊所玉璧残片（作者绘）
河泊所金珠（作者绘）
河泊所遗址柱洞、瓮棺布置图片（《云南考古》微信平台发图）
河泊所遗址瓮棺婴幼儿遗骸图片（《云南考古》微信平台发图）
河泊所遗址殉牛坑图片（《云南考古》微信平台发图）
河泊所遗址瓮棺图片（《云南考古》微信平台发图） 二、云南考古发掘所见最早的文字使用痕迹。云南此前虽有“滇王之印”金印、“郭张儿印”玉印、“胜西”铜印等文字载体的发掘出土，但均为文字工具，而非实用遗迹。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刻画纹，目前尚无法证实为古滇的文字或符号。在书写、刻画等现存资料尚未发现更早的文字使用遗存之前，这批封泥将该地实际生活中使用汉文字的历史前推到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后之间。 三、云南域内首次出土封泥。有关云南封泥的发现，公私见藏及著录，目前没有出自云南本土的可靠记录。现藏东京博物馆的“益州太守章”、“朱提长印”、“存䣕左尉”等职官辖地在云南境内的封泥系发现最早、著录最早，但据吴式芬著述，均“得自关中和巴蜀”。这批封泥的出土，填补了云南域内封泥考古发现的空白。 四、封泥封缄方式规范，与中原封泥形态基本一致。“滇国相印”封泥形状为B式（见孙慰祖著《封泥发现与研究》第57页）、泥背有穿系压痕及细绳孔道，“王敞之印”、“荏宣”及“田丰私印”封泥外型及推断复原泥型也为B式，泥背均有左右贯穿的穿系压痕及孔道。这些封缄现象表明这批封泥的封缄方式合乎通行的规范。 五、封泥使用的印章来自中原。“滇国相印”为官印封泥，其印的制作及颁给，依制度来自中央政府无疑。从封泥印面尺寸20.2毫米见方看，加上过火陶化收缩，其用印的印面应约23～24毫米见方，合于西汉中晚期官印尺寸制度。从封泥文字状态看，文字书写规范、印文铸造精准。同观其余四枚私印封泥，其印面尺寸、文字状态无不合于同时期中原印文风格。结合云南已经发现的同时期官、私印，目前未见一例本地制作的实物，此批封泥上所抑用的印章，来源可以确定。 六、封泥所代表的主人应为中原汉人，他们的身份应是滇国或者邻近郡县职官属吏。首先是官印封泥“滇国相印”的这位滇国相，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滇国“请置吏入朝”的记载和汉代中央政府向诸王侯国代置丞相的制度，“滇国相”应为中原汉人无疑。私印封泥的三位主人“王敞”、“荏宣”、“田丰”应是同僚或属吏关系，可能是“滇国相”的属吏，或是邻近郡县职官属吏，如益州郡（治今晋宁）各官署、滇池县（今晋宁）、建伶县(今昆阳)、穀昌县（今昆明）等职官或属吏。如果封泥主人身份是滇国职官，三位中的一位也许还可能是这位滇国相。鉴于同坑出、同印封泥又出二枚的情况，“田丰”可能是一位奉献多份祭品且封缄较多者。 七、用泥有差异。五枚封泥中，排除非同批次焚烧及附着物、埋藏受色等因素，封泥现状呈三类不同颜色，“滇国相印”深黑褐色，“王敞之印”与“荏宣”为淡黄褐色，两枚“田丰私印”均为黑色。五枚封泥用泥质地也呈现不同的三类，“滇国相印”泥质最为细腻，“王敞之印”与“荏宣”泥质稍粗，但仍均匀，两枚“田丰私印”泥质粗糙，均含有不同程度的砂粒，其中一枚左下角包裹一直径约6毫米的卵形河砾。这些用泥情况说明了同区域内不同身份封泥用泥质量、来源的不同。 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尚未结束，但其在古滇国大遗址考古的重要地位日趋显著。“滇国相印”等封泥的出土是云南继“滇王之印”金印发掘后的重大考古发现，其文化价值正有待于研究、发掘。 本文末谨引用河泊所考古工作站蒋志龙领队工作室一角照片一幅，籍此对辛勤工作的河泊所考古工作站及云南考古界几代专家学者致以深深敬意！
庚子四月初一日于昆明寸庐 本文发表于《西泠艺丛》2020年伍期 总第六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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