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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剿匪斗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作者李天佑，时任广西军区司令员）
今年是广西剿匪胜利70周年。从1950年1月—1952年12月，第四野战军（含38军建制的151师）等部队，先后有近20万人参加了这场艰苦曲折、大规模的剿匪作战，三年共歼匪46万多人，近似一个辽沈战役。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天，特别推出李天佑将军的回忆文章，重温那段历史，弘扬和宣传广西剿匪的历史功绩和革命斗争精神，向在广西剿匪中英勇战斗和牺牲的英雄们致敬！1949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旗插上了镇南关，广西全境宣告解放。广西解放后，严重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指使下，残匪和封建势力相互勾结，以各种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手段，煽动武装暴乱，向人民展开了反复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我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人民的大力协助下，经历了艰苦曲折的道路，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从1950年2月至1951年5月，我军在近一年半的剿匪斗争中，消灭土匪四十多万人，彻底摧毁了广西的反动统治基础，取得了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
广西剿匪斗争的实践，再次说明了一个真理，按照毛主席的思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斗争就一定能够胜利。广西剿匪斗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思想、人民战争思想以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战争指导思想的伟大胜利。广西剿匪虽然早已胜利结束，但是，今天我们通过回忆这次斗争，来进一步体会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949年12月11日18时30分，胜利的红旗插上镇南关城楼，标志着广西全境解放。 今日友谊关（镇南关1965年改为友谊关） 广西是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地区。广西人民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的革命斗争中，都表现了英雄的革命气概。但是广西在历史上又是个反动统治长期割据的地区，远在清末民初，军阀陆荣廷，以及后来的黄绍竑，都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尤其是自1928年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匪帮统治广西二十年间，把广西变为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采取了一套完整严密的反动统治措施。推行所谓“三自（自治、自给、自卫）政策”，实施“军政教合一”“行新政用新人”，以及“寓兵于农”“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反动政策，普遍建立民团，武装封建地主阶级，使之掌握生杀大权，成为基层中政权、财权和兵权三位一体的统治者；长期训练和培养他们的忠实爪牙，借以巩固他们的血腥统治。在我南下大军向广西胜利进军前夕，白崇禧将所指挥的国民党残余匪部十多万人，有计划地沿湘桂路撤回广西老巢，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对策，企图阻挠我军解放广西并妄想以它为根据地，长期负隅顽抗。敌人的阴谋是异常阴险狡猾的：一方面以主力部队对我军顽抗，另一方面将部分主力分散在边沿地区的广大农村，与各地封建势力联合起来，开展所谓“一甲一兵一枪”运动（广西全省二十五万个甲），扩大地方武装，并且广泛地建立情报网，大量储备粮食，散发武器弹药，建立游击根据地，准备与我军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作为蒋匪帮将来反攻大陆的内应力量。但是，历史的车轮决不允许倒转。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解放了广西。广西解放初期，在我军声威震撼下和我党宽大政策感召下，部分土匪恐慌动摇，接受了和平改编，出现了暂时的表面平静的局面。大量的敌人则隐蔽潜伏，以正规部队、地方武装、惯匪与封建势力相结合，组成了相当强大的土匪武装力量（包括白崇禧有计划留下的正规军三万人和地方武装六万人，以及为数更多的地主恶霸武装），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反动军官与特务的策划指挥下，组织武装暴乱，企图实现反革命的复辟阴谋。历史证明，任何反动统治阶级都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对待人民事业总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广西的土匪同样也不甘心自己的死亡，时刻准备向人民反扑。他们乘我解放初期社会秩序尚未完全恢复、社会改革工作未及进行，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尚不够了解的时候，实施造谣欺骗，向群众灌输反动的“大广西主义”思想，竭力制造排外情绪；以“反北佬”“反征粮”为口号，煽动群众闹事；威胁利诱，逼民为匪，他们宣称：“参加者发给粮食、银元，不参加者杀全家！”1950年1月26日，恭城地区的土匪开始了大规模暴乱。他们在匪桂北军区司令黄绍立和官僚地主、国民党中将钟祖培指挥下，组织了三千多匪徒，攻打恭城县城。我军守城部队仅一个排三十余人，英勇坚持五昼夜，连续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直到我军增援部队赶到后才解围。果然，接着在平乐、玉林、龙州、宾阳、柳州等地区，相继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土匪暴乱的声势异常疯狂嚣张。他们到处攻打我县、区政府，袭击我分散的部队，抢劫公粮，破坏交通，杀害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桂南还成立了伪省政府，委派了伪省主席及其他人员，并且扬言“打到南宁去！”土匪的暴行更是异常残酷、骇人听闻。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烧毁村庄，残杀向我靠拢的群众及其家属，连初生的婴儿也不能幸免；他们剥人皮，抽人筋，挖人心下酒作乐；在玉林暴乱中，土匪曾将我地方干部二十八人捆在大树上，浇上煤油“点天灯”，并将群众赶到现场观看，威胁说：“你们要投靠共产党，落在我们手里，就是这种下场！”群众目不忍睹，有个老太婆当时忍不住掉下泪来，土匪便将她拉出来用乱棒打死。土匪的暴行并不能吓倒英勇的广西人民，反而激起我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无比深刻的阶级仇恨。在土匪暴乱中，我军和民兵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忻城县，我县大队只有五个人留在城内，遭到土匪三百多人围攻，仍然坚守县府五昼夜，直到民兵增援解围。柳州里四村我工作队七人，固守一屋，打垮了数百名土匪的围攻；板料村十二个民兵与土匪激战一昼夜，固守待援，毙匪三十余人。许多地区的民兵，都是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条件下坚决和土匪搏斗，苦战几昼夜，弹尽粮绝，仍然不肯屈服。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虽然遭到土匪残暴的屠杀，但是仍然奋不顾身，送情报、当向导、送公粮，积极支援我军，表现了英勇的斗争精神。他们爬大山、穿密林，不分昼夜进行远距离的突然奔袭、拉网扫荡，结合政治攻势，逐村逐山逐洞地搜捕土匪。在奔袭土匪盘踞的灵山县盘古村时，土匪依托碉堡顽抗，我军几次爆破均未成功，部队伤亡很大。在紧急严重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徐汉林挺身而出，自动要求给予爆破任务。当他通过鹿砦时，不幸雷管被碰掉了，眼看爆破计划将不能实现，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徐汉林同志果断地以手榴弹代替信管，用手托着手榴弹和炸药，炸毁了碉堡，为人民解放事业光荣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徐汉林烈士的自我牺牲精神，激励了广大指战员。他们喊着响亮的口号：“向徐汉林烈士学习！”“为徐汉林烈士复仇！”踏着烈士的鲜血，冲入村内，消灭敌人一个团。广大民兵也发扬了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盘古村战斗中俘虏的“反共救国军第74团”一部。 柳州民兵黄国义，独人单枪，依托坚固的楼房，与二十余名土匪苦战昼夜，最后壮烈牺牲。北流县民兵队长赵雄武率领十多个民兵，深入匪穴，生擒匪首三名，并打退了数十名土匪的追击。在大容山地区，四十多天内就活捉土匪两千余人。从1950年2月开始，到12月进剿结束，在这一阶级的剿匪斗争中，全省共歼灭土匪十八万二千余人，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除全省匪患，匪情此伏彼起，斗争形势仍然是很严重的。广西匪情之所以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广西土匪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反动的社会基础，不连根摧毁其封建阶级基础，土匪是难以消灭的。另一方面，在广西剿匪的实践中，对于毛泽东思想的体会与贯彻，对于客观情况的认识，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这一阶段里，在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对广西土匪的社会基础认识不够，对广西反革命势力可能进行武装反扑估计不足，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明确确定重点剿匪的方针，不是把剿匪当作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而把剿匪看成是简单的军事行动，致使剿匪与发动群众脱节；最主要的还是过分地强调了广西的特殊性，而实际上是对广西的特殊性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因此，没有大胆收缴所谓民枪武装群众，以致大量枪支仍掌握在地主恶霸手中。在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上，宽大无边，镇压不力，有的匪首七擒七纵仍然上山为匪，威逼和杀害群众。在兵力使用上，只是战术上的集中，战役上的集中很不够，分兵把口，顾此失彼，缺乏打歼灭战的思想。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在方针、政策上更加明确坚定，作战指挥更加缜密灵活，才能完成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李天佑为恭城烈士纪念塔题词：继承先烈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1950年6月，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挑起了战火，战火很快地燃烧到了鸭绿江。窃踞在台湾的蒋匪也蠢蠢欲动，阴谋乘机反攻大陆。在我国西南方面，法国侵略者也继续疯狂地向越南人民进攻，战线蔓延到广西的边境。广西地处祖国南方国防前哨。迅速彻底消灭广西匪患，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在这关键性的时刻，像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每一个紧要关头一样，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地对广西剿匪斗争作了明确的指示，指出了正确的斗争方向。1950年10月，毛主席两次电报指示我们总结剿匪斗争经验，明确指出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指示必须明确重点，端正政策，充分发动群众，改进领导方法，并且明确提出要求：“明年5月1日前彻底消灭广西股匪！”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和中南军区的负责同志带着毛主席的指示前来南宁。在他们的指导下，省委、军区于1950年11月召开了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肯定了成绩，并着重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广西的政治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广西剿匪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必须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求党、政、军、民全力以赴。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剿匪与反霸结合，彻底摧毁土匪赖以生存的反动统治基础。在贯彻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上，必须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对罪大恶极的匪首要进行坚决镇压。各剿匪部队必须坚决收缴土匪及地方富农枪支，武装基本群众，建立可靠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军事部署上，必须更好地集中优势兵力，进行重点进剿，迅速、彻底地消灭股匪，肃清散匪，以便很快地扭转剿匪的被动局面，把广西剿匪斗争推向新的阶段。主席的英明指示，使大家统一了认识，提高了思想，成为巨大的战斗力量。各级党委和广大指战员，立刻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行动起来，并且一致表示：“不消灭土匪决不收兵”“坚决保证在明年五一节以前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遵照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军区的指示，我们确定首先以瑶山、桂南（主要是十万大山、六万大山）为全省重点剿匪区。这些重点地区要求做到：完全消灭股匪，全部捕获匪首；彻底收缴所有土匪及地主富农的枪支，建立巩固的地方武装，既能独立作战，又能维护社会治安，保证在主力部队调走后，也能控制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叛乱和暴动；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农会、民兵，加强和巩固区、乡政权的领导，为土地改革准备条件。同时，还明确确定，这些重点剿匪区也是开展群众工作的重点区。在这两个地区，我军集中了全省半数以上的优势兵力，以十四个半团进剿大小瑶山，以十七个团进剿桂南地区。以瑶山地区为重点剿匪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瑶山位于广西的中心偏向东北部，毗邻十多个县。外围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区内山岳连绵，地势险要。梧州、平乐、桂林等地区的重要匪首和骨干匪徒三万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它不仅是桂东、桂北地区土匪的指挥中心，而实际上也是全省土匪的总指挥部。
1950年，解放军战士在张贴剿匪宣传单：土匪不肃清，大军不收兵。 在进剿以前，我军进行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工作，派出了四十支侦察队深入瑶山内部，调查社情、匪情以及地形道路；在部队内部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开展剿匪立功运动，介绍瑶民风俗习惯，进行战术训练和政策纪律教育；部队和各级党、政机关动员了大批干部组成随军工作队，携带了大量标语、传单、布告，深入农村进行群众工作；组织各种运输工具，秘密迅速地运送部队以及弹药、食品、被服等各种军需物资。1月8日，我军突然封锁瑶山周围的水、陆交通。以军队为骨干，集中了瑶山外围各县的地方武装，并组织了数万民兵和群众，在桂江、浔江、柳江和柳（州）平（乐）公路实施封锁。在封江、封路的同时，我军以强大的兵力，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对土匪长期盘踞的地区，实行多路突然奔袭，打乱了土匪的部署，然后把土匪分割包围在几个狭小地区，进一步由外向内步步压缩，实行全面控制，进行分区包干，采取驻剿与搜剿相结合的形式，展开了拉网扫荡，做到了山山有哨，村村驻兵，使土匪无隙可乘。经过我军突然奔袭之后，土匪遭受严重打击，不得不迅速分散化整为零，以对付我军的进剿。我剿匪部队无论在驻剿或搜剿中，都机动地采取匪变我变的战术，以分散对分散。在瑶山内外的大小村庄、山岗、路口，到处都分布着川流不息的搜剿部队。此外，根据土匪活动情况，还及时组织了飞行队、飞行组，猛打穷追，跟踪追捕匪首和散匪，真正是无山不上，无洞不入，无地不搜，迫使土匪无藏身之地。在驻剿和搜剿的同时，各部队协同随军工作队，大力开展了群众工作，特别是强调了做好瑶民的工作。开始，我们除积极进行宣传工作外，还发放了大批慰问物资，设立了贸易公司、医疗站，为群众解决了许多实际生活困难问题。群众工作的开展，首先召开瑶民代表会议，组织农会和民兵，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剿匪、清匪斗争，因此，在剿匪地区很多民兵群众，积极参加巡逻、站岗放哨，配合我军搜捕土匪。许多地区发动了万人搜山、千人入洞，使土匪插翅难飞。其次，我们对土匪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我军部队和地方工作队，通过各种关系，利用各种方法，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散发了传单五十余万张，做到了“标语上山、传单入洞”“人人开口、家喻户晓”。我们还采取了以匪治匪的办法，通过土匪的家属开展规劝运动，争取土匪投降自新。我们通过具体事例广泛宣传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宽大或释放了自新匪徒，同时也严厉地镇压了顽抗的首恶反革命分子，迫使土匪内部迅速分化。有的土匪半夜找工作队自新，说：“今晚不自新等不到明天就要给活捉了。”有的土匪说：“老百姓都跟共产党走了，这回真没有办法了！”在瑶山前后五十天的会剿中，我军共歼灭土匪三万八千余名，主要匪首林秀山、韩蒙轩、甘竞生、杨创奇等和重要骨干分子无一漏网，拔掉了广西东北部反革命的“钉子”，粉碎了敌人以瑶山作为与我长期顽抗的指挥中心的企图，打乱了全省土匪的统一部署。瑶山剿匪的胜利，使瑶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摆脱了李、白、黄匪帮的长期压迫和剥削，生命、财产有了可靠的保障，生活安定下来了。他们一致反映：“盘古开天地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样好的政府和军队。”瑶民欢唱山歌，歌颂党和毛主席，歌颂解放军。在瑶山进剿的同时，我军对桂南地区的土匪也开展了重点进剿。桂南地区和瑶山特点不同。它包括现在广东省的钦（州）原（县）地区，接近南海。西南邻越南，横跨两省十多个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其中十万大山、六万大山的地形，虽远不如瑶山地形险要，但也是广西土匪长期盘踞的重点地区。这个地区的数万土匪，在1950年秋季我军进剿时，未遭受严重打击，还有相当雄厚的兵力，经常与逃往越南边境的残匪勾结，危害我国南海边防的安全。蒋匪帮并企图把这一地区作为反攻大陆的落足点。因此，歼灭这一地区的土匪，对巩固我国南海边防的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当我军向桂南十万大山地区进行会剿途中，突然得到重要情报——土匪要向越南逃跑！我军根据这个新的情况，及时命令各部队抓住战机，轻装疾进，坚决不让土匪逃往越南！战士们连续进行了三昼夜的奔袭，日夜行程百余里，不怕艰苦与疲劳，忍饥挨饿，爬山涉水，人不歇肩，马不停蹄，不顾山高路远，进行巧妙的迂回，从东南西北四面下网，形成了铁壁合围。土匪刚到达边境附近，眼看就要越过国界，不料恰巧被我军一个团迎头截住，被歼灭了一部分。土匪夺路东逃，却遭到我另一个团的阻击，匪总指挥韦秀英被击毙。土匪逃至太平山一带，又被我第三个团紧紧追上。土匪惶惶如丧家之犬，狼狈不堪的东奔西逃，处处挨打，终于逃不脱彻底就歼的命运。在桂南各地实施奔袭合围以后，部队随即分散清剿，配合地方工作队，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收缴土匪及地主富农枪支，普遍进行减租退押、反霸等活动。在桂南重点进剿中，我军歼匪六万四千余人，收缴枪支九万六千余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瑶山、桂南重点剿匪的两个半月内，全省共歼匪十八万余名，收缴枪支二十二万余支。除桂西北和桂西三十多个县外，在全省七十一个县内消灭了股匪。广西剿匪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许多地区的土匪，纷纷投降自新。瑶山和桂南地区剿匪的胜利，是全省剿匪斗争中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广西剿匪斗争的局面。瑶山、桂南地区剿匪胜利结束后，我军集中了十六个团的兵力，回师指向桂西北和桂西。桂西北和桂西，与湖南、贵州、云南三省交界，是广西较偏僻的地区。区内山岳连绵，原始森林很多，交通不便，人口稀少，路狭岩险，石洞很多，历来为土匪便于潜伏活动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土匪大部分是当地的地主、恶霸武装。在历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长期与我为敌，极为狡猾，对我军的作战特点有较多了解。当我军从这个地区抽调部分兵力进剿瑶山、桂南的土匪时，他们乘机猖狂活动，占领了一些县城和村镇，威胁群众，布置空室清野，开办土匪骨干训练班，发展武装力量，在要道隘口修筑碉堡，埋设地雷，准备长期与我周旋到底。我军在桂西北和桂西的地方武装、民兵的配合下，对土匪盘踞的重点地区，实施长途奔袭，接着紧缩包围，进行拉网扫荡。土匪极端狡猾，他们已早有准备，由于地形熟悉，行动十分诡密。当我军进剿开始，他们即化大股为小股，分散流窜，特别善于回旋于三省交界地区，情况紧张即北窜贵州，西窜云南。桂西北、桂西的剿匪斗争历时一个多月，于5月初胜利结束，歼匪五万余人。至此，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全省的股匪已被消灭，共歼匪四十多万人，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光荣任务。广西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仅摧毁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而且使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起来。 1951年5月16日，毛主席亲自来电嘉勉广西剿匪的胜利。广西剿匪斗争，从1950年2月到1951年5月，历时十多个月，以毛主席的指示为转折，截然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两个阶段的实践，生动地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与伟大。关于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确，自有阶级以来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普遍规律，所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广西是李、白、黄匪帮长期盘踞的老巢，反动统治基础相当深厚。广西的反动统治阶级，像一切反动统治阶级一样，历来都在极力地巩固他们政治上、经济上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特殊地位。当他们的政权被推翻后，他们的阶级本性并没有改变，始终不甘心死亡，为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必然利用一切条件，进行垂死的挣扎。即使遭受严重的打击，也会暂时潜伏，养好创伤，然后寻找机会向人民反扑、企图将革命扼死。广西在解放初期，群众尚未发动，原有反动阶级仍然盘踞着广大农村阵地。农村阶级力量的对比，尚未发生根本变化。为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斗争形势，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行一场严酷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摧毁反动阶级的社会基础。在这场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能否正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是能否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和能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关键问题。广西剿匪的后一阶段，我们检查了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掌握了毛泽东同志的阶级斗争观点和正确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真地分析了广西的社会情况，抓住了斗争的中心环节，坚决地向封建地主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冲击，从而迅速地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彻底地扭转了被动局面。1951年2月17日，李天佑（前排右五）在南宁参加广西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时的合影，前排右三为莫文骅。会议部署了四月底前要全歼股匪的作战任务。
毛泽东同志一贯认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对于解放初期广西的剿匪斗争有着极其巨大的指导意义。广西的土匪，是一支庞大的、经过训练的反动阶级的武装。他们控制着广大农村的政权与我对抗。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军以武装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以武装夺取政权的任务，并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主要斗争形式，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否则就不能巩固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因此，必须继续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彻底、干净地肃清土匪，摧毁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柱，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党我军巨大而迫切的斗争任务。在剿匪的前一阶段，由于对匪患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没有把剿匪斗争作为当时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去解决，整个斗争形势就显得很被动。在后一阶段，大家认识到剿匪斗争实际上是革命战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是当时全党全民的中心任务，加强了党的领导，组织了全省党、政、军、民的力量，全力以赴，抓住了武装斗争这个中心环节，斗争就得以顺利发展。剿匪斗争是一场复杂、残酷的阶级斗争。斗争实践的经验证明，必须在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中发动群众，教育群众，锻炼群众，使大家亲身体会到只有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才能从根本上推翻反动统治势力，掀掉自己头上的封建压迫，获得阶级的真正解放。解放军剿匪搜山 当时发动群众深入开展这一阶级斗争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解决下列三个问题：一是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问题。对胁从分子和改过自新的土匪必须宽大，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但是对于匪首和有血债的恶霸地主，以及屡教不改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通过群众公审，加以坚决镇压。只有正确掌握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方针，才能瓦解土匪与发动广大群众。二是剿匪与反霸相结合。广西的土匪为什么如此猖狂？因为它不仅得到美帝国主义和蒋匪帮的支持，而且和农村的恶霸地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所以剿匪必须与反霸结合，必须在军事行动的同时，领导群众向压在人民头上的恶霸地主展开声势浩大的反霸斗争，打击地主的威风，使群众充分认识自己的力量，增强斗争信心。三是收缴枪支与武装群众相结合。土匪、恶霸地主所以敢于与我对抗，是由于他们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枪支。因此，开展剿匪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坚决收缴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枪支（富农的在内），武装基本群众（贫、雇农），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民兵和各级地方武装）。这种枪换肩的形式，不仅收缴了敌人的武器，而且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对于深入发动群众与开展人民战争意义十分重大。这样，通过镇压、反霸、收枪三结合的措施，群众的顾虑解除了，觉悟提高了，迅速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剿匪运动。在军事指导上，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是毛主席历来反复强调的一条最重要的作战指导原则。他一贯主张，“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由于我军接受了前一段剿匪的经验教训，针对广西剿匪作战的情况，深刻体会到必须更好地贯彻这个指示的精神。首先在战役范围内集中了优势兵力，重点进剿瑶山、桂南土匪，尔后再进剿桂西北和桂西。特别是对瑶山的土匪，采取了千里封江、封路，层层包围，长途奔袭，分进合击，驻剿和搜剿等不同形式，在军事指导上很快就转入了主动，并且掌握了敌人活动的规律，因此在每次大小战斗中，都给了土匪以致命的打击，打击了土匪的气焰，促使土匪迅速瓦解，不但发挥了人民解放军大部队作战的特长，而且还创造了适合小分队作战的各种方法，从而更有效地发挥了小分队在分散剿匪作战中的战斗作用。由于在政治上坚定地贯彻了阶级斗争路线和剿匪的各项具体政策，在军事上集中了优势兵力，贯彻了重点剿匪、彻底围歼敌人的方针，因此在后一阶段，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就迅速地歼灭了广西全省的股匪。实践证明，广西剿匪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温故而知新，我们必须经常结合实际斗争，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深刻体会毛主席的阶级观点，战略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奋勇前进！广西省军区李天佑司令员等向毛主席报告完成剿匪任务。如果您对38军历史感兴趣，请您关注38军子弟后代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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