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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树 石灰岩地区石多土少，地下岩层裂缝多，地面缺水，虽然三峡两岸雨水不少，还是常年干旱，树木成林不容易。但我记事之时，家乡的树茂林密，毫不夸张地说，就住在深山密林中。房前屋后也栽满树，道场、园田挨着密不透风的林子，有一两条石板小径，通往田间地头和山外。门前一条冲，坡降很陡。石头坎子梯田，坎上也栽满树，阳光穿过树枝照进田里，花里花达的阴一块阳一块，收成却比后来没树的时候好。那时，山上的石头全被树遮挡，望不见。五十年代，人们还守着传统的生产方式和信念，对自然敬畏。古树大树自然珍惜，能够长成大树的小苗、果树苗也倍加呵护，砍楂梓、割茆子会小心翼翼留着，长大了会遮住庄稼也在所不惜。做屋、烧炭，才舍得砍树，也是间伐，不成片放倒。平时烧柴，只柯枝子，砍死树。砍楂梓，割茆子，只砍杂草和杂灌丛。不像后来，变得无所顾忌，人人不顾一切，再好的树苗也不分青红皂白砍了。那时田边蓄着木子、桐子、柿子、梨子、桃子、杏子、李子树；房前屋后，不是古松古柏，就是高大的柿子树、李子树、杏子树、皂角树；甚至蓄着又高又粗的泡桐树、黄楝树。那时认为，哪个屋场有古树，那个屋场就兴旺发达，历史久长。过往人一看，心生敬重。我自打会走路，就和林木很亲近。在房前屋后的树下砸石子，到树林藏朦（捉迷藏），看蚂蚁上树，跟母亲走林间小道去舂米。看惯了叶青叶黄，嗅惯了树木清香，玩惯了树枝弓箭、树叶吹笛。人是猴子变的，生命的一部分是树，从树上下来依然离不开树木。更不用说，五六岁学会上树以后，有事无事就楸上树玩。道场头上五妈栽了一棵垂柳，我们管它叫杨树，能承一个小孩了，我就天天爬。直到碗口粗了，我也十来岁了，依然天天在树上学猴子打秋千，玩半天已不觉累。路边碰到鸡蛋粗的小树，不能爬，也要扳一扳。树干弹回来，把双手小指关节打脱臼也不知道疼。后来大了，两小指拳不回来，人家问咋回事，才想起小时候贪玩被树干打脱臼了。山里一年四季有果子。从樱桃开始，吃了樱桃吃枇杷、杏子、李子、刺泡子、马桑壳子、桃子、羊母奶子，接着吃梨子、八月炸、石榴、柿子、板栗、核桃、猴楂子（山楂）、拐椒。那时，果树还没入社，不像六十年代什么都是集体的。除自家田里自家山上的不少树随时可以摘以外，别处哪匹山上有树，那棵树没人管或者跟主人说了可以摘，我都会爬上去，摘下来饱餐一顿，再高再难也在所不辞。那些果实、那些游乐一起长入身体，成为记忆，伴随一生。1958年以后，一切都大不相同了。从拼命砍树烧炭开始，森林遭到比抗日时期日军炮轰、放火更为严重的破坏。尤其是人们被集中吃食堂，家里锅碗瓢勺见铜见铁都被强制收购，多年积攒的粮食颗粒不剩无条件交公，再没有任何兴家立业的愿望与责任感，更不会珍惜自然和森林了。集体也没提出要爱护环境，为了炼钢铁，连已经成熟的庄稼都顾不得收割，谁还在意一棵树？更不会有人主动为集体蓄一棵树，该砍也砍，不该砍也砍。接着发生三年灾害，吃树皮草根，森林再一次超负荷付出。恢复时期，集体砍树烧炭、砍木材放流桐，老百姓夜夜偷偷砍树卖柴，山越砍越败。1966年以后，生产的粮食交了公余粮基本口粮都不够，连续十多年吃国家反供粮。越穷约拿山出气，户户偷砍成风，山上几乎没有大树了。奇形怪状的石头漏出来，面目狰狞。1973年冬，我当兵五年后第一次从老挝回家探亲，历时15天车船劳顿，才回到生我育我的老家。车进分乡，便是灰蒙蒙的天，灰蒙蒙的光秃山，一路看不到一点亮色。我从云南背了50斤白糖、一些烟酒，给弟妹们的小礼物以及换洗衣物，总共百十来斤。父亲和弟弟到南垭接我，走进桃子园，满山裸露着灰蒙蒙的石灰石，地里长着灰蒙蒙的包谷干，蒙蒙的花栗树枝在风中鸣叫，灰蒙蒙的枯叶卷地翻飞，灰蒙蒙的石墙瓦屋飘着几缕清淡的炊烟，走出一个人，也是穿着灰蒙蒙的补丁衣服，目光灰灰的没有亮色。不用说，家乡的环境与生活状态比我当兵走时更加恶化了。父亲一路诉说家中的困难。虽说弟弟已成年，我参军后每年有3000工分的照顾，加上母亲放牛，等于有四个劳动力，但大妹读高中，三个小妹读小学，依然年年是缺粮户。全大队粮食不够吃，缺粮户比余粮湖更困难。我心灰到极点。患了三年的神经衰弱虽已好转，但服役期已超一年，能否提干尚无消息，如果复员回到一贫如洗的老家，将怎样从头开始？我和母亲将白糖用草纸估摸着一斤一包，去看望送我当兵去的亲戚。竟然有个叔伯舅舅说我连一斤白糖都送不起，短秤，只九两多，退回来。母亲怎样解释都执意不要。我知道后心如刀绞。他哪知道，我是从云南兵站军人服务社买后，费九牛二虎之力搬回来，钱还是借的，如果归队就复员，账都还不了啊。归队后写信给晚一年入伍的同乡袁宗汉、袁正群讲了这段感受，他们也正面临复员，和我一样感到茫然无助。但形势还在恶化，心情到了崩溃的边缘。八十年代初，从南垭、十字沟到黄花场，分乡区宜保公路两侧，出现80万亩炭质页岩光秃山，水土流失达G级，几乎是寸草不生。而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这些地方还有成片的松林和花栗木林，不少地方还有一人环抱的古松呢。究其原因，一在当时的政策打击了农民兴家立业的积极性和责任感，二在长期过度贫穷迫使人们向山林索取，乱砍乱伐成灾。穷闹闹穷，社会生态的恶性循环必然导致自然生态的恶性循环。幸运的是这一页终于翻过去了。从八十年代末到现今的近三十年来，夷陵区通过山地开发兴办农业企业绿化荒山、治理光秃山，实施长江水土保持、退耕还林、农田整治、沼气推广等工程，才使“山不绿水不清”的状况逐步改变。退休这些年，走了一些地方，最大的感受，是山绿了林深了，不再看到三十年前山峦常被剃光头的乱象。尤其是夷陵中部8万亩光头山，经过数年机关干部与群众分段抽槽植树，而今也郁郁葱葱了。山绿林深，清风扑面，绿色的记忆又渐渐恢复了，出行成为一种享受，身体和思维也变得活泛起来。一棵古树就是一个地方岁月的积淀，天地精华的结晶。不仅是一处风景，更是一个地方的地理人文标志和风物象征。方圆数十里内人们的心理和生理无不在其笼罩之下，警示、守护着一个地方的平安。我对见过的那些古树怀有深深的敬意。然而世事沧桑，回想一颗颗消失的古树，不禁落下泪来。1956年高级社以后，人们便开始砍树。南垭场背后的垭口上，生长着又高又大两颗古松，在我们心中，就是南垭的标志、南垭的路牌。从我家到南垭，每次上了鼓锣垭的沙崮岗，远远望见这两棵树，便心生激动。从树下经过，还抬头仰望，再伸手摸一摸树干。开裂的鳞片粗糙刮手，也觉得亲切。可是在我上小学后不就，就被砍了，据说是卖材料了。铜盆粗的树蔸一直流着松油，就像流泪，经年不烂。直到60年代以后，在树下地里种芝麻的人才一锄一锄把腐烂的树蔸挖了，从此永无踪迹。南垭至凉水井之间的大路旁有两颗大松树，地名就叫大松树。60年代初，步行到40多里外的分乡镇上初中，每月来回都要从树下经过。1963年从宜昌到保康的公路分乡至远安段修通，两棵树耸立路边，格外显眼。后来公路多次扩宽，先砍一颗，后来另一颗的根被刨去一半，慢慢枯死。大松树再没大松树了，作为地名，空悬于人们的记忆中。只有从这里经过并见过那两棵树的人，能想起大松树巍峨挺拔的样子了。棠垭水库以北的核桃树垭，大路边也有两三颗高大的松树。一个远房舅舅住在那里不远的地方，走亲戚时来回要从树下经过。1967年秋父亲让我跟生产队副业组到南漳峡口学放排，来回也从树下经过。抬头仰望，粗枝横空，煞是壮观，满心敬意。然而这几棵松树也被砍掉了，据说砍伐时间在80年代初。本组沙坡坟苑里也有三棵古松，虽然不如上述几处高大，却也是几百年的古物。80年代初，也有贩木料的拖了锯子斧头来砍，已退任的大队书记袁先烈拼死拼活给阻拦了。他说这里埋着我的祖先，要砍树先砍我的头。听弟弟讲述这件事，我对这位远房二爹肃然起敬。偏偏好人命不长，他死了以后，坟苑的松树还是被砍掉了。记忆中的古松都被砍尽，方圆百十里，再没听说哪里还有几百年以上的松树。心里空空的，贫瘠的故乡，若想看古松，至少得等几百年啊。鼓锣垭的路口，从卷席般大小的两块石头间长出一颗合抱粗的冬青树，铁枝横斜，浓荫把两块石头罩得严严实实，来往的人到此必然稍作休息。平平整整的方台式大石头上，立了一座七块石的土地庙，旁边还可供五六个路人坐下休息。从方台石头上可以跨到斜插在地上的另一块大石上去，上面也可坐几个人。从我5岁独自上南垭粮管所打油到20岁后离家当兵，15年间每从树下经过，不仅在树下休息，还爬上树倚在枝干上享受树间悠悠的清风和清香，一直坐到汗干，从连蹦带跳下坡回家或者上坡去南垭。动乱中土地庙被推倒，树枝被锯下当柴烧，树干后来发过嫩芽，七十年代遇到天旱，太阳一晒，彻底枯死了。去石板店子的垭口上也有一棵高大的冬青树，枝叶铺开，笼罩亩把地。一上邹家塝就能远远望见。这条路上南来北往的人更多，没有人不知道这棵树下有个石屋小庙，是祭祀民间神医刘电邦的。据老辈人说，刘定邦曾做过表演，把公鸡的头砍下来再接回去，敷上药，还能活下来。远近的人久病无方，便来此给神医烧香磕头。众所周知，这样的石屋不可有人管，年长月久，倒了。拜医的人还是夜夜偷偷来。七八年代，因烧香烧纸多次引发火灾，将这棵标志性的大树烧成了一个树桩。奇怪的是，现在竟然复活了，有朋友告诉，最近还去照了相。六七十年代，农村肥皂凭票供应，许多家庭有票也买不起，依然沿袭用柴皂角洗衣被的方法，许多农户都栽了皂角树。青皂角、老皂角都可以洗衣服。晒干的老皂角还可以卖给供销社，一柞背（粗篾大背篓）六七十斤可卖一两块钱。我见过称得上古树的皂角树有三棵。一棵在祖母老屋场边，一棵在我屋场背后，一棵在插旗大队岗上公路边一户人家的门前。祖母老屋场的那棵是最古老的，树大根深，蔸上长出的皂角刺都有指头粗、筷子长，一团团像古代战场的铁蒺藜。哪怕树荫遮田、讨皂角打皂角的人多踩田，菜地种不起来，也没舍得砍，依然健在。我家屋场的一棵树龄第二，蔸干直径五六十公分。树下的大石板，即是晒场，也是夏秋纳凉、冬季晒太阳的地方。树上筑了几个鸦鹊窝，入冬树叶落尽，月亮出来，清晰的剪影黑黝黝镶嵌在蓝天上，十分壮观。我曾拍了许多照片作为纪念。90年代初，贩子到处收皂角木卖到城里打砧板。父母都七十有余，靠我和弟弟给钱给粮，为减轻我们的负担，母亲做主以三百斤大米的价格将树卖了。回家时母亲对我说起此事，我没吭一声，独自坐在白森森的树桩上流泪。父母体谅儿女，以自己的方式争三百斤大米。但是，眼见象征家运的古树被砍，并且是父母为体谅儿女做出的选择，我怎能不心如刀绞。插旗公路边的那棵，也有三四十直径了，一直存活下来，在古树普查中钉上保护标识。想古树的时候，可以到这两棵树前看一看、摸一摸。家乡的每座山岭几乎都有黄楝树。离田较近的黄楝树，因为经年累月砍茆子，要砍去遮挡阳光的树枝，树干越长越粗，成为两三米、四五米高的老人头。冬季叶落，砍过茆子，再无遮拦，远远望去，活像是一个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伫立在风霜雨雪中，从不懈怠地守护着家园。我总觉得，因为有了古树的挺立和守护，家乡的岁月才宁静而祥和。可是先前的二三十年中，故乡没有稳定富裕起来，反而更加贫瘠。人们对长远发展失去信心，只管砍树满足眼前需要。山山岭岭，几乎所有的老人头黄楝树，都被砍了当柴烧。一棵老人头黄楝树，晒干后抬进火笼，可以不熄火地烧十天半个月，火苗扯得呼呼响，像是欢笑，更像是叹息。再也见不到老人头为家乡站岗的景象了。唯有转包上袁宗君老家屋场边，还有两株高大的黄楝树，但不是老人头，是没柯过枝的大树。长在乱石堆里，枝叶覆盖亩把地，成为幸存的一处古树。树下有太多亲身经历的故事，不是传说见闻，是长在树下、活在树下的经历。我在故乡20年的生命经历，一半是树下度过的。在《食物的记忆》中已经提到过爬树摘果、拔笋子、寻野菜、挖黄姜等与食物有关的，这里只说其它的。最难忘的是扒松香。秋冬季节，提只篮子，钻进松林，走进松树，俯下身，就看见一堆松香落在地上。雪白的，淡黄的，颗粒大的，颗粒小的，都有。伸开手，轻轻拂去松毛，双手捧起，放进密实的竹篮。一捧两捧之后，再拈零散的，小心翼翼弹去粘在上面的浮土或败叶。然后去找另一株。有的有，有的没有，不是所有的松树都有。碰到一颗大树，一次可以扒半斤。手上香香的，心里特别畅快。林子很黑，小孩怕鬼，一人不敢去，如不跟母亲去，总要约伴。约的当然是跟自己玩得来的小朋友。松香扒多了，冬闲时便浇烛。先上山割腊芯条子，用棉花缠腊芯条子，在支锅溶化松香的同时，在火板凳脚上拴好绳子。熬得青烟爆爆，退火。铁勺舀松油往腊芯条子浇，边浇边转，匀匀的圆圆的筷子粗细了，倒靠着绳子冷却。干了收起来，慢慢用来照明。点松烛比点松明油烟小得多。那时的农村孩子没有不是松烛熏大的。苦点，暗点，那一阵清香却实在忘不了。再是捡木子了。乌桕子，木本工业油料植物，夏天开一串串黄黄的花穗，秋叶红了殷殷如血。冬天叶已落尽，木子成熟，外面的黑壳炸开，白白的子露出来，满树飘雪。木子包裹着一层白白的油脂，不仅是鸟儿的美食，是农家重要的经济来源，孩子老人挣零花钱的重要途径。大人总说，你不捡木子，看你买不买本子、笔；若是姑娘伢，则说看你到婆家拿什么做压箱钱。不论柯木子剔木子，总有子落地下，并且多半是已耕过坂田的地里，要从土疙瘩里一颗颗捡，甚至抠出来。自己家的没人捡，别人就会捡。如同捡麦穗一样，只要大捆大捆的收过，不分你的我的，都可以捡了。一到冬天，满田都是捡木子的男伢女伢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只要想用钱，都得捡，谁捡谁要。小伢们穿着单薄的寒衣，顶着寒风，小脸小手小嘴冻得红红的，鼻涕擦在袖子上，厚厚一层，还得抠啊扒啊，不住把一颗颗木子捡进篮子里。男伢笨手笨脚，捡不赢女伢，更捡不赢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回家还要挨吵，看你只想玩，做事懒差死无用，别人捡几斤你还没半斤呢。恨铁不成钢也不济事，会捡的卖了木子穿花衣穿新衣，我就穿破衣穿草鞋呗。打桐子就没这么难了。背个背篓，扛根竹竿，到了树下，照有桐子的树枝敲打，然后一个个捡起来。桐子如核桃大小，比木子好捡。但剥桐子就辛苦了，堆干了一个个砸开，或者用水泡，一个个掰开，剥出米晒干，才能送榨房加工或者直接买供销社。木子油除了浇烛点灯，困难时用作食油，别的用处不大，主要卖给供销社。桐油除了点灯，还可以加陀僧敖光油，做寿木、油家具少不了，自己留用的多，卖给供销社少。砍楂梓、打青沤肥，都和林木打交道。旱田地区，打青沤肥、烧火粪，是重要的施肥方式。打青就是割嫩树枝放到茅缸里泡，烧火粪就是把田土堆到铺开的楂子堆上点火烧，拣出未烧完的粪头子，拌上人粪尿，播种作底肥。春天打青沤肥，夏秋砍楂梓。砍楂子不是一件轻松事。蚊虫叮，荆刺扎，乱石嶙峋人不好站，石头卡硠里刀不好使，挥刀一身汗，还不能打赤膊。手锥了，肩挂了，甚至脚板被尖桩扎穿，都是经常的。砍楂梓还是个技术活，会砍会捆才算真会。树枝结葽子，小回头扣紧，才扯不散。打捆时，脚要用力蹬，手要拉得紧，连拉带拽，把大指头粗的树枝拧转成麻花状，锁紧大回头，干后才经得住挑。手不知要磨破多少层皮才学得会。那年我手掌打泡，没注意感染了，肿胀化脓钻心疼，差点把手掌烂掉。靠草药提毒消炎，点燃桐子按在生疮处烧，折腾一个多月才好。又一次同父亲上山砍楂梓，一脚踏到隐藏在草丛里的尖桩，脚板扎穿。父亲一边骂一边背回来，剥开桐子，插上竹签，点燃放到伤口上烙，疼得冷汗直冒，直到把周围的皮肤全烙死，形成一层硬壳，拄着拐杖，等新的肉芽长出，又疼了一两个月。挑楂子的时候，两头在树林里刮来撞去，东倒西歪，人滚了，捆子散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都发生过。打猪草、割牛草，也少不了钻林子。许多猪草牛草本就是树枝树叶，构叶、桑叶、肤杨树（肤木）叶、榔树叶、檀树枝都是。七八岁到十四五岁出工，除了播种时点子，只能割牛草，别的干不好。一背牛草，压得东倒西歪，还赶不上牛吃，不准下工，割够了才能回家吃饭。打猪草更是每天放学必做的功课。冬天树叶都枯萎了，就得到几里外的大河边挖地里的黄花苗（蒲公英），一天挖一背笼加一篓子，吭哧吭哧背上山。农家打草鞋，搓麻绳，少不了要刮树皮收树皮。主要是构树皮、桐麻树（青桐）皮。构树皮剥下、晒干，搓绳子、打草鞋的时候，喷水轻轻捶一下就可用。桐麻树皮剥下来，必须放水坑里泡，泡得发酵，臭哄哄的，再洗净烂掉的粗皮才能用。用构树皮、桐麻树皮打草鞋，比稻草鞋舒适、耐穿。我高中毕业回乡后，才跟父亲学会打草鞋。年年放假，要和母亲上山锯柴。父亲当大队干部，出工要带头，还经常开会，柴砍倒在山上，母亲带我和弟弟柯枝、断锯。那时发育未全，力气很小，花栗树枝一砍一弹，震得胳膊发麻。尤其树压枝、枝压树，拖不动，累得猴儿似的，一上午柯不了三根。断筒拉锯也没力气，只能母亲拉上手、我拉下手。如果树已干，不夹锯，还稍好。树若是湿的，等着烧，非锯不可，下锯卡住，就得边锯边淋水。拉锯子真是好重啊，拉不动，胳膊酸。1967年生产队起仓库，我和一帮二十来岁的男人砍扯墙檩子，三四米长、鸡蛋粗的树条，砍容易，捆容易，二百斤左右圆圆的一捆，扛上肩，拖出林子可不容易。树别，岩石撞，一动一身汗，一步一颤抖，肩磨破皮。树条有弹性，蹩住了要使劲拔，使力越大反弹力越大，搞不好就把人弹滚。出了林子，还有两三里山路，跌跌撞撞，别别扭扭，一天四趟，按斤量记工分，谁也无法偷懒。不想落后，只能使尽吃奶的力气，再苦再累也要挺过来。比起砍扯墙檩子，接桑树就属最轻松的活了。南垭、棠垭、苟家垭至少从宋朝以来就是著名“垭丝”重要产地，六七十年代種桑养蚕蔚然成风。生产队在黄柏河右岸的沙滩地上建了几十亩的桑树苗圃，嫁接后长到一米左右，再移栽到大田。我和一帮回乡知青被选作嫁接员，每人一把嫁接刀，一捆接穗，先把接穗削好，再刨出桑苗的老根，在青黄相交的部位割一道切口，把接穗插进去，用柔软的树皮缠好，用土巍起来，就算接好了。开始笨手笨脚，很快就熟练了，下刀准确，程序顺当，动作麻利，还可以讲话聊天。刘必会有个小姑娘三四岁，跟姐姐在田里玩，帮助我们刨桑苗蔸。我们表扬她刨得快，她越发卖劲，说自己有双猫爪子，会刨。逗得大家哈哈笑。这个也喊“猫爪子帮我刨”，那个也喊“猫爪子帮我刨”。她跑过去跑过来，像只不知疲倦的蝴蝶满天飞，真是童趣天真、快乐无限。我当时想，人若永远在她这个年龄该多好啊。故乡的路，有骡马大道也有林间小道。宜昌至分乡，分乡至棠垭，是骡马大道。贩夫走卒，赶骡马，沿此道将盐铁运远安、南漳、保康，再将远安、南漳、保康的蚕丝、药材运宜昌。五十年代发现分乡有煤，需要把煤运到宜昌，才修通公路。1959年我同挑篾的小学同学到分乡，汽车尚只通到普溪，普溪至南垭仍是骡马大道。别以为骡马大道一定很宽，其实跟宽窄毫无关系，其实就是林间小道，因为走的人多且有赶骡马的，叫骡马大道了。五十年代，虽然已经开始砍树，但没有后来严重，从南垭到分乡40里，大部分小道穿过黑压压的森林，路边不时有高大的古木。那时无论走骡马大道或乡间小路，都是走林间小道，都离不开树木森林。只有我这样年龄以上的人，才记得林间小道上散落一地的碎碎光阴。我家在南垭西边的丛山里。从南垭回家的路，像一条若有若无的彩带，挂在西边的云天里。中间过水木溪河，一上一下4里路，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垂直坡降10:1.5。还要再翻两座山。无论冬夏，无论男女老幼，空着手也非出一身汗不可。若是负重，哪怕身强力壮，走一步哼一声才换得过气，听起来山摇地动。恐怕很多人未曾经历过。路上的树枝没人砍，荆棘牵衣，一身雾水，是常性的。走着走着，林间猛然钻出一个人，四目相对，互相侧身，才能缓缓通过。族兄袁国锦冬天到南垭上学，半路望见一只金钱豹，吓得连滚带爬，回家再也不肯上学了。后来大人教我们一个经验，一个人走山路，一定要拉起嗓子喊山歌，让畜生远远听见、自动躲开，免得闷不吭声打照面送了性命。还告诫我们，走夜路宁肯打火把，也不要打电筒，豹子、老虎会把电筒光当成动物的眼睛，拼命扑上来。回乡生产的两年期间，时常开会、办事一个人摸夜路回家，找不到火把，不敢打电筒，只能摸黑高一脚低一脚，放开嗓门，故意把石头踩响，给畜生报信，给自己壮胆。其实，心提到嗓子眼上了，浑身冒冷汗，上了自家道场坎才长叹一口气。常言道，近处怕鬼，远处怕水。近处怕鬼，因为知道传说，知道哪里发生什么事，加上密林的阴气瘴气，不由得身心紧缩，两腿哆嗦。远处怕水，是不知水情，一大意就出问题。我自小在林间小道行走，听到的传说、遇见的事故一箩筐，自然害怕、恐惧。就说对门的一条横路，是到祖母家到南垭的必经之路，垭口是一片松林，自小就听人说这垭口阴气很重、经常闹鬼。加之1953年冬父亲和五爹到宜昌卖炭回来，已经深夜，两人翻过垭口，看见有人打着火把从我们屋场经过，先看五爹的猪栏，再经过道场，看我家的猪栏。他们以为是母亲和五妈，喊她们的名字不答应。又见火把过了屋场，以为坎下屋场人家的人，又喊他们的名字，也不应承。突然火把飞跑起来，像飞龙一样上了天，不见了。二人当时吓出冷汗，回家捶门，母亲和五妈分别起来开门，一问他们根本没打火把看猪子。第二天查看脚印，也没任何痕迹，都说这事蹊跷得无法解释。从垭口到屋场直线距离不到200米，父亲32岁，五爹27岁，视力没问题，不可能看错。我听到这个故事，再到垭口，浑身哆嗦，或者大吼大叫，或者快步飞跑。写这段文字时，头皮还在发麻。屋场右边有一条到坎下袁国荣、袁国锦屋场和万家河全进存屋场的小路，也有毛骨悚然的故事。一是鸡公尖的杨先万到坎下屋场办事后到我们屋场来说事，熟悉不过的四五百米小路，他却迷了路，钻林子里怎么也钻不出来，心里清白，喊不出声来。他说在林子里转了一两个时辰，心想要被迷鬼子迷死了，突然听到我家道场坎响，然后传来一阵狗叫，才明辨方向，从林子里走出来。坐在我家火笼里，讲这段经历，还在冒虚汗，声音哆嗦，牙齿打磕。母亲连说你是多好一个人，这该死的迷鬼子连好人也不放过啊。我在旁边吓得腿打颤。二是1955年我和母亲从这条路回家，半路看见一只野狗叼着一个东西在前面跑，我没看清，母亲看清了，拉着我的手飞跑。回到家里，赶紧关上门。过了一个时辰，开后门喂猪子，赫然见那死狗把一条死孩子的腿扔在后门口。母亲赶紧关门，拉着我从大门出来，锁了门，从对面横路去纸家湾叔伯家公（gagong外祖父）那儿躲避。半路碰到五爹回家，问我们到哪去，母亲结结巴巴道出原委。五爹说，我回去把它埋了。回家后他用毛巾捂住鼻子嘴巴，拿只粪筐和锄头，到后门把那东西装进粪筐，提到后山柳树拐挖抗埋了。那一年我家后门很少开过，除了喂猪非得经过之外，尽量不走后门经过。柳树拐本来就是一个树高林密的山湾，又离屋场和屋场左手去上学的路不远。五妈经常讲，昨天躺在床上，又听见死鬼子们打架，叫得声音好大，骇得人不敢入睡。又说那是个埋死鬼子的地方，好几家的化生子（未成年就死了的小孩）都埋在哪里。恰巧1960年父亲晚上打着火把去大队开会，他是从来不怕鬼的，可那天听见柳树拐发出极为恐怖的叫声，心里发毛，脚底一滑，把屁巴骨搭了，不能站立，大声喊母亲和五妈一起把他扶回来，连夜挖线麻蔸子捣碎提伤，躺了一个星期才能行走。从此我对柳树拐恐惧更甚。但我的办法，不是逃，而是听到风吹草动，就大声吼叫，并往哪个方向扔石头。莫说，这个方法还很有效，一吼一扔石头，也就没有任何声响了。更恐怖的是某某在路边一棵树上吊死了，某某在路边的溪沟里摔死了，一旦知道，再经过那里总感到一股逼人的煞气，本来很亲和的森林立刻变得阴森恐怖，让人汗毛直竖。还有豹子和老虎夜晚闯进我家，把家里喂的猪和狗叼走了。有一条狗被叼走的时候，它的窝就在我和母亲睡的房屋墙外，母亲说她听见狗和老虎的搏斗，她在床上大声吼叫，老虎竟然毫无畏惧地把狗叼走了。1967年我家新砌牛栏屋后，喂的猪已一百来斤。半夜豹子无声无息从牛栏楼上草料口跳下去，咬了猪再从一丈多高的草料口跳出来，从屋后的小路拖进山林。第二天发现猪子没了，沿途查看，它竟然是走出一百多米外才换口，滴下几滴血迹。既觉得可惜，又觉得恐怖。哎，故乡的树，我的森林，我的记忆，我生命的一部分，既亲切，又伤痛，还恐怖，与我不离不分，让我五味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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