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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工农红军。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著名的宁都起义。 1、二十六军起义的背景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的前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结束后，西北军瓦解。冯的部属孙连仲，召集残部在山东济宁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编有二十五（孙自兼师长)、二十七（高树勋任师长）2个师。 
蒋介石为了实现削弱以至消灭冯玉祥旧部的阴谋，令孙连仲率部南下，参加剿共战争。1931年2月中旬，孙连仲率部由济宁出发开赴江西。二十五师进驻宜黄，二十七师进驻乐安。 按照蒋介石制定的“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战略，向中央根据地进逼。 5月中旬，高树勋的二十七师推进到乐安南部与永丰、宁都县接壤的地区，八十旅开向中村，师部和七十九旅、八十一旅进至东韶；二十五师由孙连仲亲自率领到达洛口。 拟将2个师集中南团，出击小布，攻击红军的侧翼。其时，红军主力早已离开小布、黄陂，于4月下旬，隐蔽集结在东固达35天之久。5月中旬，红军在白云山、富田等地一举歼灭了公秉藩、玉金钰部。  又于19日在白沙歼郭华宗师大部。 20日，高树勋获悉郝梦龄部遭受红军攻击，并收到南昌行营电令：“望速增援郝师”。遂于21日，取道中村向藤田前进，拟解郝师之危。中村位于永丰县东南部，地处乐安、宁都两县交界处的一条狭长的山谷中。 22日上午战斗打响，八十旅首当其冲，受到红军攻击，战斗失利，呼救求援。而高树勋却接孙连仲电令：“二十七师马上撤退。”在撤退行动中，七十九旅特种部队被红军全部歼灭。掩护部队和大批溃散官兵成为红军俘虏，使二十七师损失1个整旅，机枪、步枪3000余支。 中村一战，不仅使孙、高等指挥官胆战心惊，紧张万分；也使全体官兵谈虎变色，被称为患上了“恐共病”。 第二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坐镇南昌，调集3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第二十六路军划归右路集团军，由乐安、宜黄出发，进占宁都。  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各军都奉命撤退，唯独二十六路军不准离开宁都，并由蒋嫡系朱绍良部在广昌一带驻守，堵其北撤之路。 2、被逼出来的起义宁都是中央苏区的老区，土地革命运动开展早，群众条件好。 1930年，全县80%的地区都已建立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和地方革命武装。二十六路军虽占据宁都县城，但除在宁都以北石上地区驻守了1个团，以维持与广昌间狭窄的交通线外，仅能控制县城周围10至20里地域，处于红色区域四面包围之中。 陷入进则被红军聚歼，退则又为蒋所不容的窘境。 二十六路军官兵均属北方人，不习惯南方的山、水、丛林，且时值三五月份，阴雨连绵，气候潮湿。主食又以大米为主，缺乏面食。北方士兵水土不服，饮食不适。加之痢疾、疟疾流行，各旅患病致死者甚众，严重时，每天要抬出数十具尸体到郊外埋葬。目睹此情此景的官兵，无不心胆俱裂。  军中流行“五怕病”：
全军官兵情绪低落，无心恋战，只盼早日离开宁都，脱离内战前线，北返故里。 3、北上抗日的失败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抗日怒潮的推动下，官兵纷纷请缨北上抗日。许多连队呈上请愿书，并强逼各级军官逐级上呈，甚至全军联合敦促孙连仲率部北上。孙为了摆脱困境，也希望早日北调。 遂以抵抗日军入侵为由，电呈蒋介石，称广大官兵强烈要求回北方保卫家乡，保卫祖国，希望批准所请。孙未得蒋回电，即命所部撤离宁都北上，但部队到达宁都北60里的胡岭咀时，接蒋回电，命令部队立即返回原防。蒋又令朱绍良部在广昌、头陂一带阻挡。二十六路军北上之举未能成行。  二十六路军要求北上抗日的爱国行动受挫后，全军上下，痛恨蒋介石排除异己的险恶用心，不满情绪进一步加深。此时，孙连仲借口治疗牙病离赣去沪；高树勋声称身体不好，滞留南昌“养病”：池峰城、王恩布等旅长以招兵为名，外出不归；董振堂也借口回乡省亲，迟迟不回。 留下的官兵陷入消极、徬徨、苦闷与绝望之中。 4、起义前我党的兵运工作1931年2月，二十六路军奉命赴江西途经浦口时，原西北军官学校学生、共产党员袁汉澄（即袁血卒）进入七十三旅二团，改名袁零，补上士军职。在宜黄，袁与潜伏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唯一共产党员刘振亚（时任七十三旅上尉参谋）接上关系。 刘即派袁回开封，找河南军委请示。袁到开封见到陈立、王超，并与河南军委方继纲接上关系。 不久，方指示：
几天后，方继纲通知王超、袁血卒去上海找党中央接受任务。中央军委在沪为王等举办了兵运学习班。  结束时，通知王、袁等返回二十六路军，任务是“争取该军到革命方面来”。并告王、袁，“如果需要红军援助，来不及请示中央，可以直接去联系，接头的关系就说是朱瑞叫来的。” 翌日，王超、袁汉澄和应约来沪的共产党员李肃，离沪赴赣。1931年5月下旬，王等到达二十六路军驻地宜黄，和刘振亚一起开始了有组织的活动。 不久，王超就与一起搞过农运的同乡、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接上关系。袁汉澄发展了七十四旅二团机枪连中尉副连长王铭五和上尉执法队员王振铎入党；李肃介绍七十四旅二团排长李秉仁入党，刘振亚先后介绍了七十三旅中校参谋杨金镗、上尉执法官王文宏、学兵连教官李青云入党，李青云又介绍学兵连战士王际坦（即王幼平）和七十三旅上尉参谋郭如岳入党，另外大革命失败后失掉关系的七十九旅二团连副熊伯涛也重新接上了关系。 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中共中央指定在二十六路军中成立秘密特别支部委员会，由刘振亚任书记，袁汉澄任组织委员，王铭五任宣传委员。特别支部成立后，一面积极做下层军官和士兵的发展工作，同时，又多次研究争取上层军官的工作，决定以赵博生为争取的主要对象。 赵博生，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历任参谋、团副、旅、师、军参谋长、特种兵旅长等职。冯玉祥五原誓师后，赵曾积极参加北伐，后因对冯的反苏驱共活动不满而出走。二十六路军组成时，孙连仲请其出任总参谋长。  九一八后，赵经常公开抨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情革命。特别支部经多次研究，决定不失时机地主动进行试探。王超起草了一份万言书，内容由九一八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写到二十六路军的目前处境，由罗亚平利用工作之便放在赵的桌上。赵发现此信后，断定二十六路军中有党的组织，罗亚平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他诚恳地向罗表示同意信中的观点，并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要罗作引路人。
特别支部研究决定发展赵入党，罗亚平作介绍人。 1931年10月底，中共中央批准了赵博生入党。 在发展了一批党员的基础上，特别支部分别成立了官长支部（刘振亚兼任书记）和士兵支部（李青云任书记）。11月底，全军党员人数已达20余人，各旅基本上有了党的力量，这就为起义的胜利进行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5、宁都起义的导火索与此同时，党还加强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工作。利用矛盾，抓住时机，从士兵日常的切身问题着手，联系形势，帮助官兵认识蒋介石、孙连仲的反动面目；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纲领，培养对苏区和红军的好感。赵博生经常向士兵介绍日本入侵东北的情况，激励官兵的爱国热情。李青云在学兵连讲万宝山事件，熊伯涛启发士兵不要为军阀卖命，只有与红军联合抗日才是唯一出路。  苏区各组织也利用传单、标语，宣传“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欢迎白军弟兄拖枪过来当红军”等等。 苏区还派出各种人员，利用与二十六路军官兵接触的机会，宣传反蒋、抗日、联共的主张。在党的教育启发下，有的连队秘密地派出士兵去苏区了解真相，甚至七十四旅发生了1个建制班在班长带领下集体持枪投奔红军的事件。 1931年11月底，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超奉命调回上海，途经南昌时，误将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政治决议案和组织决议案，交给了伪装党的联络员的敌人。后来，王超虽然发现了疑点，未将其他重要情况暴露出来，但蒋介石已掌握了二十六路军特支负责人名单。 12月5日，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发出急电：
这一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成了宁都起义的导火线。 6、宁都起义的发酵译电主任罗亚平收到电令，立即报告刘振亚并与赵博生商议对策。赵认为形势紧急，主张提前发动起义。特别支部会议遂决定利用孙连仲不在军内，赵博生主持军务的有利时机立即组织起义，并力争全军参加。  会议决定：对广大官兵应以“联合红军抗击日寇”作为政治鼓动口号。 由刘振亚、王铭五、李青云负责下级军官及士兵党员中的鼓动与组织工作；并决定团结董振堂，争取季振同、黄中岳等旅团长一道行动，由赵博生负责作争取工作。决定袁汉澄、郭如岳去苏区与红军总司令部取得联系，以便得到红军的直接援助。 会后，赵博生立即向南昌行营拍发“遵令照办”的复电以稳住蒋介石；又让罗亚平草拟一份“南京行营来电”，称：
由赵持电找董振堂商量对策。 董振堂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历任西北军连、营、团、师长，与赵博生同学同乡，私交甚厚。董对蒋介石、孙连仲不满，经常阅读进步书籍，慨叹报国无门。 当赵博生持电找董要求当机立断时，董表示：“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听你的”。 赵当即提出联合红军，北上抗日，董表示“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决不食言。”并商定一起去争取七十四旅季振同一起行动。  季振同，原为冯玉祥手枪旅长。对赵、董颇有好感，对蒋素有积怨，对部队在宁都进退维谷的境况焦虑不安。 当赵、董持南昌行营要求进剿红军的电文相商时，季立即投袂而起，表示“什么进剿不进剿，我们前进是死，后退也是死，干脆和红军联合起来，回北方打日本。” 赵、董顺水推舟，表示支持，并要求季说服七十四旅主力团团长黄中岳共同举事。黄中岳，曾在南苑学兵团、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黄与季是把兄弟，对蒋对外不抵抗，对内“剿共”，排除异己，扣发军饷等十分不满。经常流露“与其困倒这里，不如战死在抗日的沙场”。季利用私交，顺利地取得黄的支持。 赵又利用有密切关系的八十旅参谋长边章武，在党员董俊彦、卢子美协助下控制了八十旅：与袁汉澄交往甚密的二十七师参谋长王鸿章控制了七十九旅。至此，二十六路军的主要部分已在党的掌握之中。 袁汉澄肩负着地下党的重托，通过火线到达红军司令部驻地瑞金叶坪。 朱德总司令亲自接见，了解情况。 翌日，即召集军委会研究、讨论如何协助二十六路军起义事宜。参加者有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左权、李富春、刘伯坚等。 会上，袁汇报了二十六路军准备暴动的情况。  会议决定用最大努力争取全路军参加起义，至少七十三旅和总指挥部掌握的部队，必须局部举事；决定派红军在会同方面相机予以协助，暴动后改为红十六军，起义时间定为12月13日晚12点，起义后由季振同、黄中岳、董振堂、赵博生中推举领导人。 会后，毛泽东主席接见了袁，对二十六路军特别支部的工作给予高度赞扬，并派刘伯坚亲自去彭湃县（1934年，中央苏区在宁化县的北部和东北部12个区设立彭湃县）与之联系。与此同时，郭如岳携带董振堂给红军司令部的信件从另一条路到达苏区，并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袁、郭返回宁都后，向特别支部和赵博生作了汇报。 一致认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示是正确的，决定坚决贯彻执行，并立即开始部署直接起义的工作。 7、宁都起义的经过这时，突然接到通知，二十六路军的2万套冬衣和11月份薪饷已到广昌，不日即可运来。季振同坚决主张推迟一天起义，力争把棉衣、薪饷取到手。赵、董也表示同意。于是，派七十四旅旅部副官李达，连夜赶到广昌，催促骡马大队将钱、物日夜兼程运往宁都。袁汉澄、郭如岳和卢寿椿3人奉命重返苏区固村，向派驻固村配合起义的刘伯坚、王稼祥等人请示。 第二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了有关情况，同意推迟起义时间。决定起义后番号改为红五军团，下辖3个军，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赵博生任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袁等携带毛泽东、朱德签署的委任状、苏区的明细地图及起义后各军指定进驻的地区等，迅速返回宁都。 实施起义的准备工作正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精神加速进行。赵博生亲自携带部分饷款迁入七十四旅，以示对季的信任和支持。李达催促冬衣薪饷运抵宁都。 季、黄调集亲信部队作了部署：
12月14日下午5时半，七十四旅官兵以看球赛为名，全副武装，集结待命。6时，赵博生以传达“南昌行营命令”为名，在总指挥部二楼举行全军团以上军官紧急会议。 赵简要说明当前形势，和二十六路军的处境以及唯一的出路，正式宣布二十六路军起义参加红军。这时，楼下随军官来的警卫人员已被解除武装，少数军官企图夺路而逃时被孙步霞等率部逮捕。 在紧张的一刹那间，有战士走火鸣枪，于是枪声成了起义的信号，整个宁都沸腾了；一营长卢寿椿率部围攻二十五师师部，守军投降，师长李松崑翻墙逃脱，并在石上带走1个团。其他各处都顺利地完成了接管任务，起义胜利了。 赵博生写了“解放”两字，接着全城换口令为“解放——自由”。新刷在墙上的“打倒蒋介石”，“到红军中去”等标语，以及飘扬在宁都城门楼上的鲜艳红旗，象征着二十六路军的新生。 12月15日清早，1.7万余名二十六路军官兵，整齐地集合在南门河滩上，赵博生等正式宣布起义成功。士兵们扯下了国民党帽徽，撕毁青天白日旗。各旅抵达指定地点，跨过梅江大桥，向苏区前进。 宁都起义像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反动统治集团。它削弱了反动派进攻苏区的力量，扩大了蒋介石集团内部各派系的矛盾。宁都起义极大地鼓舞了全国革命人民，对壮大红军，巩固和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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