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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国立女子大学校长，在“女师大风潮”中因其保守的行事作风与进步学生发生冲突，受到鲁迅等人的批评和讥讽。由于她本人留下的资料甚少，在历史上长久处于“失声”状态。杨力的文章借助档案文献，包括其本人的几封珍贵的英文信件，考察了杨荫榆留学日、美期间的生活和经验，带领我们再次走近这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充满争议的人物，重新思索“新”“旧”交替中的女性命运。
杨先生家学渊源，精通史籍……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女高师……由日本归来，任本校数理化学教员，兼学监主任……她办学的精神、能力和成效，以前和她共事的人及毕业同学，个个佩服，至今称道……民国七年由学校举荐，教育部选派出洋，留学美国，专攻教育……毕业于美国最大学校哥伦比亚大学，得最荣誉的学位！这种敏捷的成功，在留美界中，叹为绝无仅有。因此西国女士多乐于结识，无形之中，感受美国文化不浅。是杨先生对西洋教育，更有精深的研究了。……她是一位与最新教育潮流接近的教育家。
以上这段热情洋溢的赞语，是一九二四年杨荫榆出任北京女高师校长之时，该校学生自治会的宣言。很显然，这位浸染欧风美雨，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校长，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期待。然而不料，杨荫榆上任后不到一年，该校就爆发了名噪一时的“女师大风潮”，学生与校方发生了激烈冲突。作为中国第一任国立女子大学校长的杨荫榆身处漩涡中心，由于作风强硬，不但被学生所恨所恶，而且还在鲁迅笔下得到了“拟寡妇”“恶婆婆”等贬称。风潮爆发后，杨被免职，结束了其昙花一现的荣光，回到故乡南方，以教书度日。抗战期间，杨荫榆目睹日军欺压中国老百姓，倾力保护女学生，用娴熟的日语与日军严正交涉，遭到对方忌恨，最后惨遭杀害，结束了她不到五十四岁的生命。关于杨荫榆其人其事，近年已经有不少论述，大多对她在“女师大风潮”中的作为持批评态度，但又对她的为人，特别是在风潮之后的抗日情怀与人生结局颇多同情和惋惜。杨荫榆的侄女杨绛对这位姑母的为人行事有着生动的回忆。杨绛写道，杨荫榆在一九一八年去美国深造之时，不少女高师的学生含泪送行，为之后她们热忱欢迎其出任校长埋下了伏笔。而她又指出，正因为杨荫榆在“五四”爆发之前出国，所以“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如今她已作古人，提及她而骂她的人还不少，记得她而知道她的人已不多了”。杨绛既是杨荫榆的亲人，也是民国女性教育的亲历者，她对杨荫榆的评价提供了诸多启发。现有研究中也有人采取了相似的立场看待杨荫榆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指出其一意孤行、反对学潮的态度与她未能亲历五四运动颇有关联。我基本同意这一分析，且认为可以更进一步，从近代中国、西方和日本女性现代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来理解杨荫榆的所作所为。一八八四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杨荫榆，年少时期的成长经历充满了曲折。她小时候缠过足，被母亲做主嫁给了一个低能的少爷，但她通过抗争走出了这段婚姻，于一九〇七年东渡日本，在青山女子学院学了两年语言后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今御茶水女子大学）。一九一三年杨荫榆回国后，先在苏州女子教育学院任教，翌年转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同时兼任该校学监。在众多女性仍然经受缠足和包办婚姻的苦痛，没有机会接受公立学校教育的时代，杨荫榆早年抗婚，留学海外，且终身未嫁的人生经历，实在可以说是“新”女性中的“新”女性。然而根据现有的研究，杨荫榆在担任女师大校长之后的举措，被看作是一种守旧的、“封建家长”式的作风，这也是长久以来学界认为造成“女师大风潮”的主因。那么，“新”女性为何采取了“旧”做派呢？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门（图片来源：《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概略》） 若想真正理解杨荫榆的言行，需要深入了解她在海外接受教育的性质。很多人或许认为，杨荫榆既然在海外接受了新式的女子教育，行事风格不该如此守旧古板，完全违背学生心目中“与最新教育潮流接近的教育家”形象。但这一认识其实存在某种误解。杨荫榆在海外接受的教育到底有多“新”，这些教育经历与她在女师大风潮期间的作为有何关联？本文的写作，即从这一问题意识出发，侧重依据杨荫榆本人为数不多的“肉声”（包括其留美期间留下的、迄今中文学界尚未关注的英文信件），为其行为提供一个新的解读视角。杨荫榆留日期间就读的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于一八七五年，初名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比东京大学还早两年，可谓历史悠久。根据御茶水女子大学的校史记载，该校的创办是由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提议的。木户孝允在推翻德川幕府的变革中居功甚伟，建立新政府之后，是岩仓使节团的五人之一，出访欧美和亚洲逾两年。而他之创办女校，目的在于效仿西方，推动日本尽快步入近代文明社会。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首任校长是著名教育家中村正直，其汉学素养十分深厚，维新之后以翻译《西国立志篇》等西洋书籍名世，是当时日本著名的启蒙学者及“西学通”。《西国立志篇》译自苏格兰改革家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名著Self Help（中文通译为《自励》），为近代早期国家提倡自立自强之公民意识的畅销作品。中村正直翻译此书，也是为了帮助日本人建立公民意识，为新兴的民族国家服务。循此目的，他认定女性的教育不可或缺，所谓“为变民之情态风俗为良善，使入文明之域，必自善母之得始”。
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图片来源：网络） 日本近代女性教育的开展，与其文明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建立，就是木户孝允和之后出任日本教育大臣的森有礼等启蒙人士提倡“西化”的产物。御茶水女子大学校史中称，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女王学院（Queen’s College）和美国的卫斯理安学院（Wesleyan Colleg——中国的宋氏三姐妹都曾在该校就读），均是该校的榜样。在男女平权、文明开化的风潮之下，明治时期女性教育的宗旨是培养“良妻贤母”（一般以为，日文“良妻贤母”一词由中村正直所创，亦是中文“贤妻良母”之源），意谓女性通过受教育，成为辅佐丈夫的贤妻以及抚养教育孩子的良母，也被称为贤妻良母主义。女性被看作家庭的掌舵人，辅佐和养育近代国家最为重要的细胞——国民，她们通过接受教育习得先进知识和技能，成为新时代的“国民之母”。这种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观，对于不太重视女性教育的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进步，可谓教育界的“新”思潮。然而这种“新”，到明治二十年之后发生了转变。一八九〇年天皇发布《教育敕语》之后，日本的近代教育呈现出急速保守化倾向。一八九九年《高等女学校令》和一九〇一年《高等女学校令实行规则》颁布前后，日本女性教育的目的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不只是为了“涵养优美高尚的气质与温良贞淑的秉性，同时也需通晓中等以上生活所需的学术与技艺”。杨荫榆留日时，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虽然已从学校升格为大学，但其培养的贤妻良母的实质却趋于保守。该校在数理文史课程之外，加设了“保育法”“保姆练习科”“家事”“裁缝”和“手艺”等课目。换言之，这一时期的贤妻良母教育，尽管也希望女性能帮助培育和支持未来国民，却在具体操作层面吸收了传统儒家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和规范，将其角色和作用进一步限定在“私领域”。杨荫榆在担任女师大校长的时候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学校是“国民之母之母”，意指女师大是培养未来国民的母亲的学校——这句话里的第一个“母”是母亲，而第二个“母”是指女师大。如此看来，杨荫榆对现代女子教育的看法沿袭自她留日时的理念，认为培养贤妻良母是其宗旨。
明治三十二年公布的高等女学校令（图片来源：网络） 杨荫榆自日本回国后，与女高师学生相处融洽和睦。这一时期的中国，承接晚清从日本参考和借鉴的贤妻良母主义，将女性看作“国民之母”（金天翮），期待其“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仍然有着广泛的受众。杨荫榆在日本接受的教育理念与当时中国的语境并无龃龉之处，甚至可以说这种温和的改良派态度更为契合彼时的时代风气。然而，在杨荫榆留美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杨荫榆终其一生未能留下自传类的材料，但我经日本学者樱庭弓子之助找到杨在美国的几封通信，有助于了解她在美求学的经历和心境。上文已提及杨荫榆关于女子教育乃培养国民之母的理念，但回看她的人生，她本人却走上了一条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在新旧交织、现实与理想交织之中，杨荫榆人生的尴尬，在她留美时期便已有所显现。杨荫榆在哥伦比亚读书时与徐志摩同学一年，后者对她的与众不同，有着形象的刻画：他（杨荫榆）年纪大概四十左右，所以他的颜色，可以置诸不论。但是他从前来吴城看董时的时候，倒居然自忘年老，着意修饰：面上涂着脂粉，身穿齐腰的花洋纱短褂，头戴绯花的笠帽，手里还张着花绸洋伞。……自从到衣色加后，他还真反（返）朴，一味本色，倒是有自知之明，中国人见了没有一个不说他是国粹保存家……他在中国女界，自然总算头排二排的人物了。 他到美国来，自然自命不凡，以教育家自居，……他的性情颇为严厉戆直，大概他是教训惯了小学生，所以就是见了我们大学生，也不免流露出来。他既然以教育家自居，自然比平常女学生，多留意国事世界事以及美国家庭状况。他的主见，是温和保守派。他极不愿意叫旧道德让路，不赞成欧化中国，主张局部的变通……他存了这派心理，一看小邝等那样活泼，罗刹庵开跳舞会，就觉得老大的不自在，以为他们是变本加厉，太过火了。他甚而至于向董时说：“衣色加的中国学生，心里都是龌龊的。” 
杨荫榆出任校长时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周镌》（图片来源：笔者收藏） 这里的“衣色加”就是漪色佳（Ithaca），也即康奈尔大学所在地。从徐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杨荫榆与同时代女生的格格不入，而这些尴尬、矛盾之处，为她回国担任校长后与女师大学生冲突，提供了一条理解的线索。而杨荫榆本人的信件，同样也显现出这种尴尬。杨荫榆在一九〇七年留学日本，起因于她参与了那年的女子官费留学考试，同时应试的还有胡彬夏、宋庆龄、王季茞和曹芳芸，后四人都去了美国。杨荫榆在日本期间也许与她们保持着联系，之后留学美国也得到她们的帮助。她首先进入了胡、王、曹曾就读的核桃山学校（Walnut Hill School）。该校创立于一八九三年，地处麻省，其创办人为美国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毕业生。卫斯理学院是美国著名的女子大学，也是宋美龄的母校，那时的毕业生中有不少成为政商界名人的太太。而核桃山学校的创办，正是为了向卫斯理学院输送人才。杨荫榆申请入校之时，胡彬夏已毕业结婚，正在上海推广女性教育。她写信将杨推荐给核桃山学校的创校校长毕格罗（Florence Bigelow）女士，毕格罗在回信中称赞了来自中国的学生，提及另一位名叫袁世庄的留学生，其从核桃山学校毕业之后去了卫斯理学院，对杨的入学也提供了帮助。杨荫榆在入读核桃山学校的过程中受到了毕格罗校长的礼遇。毕格罗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给中国驻美留学生监督严恩槱的信中强调，因为这些中国杰出校友的推荐，她会为杨荫榆腾出位置，安排其入校并尽快适应美国的生活和学习。不过，杨荫榆入读核桃山学校时已三十四岁，加之该校学费昂贵，她只待了一个学期。毕格罗校长在一九一八年圣诞节的前一天向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寄信推荐杨荫榆，称她来美国之前已是中国唯一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监，“成熟稳重、训练有素”等。
杨荫榆英文信（图片来源：核桃山学校档案馆） 核桃山学校是卫斯理学院的预备学校，杨荫榆如果想入后者，应该顺理成章。这一时期美国的女子教育，正朝两个方向摸索：一是成为贤妻良母，也即近代日本所效仿的模板；另一则是“超贤妻良母”（胡适语），也即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之外，寻找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当时很多美国女子学校的毕业生，和日本女子一样，遵循了前一条道路——通过恋爱结婚，成为妻子和母亲。上文提到的留美女生胡彬夏和袁世庄毕业不久便结婚成家。胡在美国的时候，曾任留美学生会的会长，聪明活泼，她拒绝了家里安排的婚姻，与留学哈佛的朱庭祺恋爱回国后便成婚，她曾指出“女子可做之事，改造家庭”，认为妇女受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家庭的素质。袁世庄是当时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之女，在卫斯理学院曾因成绩优秀获奖，回国后虽曾在大学任教，但结婚成家之后辞去了教职，主要辅佐其丈夫汪懋祖（亦是留美学生）创办苏州中学。同样，一九一四年赴美留学的陈衡哲，曾与胡适共同提倡文字改良，发表白话文小说，在一九二〇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后随夫婿任鸿隽回国，为蔡元培聘请成为北大的第一位女教授。然而在怀孕之后，陈便辞去了教职，之后任东南大学教授，一学期后又因怀孕而辞职。这些现代知识女性的人生轨迹并非中国独有，卫斯理学院的毕业生中的大多数也在毕业后结婚成家，相夫教子，以其知识和修养协助家族的成功。但杨荫榆似乎志不在此。她对成为名人的太太并未表现出兴趣，也不想进入卫斯理学院，而是一心想入哥大的师范学院。这里或许有几个原因，一是卫斯理学院没有研究生部，而杨荫榆则想尽快获得硕士学位。二是她对现代女性教育的看法及人生态度与前面提到的几位名人太太校友有所不同。杨荫榆离开核桃山学校之后，在麻州的师范学校进修了半年，一九一九年秋天才进入哥大师范学院。她一直与毕格罗校长保持联系，后者也十分关心和支持她的学业。杨荫榆在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九日给毕格罗校长写信，提到她去了卫斯理学院，拜见了那里的老师，但她还是希望进师范学院深造。在信的末尾，杨荫榆写道：“我不喜欢美国人视师范学校为'职业培训学校’的看法。一个承担公民教育的人士所做的应该是相当荣耀的事情（splendid work），并不仅仅是为了挣一份薪水而已。所以，培养老师的学校与普通的职业培训学校必须是不同的。未知您的看法如何？”此外，杨荫榆急于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又可能和一九〇七年与她同年应考的另一位中国女生曹芳芸有关。曹芳芸在核桃山学校和卫斯理学院求学时也已三十出头，随即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
卫斯理学院（图片来源：网络） 杨荫榆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八日给毕格罗校长的信中写道，她人在麻州师范学校，但与卫斯理学院的学生来往较多，后者打算在夏天去康奈尔大学过暑假，而她却更想去哥大师范学院修课，然后去参加一个会议。因卫斯理学院的学生不会与她一同参加会议，她只能一人独往。信中隐含的意思或许是，卫斯理学院的学生到康奈尔大学度假，目的是与那里的男生联谊，而她对此并没有兴趣。她在信末对毕格罗说，她最近“新学了一千多个单词”，但她的信还是写得不够好。由上可见，杨荫榆的留学目的与卫斯理学院对学生的培养和期待多有不合之处，因此她虽然很有机会进入卫斯理学院，但并不动心，从未表达入读该校的意愿。不难看出，杨荫榆在就任女师大校长之前，其作为已显示出“坎坷别扭”、与世不合的尴尬。更具体一点说，她对于女性教育理念的理解是认为女性应该通过教育成为“贤妻良母”，但她由于其年龄和身份，却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师范学院。而师范学院的教学宗旨，是让学生获得一技之长，让女性的人生价值不仅局限于相夫教子，更能经济独立、在社会中谋生，指向的是现代女性教育的另一方向。在诸多中国女留学生中，不乏这一人生道路的实践者。例如曹芳芸毕业回国之后，担任老师多年，似乎没有成家。与胡彬夏、宋庆龄一同留美的王季茞出生于苏州的书香门第，赴美时年仅十三岁，她从卫斯理学院毕业之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化学博士，之后一直在美任教，没有后人。近年芝加哥市政府特将市内一所公园以王季茞命名，纪念她作为第一个华人女博士卓越的科学贡献。
杨荫榆任苏州中自然科首席教员时的照片（左三）（图片来源：《时报》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四日） 上面提到，五四运动爆发时，杨荫榆没在国内，但她曾给女师大校报写信，表达了其“温和保守派”的立场。她一方面称赞中国学生有了“生气”，表现了“爱国心”，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她们能做“实际有益之事，如提倡国货，教授贫民，劝止烟酒、缠足等，事虽屑小，皆极有益”。而如果“喜做惊天动地之大事业，喜得当世之荣誉，此吾人之缺点也”。她告诫说：“吾人做事，需心热不可脑热，脑热即易致神经病。”如此言辞，颇能看出她出任校长之后处理“女师大风潮”中的行事作风。也许正如徐志摩所说，杨荫榆处于新旧之间，既不愿意被旧道德束缚，希望渐进式地改变社会，也不主张全盘欧化中国，可以说，其思想模式仍然处于明治后期她留学时的日本时代。然而，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国内女子教育的风气与之前大有不同，“贤妻良母主义”成了顽固守旧的代名词，为社会和国家成就一番事业的独立女性成为新时代女学生的奋斗目标。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已在哥大就读的杨荫榆给毕格罗校长写了笔者所见的最后一封长信，感谢了对方对她的多方关心，讲述了她在哥大所修的课程及其他活动。杨在信中仍然表示自己的英文还不够好，但从信件的内容看，其字体和文风，与之前相比已经流利顺畅许多。她在信中提到，那时西班牙流感猖獗，纽约有许多病人，哥大周边也有许多病人，“这里的中国公派留学生中在几周前也有三位男生死了”，这让她更关心中国的情形。她提到明年就可能获得硕士学位，然后便打算回国。信中的杨荫榆显得踌躇满志，对未来充满希望。此时的她一定未能料到，自己的人生最后会被时代的激流所淹没，而被鲁迅揶揄为“落水狗”吧。杨荫榆的尴尬人生，其诱因在其留学生涯中已显端倪，而她的经历又折射出现代女性教育的复杂和多面，至今仍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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