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新中国从苏联接手千名日本战犯

导读  

1950年7月18日，在中苏边境小镇绥芬河车站，新中国政府接收了苏联政府移交的969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又陆续接收了由其他公安机关转来日本战犯4名。数年之后，这批日本战犯中的绝大多数获释回国……

01

“悔罪教育”

1950年7月18日，在中苏边境小镇绥芬河车站，新中国政府接收了苏联政府移交的969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该所之后又陆续接收了由其他公安机关转来日本战犯4名。其中，属于军队系统的607名、关东军宪兵队系统116名、伪满洲国铁路警护军系统55名、伪满洲国警察系统146名、伪满州国司法行政系列的官吏49名。这个特殊的群体，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集团的缩影。

二战后，苏军约俘虏了60余万日本战俘，大部分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劳作，最终被折腾死了5万5000人，几乎接近苏军在二战中击毙的日军数了。

对新中国来说，管押大批国际战犯，尚属首次。如何管理这些顽固嚣张且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日本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并没经验。

1950年10月，因朝鲜战争爆发，抚顺战犯管理所北迁至哈尔滨，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理监狱，尉级及以下战犯关押在呼兰监狱。关押在呼兰监狱的700余名下级年轻战犯中，80%是日本劳动人民的子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应征入伍当了兵，或为生活所逼当上了官吏的。当时日本国内找工作困难，所以大批人员自愿报名到伪满政府当上了官吏，年龄大部分是30岁上下。这些年轻的战犯对管押不满和反抗心是最强烈的。

抚顺战犯管理所现在的模样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营教导员的吴浩然（时为战犯管理所管教科副科长）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为稳定年轻战犯的情绪，以谈心诉苦的方式，率先对尉级及以下战犯开始了教育。一部分战犯联想到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家史，痛哭不止，思想感情开始发生变化。就这样，吴浩然从下级士兵中找到了突破口，为接下来的理论学习以及后期大规模开展的认罪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相对于下级战犯，将校级战犯一直顽固嚣张。1952年2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对日本战犯进行“悔罪教育”，战犯中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认罪学习。

两年后的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时，已有50人左右战犯通过教育实现了转变，表现比较好了。其余的600余名表现一般，200余人表现差的主要是将校级战犯，他们公开抗拒管理，否认侵略犯罪行为，否认战犯身份和应负的刑事责任。有的战犯认为“中国无权处理”，要求把他们送交国际法庭，甚至猖狂质问东北工作团“懂不懂国际法”，表现极端反动傲慢。

根据中央指示“上层从严，下层从宽”“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把审讯的对象锁定在了245名将校级战犯，采取“巩固和利用确有转变的，教育提高较好的，争取表现一般的，动摇分化较坏的，揭发打击和孤立顽固反动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贯的斗争策略，贯彻管理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

02

宽大处理

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宽释大多数，审判极少数，并一律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对于判刑的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者还可以提前释放的宽大处理原则。

抚顺战犯管理所1951-1953年日本战犯健康状况变化图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精神，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职位高、罪恶重大，或职位虽低但罪行特别突出的具有充分证据的36名战犯，按其不同的犯罪性质和特点，先后分两案（注：高级军人一案、伪满高级行政官吏一案）交付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依法进行了审判。对其余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注：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夏，与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战犯同时获释的还有太原战犯管理所的120余人。）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是基于大量严密的侦讯工作基础上进行的，对大批战犯免于起诉宽大释放，是中国人民民主法治在刑事诉讼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在特赦时，这些日军战犯无一不痛哭流涕，感谢中国。

“免于起诉”是在肯定战犯在侵入我国期间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战争犯罪，应当予以严惩，但是，鉴于他们悔罪表现和某种客观原因而不交付审判的一种宽大处理的措施，通过严肃的法律手续和具有政治意义的形式，庄严地宣布宽大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

新中国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重要战犯，在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已由蒋介石代表中国设立国际法庭处理了；二、中国关押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除一部分罪行严重外，绝大部分罪行比较不是那么严重，且在关押期中又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三、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四、战后中日两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是站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反过来受别人压迫，这引起我们很大的同情，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五、之所以对一小部分日本战犯判刑，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要有个交代”。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在侦讯期间的思想变化

周恩来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行为，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

对于日本战犯的处理，中央的指示始终围绕着“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日本战犯的组成虽然复杂，但“他们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他们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有的家破人亡”。所以，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东北工作团在侦讯中耐心地启发教育，最终将其一部分改造成为反对侵略战争与争取和平的朋友。

02

日本战犯国国后成立“中归联”

大批获释回国的日本战犯于1957年成立“中归联”，成员包括全体获释战犯。1966年，“中归联”分裂成“正统”和“中连”两个阵营。

1957年到1975年，对日军战犯做了七次特赦，45名战犯最终都被特赦。

“中归联”分裂期间，“中归联（正统）”的活动在“反战和平”的同时侧重“日中友好”，而“中连”则是在不为中国政府认可的情况下坚持了二十年“单相思”式的“日中友好”。期间，“中连”深刻思考后，将和平活动定位于“以证言为中心”，主张在认罪的基础上，追问什么是战争犯罪，谁才是真正的战争责任者，主张关于战争责任，“执行者承担作为执行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追究命令者的责任”。

1986年，双方结束长达20年的分裂，基于“求大同存小异”再次实现统一，成为同期日本社会分裂社团中唯一实现统一的。

“中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给予了我们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彻底否定了鬼畜不如的前半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我认识和责任，拥有了为着光明的未来而反对侵略战争，捍卫和平，为实现日中友好而奉献我们后半生的志向”。

正因如此，在长达20年的分裂期间，“中归联”成员活动的宗旨始终未离开“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之初衷。抚顺战犯管理所再次成为该组织再次统一的纽带，“抚顺精神”使得“中归联”成员将“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信念贯穿其后半生，他们坚信“认罪思想是日中友好最为必要的原点”。

“中归联”会员会费缴纳人数及赞助会员人数情况统计

“中归联”成员感激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更认同周恩来的主张，其组织成立时将会刊取名为《向前向前》，1997年6月创建的与日本“自由主义史观”言论平台季刊《中归联》，封底为醒目的八个大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用于表明该组织的目的：反对侵略战争，贡献于和平和日中友好。创刊号封面则是1972年11月周恩来接见“中归联”首任会长藤田茂的巨幅图片。

藤田茂作为职业军人，前半生为了天皇，忠实履行了“皇军”的职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实现思想转变后，作为战争加害者，凭着职业军人顽强的毅力，坚定地反对战争，将后半生奉献给了反战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