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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博物院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占地面积126亩，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截至2022年1月，河南博物院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套），其中国家一级文物与国家二级文物5000多件。尤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  一、贾湖骨笛  自1961年开始，舞阳的贾湖村一带，土里经常挖出人骨、红土粒和破陶片之类的上古遗物。经县博物馆的上报，引起了文物部门的注意。1980年，河南省博物馆考古队周道到舞阳调查，确认贾湖遗址为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存。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重要遗址，距今约9000―7500年，总面积5.5万平方米，是一处重要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遗址共出土文物6000余件，并创出多项之＂最＂。如最早的鼎形器、最早的绿松石装饰物、最早的栽培大豆、最早的文字雏形之一、最早的酒之一，最早的一批家畜驯养、渔类养殖、稻作农业、纺织业、原始宗教与占卜行为等。其中贾湖骨笛的出土不但改写了中国音乐史，甚至在世界音乐史中掀起了巨浪。  迄今为止贾湖骨笛出土已经超过45只，其中有5孔骨笛、6孔骨笛、7孔骨笛和8孔骨笛。这些骨笛已具备了四声、五声、六声和七声音阶，贾湖骨笛笛身多为 20 多厘米、管径1.1 厘米左右，通体呈土黄色晶莹亮洁，有玉石一样的光泽，比起现在的笛子要小巧很多，可揣在兜里随身携带。  骨笛音孔大多为圆形，分布在管身的同一侧，一般为四到八孔，最为常见的是七孔和五孔，在骨笛身上还可以明显看到刻画的标记、符号，有些笛子主音孔旁还有小孔，经研究判定为调音用的，开孔后如果音律不准，还可再开小孔做微小调整，我们一般认为史前部落遗址的居民还没有掌握度量衡的技术，但是骨笛身上的标记、符号、孔洞都说明了新石器时代的工匠在制作骨笛时已提前做过精确的计算和设计。  经过测试和对骨笛的分期可知贾湖骨笛的流传时间超过1200年，最早的五孔骨笛距今接近10000年，还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时候。 在刚刚发现骨笛的时候，考古人员就尝试吹响它，但是无论是横吹还是竖吹都发不出声音，导致大家一度怀疑它是不是笛子，后面经音乐专家各种调试角度试吹，发现对口斜吹正好可以吹出音律，并吹奏出了五声阶的民歌小调《小白菜》。 骨笛有两个八度的音域，并且音域内半音阶齐全。这意味着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中原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的乐曲。这种实践，让我们清楚了贾湖骨笛在音乐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贾湖骨笛已经具备七音阶甚至变化音级，而与之同时期的其他旋律乐器却处于三声以内的音域范围，而七音阶的产生，无疑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我们的实践，强烈冲击了曾经认定的传统音乐以五声为主干的观点，也让我们折服于史前先民那不可思议的创造力！ 专家认为骨笛真正的名字应该叫骨龠（yue作四声）。龠即吹火筒的意思，这也揭示了骨笛创制最初的灵感，骨笛就是从吹火筒演变而来的。先人们在生火做饭的时候要用管状物向火里吹气，吹着吹着发现有洞的管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于是就开始研究开孔制作乐器。这也可说明为什么骨笛要斜着吹才能吹响，因为正对火吹气烟会喷到脸上，横着吹又看不到火势，只有斜着吹才能既不被烟喷到又随时能够观测到火势。  贾湖骨笛大多是使用鹤类翅膀的尺骨作为原材料制作而成的，鹤类的尺骨壁薄中空，骨壁也非常规则，去除两端的骨关节就是一个理想的发音管。而且鹤骨的硬度非常高，约等于人骨硬度的30 倍，这就意味着骨笛可以保存很久。专家猜测它最早的作用很可能是用来吸引鸟类的打猎用具，之后慢慢成为巫师、祭司手中用天籁之音沟通天地的神器。 因为在中国古代鹤代表着祥瑞和长寿，在《尔雅翼》中，古人还将丹顶鹤称之为“仙禽”。所以在贾湖先民的心中“仙鹤”的地位非同一般，仙鹤就是当时的一种“神鸟”。而用仙鹤的尺骨制作骨笛，也超越了物质层面的意义。 此外经过北京音乐专家的一番深入研究，最终发现贾湖骨笛也有雌雄之分。音调高的全部是雌性仙鹤的尺骨，而音调低的则是雄性仙鹤的尺骨。对于绝大多数鹤类来说，成年雌鹤叫声的音调比雄鹤要高，而丹顶鹤自然也不例外。很多鸟类专家或者有生活经验的人，就能轻松地通过鹤的鸣叫声判断雌雄。另外，从鹤的体型上来说，雌性一般都略小于雄性，因此其尺骨的长短和粗细也略有差异，雄鹤尺骨做的骨笛粗（长），而雌鹤尺骨做的骨笛细（短）。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最早认识“羌”字，几乎都是从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开始的。“笛”就是“羌笛”、“胡笛”，它是胡人、也就是西域羌人的发明创造，并非华夏族原有的乐器。 但是贾湖遗址大批骨笛的出现，却打破了这一固定认知。我们的先民早在史前华夏族阶段就已经拥有了这一吹奏乐器！ 贾湖骨笛的发现改不但写了中国音乐史，同时它也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完整而丰富、音乐性能最好的音乐实物。在时间上，远远早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古墓出土的笛子，比古埃及第一王朝时期陶制器皿状笛子和在化妆版上刻画的类似后世阿拉伯竹笛的笛子形象还要早2000年，被称为笛子的鼻祖。 二、杜岭方鼎  1974年，郑州和全国一样贯彻着“深挖洞、广积粮”的最高指示，践行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思想。9月的一天，在郑州杜岭张寨南街的防空洞工地上，一个名叫袁海军的环卫工人正在热火朝天地劳作着。挖着挖着，“咣”的一声，他抡起的镐头就碰到了一个金属物。当时他很紧张，以为是战争中遗留下来没有爆炸的炸弹。一起劳作的工友们开始小心翼翼地挖掘起来，竟然挖出来两只锈迹斑斑的“大香炉”。 此地离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仅有一两公里。闻讯后，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杨育彬先生一行四人来到工地，发现这竟然是两件商代早期的青铜方鼎！这两件方鼎东西并列，端正地摆放在一起。两鼎的形制、纹饰布局基本相同。只是一件较大，一件略小。较大的铜鼎内放着还有一件铜鬲（鬲是古代煮饭用的炊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多为陶制，商周时期开始用青铜制。）埋藏者为了把高低不同的两件方鼎摆放整齐，还将那件略高的铜鼎下的土挖低了一些。 由于方鼎的发掘地在郑州市杜岭街，于是它们就被命名为杜岭方鼎。杜岭方鼎是属于商代早期的文物，距今3500年左右。也就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比我们熟悉的后母戊鼎（原名司母戊鼎）还早了近300年。除了“杜岭方鼎”这个别称，考古学家还依文物的外形、纹饰，为这件国宝又命了一个名字——兽面乳钉纹铜方鼎。 由于方鼎为一对，故大一点的方鼎被命名为“杜岭一号”，通高100cm，口径62.5cm×61cm，重86.4公斤，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小的被命名为“杜岭二号”，通高87cm，口径61cm×61cm，重64.25公斤，现藏河南博物院。  两鼎不同之处在于二号鼎的器身呈方斗形，口沿平折，两耳略外张，其内侧为平素面，外侧有圆拱形凹槽，凹槽内有两道圆拱形凸棱。腹底及足表皆有烟熏痕迹。该器出土时，其中一鼎耳残，残耳掉在鼎腹内，1974年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对杜岭二号方鼎的鼎耳予以焊接修复。  杜岭方鼎采用多范分铸而成，鼎体巨大，造型浑厚庄重，口呈长方形，上立二次铸成的拱形立耳一对，深腹，腹壁微内敛，平底，下有四个上粗下细的空柱形足，器身四面和四隅各铸单线兽面纹一组。每面两侧与下部饰乳钉纹，足上部各饰兽面纹。  鼎本来是古代的烹饪之器，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最早的鼎是黏土烧制的陶鼎，后来又有了用青铜铸造的铜鼎。传说夏禹曾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于荆山之下，以象征九州，并在上面镌刻魑魅魍魉的图形，让人们警惕，防止被其伤害。自从有了禹铸九鼎的传说，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发展为传国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国灭则鼎迁，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b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都镐（hào）京。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鼎又是旌功记绩的礼器。周代的国君或王公大臣在重大庆典或接受赏赐时都要铸鼎，以记载盛况，这种礼俗至今仍然有一定影响。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 2004年11月之前，中国古都学会评定的中国古都共有七城，分别是：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安阳、杭州。 “郑州商城”、“郑州商城”，如此这般叫了二三十年，甚至都约定俗成了。尽管郑州商城遗址在1955年被发现并开始发掘，1961年国务院列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考古工作者未能找到郑州商城作为王都的证据，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郭沫若也曾猜测“郑州商城”可能是商王中丁所迁的都，却也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所以在杜岭方鼎被发掘以前，考古界也只能认为郑州商城遗址就是一座普通的商代城堡遗址而已。 而杜岭方鼎的出土，为证明郑州曾经是商王朝的国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为1974年杜岭方鼎出土后，以杜岭方鼎为代表的出土于郑州商城的青铜礼器，其数量之多、形制之大、铸造花纹之精致，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在郑州商城时期，中国古代文明已经进入初现辉煌的时期。 这些青铜器，作为王者的象征，又被埋藏得相当规整，显然与商王祭祀有关。1996年，同属郑州商城遗址范围的向阳食品厂出土第三批青铜器时，出现了整头牛（骨架）和青铜大鼎在一起的场景，进一步说明了商王祭祀活动曾在此发生，从而证实了郑州商城即为商朝都城，郑州也因此被列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杜岭方鼎不只是早商的一件青铜重器，更是中国乃至世界于人类的青铜时代，所创造的第一座青铜文明纪念碑——杜岭方鼎是人类所能认知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重器。 三、妇好鸮尊 1975年的冬天，安阳小屯村村民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精神的鼓舞下，决定利用农闲时间开展平土地、修水利活动。村西北有一片高出耕地约80厘米的三角形土岗，平整土地活动伊始，村民们就将其作为平整的目标。由于此前从未对该区域进行过考古发掘和钻探，地下是否具有殷墟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并不清楚。该区域属于殷墟宫殿遗址的重要范围，如果要保护该遗址，就需要有充足的理由说服当地村民。 为了既能开拓荒地增产创收又能有利于遗址的保护与研究，成立于1958年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组织安阳工作队在郑振香（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志达的带领下赶在村民土地平整活动前对该土岗进行了初步勘探和试掘。在了解到该片区域大致存在遗迹现象之后，村干部同意保护，停止土地平整活动。 1976年，考古队员们再次开始发掘工作，陆续发现了一批中小型房基。就在发掘将近尾声时发现了一座墓。由于大量有铭铜器的出土，加上已经出土的大量商代甲骨史料，专家很快就确定该墓墓主是妇好。 妇好，姓好（古音：zǐ，同子姓），妇是亲属称谓，先秦女性姓写在最后。她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甲骨文）的第一位女性军事统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武丁是商王朝的第二十二位国王，也是第十九位王盘庚的侄儿。盘庚继位时，商王朝已经出现了内乱外患并举的迹象，盘庚为了摆脱困境，将商王朝的都城迁往北蒙（即今河南安阳）。公元前1251年，商王小乙（武丁父亲）去世，武丁继位。武丁是商朝历史上有名的一代雄主，他在位59年中，频繁出征作战，先后征服了西北、东南的周边部族，极大地扩充了王朝的版图，史称他统治的时期为“武丁中兴”。而为武丁带兵东征西讨的大将就是他的王后妇好。 据甲骨文记载，有一年夏天，北方边疆发动战争，派去的将领一直不能解决问题，妇好请命出战，要求率兵前往讨伐。武丁王犹豫不决，一番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妇好大胜回朝。此后，武丁王让她担任统帅，并屡次立下战功。最重要的一次战役中，妇好带领10000多人征讨西北内蒙古、河套一带的敌军，不但大获全胜，而且使敌军俯首称臣，这一次战役解决了困扰商朝多年的西北边境骚乱。 妇好经常与武丁王并肩作战，是武丁王的左膀右臂，深得武丁王的信任与疼爱，武丁王给了妇好很多奖赏，妇好拥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于此同时妇好还是国家的主要祭司和占卜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祖、祭神和占卜等重大活动。妇好在战场、宗庙、商朝的疆土上都留下了辉煌的印迹，然而在她三十三岁时就死去了。 妇好死后，武丁王为她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以活人殉葬，并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伴随着妇好长眠于地下。妇好墓就建立在武丁王处理政事的宫殿旁边，以便武丁随时都能守护着她。 妇好墓是自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经统计，妇好墓中共出土随葬品1928件，包括青铜礼器、武器、玉器、宝石器和象牙器等。此外还出土有6800余枚海贝、阿拉伯绶贝和红螺。而精致的“妇好鸮尊”就是其中之一。 妇好鸮（xiāo）尊，通高46.3厘米、重16千克，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是商朝晚期青铜器代表作之一，也是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鸟形铜酒器。鸮尊共有两件，一件现藏河南博物院，另一件藏于国家博物馆。 两件鸮尊形制、纹饰、尺寸均近同，整体似昂首挺胸的立鸮。鸮顶立外撇的两高冠，两冠间有一条扉棱立于眉心，两侧是鸮两个突出的圆眼，下有高大突出的宽嘴，冠两侧有片状鸮耳，冠后是呈1/4球面状的尊盖，盖顶立一收翅昂立的大耳尖嘴宽尾的小鸟，鸟后有一条大角卷尾龙。 盖下束颈处有弧形兽首鋬。尊身为双翅并拢的鸮身状。鸮身下是粗壮的两腿，双足宽厚，足底平大，与鸮尾部下折的宽大尾羽正好形成稳定的三点。 鸮尊通体满工，布施三层花纹。双冠依其本身形状塑饰成一大口曲身的夔龙，龙身又装饰一个长羽鸟纹；鸮嘴表边装饰一个大蝉纹，尊盖饰兽面纹。鸮正面胸部正中长扉棱，其两侧的纹饰也是一个大蝉纹；鸮身两侧呈并拢状翅膀，翅首被巧妙做成一条盘蛇，蛇身饰雷纹；鸮背部鋬下的颈部装饰一个大的兽面，兽角宽大，弯曲于颈上端。鋬下部鸮尾装饰一只鸱鸮。鸮腿部因锈蚀较重，虽能看出装饰有纹饰，但已经看不清，足上则装饰蝉纹。器内口部有阴铭“妇好”二字。 鸮，为鸱鸮科各种类的通称，古时又叫“鸱”、“鸱鸺”、“逐魂鸟”、“猫王鸟”等。因其头部似猫，故俗称“猫头鹰”。鸮大多习惯在黄昏或夜间活动，民间又称其为“夜猫子＂。鸮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猫的头、鹰的身子，是兽与禽的不和谐搭配。因为奇怪，所以诡异。它的啸叫，让人毛骨悚然；它的眼珠，黄黝而且圆滚，古怪又神秘。 在商代，鸮是商朝人喜爱和崇拜的一种神圣的鸟。有些专家认为商朝人甚至把鸮视为“战神鸟”，是对敌作战时胜利的象征；也有专家认为，商朝人把鸮看作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而在古代西方，猫头鹰被视为智慧的象征，是雅典娜的爱鸟。 尊，是古代体形较大的盛酒器，除有大口尊和觚形尊外，还有做成像羊、虎、象、鸮、牛、马、鸟等动物形象的鸟兽尊。仿照鸮鸟的形象制成的青铜礼器在商代晚期极为盛行。 四、玉柄铁剑 1989年，在河南三门峡上村岭一带，有一伙盗墓贼正在挖一处墓葬，被周围村民发现并报了警，相关部门接到报警后，立即制止了盗墓行为。由于墓葬已经被打开，当地有关单位马上对此处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 虢国是西周初期的重要诸侯封国。周武王灭商后，周文王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封为东、西虢国国君，虢仲封东虢，虢叔封西虢，两虢起着周王室东西两面屏障的作用。 西周晚期周宣王初年，西虢东迁，形成所谓南虢。东虢灭亡，其后裔虢序西迁至山西平陆，子爵，是为北虢，依附于南虢。北虢在平陆，在黄河北岸；南虢在三门峡，在黄河南岸。北虢和南虢隔河相望，其实只是一个虢国（相当于原西虢，只是北虢夏阳邑附于南虢），这是平王东迁后建立的国家。东虢于公元前767年被郑国所灭（据《竹书记年》）。 西虢东迁后，在原地留有一小虢，于公元前687年被秦国所灭据《史记·秦本纪》）；东迁后的三门峡虢国建都上阳，地跨黄河两岸，史称南虢，于公元前655年被晋国所灭。 虢国经济、文化发达，族人能征善战。国君多在周王朝中担任重要官职，倍受周天子的赏识和器重，参与了西周至春秋初期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周王朝的兴起、发展和衰落都有重要影响。 玉柄铁剑一开始是在棺外被发现的。当时考古进行到棺椁外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龙正在椁内发现了一个玉片。他非常疑惑：“玉器陪葬品一般都应当放在棺内,椁内棺外出现玉器，是放错地方了吗？” 随着清理，玉方片过渡成玉圆柱，上面还刻有花纹。王龙正更加疑惑，这里是青铜车马器和兵器陪葬区，不该出现玉器。 随后王龙正发现这是把铁！是铁镶在玉器里面了。当时的考古基本常识是，铁器应是出现在战国时期，西周晩期不应该有铁。这一发现让人难以置信。 专家们还发现，玉圆柱下面的铁虽然整体断裂，但中间还有很细很细的部分连在一起。铁锈上能看到丝绢包裹后留下的痕迹。器物尖端因插在木椁里，阻止了氧化，留下一个宝贵而完整、看上去锐不可当的锋！这时专家们才明白，这是一把玉柄铁剑。 此剑出土时剑身外裹有皮革所制剑鞘，鞘身已被铁锈渗透并与剑身粘合在一起，两者已无法剥离。剑鞘表面有一道纵向缝合痕迹，针脚清晰可见。从剑鞘口部残存丝织品痕迹可知，原剑身先以丝织物包裹后方才入鞘。由此可见此剑的珍贵及墓主人的喜爱程度。 1990年秋，三门峡市文化局局长何松林等人把玉柄铁剑装在一个小木盒内,送往北京科技大学化验。经化验，此剑竟然是一块炼渗碳钢打制而成！而炼渗碳钢就是块炼铁经过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而成，所铸器物也因此更锐利、坚韧。所以玉柄铁剑也被确认为人工冶铁制品，这是我国目前已知并经科学检测认定的人工冶铁的最早实例。它的出现将我国的冶铁史向前推进了一个多世纪，是我们进一步认识人工冶铁起源的新依据。 鉴定还发现，丝绢包裹的剑外还有一个皮质剑鞘；剑身和玉柄中空，连接它们的是铜芯。玉柄铁剑制作精美，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于一体，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剑” 根据化验结果，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把此剑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在，玉柄铁剑已经成为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它锈迹斑斑的剑身现被网民戏称为“烤红薯”。 玉柄铁剑全长34.2厘米，由铁质剑身、铜质柄芯与玉质剑柄嵌接组合而成。铁质剑身中部有脊，锋作柳叶状。铜质柄芯为形状、大小相同的后段断面呈半圆形、前段为扁薄条带状的特制铜片并列拼合而成；前端分开，将铁质剑身脊部两面包夹，其正背两面均镶嵌条状绿松石片；后端相叠合并作近圆柱形，插入中空的玉柄之内。 玉质剑柄由茎、首两部分套接而成，两者均为和阗青玉，玉质细腻，光洁透润。剑茎为圆柱形；剑首呈短管形，其末端作正方体底座形，前段作圆弧状向上内收，两端以圆形孔贯通，以容纳剑茎。剑首与剑茎套接后，在剑首末端的管口处以形状不同的数周绿松石片嵌平;剑首前端有透穿小圆孔，孔内贯以铜质销钉，用于铆合玉质剑首与铜芯，钉孔两端各嵌入一圆形绿松石作为装饰。 剑茎前端表面阴刻呈螺旋形环绕的成组斜向平行细线纹，后段中部饰二周细凸弦纹;剑首下部饰四瓣花萼形浮雕，上部边缘处饰一周“C”形云纹。 五、莲鹤方壶 1923年8月，河南新郑天旱少雨，乡绅李锐家菜园的蔬菜几近枯萎，他打算在菜园打一口井浇灌菜地。原本掘土为挖井取水，却意外挖出了几件青铜器。更令李锐想不到的是，菜地下面竟然是一座大墓。李锐于是将挖出的古物悄悄卖掉，发了一笔横财。 很快这件事就传到了县衙，官府人员立即出面制止，李锐自持乡绅身份丝毫不与理会。此时恰逢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鶚来新郑巡防，靳云鹗听说这件事，立即制止李锐，收缴了出土的青铜器等宝物，并下令追回被卖掉的文物，同时派工兵继续深挖，共出土青铜器等文物百余件。 对于如何处理这批文物，靳云鹗态度坚决地说：“钟鼎重器，尊彝宝物，应该归于公家。” 就这样所有的文物被武装押运至省城开封，交由当时的河南古物保存所封存，开封官员对靳云鹗的义举赞不绝口。包括春秋莲鹤方壶在内的这批青铜器，最初被学界称为新郑彝器。（彝，意指古代盛酒的器具）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危急时刻，河南博物馆选取“莲鹤方壶”在内部分馆藏文物，分装68箱，由开封经郑州南下，运抵武汉，暂存在法租界内。 1938年11月25日，河南文物由汉口乘客轮抵达重庆，保存在磁器口中央大学校舍内。 1949年冬，国民党政府指示“速将河南存渝古物运存台湾，行政院分令教育部、河南省政府遵照办理”。仓促之中，莲鹤方壶等河南古物被打箱运抵重庆机场，就在马上要登机飞往台湾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机场，救下了这批文物。今“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打箱封条，还完好地保存在河南博物院里。尽管如此，还是有部分“新郑彝器”被运到了台湾。 全国解放后，河南省代表和文化部代表一起前往重庆接收这批原来属于河南博物院的文物。文化部则挑选了莲鹤方壶中一件底部稍有瑕疵的调拨至故宫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则留下了相对完好的一件。自此，两尊莲鹤方壶分置两处。 莲鹤方壶是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近年来，考古专家考证，认为该墓墓主为郑成公或郑简公，约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530年，距今约两千六百年左右。 莲鹤方壶出土时为一对两件，方壶外形几乎一样，只是在高度上有细微的差别。故宫博物院的高125.7厘米，河南博物院的高126.5厘米。专家为了区别，将故宫的称为“立鹤方壶”，河南博物院的称为“莲鹤方壶”。两件方壶的重量相同，均为64.28公斤，口为方形，长30.5厘米，宽54厘米。 从壶底往上看起，壶的底部是两只俯卧的怪兽，这两只怪兽体型像老虎，却长着类似鹿角，尾巴蜷曲，整体头向外偏转，身体上纹有鳞片纹，似乎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 壶身为扁方体，壶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壶身四条棱柱上各自装饰有一条立体的小飞龙在上面，而在壶的瓶颈两侧，分别有两条龙形怪兽当作壶耳。 这两条龙形怪兽，通体镂空，上面接着壶口，蜷曲的龙尾下面垂到壶身，龙首回首向下张望，造型极为生动。 壶盖被铸造成双层十片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花瓣向四周张开，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壶盖中央站着一只引颈欲鸣的仙鹤，仙鹤昂首振翅正望着远方，造型灵动。 莲鹤方壶上的物象繁多，但却杂而不乱，分别采用了失蜡、模印、分铸、合铸及焊接的冶铸工艺完成。 莲花和仙鹤铸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先将二十片莲花瓣分别预铸，再与盖的主体范拼合浇铸，双耳及杯、腹四角飞龙、颈前后蟠龙以及二龙足，都是预先铸成，再采用焊接法与器的主体合铸。这与商周时期的浑铸法相比，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莲鹤方壶不仅结构复杂、铸造精美，而且纹饰细腻新颖，方壶的整个装饰工艺中采用了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技法装饰了龙、凤、虎等纹饰。方壶盖上的青铜莲花瓣，每一片都是镂空的形式，堪称春秋时期青铜工艺的典范之作。 如此精湛的工艺，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同时也展现了春秋时期郑国工业科技水平，特别是青铜铸造水平在当时独领风骚的一面。 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工艺，和商周相比，有明显的变化。从制作和使用的目的看，商代是酒器的组合，以祭祀用器为主，具有宗教性质；周代则是重食器的组合，是以礼器为主，具有人事的意义；而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青铜器则主要是一种钟鸣鼎食的组合，它已失去祭祀和礼器的特性，向生活和实用器物方面发展。莲鹤方壶就是酒器或者水器，而且装饰的莲瓣和展翅欲飞的仙鹤，一改过去雄浑壮重的风格，显得清新活泼，富有意趣。 1999年钟鼎青铜器复仿制的莲鹤方壶被国务院指定为外交礼品，赠送给国家领导人和国外总统、首相，其中有南韩前总统。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村的莲鹤方壶，不但河是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也是全国已出土青铜器中的稀世珍宝，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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