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采曾说：“没有音乐，生命是没有价值的，而交响乐是音乐中的音乐，是音乐中神圣的殿堂，而且它具有博大的、高远的、深厚的精神境界。”交响乐，似乎天然就被赋予了一些阶级特征。它优雅，高贵，成为了上层阶级人士的消遣与爱好。指挥家于交响乐而言，一直都是古典音乐中权利最大、地位最高的职位之一。它像是航海的掌舵手，清楚的了解航线上的每一处变化，也需要掌握船只本身的航行能力，才能安全的完成每一次出海。指挥家与掌舵手无异，是对音乐的诠释者，更是贯穿始终的灵魂所在。在男女身份地位不平等的时代中，这样重要的职位中鲜有女性的身影。她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1997年她被查出直肠癌，仍然坚持着她的指挥梦。她白天看病，晚上就为学生办讲座，讲到兴奋处，还站上桌子，现场指挥学生们合唱 ：“我连续做了5天化疗，每次大概半个小时。大概休息了一个多礼拜，照样去指挥，去讲课。”
出院仅一个月，郑小瑛就带着假发，在爱沙尼亚的舞台上遒劲地指挥《卡门》。直至今日，93岁的她还在中国合唱指挥大会暨合唱艺术节上，指挥了振奋人心的《黄河大合唱》。坐在高凳上的她，右手挥舞着指挥棒，馆中的乐声跟随着指挥此起彼伏，似乎在这一刻，她又回到了青年时期，那个神采飞扬，坚定又温情的女子。郑小瑛出生于1929年，父亲是留美归来的知识分子，母亲在女子师范院校中任职体育。而郑小瑛开始接触音乐，大部分是因为母亲。在她眼中，母亲一直是一个追求时代新潮的女子。6岁那年，母亲就开始让郑小瑛学习弹钢琴，但因为时代的动荡，在郑小瑛8岁时，抗日战争爆发。从小接触了音乐的她，并没有一心想要成为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她迫切的盼望自己长大，想要报国，去当一名飞行员。但后来因航校不收女生，也就未能如愿。青少年时期的郑小瑛，对于音乐表现出了超于常人的天赋与喜爱。但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和大多数人一样，郑小瑛的父母也更期望她能够成为一名医生，至少以后不必为生计担忧。郑小瑛说：“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学医是别人来求你，专门学音乐会被认为不务正业。”成年之后，她考上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按当时要求，要在金陵女子大学就读预科班。在停课期间，她瞒着父母，奔赴了中原解放区。这段时间里，她经常参与一些文艺训练班并担任合唱指挥工作。因为从小接触了基础的乐理学习，她发现很多同志唱不清楚一些细节音符的部分。也是这时，郑小瑛的音乐才能在队里逐渐显露，从指挥队员唱歌，到后来就负责起了全校同志的“指挥工作”。郑小瑛回忆时也调侃道：“可能谁也想不到，就这样一个指挥大家唱歌的小姑娘，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吧。”1952年，郑小瑛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在这里，她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当时，苏联的合唱指挥杜马舍夫与专家来到中央歌舞团进行指导，并主动提出办一个指挥培训班，帮助中国培养合唱指挥人才，而郑小瑛就是被选中的唯一一位女性。前往苏联进修期间，她被邀请前往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意大利歌剧《托斯卡》。那个时候的她，只是一名研究生，对身份、对名利都没有很强的概念，她也还没能真正理解站在莫斯科音乐剧院的意义。演出获得的成功马上也传到了国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登上外国歌剧院指挥台，新华社也立即发布了新闻稿。母亲看到后，就给远在莫斯科的郑小瑛寄去了报纸。《托斯卡》是她艺术生涯中的第一场歌剧，有着特别的意义。如今90余岁的郑小瑛，也期望有一天能够把它翻译成中文。有生之年，在中国能够再指挥一场中文的《托斯卡》。她致力于规范化，将在苏联学到的指挥排练流程应用到中国。她将歌剧普罗大众，向所有来听歌剧的群众，开场前讲解“如何听懂歌剧”，这个习惯也让她一直延续至今。郑小瑛从中央歌剧院退休后，依旧没有停下脚步，她受到了厦门市政府的邀请，前往办一个民办乐团。去厦门之前，郑小瑛去医院做体检，查出直肠癌，已经到了中期。郑小瑛在医院住了四个月，接受化疗时，头发几乎都掉光了。痛苦时，她会想起贝多芬，想起《命运交响曲》，这个经历了巨大磨难却带给世界欢乐的音乐家。难以想象，在这期间，她躺在病床上也不忘审看招聘乐队队员的资料，她还甚至戴着假发，去到爱沙尼亚指挥了一场音乐会。而在第一次治疗痊愈后，她就奔赴厦门，开启她的下一段“音乐征程”。2014年，郑小瑛再次查出癌症，在肺部的下半叶，她谁也没说，连丈夫都不知道，一个人跑去北京的301医院做靶向治疗。2015年，郑小瑛第三次查出癌症，这次在肺部的上半叶。她像是医院的常客，连续五天，每天半个小时去医院做靶向放疗。她的性格里，一直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三次抗癌的经历，也依旧没有打倒她。或许在她眼中，还能有一口气在，还能走一步路，这件事就都不算完。在第一次癌症治疗结束之后，郑小瑛便来到了鼓浪屿，开始组建爱乐乐团，那时的她已经69岁。前30余年的经历里，她在体制内工作。如今需要从“0”开始，招募乐手，寻找场地，她特别希望能够抛开资历和年龄，打造一支纯粹为艺术而生的乐团。但没想到，她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除了鼓浪屿政府每年承诺的300万拨款，剩下的，郑小瑛就得亲自去筹。排练的场地、演出人员的工资,,,,,,都是架在郑小瑛头上的难题。她招募演员时，也会向乐手们坦诚地表明：“来我们的乐团，我没有办法保证丰厚的薪水，但我觉得，在艺术和专业方面，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乐团没有固定的排练地点。郑小瑛说：“因为我们总是搬来搬去，他们都叫我们吉普赛乐队。”最开始，她们把乐团安置在经贸干校废弃的原址，在其间的一间最大的教室排练，那教室四墙全是玻璃，上下全是水泥，回声很大。她们也想来办法，买块白布，挂在顶上和四周吸音。后来，大家又觉得四面白布太难看，又买了两面红旗挂着。如今，她们依旧会在公交车空出的停车场排练，将近40度的夏天，不仅没有空调，甚至还有空调外机排出的热气袭来。为了让更多的观众走进音乐厅，走近音乐，郑小瑛向公众开放排练，让对音乐好奇却畏惧票价的群众，也能够近距离地了解交响乐。至今，她依然坚持每周办一场音乐会，为了普及大众的，大约50块钱一张票。所以这条路，郑小瑛一直都知道很难，但她心里也一直笃定，她需要成为这样的“第一人”。2007年，郑小瑛携厦门爱乐乐团，到被誉为“音乐圣殿”的柏林爱乐厅演出。这一场指挥的《土楼回响》，是郑小瑛在2000年回到家乡永定，委托作曲家刘湲所写下的创作。后来郑小瑛带着这一曲《土楼回响》，前往法国的巴黎，德国的埃森、美茵茨，和意大利的罗马等地巡回演出。近20年，《土楼回响》在12个国家演出近80场，让中国交响乐走出国门，也是圆了郑小瑛的“土楼环球梦”。90多岁的她，依旧活跃在指挥台上，她一直相信，交响乐不应该是某些上层音乐爱好者所独享的，她是为大众服务的，这也是长久以来她想坚持的“让歌剧走进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吾家吾国》 中，杨帆曾问郑小瑛：“为什么您总是那么个拓荒的人？”她一直把自己就看做是这样的角色，她也始终不会抱怨，郑小瑛说：“我一直觉得，只要想做就一定能做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