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一个骨头红透了的老人。但光从外表，你看不出那股革命狠劲。 他有点驼背，做什么都不慌不忙，慢条斯理，样貌又老实本分，看上去就是一个一身泥土味的老人，与普通老头没什么区别。敌人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么看他的。 他上山去送信，路上遇到民团询问：“老头，干什么去？” 他低着头一个劲往前走，好一阵后才想起有人问话：“哦，采草药。” “哪里人？” “溪.......兜村。”三个字的村名，被他拖得有半里路长。 民团看这老头脑袋好像不太灵光，话都说不利索，懒得管他，由他去了。 游击队需要大量食盐、青菜，这些都是老人去墟上买的。只要赶集，他都会去购买这些物资。次数多了，必然有人怀疑。 老人说：“哎，邻居欺我老实人好说话，逢墟就把钱送来，不是托买油，就是托买盐。隔壁老阿婆头发秃了，还托我买网戴呢。有什么法子！” 他一本正经地答，一字一句地说，叹气声里的无奈感又十足。听的人哈哈一乐，权当他是个傻老头，哪知道他可不是一般的明白。 老人叫李根荣，是龙岩城南拜诏岭人。年轻的时候，和兄弟两人租种几亩薄地，生活半饥半饱，不足以糊口。农闲兄弟俩去百里外挑米担，整天浸在汗水里，脊背脱了一层又一层皮。吃的不是发霉的地瓜干，就是变质的地瓜片，里面掺杂着淘洗不净的老鼠屎，苦涩难咽，猪食不如。 四十出头，李根荣就驼了背。 1929年农民大暴动，李根荣铁树开了花，黄连脱了苦，和兄弟奋身投入革命洪流，打土豪，分田地，破粮仓，烧田契，光荣入党。农协选他为土地委员，他手托分田大印，为穷苦乡亲分田分地。 此时的李根荣，不止是一位老农，已蜕变为一位坚定的土地革命者。 他带着全家人参加了革命，只有三儿子因远去南洋谋生而缺席，大儿子秋林、二儿子秋竹，还有三儿媳妇雷冬兰都是党员。这一家子既是父子兄弟，又是革命同志，还是一个党小组的成员，组长就是李根荣。 这简直就是一个“游击队之家”，凡是游击队需要的，这一家人都在提供，凡是这一家有的，都在供应着游击队。 两个儿子为游击队四处打探消息传递情报，配合游击队出击；三个媳妇为游击队洗洗缝缝，煮饭做菜；老人则负责筹米筹款，还有全盘安排。 不过一旦忙起来，比如有大队人马吃饭的时候，工作分工就会发生混乱。老人一会要劈柴，一会要烧火，正烧火呢，这个媳妇要他去买油，那个媳妇要他帮忙抱点柴。老人从来都是有喊必应，服从“分配”。 不过有些事，他可对媳妇们严着呢。 他会偷尝给游击队做的糖果，要是不够甜，就会批评媳妇“偷工减料”。媳妇做的大块糖糕，他总要切成小块，小心翼翼，唯恐切得不均匀。媳妇说，老爹，这个切它干什么，同志们不是小孩，怕他们分不匀会打架？老人说，你们才会打架哩，这是慰劳过路的红军，不事先分好，他们哪有时间停下来分啊？ 游击队同志到他家吃饭，每逢结算伙食费他都总不肯收，即使收下，也是花在同志们身上。有一天吃饭，他突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是有学问的人，你们说，这饭是吃你的，还是吃我的？” 大家都愣住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老人自己说道：“我看，这饭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咱们大家的。想想看，要是没有革命，哪来的我们米吃？”同志们哈哈大笑起来。老人的话朴质无华，却并不简单，里面有一种大公无私的精神，更有对土地革命本质的透彻认识。这些朴拙如地瓜的农民是有深刻眼光的。 红军北上抗日后，苏区尤其是老苏区，暗无天日。敌人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来灭绝革命种子，游击队也随之转入地下。 李根荣老人一家与红军如根树相连红得发亮，是远近皆知的事，敌人绝不会放过。 1935年夏的一个夜晚，伪保长带着民团闯进李家搜了个天翻地覆，恨不得从地面下刨出个游击队员才解气。搜查一无所获，李根荣老人表示不满。 民团团长陈清华狞笑道：“老家伙，抓的就是你。”一帮团丁上来把老人五花大绑带走了。 到了白土镇乡公所，镇长装出一副和气面孔，端茶敬烟，好像是请来了位大客。镇长说，你通匪的事，我们全知道了，就看你说不说了，说了，马上放你回去，不说的话，就怕你这么大年纪吃不了这个苦头。 老人抽着自己的桔木长烟袋说，说我通匪，有什么证据呢？ 镇长耍花腔说，没证据怎么敢逮捕你？ 老人抽着烟，没有搭理。 镇长装不下去了，开始逼问。 老人不急不忙，磕磕烟灰，慢条斯理说道：“早几年，我是给红军办过事。后来红军走了，十家连保，到处是碉堡，我几个脑袋通匪......” 镇长听不下去了，大叫”喊陈先生”。 老人心里扑通一下，陈先生是谁？等人进来一看，原来是前几天刚接过头的陈瑞川，好一个叛徒。 陈瑞川上来就说：“根荣老哥，说了算啦，你那些都是很普通的事，镇长不会为难你，看看我不是没事吗......” 老人马上打断他：“你是谁？” 陈瑞川一脸惊讶：“你怎么会不认识我呢？前两天我还去你家吃了饭，拿了东西......” 老人忿忿地说道：“谁知道你们是红是白？都带着枪，老百姓敢不接待吗？” 这个叛徒无言以对。 镇长暴怒，说要给他点厉害尝尝。老人被吊起来，遭到一顿皮鞭毒打，但敌人除了得到点哼哼声，其他的什么也没听到。于是就把他送到龙岩城剿匪司令部，还是没得到什么确实证据。 党组织积极营救老人，找关系，托内线，最后花了三十块银洋将老人保了出来。 敌人放出了老人，但并未放松对老人的监视，他们派坐探跟踪、盯梢，但一直找不到老人的破绽。 老人的革命工作从未停过，只是愈发缜密。他把接头地点移向山坳或村边，用树枝或石头做联络记号，随情况变化变更接头点和接头方式。有时候则借着“拜观音”，和儿媳一起去给游击队送物资、情报。两个儿子白天下地，晚上和游击小组配合游击队打碉堡，声东击西，搅得白军和民团惶惶不安。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 谁知到了1936年，一场大难砸向了这个革命之家。 朱森叛变了。朱森原是被俘的白军军管，后因表现尚好，一度在闽西南军政委委员会担任重要职务。在三年游击战最艰苦的时期，朱森拖枪卷款投敌，一跃而为“剿匪司令”。由于朱森的口供，敌人掌握了我地下组织的情报，党员、接头户、白军中的内线，一夜之间遭到大逮捕。拜诏岭三十户人家，一次被抓走三十人，李根荣老人父子三人未能幸免。 敌人对这些革命者用上了各种残酷手段，倒悬吊打、香火烧身、红铁链子抽、雷公塞钻、灌石灰水和辣椒水。但是他们获得的是众口大骂，敌人气疯了，野兽一样咆哮：没有罪证一样枪毙，没有口供一样砍头！ 李根荣父子尤其遭到敌人特别对待。 他们把父子三人单独提出来，提出一个非常“宽厚”的条件，说不招认也没关系，只要他们答应从此洗手不干，就可以不判死刑。 对敌人的用心，老人一眼就看破，他闭目养神，懒得理会。 敌人以为老人有所动心，继续劝说，说只要老人肯说“悔过”儿子，之前的事一笔勾销，立即撤销死刑。最后，敌人加重语气说了一句：“做老子的不要太狠心哦。” 老人心里真是咯噔了一下，但他还是没有吭声。 大儿子秋林怕父亲心软，在一边急忙喊道：“老爹，不能上当，要为你更多的儿子着想啊......” 小儿子秋竹跟着说道：“老爹，没什么，我们死得值得，死得光荣。” 老人终于开了口：“要命有三条，要别的万不能。” 敌人撕下了面具，恶狠狠地说道：“红毛贼，哼！要活由不得你，要死很容易。” 行刑的这一天到了，老人和儿子以及同志们被敌人押着“游街示众”。同志们斗志昂扬，高呼口号，大声讲话，安慰双泪滚滚的父老乡亲。 离刑场吴厝桥越来越近，沿路布满敌人。老人激动了，也跟着大喊：“革命一定会胜利，反动派一定会垮台，血债要用血来偿......”敌人砸了他一枪托，但堵不住他的高声呐喊。 即将行刑，敌人把老人拉转过来，要他面向两个儿子，歹毒地说：“老头子，看最后一眼吧。”枪口对准了秋林和秋竹。 老人没有退缩，没有恐惧，他看着两个儿子，脸上流露出的是笑容。 但敌人还在妄想，没有开枪，继续折磨老人：“老头子，再想想吧，'悔过’就两个字，扒下舌头就出来了......” 老人这时没有恨，只有火，要他悔过，那是想要火山结冰，要冰山开花。他纵声大笑，冲向刽子手，这时枪响了，两个儿子倒下了，又是一阵枪响，老人什么也不知道了。 但是他有了感觉，感到有人在架着他，一声阴笑在耳边响起：“老家伙，醒了吧？” 老人一下子清醒了，他没有死，今天他就是被绑来“陪杀”的，敌人就是要让他生不如死。 老人火山一样爆发了，鼓足全身力量，一头撞向敌人，却未能成功。敌人已料到有此一着，早就把他五花大绑了。 老人怒吼；“为什么不打死我？” 敌人嘿嘿冷笑：“想死没那么便宜，你这把老骨头，不值我一粒子弹。” 敌人接着说：“你的骨头很硬啊，以后还敢当红骨头吗？” 老人说：“我活着骨头是红的，死了骨头也是红的。” 敌人无可奈何，摇摇头走了。 但在敌人眼里，不管老人怎么说，一个已届花甲，土埋半截的老头，是翻不起多大浪的。为了显示他们的威力和仁慈，他们把老人作为一个活模型留下了。又过了几天，敌人把他放了。 老人回了家。但那个家已是家破人亡，两个儿媳妇被逼改嫁，家里值点钱的东西被抢走，盆盆罐罐被砸得稀烂，剩下来的就是两间破房子。他一进家门看到的，是哭哭啼啼喊着要妈妈的孙子，禁不住老泪纵横。 同志们纷纷来看他，给他送钱和吃的。 过了几天，老人有些生气了。他说：“为什么不给我工作？是不是不相信我？我李根荣不是软骨头，虽然敌人砍去了我两只臂膀，但我有腿能走路，有嘴能说话，我要是不革命，别说对不起党，对不起活着的人，连鬼也对不住......” 这个坚强的老人重新投入战斗，他比以往更积极去完成组织交给的一件件工作，风里来，雨里去，千方百计为组织解忧，帮同志纾困。在组织最困难的时候，他把三儿子在南洋辛辛苦苦积攒下来寄回家盖房的钱，全部无偿献给了组织。 老人终于守得云开雾散，亲眼看到了新中国。 这时他已是古稀高龄了，革命热情却不减当年，土改、镇反、统购统销，样样事都起着先锋模范的作用。直至1952年，这个苦了一辈子，坚强了一生的老人重病不起，才停止了工作。 老人去世前，告诫自己的后人和同志们：“要告诉孩子们，他们的长辈是怎样跟敌人斗争，用了多少鲜血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 这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老人，他想得好远，看得好深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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