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祖陵遗址出土瓷器初步研究

摘要：辽祖陵遗址是辽代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2003-2010年辽祖陵考古队曾对其进行了考古调查和科学发掘，取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其中瓷器是最重要的遗物之一。本文通过综合分析和研究，将辽祖陵遗址出土瓷器分为越窑、定窑、林东窑、耀州窑、缸瓦窑、浑源窑等六个窑口类型，大体分三大期。    

辽朝（907-1125年）和五代北宋长期并存，开启了中国第二次南北朝。契丹辽帝国共有9位皇帝，葬有10座陵（含东丹王陵），分为五处。即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的祖陵（太祖陵）、巴林右旗的怀陵（太宗陵、穆宗陵）和庆陵（圣宗陵、兴宗陵、道宗陵），以及辽宁省北镇市的显陵（东丹王陵、世宗陵）和乾陵（景宗陵、天祚帝陵）[1]。辽代帝陵曾因20世纪初辽庆陵被盗掘，出土一组皇帝、皇后契丹小字和汉字哀册而震惊了国际汉学界[2]。

辽祖陵是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陵寝之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乡）石房子嘎查（村）西北的一个口袋形山谷中（图一），东南约1000米处为其奉陵邑祖州城。东北距辽上京遗址约20千米。

2003年和2004年秋冬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对辽祖陵陵园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试掘[3]。2007~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祖陵考古队，对辽祖陵遗址（图二）进行了科学的考古调查、试掘和发掘，清理陵园内一号陪葬墓、甲组建筑基址、二号建筑基址、三号建筑基址、四号建筑基址、黑龙门遗址，以及陵园外辽太祖纪功碑楼遗址（即龟趺山建筑基址）等[4]，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考古收获。

图二 辽祖陵陵园平面示意图（下为东南）

辽祖陵遗址出土的瓷器是一组重要的断代标本。本文以发掘出土的辽祖陵瓷器为对象略做分析和研究，以期为推进辽代瓷器的研究提供助力。

一、出土瓷器概述

据不完全统计，辽祖陵一号陪葬墓（多次被盗掘）、二号丛葬墓（多次被盗掘）、甲组建筑基址、四号建筑基址、黑龙门及辽太祖纪功碑楼遗址等，出土瓷器约计104件（组）。这批瓷器种类多样，特征鲜明，现列表统计如下（表一）。

表一

二、窑口类型

关于辽祖陵遗址出土的瓷器，依据工艺、釉色、造型、装饰等方面的差异，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六个窑口类型[5]。下面简介如下。

（一）越窑产品

集中出土于一号陪葬墓及四号建筑基址倒塌堆积内，计12件（组）。细灰胎，青釉。除碗、罐、壶等常见器类外，还见盒、洗、盖等。装饰技法上，以素面为大宗，部分碗、盖外壁剔刻莲花，洗内壁划刻纹样（图三）。根据烧制工艺、造型及胎釉质量上的差异，分为三组。

图三 越窑产品

第一组为秘色瓷。胎质细腻，造型饱满，均单件装烧。器表素面或划刻暗纹。裹足满釉或刮釉。釉层匀透、纯净，釉色青绿、光亮。如龙纹洗（07PM1：138）、双凤纹洗（07PM1：134）、执壶（07PM1：151、177）、素面碗（07PM1：40）、花口碗[10（四）②B：125]等，是越窑里最精致的产品，为御供所得之秘色[6]。需注意的是，花口碗[10（四）②B：125]的外底没有支烧痕，属垫片或垫圈支烧。这种装烧方式鲜见于慈溪上林湖，可能是上虞窑寺前或鄞州东钱湖一带的产品。

第二组为上品瓷。总体制作精细，满釉支烧，属越窑精品。但这组器物的釉色不是真正的青绿，而是有点青中泛灰；釉面也不那么洁净，偶尔能见到一些小黑点。如莲瓣纹器盖（07PM1：179）、器底（07PM1：113-1、2）、夹耳罐（07PM1：99、112、119）等，胎、釉质量均下秘色瓷一等。

第三组为普通瓷。胎质微粗，釉色青黄、暗哑，如器盖（07PM1：203）、盒盖（07PM1：77-1、2）等，是越窑中习见的普通产品。

（二）定窑系产品

共11件，均为细白瓷。这组瓷器见诸一号陪葬墓、四号建筑基址倒塌堆积层、甲组建筑基址倒塌堆积、甲组建筑基址表土层及基址外原生地层内。本组器类多样，有盘、碗、瓶等。在装饰上，以素面为多，划刻、剔刻等技法并行（图四）。成型技法上，本组或存内模法。现据胎釉组合差异，分两组。

图四 定窑系产品

第一组为精品瓷。共4件。可能使用内模。五分双脊花口盘[10（四）②B：132-134、136]，瓷胎白细，体身轻薄。釉色透明，洁如凝脂。裹足刮釉，底面平洁，底心施釉后划刻“官”字款。

第二组为普通瓷。共7件。以芒口为大宗，满釉裹足。釉色透明，微微发青，局部积釉，呈蜡泪状。内壁常见划刻莲（08T11①：5，08JJ2①：101、136）及江涛鱼（08JJ1①：50、08JJ2E1F1：25、08JJ2②：48），外壁面近底多竹丝刷痕。其中，白瓷小瓶［10（四）K1：3］拉坯不匀，器表有多处坯疤。

（三）林东窑产品[7]

共21件，均为细白瓷。这组瓷器见诸一号陪葬墓、四号建筑基址倒塌堆积层。本组器类多样，有碗、盘、盆、盒、罐等。在装饰上，以素面为多，划刻、剔刻等技法并行（图五）。现据胎釉组合差异，分两组。

图五 林东窑产品

第一组为精品瓷。共11件。器形和釉层略有差异。盘口长颈瓶（07PM1：199、41-1、2、3）、敞口盆（07PM1：43）等器形硕大，釉色透明度强，清亮如镜。外底无釉，内壁及弧弯处积釉作天青色。盒盖（07PM1：58、07PM1：130）细白胎，坚硬致密。釉面密布细开片，透明度强。釉缘及棱角凸起处明火柴烧，呈橘红色，近“灯草口”样式。盒身（07PM1：156）和莲瓣纹碗[10（四）②B：126-129、137]釉调微暗，釉色偏于青蓝。釉层滋润无开片，薄透、纯净如明镜。器盖（07PM1：55：1-6）胎薄釉润，无开片。釉层透明度强，釉色近于青灰。

第二组为普通瓷。胎、釉下于第一组。多素面，偶见剔刻莲。共10件。坯体光滑，釉面多薄而无堆脂现象，光泽感强而温润。双耳穿带罐（07PM1：38）和唇口碗口沿（07PM1：44-2）的釉色近乳黄。高领罐（07PM1：39）和大口罐（07PM1：189）釉色近于乳白。莲瓣纹碗（07PM1：148、183、184、201、238）和器盖（07PM1：200）釉色近于青灰。

（四）耀州窑产品

出土于一号陪葬墓、四号建筑基址倒塌堆积、甲组建筑基址表土层及基址外原生地层内。共4件，盏托、瓜棱执壶、花口碗、平底盘各1件（图六）。

图六 耀州窑产品

3件素面器，裹足满釉支烧，支钉痕细且小。灰胎微黑，敷化妆土。釉层失透，厚釉玉润含蓄，釉调或浓或淡。盏托（07PM1:161）釉浓有积釉，厚处呈青蓝，为天青；瓜棱执壶（07PM1：47）釉薄呈色略暗，局部微显青灰。花口碗[10（四）②B：130]外壁密布开片，受沁如铁线。

1件有纹饰。划花平底盘（08T45①：26），底心刮釉，窝足。细灰胎，薄釉清透。内底划花，系“半刀泥”技法。外圈作鸭子戏水，莲叶、慈姑清晰可辨；内圈残甚，纹饰不详。

（五）缸瓦窑系产品[8]

共24件，均系白砂糖样麻面粗胎，施化妆土。本组除一号陪葬墓、甲组建筑基址废弃堆积、甲组建筑基址表土层及基址外原生地层外，还见于黑龙门、辽太祖纪功碑楼等地点，是辽祖陵遗址内品类最盛、分布最为广泛的窑口类型。器类除碗、盏、盘、罐、壶、钵等常见类别外，另有梅瓶（08JJ1①：67、68）、白釉鸡腿瓶（08JJ1①:69）等。其装饰以素面为主，釉色不一，或偏姜黄，或近青灰；施半釉，不及底，露胎处呈淡黄或微红（图七）。

图七 缸瓦窑系产品

根据装饰、装烧等技法的差别，分三组。

第一组为素面器。共19件，以盏、碗、盘、钵等为主。依据装烧技法上的差异，分四类。

甲类：内底及口沿无支烧痕。以斗笠盏（07PM1：109、155、158）为代表。

乙类：内底涩圈。以敞口碗（08T21①：1、08T43①：8、08JJ2①：125）为代表。

丙类：内底残存垫烧渣粒。如器底（08JJ2①：146）。

丁类：口沿刮釉，对口套烧。以假唇口钵（08JJ2①：94、126、141、144、149，10MZ1T47③：2）为代表。

第二组属白地黑花。计3件，均为罐。纹饰有几何竖条纹者，如腹片（08T34①：3）；还有简化芍药纹，如双耳罐（08T45①：25）、圆口罐（08JJ2①：139）。

第三组系白釉划花黑彩。仅残2腹片（08T35①：2、T45①：24）。

（六）雁北浑源窑系产品[9]

共19件。集中出土于四号建筑基址倒塌堆积层、甲组建筑基址倒塌堆积、甲组建筑基址表土层及基址外原生地层内。同其他组别相比，这组瓷器的产品种类极为单一。装饰技法上，素面占绝对主流。均系叠烧，其间隔技法独具特色，成器后内底支点排列密集（图八）。现据其胎釉、装饰上的区别，分两组。

图八 雁北浑源窑系产品

第一组为化妆白瓷。胎质较细，胎色多发灰，共10件。敞口盘[10（四）②B：131]器表施化妆土，器壁印花。敞口盘（08JJ1①：81，08JJ2①：50，08JJ2E1F1：3、26及08JJ2①：123、145）器表施多道化妆土，敷釉后，釉色呈阶梯状渐进。3件素面敞口碗（08JJ2①：137、138、143）支点圆细，胎色发黄，推测为咯左利州窑所产。

第二组为细白瓷。共9件。素面敞口碗（08T10①：1，08JJ2E1F1：9、24,08JJ2①：122、124、140、142、151、159），支点方粗，胎色白亮。

（七）待定窑口类型

本组瓷器窑口尚不明朗（图九）。共13件。依据其胎釉、装饰及装烧技法等方面的不同，分四组。

图九 待定窑口类型

第一组系茶叶末釉。口沿（07PM1：79）和器底（07PM1：202）为灰胎泛黑，质较细。釉层失透，色深而哑。牛腿瓶[10（四）②B：135]灰褐胎较细，含少量石英砂。釉色暗绿，局部光亮透明，不是常见的茶叶末釉。瓮（08JJ2E1F1：18、19），鸡腿瓶（10MZ1MD1墩台北①：2）釉表浑浊。胎质粗糙，呈红褐色。

第二组为黑釉。共3件。黑釉罐[10（四）K1：7]为细胎。罐口沿（08JJ1①：80）和器底（08JJ2①：147、148）为粗胎质，夹大量细砂。

第三组为酱釉，极可能是巴林左旗林东窑产品。盒盖（07PM1：45）为细胎，酱褐釉，釉薄处微闪暗绿。灯盏底座（09PM2:3）拉坯成型，外壁修作八棱。

第四组为双色釉。1件。口沿（08JJ2①：150 ）外黑内白。

三、分期和年代

受限于自然地理、道路交通、文化交流和政局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同类型的瓷器产品流通到不同政体疆域内的时限并不一致。换而言之，五代十国或北宋的瓷器产品在辽朝或金朝流通，会存在年代上的差异。即使在同一政权疆域内的不同区域，其流行年代也可能存在不同。因此，在比对相关纪年材料时，我们尽量首选辽祖陵所在区域或临近本区域的相关资料。故下文所述不同窑口类型的瓷器年代，意指相关产品流行的相对年代，是一个时段概念。

我们曾将辽代墓葬归纳成四期。即第一期：太祖、太宗阶段（907～947年）；第二期：世宗、穆宗、景宗阶段（947～983年）；第三期：圣宗、兴宗阶段（983～1055年）；第四期：道宗、天祚帝阶段（1055～1125年）[10]。但是，从瓷器集中的年代看，辽祖陵瓷器的分期与辽代陵墓的分期不一定一致。

从现知考古资料看，在辽祖陵遗址，主体是辽太宗时期以后的瓷器 。这与《辽史》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开始修筑辽祖陵相吻合。根据对辽祖陵遗址出土瓷器的综合分析，并结合建筑基址和建筑构件的年代，参考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将辽祖陵遗址出土瓷器粗略分为三期。现对其三期的年代略作比较分析。

第一期：约辽太宗后期至辽圣宗前期。即十世纪中后期或略晚。以一号陪葬墓、四号建筑基址出土瓷器为代表。此期瓷器主要是越窑、定窑、林东窑产品，也有窑口类型难定者。

一号陪葬墓规模大，形制特殊，出土遗物精美，残存墓志残片。我们综合分析认为墓主系辽太祖第三子、辽太宗皇太弟、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李胡，殁于应历十年（960年）[11]。四号建筑基址位于辽太祖陵园内西侧第一道山岭（L1）东部，即一号陪葬墓东南位，是祭祀耶律李胡的献殿。

青釉花口碗[10（四）②B：125]器形饱满，素面光洁，釉色清亮、纯净。以吴越国康陵为代表的钱氏家族墓[12]、以耶律羽之墓为代表的辽前期高等级贵族墓[13]等均见有同类器物出土。可见其流行年代与耶律李胡墓所见越窑器群相近，均为十世纪中后期或略晚。

白釉花口盘[10（四）②B：132、133、134、136]底心施釉后刻“官”字款。这类器皿最早见于唐光化三年（900年）钱宽墓[14]及天复元年（901年）水邱氏墓[15]。曲阳定窑遗址将其归入第二组地层（第二期前段），即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至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年）[16]。辽会同六年（943年）后唐德妃尹氏墓[17]、应历九年（959年）大营子卫国王驸马墓[18]也见有同类器。白釉莲瓣纹碗[10（四）②B：126-129、137]为外壁饰三出肥莲瓣。这类莲瓣最早见于应历八年（958年）赵德钧墓[19]，最晚出自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韩德让墓[20]，其时代与一号陪葬墓所出同窑口器皿年代相当，系十世纪中后期或略晚。

青釉花口碗[10（四）②B：130]与黄堡窑址H型Ⅲ式盏（86ⅣT5③:10）的口沿相近[21]。显德五年（958年）冯晖墓所见注壶的口沿及支烧技法也与之略同[22]。于辽境，这种口沿略折的器物亦见于叶茂台七号墓，时代约处十世纪末或十一世纪初[23]。

第二期：约从辽道宗至金代初期。即十一世纪后期到十二世纪初期。以四号建筑基址出土瓷器为代表。涉及浑源窑、缸瓦窑和窑口不明的产品等。

浑源窑系敞口盘[10（四）②B：131]与北京密云大唐庄M14出土瓷碗（M14:25）所见压花高度一致[24]。大唐庄M14墓内出土墓志，墓主张晋卿殡于大康八年（1082年），“权冢三十年”后“移葬于兹”。由此推知，四号建筑基址使用下限至少到了辽金之际。窑口不明的牛腿瓶[10（四）②B：135]最大腹径明显大于底径，是流行于十一世纪后期或略晚的形制[25]。

白釉小净瓶（10（四）K1：3）拉坯不匀，其胎釉组合同金代前期定窑高度雷同[26]。

第三期：金代中后期。即十二世纪中叶以后至十三世纪前期。主要以四号建筑基址出土瓷片为代表。有耀州窑、定窑、缸瓦窑和浑源窑等产品。

青釉划花盘（08T45①：26）与四川遂宁金鱼村[27]、陕西华池李良子村[28]等窖藏的同类器相似；同型外圈纹饰见于辽宁西丰凉泉窖藏[29]、陕西凤翔红旗化工厂[30]及宋代耀州窑址M型Ⅳ式盏（86T10②：7）[31]等，其时代或许晚至金代后期。

定窑白瓷器（08T11①：5，08JJ2①：101、136）内底划刻莲叶。这类莲叶特征鲜明，最早见于大定十七年（1177年）石宗璧墓[32]及北京先农坛金墓[33]。金后期河北唐县东方秀轩小区M1[34]、大安二年（1210年）山西侯马董明墓[35]及吉林农安窖藏[36]等亦见有同型纹饰。白釉盘（08JJ1①：50、08JJ2E1F1：25、08JJ2②：48）的内壁划刻江涛鱼，其纹饰见于山东即墨东障村M1[37]、泰和三年（1203年）北京平谷巨家坟金墓[38]等。

缸瓦窑敞口碗（08T21①：1、08T43①：8、08JJ2①：125）内底有涩圈。形制、工艺与前郭塔虎城甲类化妆白瓷碗相近，属金代后期[39]。白釉黑花双系罐（95H18:50）的年代当也不早于金代后期[40]。

浑源窑白釉钵（08JJ2①：50）口沿满釉，内底有垫烧痕。深腹，玉璧底，底外缘不露墙足，似窝足。这种底足习见于山西宋金窑口，如吕梁交城窑等，时代不早于金代后期[41]。

在甲组建筑基址中还曾经出土有“正隆元宝”“大定通宝”等金代钱币，也为上述断代提供了辅证。

余论

关于辽祖陵营建到废弃的情况，文献有简约记载。《辽史》载，天显元年（926年）七月，耶律阿保机征服渤海国后，在班师回朝的途中，猝崩于扶余府。太宗于次年（927年）八月，“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以奉陵寝。” [42]

辽天庆十年（1120年）春，金兵占领辽上京城[43]。相距辽上京城约20千米的辽祖陵和祖州城自然也为金人所占并遭到破坏。《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一《亡辽录》载，（辽）“天庆九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则太祖阿保机之天膳堂，怀州则太宗德光之崇元殿，庆州则望圣、神仙、坤仪三殿，乾州则凝神、宜福殿，显州则安元、安圣殿，木叶山之世祖享殿，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烧略尽，发掘金银珠玉器物。” [44]

辽祖州城在金朝“天会八年（1130年）改为奉州，皇统三年（1143年）废，辽太祖祖陵在焉。”[45]。此后，辽祖陵很快沦为废墟。到金代晚期，蒙古人占领临潢府故地。这里逐渐成为蒙古人的牧场。

根据前文分析可知，辽祖陵出土瓷器的情况与历史文献脉络大体吻合。一号陪葬墓出土的瓷器年代基本都在五代纪年内。这与我们结合墓葬形制、残存墓志铭文，参考《辽史》记载，推定一号陪葬墓是应历十年（960）耶律李胡墓是一致的。四号建筑基址发现有辽金之际的瓷器，而且基址东侧小型祭祀坑内的白釉小净瓶[10（四）K1：3]或到金代早期。这表明四号建筑基址作为耶律李胡墓的献殿，虽然在辽代末期曾遭烧毁，但到金代早期可能还有后人祭拜的情况。

甲组建筑基址是辽代始建，金代改建的一组建筑群。根据出土瓷器的分析比较可知，辽代末期的辽祖陵，特别是陵园内的地面建筑，曾遭到金兵全面的损毁。但是，出土瓷片显示金人曾沿用甲组建筑基址至金代后期。这为我们全面了解辽祖陵遗址的兴废过程，认识真实的历史场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附记：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综合研究”（项目编号：20&ZD251）的资助。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 其中怀陵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床金沟山谷中，为太宗耶律德光和穆宗耶律璟的陵园；庆陵位于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北15千米瓦里乌拉山（辽称庆云山）下，由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东陵）、兴宗耶律宗真的永兴陵（中陵）、道宗耶律洪基的永福陵（西陵）组成。显陵和乾陵位于辽宁省北镇市富屯乡附近医巫闾山相邻的两个山谷中。其中显陵地处龙岗村一带的二道沟山谷中，为东丹国人皇王（“义宗”）耶律倍和世宗耶律阮的陵地；乾陵地处新立村一带的三道沟山谷中，系景宗耶律贤和承天皇后的陵地，金人将天祚帝耶律延禧祔葬于此。

[2] 参见[日]田村实造、小林行雄：《庆陵——东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 辽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画に关する考古学的调查报告》，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52年。

[3] a.董新林、王青煜、康立君、王未想：《辽代祖陵考古调查推进辽代陵寝制度研究》，《中国文物报》2003年12月12日第一版；b.董新林、肖淮雁、康立君：《辽代祖陵的陵寝建筑初现端倪》，《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26日第一版。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a.《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b.《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黑龙门址和四号建筑基址》，《考古》2011年第1期；c.《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龟趺山建筑基址》，《考古》2011年第8期；d.《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一号陪葬墓》，《考古》2016年10期；《内蒙古巴林左旗辽祖陵黑龙门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7年4期；e.董新林：《简论辽代祖陵遗址考古发掘及其学术意义》，《东亚都城和帝陵考古与契丹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6年7月；f.汪盈、董新林：《从考古新发现看辽祖陵龟趺山基址的形制与营造》，《考古》2016年10期。

[5] 秦大树：《论“窑系”概念的形成、意义及其局限性》，《文物》2007年5期。

[6] 沈岳明：《秘色探秘》，《秘色越器——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唐五代秘色瓷器》，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17页。

[7] 依据辽上京考古队于2020年林东窑遗址发掘资料及北京大学崔剑锋研究员等对林东窑瓷器和辽祖陵出土瓷器的鉴定报告。

[8] 本节所述缸瓦窑产品系以砂糖样麻面胎、柴烧透明釉为代表。

[9] a.冯先铭：《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416-421页；b.水既生：《山西古代窑具及装烧方法》，《河北陶瓷》1984年4期。

[10] 董新林：《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考古》2004年第8期。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一号陪葬墓》，《考古》2016年10期。

[12]a.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临安板桥的五代墓》，《文物》1975年08期；b.苏州市文管所吴县文管所：《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02期;c.（日）佐佐木秀宪、王竟香：《关于晚唐五代越窑青瓷的若干考察》，《文博》1995年06期；d.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临安市文物馆：《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02期；e.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临安市文物馆：《五代吴越国康陵》，文物出版社，2014年。

[13] 内蒙古文物考古业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期。

[14] a.浙江省博物馆、杭州市文管所：《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年12期；b.陈芳：《浙江省博物馆藏钱宽墓出土白瓷产地的探讨》，《东方博物（第四十三辑）》2012年02期。

[15] 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

[16]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河北曲阳北镇定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21年1期。

[17] 赤峰市博物馆、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巴林左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巴林左旗盘羊沟辽代墓葬》，《考古》2016年3期。

[18] 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3期。

[1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5期。

[2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锦州市博物馆、北镇市文物处：《辽宁北镇市辽代韩德让墓的发掘》，《考古》2020年4期。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22]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重庆出版社，2001年。

[23] 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12期。

[24] a.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密云大唐庄：白河流域古代墓葬发掘报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b.孙勐：《北京密云大唐庄出土辽代墓志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2期。

[25] 彭善国：《辽代瓷器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6-109页。

[26]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曲阳县定窑遗址文保所：《河北曲阳县涧磁岭定窑遗址A区发掘简报》，《考古》2014年02期。

[27]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遂宁市博物馆：《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67-270页。

[28] a.庆阳地区博物馆、华池县文化馆：《甘肃华池县发现一批宋瓷》，《文物》1984年03期；b.张柏：《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8页。

[29] 张大为、王奇、邢杰：《西丰凉泉金代窖藏》，《辽海文物学刊》1997年1期。

[30] 沐子：《陕西凤翔出土的唐、宋、金元瓷器》，《文博》1986年2期。

[3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版四一（3）。

[32]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1期。

[33] 马希桂：《北京先农坛金墓》，《文物》1977年11期。

[34] 唐县文物保管所：《唐县发现金代墓葬》，《文物春秋》2012年6期。

[35] a.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工作的总收获（1956年冬至1959年初）》，《考古》1959年5期；b.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年6期。

[36] 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所：《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8年07期。

[37]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即墨市博物馆：《即墨东障墓地发掘报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6期。

[38] 杨学林：《平谷东高村巨家坟金代墓葬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第四辑）》，1994年。

[39]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前郭塔虎城——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14-116页。

[40] 郭治中、苏东：《赤峰缸瓦窑遗址出土辽金瓷器举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14-29页，二十九。该单位内出土大定通宝1枚，另见“泰和拾年”款器盖1件。“泰和拾年”即卫绍王大安二年（1210）。

[41] 孟耀虎：《山西地区宋金时期饼足类器物及其相关问题》，《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四）》，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

[42]（元）脱脱等撰：《辽史》卷二《太祖本纪》第23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

[43]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二《太祖本纪》第34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

[44] （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的金兵占领辽上京城等的时间为辽天庆九年（金天辅三年，即1119年），与前引《金史》差一年。学界以《金史》辽天庆十年为是。《契丹国志》有相似记载。

[45]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第562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

（作者：董新林 汪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泽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