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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39年在我的家乡广东宝安县参加东江抗日纵队，从1942年开始到1957年，我在广东从事机要工作15年。在这15年中，走遍了从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粤中部队、琼崖纵队，后来又到了粤湘赣边纵队。在琼崖纵队工作时间虽然不到两年，但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我从粤中部队调回到东江纵队司令部。当时东江纵队司令部住在宝安县（今深圳市宝安区）的马栏头村，我的家乡。 一天，领导突然找我去谈话，杜襟南同志对我说，琼崖特委派林树兰同志为代表，到省委汇报工作，迫切要求中央派机要、电台人员去那里帮助琼崖纵队沟通同中央的联系，中央责成广东省委担负起这个责任，因此，省委决定派你到海南岛去。 听了这一决定，我一时感到突然，但是，我完全了解这一使命的全部意义。早在1942年，琼崖纵队在一次敌人突然袭击的战斗中，丢失了电台，从此就和延安失掉了电讯联系，甚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们还不知道呢！在孤岛奋战，不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不难想象，那是多么令人焦急，那里的同志们面临着多么困难的局面。 现在，中国的革命事业正展示着新的篇章，战斗在天涯海角的同志们，是多么想念延安！同样，党中央一刻也没有忘记这些忠诚于党的事业、不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始终坚持武装斗争的英雄儿女。 1944年，当我还在东江纵队司令部工作的时候，就从新华通讯社中听到了中央的呼唤：“琼崖冯白驹同志，我们同你们失去了联系，请你们用XX波长同我们联系”。这多么像一个慈爱的母亲，向一个突然在自己眼前消失了的孩子发出的亲切呼唤。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个困难而又光荣的使命推向别人，我只能回答：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一天黄昏，我匆匆和同志们握手告别之后，就乘坐了一条木船悄然离开了宝安，到了偷渡海南的出发地———香港。 二 我们拟定偷渡海南的路线是从香港经澳门、湛江到碣洲岛，然后由海南派木帆船午夜把我们接运到海南的文昌县登陆。 登陆以后，我们才知道国民党46军已调到海南，对游击根据地展开进攻，沿途不时可以听到疏落的枪声，当地的同志叫我们脱掉鞋子走路，因为这里全是沙地，那时老百姓都没有鞋穿，敌人往往从鞋印中发现游击队的行踪。 文昌县著称椰乡，月夜行军于椰林之间，真是令人心旷神怡，疲困顿消。附近村庄经常传来狗群狂叫声和群众吆喝声，我们以为是夜间行猎，经问才知道是群众用此法迷惑敌人掩护我们通过敌伪据点，这是久经革命战争考验的人民，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里地势平坦，间有丘陵起伏，附近村庄到处都布满了敌伪据点，我们只得晓宿夜行。因为这里沙地的地下水位特别高，不能深挖洞，我们常常被迫住在只能藏两个人的蛙式地洞里，地洞以一二条竹筒作为通风口，空气不流通，地下很潮湿，这种藏身法的安全程度完全靠良好的群众基础，否则一旦被敌人发现根本就无法抵抗。 经过几天行军我们到达了县政府所在地———后港村，这里紧靠文昌县城，我们住在敌人眼皮底下，反而觉得安全多了。 逗留了半个多月，交通员从琼崖纵队司令部驻地给我们带来了信息，我们就在武装部队的护送之下，又开始了日日夜夜的行军，爬过了一座座高山峻岭，穿越了一片片原始森林，一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司令部。 我们在一个山脊上见到了冯白驹、庄田、林李明等领导同志，他们身边只带有少数参谋人员和保卫人员，这里既无房屋又无床椅，更没有什么办公的地方，人们随意坐着或躺在林荫底下研究工作、聊天，可想而知，司令部是在流动中生活。虽然环境极端困难，但是大家相见都很高兴，我这个普通一兵，总算给大家带来一点新的希望。 三 经过一段使人难耐的等待之后，报务员和机务员张小章、梁方明等同志相继到达了司令部，经过多方努力，机器也按计划运到。但由于敌人疯狂扫荡，司令部流动频繁，住无定址，加上山区人烟稀少，给养常常朝不保夕，给无线电通讯带来极大困难。 为了适应环境，我们不得不把新闻台和联络台分开，留下精干的队伍钻进南渡江上游的大山安营扎寨。大家一齐动手搭茅棚，架天线，几天功夫，红色的无线电波又重划破海岛的长空，射向祖国遥远的北方。 1946年10月，一天早晨，报务员张小章同志叫醒大家，说她听到了延安的呼号，大家不约而同地围在她的身旁，轮流带上耳机，听着，判断着，当大家都证实这是党中央的声音的时候，都认为要紧紧抓住这一线头不放，首先对准中央台的波段，迅速进行校正，随即开始了紧急的呼叫，很快中央台告诉我们，我们的声音他们也听到了，接着传来的便是通讯兵战友们的相互问候。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司令部，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意。 电讯联络搞通了，这仅仅是完成整个通讯工作的第一步，虽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为了摆脱敌人破译机关的捕捉，我们不得不对波长、呼号、密码进行频繁的变动，等到我们认为可以摆脱敌人跟踪，较为安全的时候，才开始拍发电报。 第一份电报是中共中央给琼崖特委的贺电，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司令部，人人都为此喜笑颜开，特委为此专门开了一个庆祝会，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贺电，顿时欢呼声响彻了南渡江边的丛林。 为了配合武装斗争，机要队伍要不断扩大，原来分散了的力量需要适当的集中，以便培训队伍。黄磊同志也于此时从东路调回，司令部的人员越来越多，机要通讯任务越来越繁重，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们转移到海南岛中部白沙县的莺歌岭上居住。 莺歌岭是海南岛仅次于五指山的第二高峰，与五指山遥遥相望，海拔1800余米，从半山腰起长满了参天大树和茂密竹林，营地的每天上午均为云雾所笼罩，中午经常下雨，每月难得有几天看到太阳。但是这里却很安全，周围数十里地是羊肠小道，地形复杂，道路崎岖，不仅敌人不敢轻易冒进，就是我们的队伍如果没有本地黎族同胞中的猎人引导，走路也很困难。 海南是多雨地区，台风经常在这里登陆，大家没有雨具，只能用竹笠、草席挡风雨，衣服经常湿了干、干了湿；冬季的深山老林寒气透骨，大家衣单被薄，只能日夜烧火御寒，长年累月从未住过房。 这种生活环境，每人必备一把勾刀。山上蚂蝗很多，大便也不得安宁，就把厕所搭在大树上，用临时制作的梯子往上爬。没有开水饮，山沟水里有毛蜞，就学黎族同胞的办法把勾刀铁器在水里一起搅，把毛蜞吓走，吸水解渴。 饮食虽然得到领导的特殊照顾，但因粮食不继而用野菜充饥，衣服、鞋，都是用缴获敌人的布匹、轮胎自己制作，山蚊特多，常使人染上疟疾，只能用中草药医治，但是大家都是愉快乐观的。 我们在这里自己动手，利用取之不尽的大麻竹和满山丰盛的茅草，盖起了一间特大的茅屋，里面有办公室、寝室，大家同心协力，用勤劳的双手，尽可能为自己创造方便的工作、休息条件。 我们用能者为师、边学边干的方法在这里培训了一批机要干部，派往各个支队，使各个战斗单位克服了交通上的困难，在工作上在战役上取得较好的配合，我们的通讯网组织得越健全，我们就越加相信琼崖纵队同中央、华南分局和各战斗单位的机要通讯已经成为敌人无法截断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为后来琼崖纵队配合南下大军解放海南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四 由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的驻军大量往长江以北调动，华南分局决定全面恢复广东的武装斗争。我们完成了琼纵同中央、华南分局的通讯联络任务，培训了一批能够独立工作的干部之后，于1947年5月29日奉命调回华南分局。 5月是海南的盛雨季节。我们同参加区党委（特委改为区党委）会议的部分代表离开莺歌岭向琼山进发，经过几天的夜行晓宿，到了海南北部的琼山县演丰乡。 这里频临琼州海峡，滩头上长满了茂密的红树，是沿海革命工作者的天然掩蔽所。海水涨潮时，红树屹立在一片汪洋之中；退潮之后红树底下是没膝的沼泽。 我们就在红树下的土墩上搭起茅棚安身，土墩旁随时预备着小板艇，平时用作交通工具，发生敌情时，可以随时游动。因为附近有敌人的瞭望哨监视，有时还对树林进行盲目射击，所以不能点火，不能抽烟，不能大声谈话，虽然环境十分险恶，但在月明之夜，泛舟于树林之下却感到格外闲适和充满诗意。 为了等候渡海的时机，我们在红树林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这里蚊虫特多，黄磊同志突然患恶性疟病倒了，身边没有医生，我们只好用自己带来的药尽量抢救，病虽然侥幸治好了，但心脏受到严重损害。因为很久等不到党的交通员，党组织安排我们乘坐一条木帆直接到湛江去。 傍晚时分，我们披着朦胧的月色，到达偷渡的地点，当时琼崖区党委负责人之一的肖焕辉及陈说等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到海滩。海南物质条件实在太困难了，临登船的时侯，我们除留下随身必备的衣物之外，其余所有的行装都分送给了随行的公务员和警卫员。 一年零九个月，不过是人生的一刹那，但是战斗的情谊深深地刻入我们的脑海，永远不能忘怀。 叶佐平同志（1923——2010），广东宝安（今深圳宝安区）人，1939年在家乡广东宝安县参加东江抗日纵队，从1942年开始到1957年在广东从事机要工作15年。在这15年中，走遍了从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粤中部队、琼崖纵队，后来又到了粤湘赣边纵队。曾任海南省文昌市革委会主任等职，在海南工作前后达23年，后调回任广东省筹建工商行政管理局，任局长。享受副省(部)长级医疗离休干部待遇。因病于2010年8月31日16时40分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享年87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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