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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南越的横浦关、阳山关和湟溪关，因见载于司马迁《史记》而闻名，被称之为“岭南三关”。“三关”与秦汉之交南越国的建立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关，成为岭南地域文明的一个文化符号而引人关注；又因其关隘早已废弃、湮灭无影，本来因地而名的置关之处，却变成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三关”既然最早载于《史记》，则探究其源当以《史记》为本，野史为辅。 一、秦始皇置“岭南三郡” 战国七雄，秦灭六国，楚国也在劫难逃，“二十三年（公元前224），秦王复召王翦，使将击荆。二十四年（前223），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二十五年（前222），王翦遂定荆江南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王翦大破荆军。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卷七十三）秦始皇之父庄襄王（前281-前247），本名异人，后改名为楚，一作子楚，因避始皇父讳，故秦纪均以荆代称楚国。 秦国灭楚之后，顺势“南征百越之君”，这次的领军人物是大将屠睢，历时八年多，才把岭南地区悉数收纳版图，并置郡戍邑，“三十三年（前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说“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不过，秦军在征西越时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沼，损兵折将，连主帅屠睢也殒命疆场。 秦置“岭南三郡”，还设“岭南三关”。 “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前196），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史记·南越列传》卷一百一十三） 上面这一段文字，交待了南越建国的前因后果，信息量很大，特别是“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这句话，明确了“岭南三关”的客观存在。“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稿，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淮南子·泛论训》）征用兵夫、交纳粮草、收人头税等等，这是秦行暴政的真实写照。任嚣说“秦为无道，天下苦之”，他的评论，洞穿秦朝已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吸取了屠睢恃强嗜杀的教训，在管治上实行仁政，“和楫百越、与越杂处”，南北一家，和平共处。不过，秦置“岭南三郡”至秦朝灭亡，前后不过九个年头（前214-前206），“与越杂处”的时间，并非司马迁所说的“十三岁”。 真正实现中原人与岭南越人和平共处愿景的是南越国王赵佗。赵佗以任嚣私相授受的南海郡尉身份，在秦朝政权崩毁，群雄相争中原而无暇南顾之际，一鼓作气兼并桂林和象郡，建立了南越国，自立为南越武王。自南越建国至汉封南越王，赵佗经营南越已有十余年，南越国负山阻海，东西横贯数千里，疆域广袤，生产力虽然落后，但社会结构单一，赵佗管治得当，地位稳固。当时刘邦对不太安分的诸侯国心存疑虑，北方又饱受匈奴的侵扰，对南越只好采用成本最低的绥靖政策。除吕后当政的一段短暂时期，汉廷与南越国互有龌龊外，双方大体能保持较长时期的朝贡关系，相安无事。直至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南越国存九十三年，前后五王，赵佗在位长达六十七年，司马迁高度评价赵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1983年，广州象岗发现南越二代王赵昧（史称赵胡）墓葬，出土珍贵文物无数，反映出二千二百多年前赵氏治下南越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综合发展水平，不像一些人想象中的“南蛮之地”那样荒凉。 二、南海郡的北部疆域 秦所置“岭南三郡”，其中南海由郡尉任嚣统领，桂林和象郡的官员未见史册，秦军占领了岭南重镇番禺，设立了军政机构，在南越已经有实质性的管治。那么，如何界定任嚣时期南海郡的地理疆域呢？ “南海郡县六：番禺、博罗、中宿，龙川，四会，揭阳。”（《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汉书》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南越后，在岭南分设九郡，其中南海郡承接秦制，没有被分割，秦汉南海郡疆域基本一致。南海郡六县均在今广东省内，因立县时间与秦相去不远，有的县还是秦所设置，故可判断秦任嚣时期南海郡的疆域范围大致是：东与闽中郡相邻，南濒大海，西与桂林郡相接，北与长沙郡相交；东北一角与九江郡相连。 我们重点考察一下南海郡的北面边境。《史记·南越列传》多次提到南越国与长沙国的边境，如“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与长沙接境”，“高后时，……发兵攻长沙边邑”，“孝文帝元年，陆贾至南越，王甚恐，为书谢，称曰：'……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秦南海郡北界即长沙郡南界，先立长沙郡，后置南海郡，但不按山脉走向和分水岭为界，其中湟水上游的桂阳县（今清远市北部连阳地区）、武水上游的临武县一带，属长沙郡，镶嵌于岭南，成犬牙交错之势。南越立国后，与汉吴氏长沙国的北面边境自东而西延绵横亘整个南岭山脉。 《史记·高祖本纪》载：“五年，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汉书·高帝纪》说得更加具体：“（五年）二月甲午，上尊号。……诏曰：'故衡山王吴芮有大功，项羽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汉刘邦称帝，立足未稳，即封吴芮为王领五郡，实领长沙一郡为国，虚领其余四郡，把他的领地从长江北岸迁三湘之南，可谓一箭双雕：一是暗中削弱非刘氏地方诸侯的实力，二是希望利用吴芮“番君”的影响力收服南越之地。豫章为原秦九江郡的南部地区，与长沙郡东南部相邻。“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又，“秦之时，……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淮南子·泛论训》）此论秦之失道，百姓遭殃，祸及南边的豫章、桂林等郡，在地域上则指出了秦时南海郡与九江郡南部交界的事实，两郡大致以今大庾岭山脉分水岭为界，即今粤赣边界，但九江郡部分地域是跨岭深入岭南浈水流域的。 笔者认为，古代的疆界，并不像现代意义上点线清晰、寸土必争的封闭式界线，而是一种以控制像城邑、人口、道路、关隘、河流、耕地等可利用资源的条块结合的大致区域。对那些人烟荒芜之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拥有，在那“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不可能划定清晰的边界线，这与自然界动物群体控制的寻食领地有相似之处。 三、任嚣筑“岭南三关” 秦末乱世，任嚣病危之际召见赵佗，提出了先闭关自守、后立国为王的战略构想，能否守护“三关”关系到南海郡的安危存亡。任嚣所说的“新道”，即指刚开通未久的官道，也包括江河航道，前面所引用的“三十四年（前213），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可以理解为秦分兵北筑长城以御胡，南修关道以固越，《史记正义》注释说“谓戍五岭，是南方越地”，在岭南不但开凿道路，疏通航道，还要在险要之地修筑关防。其实，司马迁已经注意到了“五岭”是南岭山脉的五大军事要塞，他借淮南王刘安谋士伍被的口吻说：“（秦始皇）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卷一百一十八）但伍被的言辞也出现讹误，因为任嚣私授赵佗南海尉时，秦始皇已离世，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穿越阴阳两界命令赵佗征战和答应赵佗请求的神话故事。秦始皇在世时，赵佗只是任嚣属下的一个县令，也不可能发生越级请求的事，上书秦始皇者只能是南海尉任嚣。任嚣对赵佗说“番禺颇有中国人相辅”，只能说明伍被所言秦始皇批准大量移民岭南或有其事。 由此可知，赵佗在世时的知名度已经超过了他的恩主任嚣，时人只知有坐江山的南越王赵佗，而不闻有打江山的南海尉任嚣。秦有巧取豪夺的传统，长沙王太傅贾谊（前200-前168）撰《过秦论》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打江山和保江山都用相同的策略和方法，观念僵化，食古不化。司马迁在评论秦功过时，也引用了贾谊之论：“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阨，荷戟而守之。……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秦穷兵黩武，为征服百越，要因应岭南陌生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和土著部落的殊死反抗，在边境要塞之地修筑关防，是套用过去吞并六国现成的作战经验。“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发边戍，筑长城，修关梁，设障塞，具传车，置边吏。然刘氏夺之，若转闭锤。”（《淮南子·道应训》）任嚣作为南海郡军事长官，执行秦始皇的诏令，领兵修新道、筑边关，是他的职责所在。 西汉元光时（前134-前129），齐人严安上书劝汉武帝不要在僻荒之地擅用武力，其中有一段话说：“秦循其故俗，欲肆威海外。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卷一百一十二）严安这篇说辞，除了“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这一句与伍被一样出现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讹误之外，基本道出了秦遣大将屠睢南征，修筑灵渠沟通湘、漓两水以转运粮草，最后仍兵败西越的过程，这与成书比《史记》还早的《淮南子·人间训》所载的同一事件，可以互相印证。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祭祀先帝是国之大典，时以十月以岁首，秦始皇年初出行，祭舜、禹两帝，七月因病崩于巡视途中，临终之年两度凝望南方之地九疑、南海，这是他心中难以磨灭的一份牵挂。南海郡曾经是秦朝统治最深入最稳固的一个郡，而西部的桂林郡与象郡，恐怕只是象征意义上的征服，所以秦始皇念念不忘这些尚未归化的南方之地。 笔者认为，任嚣在南征和管治南海郡期间，动用国家资源，督领军队修筑了新道和“岭南三关”，而百越的土著部落，组织相对松散，既没有必要修筑南来北往的道路，更没有可能组织社会资源修建大型关防设施。因为南征时没有关防阻滞，任嚣得以长驱直入占领番禺城，也唯其如此，他对新道和关隘的作用铭心刻骨，赵佗对他的建议也特别看重并彻底执行。 “建元六年（前135），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蒙归至长安，……乃上书说上曰：'南越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上许之。”（《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六）汉武帝派大行令王恢领兵击东越，是应南越王赵胡求救之请，东越（即闽越）偃兵之后，番阳令唐蒙奉使去南越国通报情况，其行程自豫章跨大庾岭南下溱水（今北江）到番禺，后溯溱水入湟水（今连江）或直行武水，跨骑田岭北归咸阳回报朝廷，基本都是水路。唐蒙侦察到南越国对水道关防十分严密，所以他向汉武帝献计取道西南，从夜郎牂柯江出奇兵南下郁水夺取南越。唐蒙所谓的奇计，走的也是水道。由此可知，秦汉时期在南越的军事行动，确保水道顺利通行是用兵成败的关键，置关的首要目标也是为了控制岭南的航道。 四、“岭南三关”的地理位置 一般认为，早在远古时期，岭南百越与中原商周王朝存在直接朝贡的关系，战国时期，“吴起之楚，楚悼王素闻起贤，至则相楚。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卷六十五）楚在番禺建都城谓之“楚庭”，岭南百越遂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秦并楚后，再征百越，置“岭南三郡”，其中南海郡治番禺是岭南的中心，任嚣“处番禺之都”，“都”有中心之义，四方仰视之意，占领番禺，是平定岭南标志，所以《淮南子》特别提到秦将屠睢南征五军之中，“一军处番禺之都”，即已经占领了番禺。反过来讲，确保番禺不落入敌手，是保障南越安宁的重中之重。 东面的闽越、西面的桂林郡是南海郡安全的缓冲区，南边的大海是天然屏障，均不会对南海郡的安危构成直接威胁。秦汉时期在岭南大规模军事行动，主要借助水道。番禺北通溱水，溱水的一级支流湟水和武水深入长沙郡（国）境，浈水则与九江郡（豫章）交界，中原对番禺的威胁，首要来自溱水及其支流。所以，任嚣“欲兴兵绝新道自备”，赵佗“急绝道聚兵自守”，绝道自备、自守之处，就是严密控制溱水上游北面边界的航道。 “五岭”是横亘南岭俯控岭南百越的五大山脉，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陈胜手下将军武臣说“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卷八十九），淮南王谋士伍被也提到了秦军“逾五岭攻百越”（《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卷一百一十八），这是史书对“五岭”一词最早的记载，说明秦军对岭南的军事战略是在“五岭”隘口先戍后攻，不论怎么走，“五岭”都是一道无法避开的坎。司马迁借武臣、严安之口首提“五岭”，但对于何处为“五岭”，却没有进一步阐述。倒是北魏郦道元（约470-527）的《水经注》，把“五岭”的地理位置说得很具体很清楚：“越城之峤，即五岭之西岭也，秦置五岭之戍，是其一焉。……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大庾岭，五岭之最东矣，故曰东峤山。”（《水经注》卷三十八·溱水）“都庞之峤，五岭之第三岭也。”（《水经注》卷三十九·深水）“骑田之峤，五岭之第二岭也。”（《水经注》卷三十九·耒水）可见南岭山脉自东往西，“五岭”依次是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和越城岭，但不知是何缘故，现今已经把都庞、萌渚两岭的次序对调了，东西排序变成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五岭，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古籍地理时需要特别留心的。现代测绘技术对“五岭”表达更加清晰，这是大江大河的分水岭，即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南北界山。 那么，守护南海郡命门的“横浦、阳山、湟溪”三关，具体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呢？我们来考察一下汉武帝元鼎年间平定南越的军事行动。元鼎四年（前113），南越国太后樛氏“数劝王（赵兴）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因南越国丞相吕嘉位高权重，不愿附和，“于是天子遣千秋与王太后弟樛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吕嘉等乃遂反。……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后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好为谩辞谢罪，发兵守要害之处。”汉武帝“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前112）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史记·南越列传》卷一百一十三） 《汉书》所载，除个别名词与《史记》有差异外，脉络更为明晰：“（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汉书·武帝纪》卷六）汉出征南越，与先前秦南征百越一样，同遣五军，其中跨越“五岭”的四条行军路线基本相同：东线一军出大庾岭下浈水；中线一军出骑田岭与萌渚岭之间的桂阳（今连州）下湟水；西线三军一出都庞岭下贺水，一出越城岭下漓水，一出夜郎下牂柯江。五军的进攻目标都是番禺，其中浈水、湟水在南海郡境内，离番禺距离最近。 秦朝戍“五岭”、汉朝与南越国博弈，许多重大政治、军事和经济事件，都在边关一带展开，深入研究这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可为“岭南三关”定位提供最早、最原始的依据。为加深对“五岭”的了解和认识，近十几年来，笔者曾多次到南岭山脉沿线做实地考察，深为二千多年前古代军事家对山川地理的宏观把握所折服。笔者形成的基本观点是，“岭南三关”是控制溱水上游三大支流的关隘：横浦关在大庾岭（今广东省南雄市），控守浈水；阳山关在骑田岭（今湖南省临武、桂阳、宜章交界处），防守武水；湟溪关在桂阳界（今广东省阳山县），扼守湟水。 五、横浦关控浈水、湟溪关扼湟水已成定论 浈水是溱水东北支流，源出大庾岭。横浦关控守浈水，史籍记载明明白白：“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守南野之界”（《淮南子·人间训》），南野之界，即豫章与南海的边界；“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指出了横浦关存在的事实；“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说明横浦关就在浈水。在大庾岭新道（航道）修筑横浦关，本来是秦军控制浈水航道以钳制南越的堡垒，后来变为南越国阻止北军南下溱水的屏障。 笔者认为横浦是浈水上游的一处地名。“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楼船”是一种多层如楼的大型水上战舰，“出豫章，下横浦”，就是跨过豫章界，到达横浦，说明横浦关已经被汉军攻陷。杨仆率将士征战使用楼船战舰，走水道，那么横浦这个地方，应该是河面较宽、水流量较大、能承载大型船只的河段，同时，数万军队及武器、衣食住行等物资从豫章贡水转运过来，特别是楼船不可能从岭东抬过来，需要比较宽阔的宿营地和造船工场。从“横浦”这个名词看，“浦”有水边、河岸之意，“横浦”则有两河交汇、小河冲撞大河的意思。《汉书》明确说是“出豫章，下浈水”，历史名词有其延续性，古浈水即今浈江，这一点毫无疑问。浈水流域于三国吴永安六年（263）春，析南野县岭南部分设置始兴县，南雄则是后来由始兴析置，而今江西省大余县（旧称大庾，古南野县地）在南北朝至唐初也曾有过隶属岭南广州的历史。 由此可知，秦汉时期九江（豫章）郡的地界也有可能跨岭深入岭南的。因此，可以大致断定横浦在今广东省南雄市大庾岭南麓，即浈江上游一处比较宽阔的河溪交汇点，通过大庾岭峤道与赣江支流相接。横浦关是水关，设在横浦附近河道狭隘、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河段，控守浈水航道。 南海郡的北界走向犬牙交错，这种复杂的局面在南越立国之后仍无法改变。这块“犬牙相入”的区域，就是指武水上游的临武、郴县南境和湟水上游的桂阳县。1972年，在举世闻名的马王堆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墓，出土的秦汉时期九疑山周边的地形图和驻军图，面积不大的一块区域标注了八个县级建制名称，其中地理方位对应在岭南的就是桂阳县，即今连州市。可见桂阳及其境内的湟水，早已被古人所特别关注，个中缘故，可能与九疑山帝舜文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有关，也与桂阳湟水是一条水流相对平缓、距离番禺最近的水道有关。 秦朝没有按照江河分水岭划分长沙郡与南海郡的边界，而是把岭南的桂阳、临武等地划归岭北的长沙郡管辖，汉袭秦制，这些地域由长沙国继承，汉文帝时期，拒绝了南越国划岭而治的领土要求，让赵佗既无奈又塞心。这样做，无非就是把湟水和武水上游当做钉进岭南的楔子，通过湟水、武水航道威慑番禺。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这样：“元鼎四年（前113），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赵兴）、王太后（樛氏）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宜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五年（前112）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湟）水。”（《史记·南越列传》卷一百一十三）汉朝早已做好了软硬两手的准备，在派出使者劝南越内属归顺的同时，还屯兵桂阳武力威慑；南越丞相吕嘉谋反，路博德即从桂阳出兵进攻番禺。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与楼船会乃有千余人，遂俱进。”（《史记·南越列传》卷一百一十三）路博德的军队大部分是罪人，即亡命之徒，应该有一定的战斗力，而且他在桂阳待命备战已经有一年多时间，自湟水顺流而下，到达番禺时，居然落后于航程更远，路上还攻克了寻陕、石门两关的楼船将军杨仆。司马迁说“道远”，是不准确的，自湟水下洭浦关（今连江口），比浈水航道近100多公里，实际上是“道近”，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被湟溪关所阻。“路博德将兵桂阳待使者”，又“出桂阳，下湟水”，已经很清楚、很直接说明湟溪关就在桂阳边境了。湟溪关，顾名思义，是水关，湟即是湟水，溪则应该是一条与湟水交汇的河溪，关设于两水相汇附近主河道之险要处，即秦南海郡与长沙郡的边界上，也就是后来西汉吴芮长沙国与赵佗南越国的边界上。满足上述条件的河段，只有今连江（湟水）流域阳山县洞冠口至界滩一带。洞冠水《水经注》称涟水，有的古籍称为茂溪水，是桂阳城出湟水后的一条较大支流，关设于此，名符“湟溪”之实。 笔者曾在连江界滩右岸考察时，在半山之上看到过一些石砌地基和古拙的石制用具，不禁使人联想到这些石块、石具是否与当年的湟溪关有关。在界滩设关，距西北桂阳县治航道长约25公里。自桂阳至湟溪关，不足一天的航程，而路博德却走了一年多，可见湟溪关的防御十分严密，固若金汤。攻陷湟溪关，大费周章，兵员损失巨大，路博德的军队到达番禺时只剩下千余人，说明其出师不利。笔者认为，界滩河段有连续多个江峡，所谓湟溪关，并不只是一处关隘，可能是多个水关的组合，即一组水关群，否则路博德这一支军队顺流南下就不会耗费这么长的时间。“建元六年（前135）……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蒙归至长安，乃上书说上曰：'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史记·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六）可见二十多年前番阳令唐蒙对南越水道的考察报告还是很准确和实在的。对湟溪关这条必经之道，路博德别无良策，只能强攻。 地域界线的历史延续性是十分悠久的，自南北朝至清末民初，阳山县作为连州属县的历史，有文字可考者一千三百余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6月，连县、连山、阳山三县人民政府联合布告：“连县界滩乡及爱民乡的下五村，位于连县最南部，划归阳山县人民政府领导。”连县、连山即古桂阳地，这一布告，使连州与阳山自秦以来近二千二百年的古老边界向北移动了十多公里，原来在两县交界处的湟溪关遗址，现在已全部属于阳山县了。 六、阳山关在骑田岭，防守武水 武水是一条非常有名气的河流，为溱水西北之源，起源于今湖南省临武县，上游称武溪，与桂阳的湟水是一山之隔，见载于《山海经》：“肄水出临晋西南，而东南注海，入番禺西。”（《山海经·海内东经》）武水东流经过骑田岭南麓，即今宜章县，入广东省乐昌县中部再折往南，出大峡谷，过乳源县到韶关，在曲江与浈水合流为溱水（北江）。 《水经注》在注释《山海经》时，明确说肄水是溱水的别名，临晋就是临武，因武溪水得名：“武溪水出临武县西北桐柏山，……溪又东南流，左会黄岑溪水，水出郴县黄岑山，西南流。武溪水又南入重山，山名蓝豪，广圆五百里，悉曲江县界，崖峻险阻，岩岭干天，交柯去蔚，霾天晦景，谓之泷中。悬湍回注，崩浪震天。名之泷水。泷水又南出峡，谓之泷口。西岸有任将军城，南海都尉任嚣所筑也。东岸有任将军庙。”（《水经注·溱水》卷三十八）郦道元这段话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武水航道极险，特别是泷口上游今乐昌峡长达50多公里，有九泷十八滩，水流湍急，险象环生，不是一年四季都适合航行；二是武水上下游仅有临武、曲江两县，但在中游的泷口两岸发现与秦代南海尉任嚣有关古迹。 《淮南子》说秦“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九疑之塞可出贺水或湟水；南野之界可出浈水；中线一军没记其路线，应是走骑田岭道。过骑田岭后也有两条路可选：一是直下武水，河道湍急但省时便捷；二是越山经桂阳出湟水，河流平缓但费时耗力。泷口两岸的任嚣城、任嚣庙遗址，为秦军出骑田岭经武水航道攻取番禺，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证。 武水航道古代一直沿用。唐代文学家韩愈，十岁时（唐大历十二年，777）随其长兄韶州刺史韩会赴岭南，凡四年，乐昌是韶州（今韶关）属县，韩愈对武水航道有所认识。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州刺史，初春自武水过乐昌撰《泷吏》诗：“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险恶不可状，船石相舂撞。往问泷头吏，潮州尚几里。”冬春枯水季仍“险恶不可状”，夏秋丰水季惊涛骇浪应是常态。武水是一条可间歇利用的航道，是否出兵武水，不是由将领决定，而是由季节、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天命不可违，有时也指天气。 骑田岭又有黄岑山、桂阳岭等别称，“耒水又西，黄水注之，水出县西黄岑山，山则骑田之峤，五岭之第二岭也。”（《水经注》卷三十九·耒水）当地有一种说法是骑田岭古称阳山，今湖南省桂阳县东南骑田岭下的正和镇有阳山村委会，下辖阳山村、阳山下村等7个自然村，故古代在此设关并取名阳山关是毫不奇怪的。骑田岭是“五岭”之中地域面积最小的山脉，但能入史册，说明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在岭北，自湘江溯耒水，可到郴县。“汉之元年四月（前206），项王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史记·项羽本纪》卷七）郴县即今郴州，出郴之地跨过骑田岭与香花岭（旧称桂岭）之间的隘口，可抵武水。所以，骑田岭峤道作为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是控制北方兵员、物资从武水向溱水转运的关键节点，为兵家必争之地，秦在此设关是必然的选择。 阳山关，从字面上看，是山关无疑。而且按“山南水北为阳”的传统说法，必定在骑田岭之南可以控制峤道及靠近武水航道的节点上，今湖南临武县金光镇省道S214线南北一带峡口，正处于骑田岭与香花岭两座大山之间，南距武水一箭之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应是阳山关故址。 隋大业十三年（617），分桂阳郡郴县南境置义章县，县治在骑田岭南麓武水河畔，即今梅田镇永福村，这里是自郴入武水河道的捷径，距阳山关址十余公里，建县之前估计为来往南北的一大驿站。唐开元二十二年（734），义章县治东移二十公里，宋更名宜章，今与湘南、粤北9个县（市、区）交界。阳山关为秦军所筑，后为南越国所据，关南自武水入溱，关北下耒水入湘，虽为两大水系的分水界，但从当时建关的形势及此后二千多年均属岭北管辖的历史来分析，建关之处虽秦长沙郡地，但秦末被南越国所占据，武帝平南越后再度属岭北管辖。《史记》说高后时隆虑侯周宠“兵不能逾岭”，《史记索隐》认为“此岭即阳山岭”。阳山关离南越国的都城番禺最远，周边情况又如此复杂，是一处非常难以防守的关隘。” 七、“岭南三关”的人文思考 “岭南三关”是地方历史文化避不开的话题。司马迁在《史记》载横浦、阳山和湟溪“三关”，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自东向西按顺序排列，分守溱水三大支流。司马迁说：“迁生龙门。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 司马迁就生活在汉武帝时期，所以他为汉武帝修纪时，称之“今上”（《史记·孝武本纪》卷十二），即当今在位的皇帝。约在公元前125年，司马迁20岁游历江南，南越国正处在二代王赵胡与三代王赵婴齐交接时期，他“窥九疑”，而九疑山临近南越国北界，说明曾实地游历并详细考察过“五岭”及南越边境地带的气候环境、地形地貌和人文风俗，对“岭南三关”的地理位置和突出作用，他是做过分析研究的，不然岭南关隘远不止三处，其它地方的却未见记录入册。 司马迁的自序还讲到元鼎年间（前113-前111）五军征南越时，他初时随汉武帝巡视各地，后奉旨征西南。当时西南的“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进攻南越。“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史记·大宛列传》卷一百二十三），这是司马迁在当地亲耳所闻，亲眼所见，所以，司马迁对“汉平南越”这一段历史，对细节也是非常清楚的。例如，当时汉军没有越骑田岭出武水，这并不是司马迁的笔误，也不是骑田岭道和阳山关不重要，而是形势使然，因为路博德这支军队一年前已经在桂阳备战了。 《史记》所载任嚣当年引导赵佗“闭关立国”所说的话，不大可能是原话，实际上是司马迁根据自己对当时形势的判断，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借题发挥的一种文学性语言，即他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任嚣、赵佗关闭“岭南三关”思想和行为，他对岭南的山川地理，拿捏得非常准确。 我认为，作为有条件阅读国家档案的史官，司马迁所记载的南岭“三关”及其名称，一是来自于朝廷多年来所派使者与南越国交往的文书档案，二是其亲自游历江南大地的实地考察，两者均是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三关”的地理位置与作用，当时的人是清楚的，所以没有展开详细来写。由于《史记》的文字比较简约，又没有留下其它可以印证的资料，还有就是历朝历代一些人为的功利因素和主观愿望，把本来简约的历史事实复杂化了，反而造成“岭南三关”成为问题。可以这样说，“三关”本无谜，后人自扰之。 笔者认为，后人研究关址，如果没有现成的遗址，只要大方位没错，大致判断其地理位置范围即可，特别要排除“先入为主”的心魔，没必要纠结于精确到某个地点。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开放的时代，不可能在原址再造一个雄关来引以为荣。“岭南三关”的消失，是历史的进步。其实，汉朝自文帝时，已经开始根除关隘的负面影响。“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汉书·文帝纪》卷四），也就是说，在汉文帝十二年（前168）的时候，就废除了凭身份证明通关的禁令。汉景帝赞扬他父亲的做法：“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汉书景帝纪》卷五）这个政策，也得到了南越国的拥护，“（南越王赵兴）因使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史记·南越列传》卷一百一十三）所以，司马迁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相通，得其所欲。”（《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无条件开通关隘和桥梁，促进了物资交流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三关”对南越国的负面作用，早在赵佗建国初期就已经有所显现，“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于是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焉。”（《史记·南越列传》卷一百一十三）因为高后决定对岭南关市实施铁器贸易禁运措施，南越国得不到制造武器和生产工具的铁器，出关对长沙国边境发动袭击，“败数县而去”，实际上就是明火执仗、大肆抢掠之后的主动撤回。 从论争“三关”位置回归到反思关隘作用，这一点，北宋康定时（1040）连州知州林概早已走在前头，《连州志》收录了他写的《湟关铭》，说“湟关，南粤境也。……适卒万计，南戍五岭，故湟关亦秦地也”，文中指明了湟溪关在秦越边境地带，但未指出具体地点。他又说“粤人之心，与汉同体。湟关虽至固，岂汉阻也？乃知山河表里，有扼有会，通塞在人不在地；华夷内外，有臣有畔，顺逆在此不在彼。”这是非常睿智的从证关到明关的人文思考。 横浦、阳山、涅溪三关历史地理研究 梁国昭 横浦、阳山、徨溪三关是秦汉时期岭南地区著名的军事要塞。秦末,赵佗割据岭南,移檄告横浦、阳山、徨溪关日:“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西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五路大军平定南越,其中“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徨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汉书》卷九五《南越王传》)。该两路主力军攻破三关而下番禺(广州),完成统一岭南之大业。这三关乃扼古代岭南交通的咽喉之地,不但是当时重要的政治、军事据点,而且是经济、文化的开拓点,在早期岭南地区的开发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然而,这三关在什么地方,历来众说纷纭,它们的具体位置,更因年代久远而难以查考。笔者近年参加粤北山区综合科学考察,对粤北的山川地形、特别是对南雄、始兴、乐昌、英德、阳山、连县等地许多峡谷地形和分水岭隘口作过实地调查。本文根据野外考察,参照历史记载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就三关的位置及与之有关的一些历史地理问题提出初步看法,以就教于高明。 一、前人对兰关位置的看法 对于三关的位置,历来众说不一,今整理分述如下。 1. 关于横浦关 (1) 横浦关原址在今南雄县北大庚岭上的梅关清乾隆十八年修的《南雄府志》云:“岭南第一关在大庚岭绝顶,秦日横浦关,宋日梅关。”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三云,梅岭又名台岭,岭上有关,为“秦所筑……日横浦关。’历代许多南来北往的官员和文人雅士过大庚岭时留下的诗文,都以梅关作为古横浦关来吟咏。近人所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亦持这一看法〔’〕。 (2) 横浦关即今大咦岭上的小梅关小梅关东距梅关3km,今之韶庚公路由此通.过。近人多持这一看法。 (3横浦关在今南雄县城之东北《史记索隐》引《南康记》云,横浦关去“南野县大庚岭三十里”;《舆地纪胜》引《南康记》云,庚岭四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据此,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横浦关的位置标在南雄县城东北项江边”。 （4）横浦关在今南雄县城西北《直隶南雄州志》云,“秦关在保昌县(今南雄县)西北,即横浦关”。又云凌江“一名楼船水,……以楼船将军经此得名,……则凌江即横浦无疑矣。”“秦关当在今县西北界。”按凌江自西北向东南流至南雄县城附近注人项江,可见州志编者认为横浦关在凌江上游县界附近大庚岭山隘,其位置当在小梅关以西。 (5)横浦关在今翁源县境《资治通鉴》卷二十载楼船将军“出豫章,下侦水”,其下注:“应韵日:`侦水出南海龙川,西人秦水’。《水经》:`侦水经桂阳郡之侦阳县(今英德东北)南,而右注秦水’。”按此处所说的侦水即今流经翁源、英德之i翁江,而不是流经南雄、始兴等县的侦江,秦水即今之北江。又《舆地广纪》广南东路下记;“净水(侦水)所出龙川界,西经侦阳南,右注揍水(秦水)。有楼舰水,汉讨南越,杨仆为楼舰将军,出豫章,下横浦,即此净水矣。”《英德县志》:“伏波楼船两路,一下涅水,一下侦水,皆当邑治东西。”按照上面这些说法,横浦水即今之i翁江,横浦关当在今翁源县境。 2.关于阳山关 (1)阳山关位于阳山县城东北据民国二十七年修的《阳山县志》载,“阳山关即徨溪关,在县东北十二里铜罗寨岭,……今铜罗寨正当骑田岭路,故秦于此立阳山关。”清道光陆向荣主修的《阳山县志》还说铜罗寨岭上有石刻“涅溪关”三个字,“字大尺余,横书石崖上,旁刻小字多剥落不辨时代”。 (2)阳山关在县城西北据《元和郡县志》和《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县道记》,阳山关“在县西北四十里茂溪口”,民国《阳山县志》还提到“旧志云阳山关在县西七十里。 (3)阳山关在县城之北近人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认为阳山关在“今湘粤交界阳lL]县北骑田岭山口”川。 3.关于涅溪关 (1)淦溪关即阳山关,在阳山县城东北这在前面已述及。 (2)徨溪关在连县西北涅水(连江)发源处此说法见于杨守敬《前汉地理图》、王先谦《汉书·南粤传补注》和丁谦《汉书两粤传地理考》,并常为今人所引用。1931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198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七呈溪关条都沿用这一说法。 (3)徨溪关在今英德县西南连江口附近清人钱站以为《汉志》南海郡中宿县下“有沤浦官”,官当作关,i匡浦关即涅溪关,徨溪关即得名J`·在涅水上。涅水亦即沤水。据《水经·秦水篇》及《i匡水篇》,沤浦关在涯水(今连江)与i秦水(今北江)交汇处,即今连江口附近。近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采用此说了。但许多人仍将框浦关与涅溪关视为两个不同的关。例如《广东新语》卷二,将涅溪、阳山、沤口列为三关;新出版的《简明厂`东史》则将横浦、涂溪、阳山和沤浦四关并列”。从上述可见,对于三关的位置,各家看法不一,也比较混乱,有的分歧还很大。 二、三关位置 考本文认为,考证三关位置时,应当考虑如下几点情况: 第一,三关均应在当时的南越国的范围之内。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南越国的北界在什么地方。秦始皇略定岭南之后,设置南海、桂林和象三郡。秦始皇可谓深谋远虑,为了便于控制岭南地区,所划的这些郡大多不以分水岭为界,特别是南海和桂林郡之北界,多在南岭分水岭以南。位于越城岭之南的今全州和兴安(包括灵渠),位于古都庞岭之南的今连县,以及位于骑田岭之南的今乐昌县大部,当时都划人长沙郡;位于大庚岭之南的今南雄县,则划人九江郡。西汉初期,上述地区分别属于长沙国和豫章郡。笔者推想,位于萌诸岭之南的今广一西富川盆地,也可能在秦时属长沙郡,西汉初属长沙国(后分置零陵郡与桂阳郡)“’。赵佗建立的南越国范围基本上与秦时三郡范围相同,其北界从未达于五岭的分水岭。 第二,横浦、阳山、涅溪三关均为水关。秦汉时期,岭南地区还是地广人稀,开发程度很低,到处为亚热带森林所覆盖,荆棘丛生,瘴病熏人,毒蛇出没,猛兽成群。南岭山地的地形条件又十分复杂,高峻山地与深切河谷相间,起伏崎岖。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军事水平而言,循陆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是十分困难的事,特别是来自北方的秦、汉王朝的军队,不易适应岭南山地丛林的卑湿条件,难以深入山地作战。秦将屠唯率军沿桂江深人岭南,同“人薄丛中与禽兽处”的越人战斗,结果全军覆没,“伏尸流血数十万”(《淮南子·人间训》);西汉高后时派将军周灶领兵进攻南越国,“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蹄岭”(《史记·南越尉佗列传》),一可见当时岭南瘴气之重。但另一方面,岭南地区河网密集,水量丰富,利于舟揖,因而河流就成为古时交通的天然孔道。从军事上的角度出发,只有掌握通航河道,才能有效地控制一个地区和抵御外来之敌。秦将任嚣和赵佗吸取屠唯惨败的教训,人岭之后,循水路推进,沿河选择合适地点兴建城堡要塞,设关立卡,稳札稳打而取得成功。任嚣和赵佗在治理南海郡期间,北方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他们看到了秦王朝必然灭亡的趋势,因而早就在军事上作出割据岭南的部署,首要的是把从北方通向岭南的交通控制起来,进一步加强设立在通航河道旁的军事据点并增设新的据点。不言而喻,他们决不会把军事要塞建在远离河流的山岭之上,更不可能建在南海郡或后来的南越国范围之外的南岭分水岭之上。因此,上述三关都应该是水关。再者,从横浦、涅溪、沤浦、万匡口等名字,也多少可推断其与“水”有关。 第三,三关附近应有险峻的峡谷地形。在江边设关的目的在于封锁航道,阻止敌方战船通过,从而消灭敌方军队。在河流的峡谷区,河面狭窄,水流湍急,两岸山崖相逼,沿峡部署军力,居高临下,弓弩矢石可以控制江面,绳缆可以横江截舟(这种战术一直到鸦片战争在虎门还在使用)。峡谷区附近具有良好视野的制高点则是古时建立军事据点(指挥中心)的合适地点。据点最好位于河流的支流与主流的汇合处,这支流就可作为己方战船停泊、隐伏的基地。粤北山区众多的峡谷地形,为古时军事上的设关布防提供了有利条件。 根据上述思路,参照历史记载和前人的研究,今试对三关位置作如下讨论。 1. 横浦关  横浦关不应在今南雄县境,大庚岭上的梅关、小梅关等,都不大可能是古横浦关之所在。首先,因为秦汉时期,南雄不属南海郡或南越国的范围,赵佗当然不可能在其管辖范围之外设关。其次,史书载西汉元鼎五年,楼船将军杨仆一路军队“出豫章,下横浦”,杨仆必当利用属于豫章郡的南雄盆地作为进军的基地,伐木造船,训练水军,适应岭南卑湿环境,组织后勤供应等。数万人的军队“下横浦”,所需兵船必定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不会是小舟。据《汉书·食货志》载,汉武帝时所造的楼船“高十余丈”,杨仆的军队不可能把供数万军队乘坐的大兵船从赣江搬过分水岭而下横浦水,唯一可行办法是在南雄造船。《直隶南雄州志》云凌江又名楼船水,“以楼船将军经此得名,相近有杨历岩,亦以杨仆所历为名也”。由此推测,杨仆的军队极可能在凌江一带大庚岭山地伐木造船。因凌江是侦江在南雄境内最大的支流,其中上游山林密布,其中下游可通舟揖,既有木材,又有场地,是造船之理想地点。今南雄县城位于凌江与琐江汇合处,其地必当在杨仆军控制之下。估计当时南越国边界在今南雄与始兴之间,因而横浦关也不大可能在南雄县城之东北,而应在其西南。 以嗡江(古称侦水)为古横浦水,恐怕是附会之说。秦汉时翁源属南海郡地,为南越国范围。杨仆如取道嗡江,其军队当从江西桃江上溯抵今之龙南、全南一带,然后越分水岭人翁源境,还得先在渝江上游建立根据地,伐木造船,然后再沿万翁江出击,这在时间上已不可行,还随时会遭受敌方的攻击,并且桃江航道条件较差,多礁石卵石和险滩。据现代航道调查资料,自龙南以下礁石险滩即有25km之长,著名的龙头滩、水西滩等尤为惊险;万翁江的航行条件也比不上侦江。看来杨仆不大可能舍易取难,舍近而取远在两千多年历史中,渝江从未成为岭南与中原交通的主要通道。因此,古之横浦水,应是今流经南雄、始兴等县的项江。横浦关的位置,还是要沿今之项江去找寻。 贞江进人始兴之后,形成较多峡谷地形,利于设关。近年在县城西北7km项江与墨江汇合处发现了汉代城堡遗址,该城堡座落在一个突出的山咀上,西临墨江,北向顶水,东倚峡谷,南依群山;视野开阔,形势险要。城堡平面呈不规则椭圆形,面积近1万mZ,城墙用卵石山土混合夯筑而成,周长42Om,城内陆势成三级阶梯状,并筑有缭望台`夕。这是广东目前罕见的汉代城堡遗址。以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该城堡很可能即为古之横浦关遗址。 2. 阳山关 《阳山县志》云阳山关即徨溪关是不合理的,它们应当是两个不同的关,不然《史记》、《汉书》不会将横浦、阳山、涅溪三关并列。又云阳山关在县城东北十二里铜罗寨岭,按县东北尽是崎岖山地,远离江河;不可能正当骑田岭路,秦汉时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这些山岭上建立关防。至于说岭上有石刻“徨溪关”三个大字,如果真的有,也只能是后人附会之作。阳山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曾为此作过多次调查,始终未能证实有这三个石刻大字。 近人所说阳山关在县北湘粤交界处“骑田岭山口”,同样是不可能的。阳山北部的秤架、乳源西部的天井山、连县东部的潭岭和湖南的莽山彼此相连,尽是崇山峻岭,构成粤北山区地势最高的区域,超过1。。om的山峰比比皆是,其中位于阳山、乳源和湖南省交界处的石坑岭,i每拔19O2m,为广东省最高的山峰。直到今天,这一带的交通仍然十分不便,古人决不会选取这样的地方作为主要交通孔道。并且,骑田岭山口应当在湖南境内郴州与宜章之间,而不是在阳山县北部。 《元和郡县志》关于阳山关在县西北四十里茂溪口的说法较为合理。该书完成于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作者久任宰相,熟悉当时图籍,记载较为可据。但茂溪在何处,今天已很难查载。《阳山县志》还提到:“茂溪山见《文献通考》,旧志失载,县有茂溪水,其源出此山”。在今之地图上,均找不到茂溪山和茂溪水的地名。但可以肯定的是,茂溪是注人连江的一条支流,位于县城西北数十里。查这一带连江的支流不多,最大一条为同灌水(又名同官水、洞冠水),在连、阳两县交界之南1km处注人连江,河口距县城27km,旧时舟船可沿河上溯至连南寨岗;其余多为小溪,分别在黄泥塘、营盘、石螺滩、小江附近注人连江。这些支流中是否有一条是古茂溪,尚难断定。连江在这一段有多处峡谷分布,从同灌水口至黄泥塘和营盘之间有同官峡,营盘至田心之间有大理峡,小江以下有龙牙峡等。这些峡谷发育于石灰岩地层中,溶蚀侵蚀作用强烈,峡谷迂迥曲折,两岸峭壁直立,江面最窄处仅数十米,形势极为险要。诸峡附近有好些地名如营盘、上烟寮、下烟寮、烟墩坪等,似和古时候的军事活动有关。如果以县西北四十里左右的位置看,阳山关可能在同官峡与大理峡之间的营盘或对岸的黄泥塘附近。特别是在营盘之侧有一小山,与南岸的马骡头山隔江对峙,小山顶部平缓,有若平台,颇似经过人工修整,山顶距江面12Om,视野良好,西可达同官峡出口,东可及大理峡人口。该小山是否古阳山关城堡原址,笔者不敢妄加猜测,但有意思的是,类似这样的平顶山,在连江口、在龙川佗城北的东江边都有发现,与始兴墨江口古城堡遗址地形颇有相似之处,今且记之以备考。 3. 徨溪关 关于徨溪关在连县西北的说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古地图中证实,西汉时连县(桂阳县)属长沙国,不在南越国境内。元鼎五年伏波将军的军队“出桂阳,下徨水”就是以连县为基地出击南越的,与杨仆军以南雄为基地的情形一样。 徨溪关即匡浦关之说较为合理。清《英德县志》云:“沤浦关在县西南四十五里,山谷阻深,实禁防之要地……,故关实在沤水注揍之处……,贞阳峡口西岸有一山名圆山,正当秦框二水合流之处,其山周围凿平如址,层层上至山顶者,旧相传谓尉佗万人城所在。”按自英德至清远有三个著名峡谷:夕贞阳峡(俗称盲仔峡、大庙峡(香炉峡、中宿峡(飞来峡,亦称“三峡”。连江(框水或徨水)在盲仔峡出口附近注人北江(揍水)。 上面所说的圆山,位于江口咀附近,海拔约100m,相对高度约80m,山坡有梯田状多级平台,但级差比一般梯田大得多。据英德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调查,这些平台早就存在,不是近代开辟的梯田。小山顶部平缓,视野良好,古时在此建城堡要塞,作为沿盲仔峡布防的军队的指挥中心,是很有可能的。圆山东侧有一地名为烟墩,据说可能是古代战争时燃放烽火之地。与圆山隔江相望的连江口镇附近,山崖陡峻,正对连江出口处,也具有建城堡的条件。据《英德县志》:“连江东岸俗称王城口,其下有墟,为王城口墟。黄《通志》尉佗万人城在汉中宿县北陨山或即指此。”可能当时的城堡分别建在江口咀的圆山与连江口镇附近,隔江相望,或者两个城堡分别称徨溪关和淮浦关或沤口关。但上述推测还有待考古学的证据来证明。 古时徨溪关的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盖人粤之道无论出豫章下项水与出桂阳下徨水,俱必由此,则沤浦一关实当两路冲要。檄横浦绝豫章之道也,檄阳山绝桂阳之道也,檄涅溪则扼两路之吭,一以便策应,一以备不虞,此关尤为吃紧”(((英德县志》)。据《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载,“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陕,破石门……”,《史记素隐》:“姚氏云,寻陕在始兴西三百里,近连口也。”按“陕”当作“肠医”、“狭”或“峡”,“寻”与“护秦”、“秦”音近,故“寻陕”即“漆峡”,指北江(秦水)之峡谷。清屈大均认为侦阳、大庙、中宿三峡中“大庙介二峡之间,尤险狭,……汉杨仆先陷寻陕……即此”(《广东新语》卷三)。《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35一36页图贝lj以清远中宿峡(飞来峡)为“寻狭”“〕。依笔者实地观察,三峡之中以项阳峡最险,且近连江口,寻陕应指侦阳峡,杨仆军在此破涅溪关。当然,寻陕也可能是三峡的泛称。 三、三关的历史作用 横浦、阳山、徨溪三关是秦汉时期岭南地区众多的军事要塞中较重要的几个。除这三关之外,当时在今乐昌城南还建有任嚣城,在仁化县北部的城口附近有赵佗城,在韶关莲花山下项武二江汇合处附近也有任嚣城,在高要峡、龙川佗城、广州西北的石门、广西灵渠之南等都建有军事据点。这许多据点在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南越国时期,它们又构成对番禺(广州)的防卫网,控制了当时的南北交通。频繁的军事活动,必然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秦汉时岭南地区丛林密布,大部分地区未被开发。这些军事据点、要塞和城堡(其中有称“万人城”的)都设在江河旁边,这就有条件使它们不但成为地方政治、军事中心,而且也成为经济文化的开拓点,同位于偏远分水岭山口上的关隘单纯以发挥军事作用为主的情形有所不同。河谷地区大都具有较好的农业开发条件,是据点驻军和北方来的移民首先垦殖的对象。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加速了岭南的开发进程。据《百越先贤志争载,南越国时框浦关守将吴霸曾令其族人“垦近土庐”,组织开垦耕种。这些沿江布设的军事据点,同时也作为早期的内河港口和交通枢纽,在连结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运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西汉元鼎年间汉武帝五路大军平定南越的战争中,可能以阳山关为双方主力决战的战场。阳山关正当古都庞岭道,这是古时自中原到番禺的最简捷的路线之一`“)。元鼎四年,南越国内部发生政治危机,与汉王朝关系紧张,汉武帝派使者到南越国活动,同时令伏波将军路博德“将兵屯桂阳待使者”,造成军事压力,并利用“越素闻伏彼名”的了山理,吸引南越国把主要军力部署在阳山关。·元鼎五年,南越相吕嘉反,战争爆发。伏波军自桂阳出发攻阳山关,这一仗打得十分激烈,延续了很长时间。而楼船将军杨(卜的军队,贝日由于南越国后防空虚,一路进展迅速,过横浦、陷寻陕(涅溪关)、破石门,“以数万人待伏波”。伏波军攻破阳山关后,损失很大,可能还要作短时休整和处理善后事宜,(今阳山水口的将军山,相传为当年伏波驻军处),及至与楼船军会合时,只剩下数千人。史书以“道远”解释伏波迟到的原因,其实,根据现代内河航道资料计算,伏波军自连阳交界处到番禺的水路里程比楼船军自始兴墨江口东到番禺的里程还短四五十公里。 南越回归之后,随着岭南地区的进一步开发,陆路交通也开始发展。例如,东汉初年,桂阳郡太守卫飒在曲江诸县凿山通道,全程五百余里,沿途设骚站;章帝时,大司农郑宏主持开凿一条通过腊岭直至临武县的山路作为运送南海贡品的通道。其它陆路交通线也相继开辟,宋代,荣云平为广东转运使,曾主持修筑英德侦阳峡的栈道。内河航运虽然长期是岭南地区最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但河流已不再是沟通南北的唯一通道,因而三关在军事、交通地理上的地位也相对下降,逐渐失去原有的作用。但北江中游的险峻峡谷,仍常常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例如北宋将领潘美率军平定南汉、明将陆仲亨进军岭南攻击元军时,都曾在英德侦阳峡等地发生过战事。 岭南最早的古道在粤北连州一条古道蜿蜒在雄山峻岭之中穿梭于乡村田园之间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沧桑着悠悠岁月如今，刀光剑影早已湮灭鼓角争鸣逝于昨天而这条古道里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值得让人涉足探究这条古道上的沧桑故事和古老传说让人说不尽，道不完……这条古道便是连州秦汉古道
连州秦汉古道衔接中原与岭南最早的古道 南岭逶迤，五岭纵横，在湘赣与桂粤间，自古形成诸多通道，粤西北连州市境内骑田岭（亦称桂阳岭）上的秦汉古道是衔接中原与岭南最早的古驿道。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19年发动南征战争。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秦南征战争分两次，第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率领五十多万大军分五路南下攻击闽浙与岭南，出兵当年就攻下闽浙，攻岭南遭到两广军袭击而大败；第二次是公元前214年秦军在任嚣和赵佗的率领下攻击岭南，秦军胜，使百越之地纳入了秦的版图。
第一次战争失败后，秦始皇总结“粮饷供应不足”等失败的教训，决定“开灵渠，修新道”。一是在广西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这条河被誉为“世界上最早的运河”；二是修通中原与岭南链接的“新道”，这条道由湘至粤经骑田岭地段。任嚣、赵佗大军分三路挺进岭南， 其中一路就是从骑田岭南麓的连州顺头岭翻过，顺连江，下番禺（今广州市）。南征战争胜利后，任嚣任南海尉，赵佗任龙川令。秦亡，赵佗遵任嚣遗嘱，起兵扼守“阳山”、“湟溪”和“横浦”岭南三关，建立南越国，自拥为“南越武王”，而“阳山关”即在顺头岭。
东汉章帝时期（约公元76至82年），大司农郑宏奉命将顺头岭一带的秦汉古道拓宽至三米左右，用条块麻石或青石铺砌成岭南通往中原的官道。《后汉书》卷三十三《郑弘传》载：“建初八年，（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今福州），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这条古道逐成为岭南通往京城的陆上“丝绸之路”，为当时被称为“南蛮之地”的岭南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文明。 根据相关史料佐证，从秦始皇南征开“新道”至今，骑田岭古道已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洗礼，比韶关乳源西京古道及韶关南雄梅关古道的历史还要悠久，堪称“衔接中原与岭南最早的古道”。
连州秦汉古驿道最具历史文化内涵的古道 从秦始皇“开灵渠，修新道”平定岭南到赵佗建南越国，这条古道内联外接，对内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使岭南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对外通过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港口连接东南亚诸国，中国自此有了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
自唐代起，众多文人骚客及朝中重臣从这条古道南下，与这条古道有着深厚渊源。唐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被贬阳山任县令，立“鸢飞鱼跃”之大志；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刘禹锡被贬连州任刺史，开连州千年文脉。柳宗元同时被贬柳州，两位挚友在这条古道的衡阳段相互赠诗拥别（柳宗元写《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刘禹锡写《别柳宗元》），一段至真友情传为佳话；从这条古道走出过石文德、孟宾于、刘瞻等连州众多文人，其中刘瞻官至唐代宰相，刘瞻："安数亩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赂，惟畏人知。"(《资治通鉴》)，清廉之名，千古传诵。周敦颐在这条古道边的巾峰山下题“廉泉之源”警示后人，岳飞岭南剿匪路经此道，徐霞客在这条古道临武段的岩洞“秀岩”留下游记……
唐代杨贵妃尤爱吃荔枝，唐玄宗为博红颜一笑，屡派飞骑从遥远的岭南运送新鲜的荔枝至京城长安供其享用，“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唐·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抨击了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和昏庸无道，道出唐代“快递员”古道上的艰苦辛酸；另据史料载：“宋元丰年始，粤盐遍湖南，肩挑贩夫益至数十万人，皆越山岭避榷梲。”湖南众多地方食用粤盐，而运送食盐仅靠挑夫肩挑背扛，数十万挑夫沿着这条古道从湖南挑去家禽、药材、食油等土特产，挑回食盐、海味等粤货，斑斑的石板古道诉说着挑夫的辛酸岁月。由古道从中原带来的“二月二”、“三月三”、“六月六”、“九月九”等节庆文化，以及“唱春牛”、“抬大神”、“舞火龙”、“唱马灯”、“舞火狮”、“十样锦”、“采茶戏”、“祁剧”等民间艺术亦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2017年，连州秦汉古道入选“2017中国十大古道”，被誉为“最具内涵的古道”。专家认为，连州秦汉古道是早期南北交通运输重要干线，并与陆海丝绸之路一起，构成了岭南与中原、长江流域的对内联系。同时，古道记录了几千年的历史，朝代更迭、战争洗礼、商贸往来、贬官谪居，保留了丰富的历史、人文和民俗资料，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在此交汇，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待让人深究，奠定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同时对广东省申报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文化遗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可以这样概括，连州秦汉古道是一条“兵道”，弥漫着远古战争的刀光剑影；连州秦汉古道是一条“官道”，诉说着古代赴京赶考及被贬南下的沧桑变故；连州秦汉古道是一条“商道”，载记着南北及海外商品交流的兴盛岁月；连州秦汉古道是一条“文道”，承载着岭南与海外及中原文化交流的历史平台，连州秦汉古驿道是最具历史文化内涵的古道。
连州秦汉古道已被彻底唤醒的千年古道 古桥、古井、古村、古码头、凉亭、伙铺、石板路等是连州秦汉古道的古迹遗址，而历经2000多年的风雨沧桑，虽然许多古迹遗址已被破坏，但保存下来的颇多。 连州秦汉古道与湖南临（临武）连（连州）古道交界的茅结岭段、连州顺头岭南天门段、山洲村段、荒塘坪村段、元璧村段等地仍保留着30多公里的青石板路。顺头村自古就是秦汉古道上的驿站，由湖南等地挑夫商贾在此开铺做生意繁衍成村，明末清初热闹非凡。村前有座凉亭，凉亭用厚厚的青石条砌成，北门石匾上刻着“广荫亭”，南门写着“南天门”。由南天门出，一条用青石铺就、宽约三米的古道顺着山势蜿蜒而下，这段古道共有800多级台阶，保存完好。
古道沿线的村庄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星子村在宋代就已成市，黄村是星子古堡之一，布局奇特，整体呈八卦图状，北临荆楚古道，南滨湟水水道，为交通要冲。黎水村锅耳楼尽显岭南建筑风格，诉说清代“一门三进士”的故事。在顺头岭下，连接秦汉古道的是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就是古代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水经注》中，所记载的“洭水”的源头。“洭水”上的白牛桥、陶母桥至今仍然巍然屹立，风釆依然。
近年来，省、市及连州有关部门加大对连州秦汉古道保护开发力度，2015年“全球华人重走秦汉古道百公里徒步体验赛”、2016年“连州首届千人穿越秦汉古道徒步赛”、2017年“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连州站”等活动吸引了游客广泛关注。2018年，广东省决定对南粤11条古驿道的重点线路进行保护和修复，连州秦汉古驿道和连州丰阳至东陂古驿道榜上有名，两条古道待修复的线路总长共103公里，其中连州丰阳至东陂古驿道约56公里，连州秦汉古驿道约47公里。据悉，连州秦汉古道将打造成以徒步为主的旅游路线，并结合历史典故、节庆文化建成历史文化教育基地；丰阳至东陂古道打造成以探访传统古村落为主的红色教育基地旅游路线。其中“山塘顺头岭南天门段”和“东陂至前江铺段”作为示范段进行打造，这两条“古驿道旅游线路”也将于2018年国庆期间推出，为广大游客提供融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与一体的全新旅游景点。
如今，沉睡已久的连州秦汉古道已被彻底唤醒，它正乘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春风，焕发着无限的光彩和活力！
黎水村锅耳楼
古道上的碑记
南天门古道上的石阶
陶母桥
顺头岭村古道
茅结岭地段古道
古道上的石拱桥
南门水古桥
古道民俗——唱春牛
怀清亭
古道边的古泉
古店铺
历史的沧桑
古道边上的石刻
古码头
古亭·古道
岁月的痕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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