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类错误形成看《史记》的子书性质

楚士祥丁 2022-12-29 发布于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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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李纪祥教授在《文史哲》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太史公书>由“子”入“史”考》，揭示了《史记》由私人家言的“子书”如何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的复杂过程。[1]2012年，谢贵安教授在其新著《中国史学史》中对此问题又做了进一步讨论。[2]

史记（图片来自网络）

由于受传统的《史记》为正史之首的观念影响，深入讨论《史记》缺陷的研究往往偏少。明确《史记》最初为子书性质，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司马迁的写作旨趣及认识《史记》所存在的问题都大有裨益。现试从三个方面来谈谈《史记》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因误信而造成的错误

《战国策·赵策三》载，长平之战后，秦围赵之邯郸。赵孝成王使平原君求救于楚、魏。魏安釐王使将军晋鄙率十万大军救赵，但遭到秦昭王威胁而止步于汤阴。魏王使辛垣衍潜入赵都，通过平原君转告赵王，认为秦国意在称帝，赵王若尊秦王为帝，秦兵必去。在平原君犹豫不决之际，正在赵国游说的鲁仲连不主尊秦为帝。在鲁仲连与辛垣衍的对话中，鲁仲连有这样一段话：

昔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而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3]

连环画《秦围赵之邯郸》（图来自网络）

按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以下称《方表》），周烈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75年至公元前369年，齐威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20年，[4]二者在位时间并不相值。缪文远《战国策考辨》指出，此文为拟托之语，并非事实。“齐威王朝周事，《史记·周本纪》及《田齐世家》俱不载”，“《史记》于战国年代极为错乱，涉及齐、魏二国者尤甚，何来齐威王朝见周烈王之事乎？此或由周显王二十五年魏惠王为逢泽之会，率诸侯朝周事传讹附会而成”。[5]

然而，司马迁误信《战国策》此文，几乎将之全文移录。以下为《史记》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之语，可资比较：

昔者，齐威王尝为仁义矣，率天下诸侯而朝周。周贫且微，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居岁余，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因齐后至，则斮。”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为天下笑。故生而朝周，死则叱之，诚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无足怪。[6]

司马迁对于此条史料的采信，不仅表现在应用于《鲁仲连列传》，亦表现在将之应用于对田齐世系的构拟上。查《史记·六国年表》，周烈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75年至369年，齐威王在位时间则为公元前378年至公元前343年，二文正可呼应。[7]

司马迁由于误信《战国策》的这条记载，导致其错定齐威王在位年代，由此又进一步导致了《史记》中与齐威王有关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年代混乱和田齐世系的错乱。下表为《史记》及历代史家所对田齐世系所进行的修订，据此可知大略。

诸家所定之田齐世系表（作者整理）

《史记》对于《战国策》的误信还表现在对《楚策一》和《赵策二》中苏秦死于张仪之前说法的采信。《战国策·楚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而说楚”章言：

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夫以一诈伪反覆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8]

《赵策二》“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章载张仪之语：

凡大王之所信以为从者，恃苏秦之计，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覆齐国而不能，自令车裂于齐之市。[9]

以上两条材料，均被司马迁收入《张仪列传》[10]。同时，由于《战国策》又提到苏秦死于齐闵王时，由此导致司马迁所构拟的齐闵王元年大幅提前。（如上表）

《史记》采录《战国策》材料超过九十篇，而《战国策》本游士之说，其所言史事及系年存在不少问题。而司马迁以一人之力构筑古史，对于古代文献中遗留的问题难以有足够精力处理是意料中事。苏辙批评司马迁“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11]朱熹认为苏辙的批评“最中马迁之失”，[12]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史记》的许多记载需要辨析，不可盲从。

二、因误解造成的错误

所谓误解，是指原始史料本不误，而被司马迁误用的材料。公元前535年，楚国章华台落成。三月，鲁昭公赴楚参加庆典，以孟僖子为介。结果，孟僖子 “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九月，昭公自楚归鲁，孟僖子乃求师学礼。及其临终（公元前518年），乃命其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事孔丘以习礼。时年，孔子为34岁。《左传·昭公七年》记载：

楚章华台遗址（图源：美篇）

（公元前535年）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而灭于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瞳，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叔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仲尼曰：“能补过者，君子也。《诗》：'君子是则是效。’孟僖子可则效已矣。”

据《春秋》，孟僖子卒年在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春。[13]以此可知，《昭公七年》所谓孟僖子将死而嘱其子师仲尼实非本年（公元前535年）之事。司马迁误读《左传》，以为孟僖子死于公元前535年，由此产生了《史记》孔子17岁收徒的记录。《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杏坛讲学图（明代彩绘，藏曲阜孔府博物馆）

孔子年十七，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拥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斜线。饘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是岁，季武子卒，平子代立。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其十七岁当鲁昭公七年（前535年），而《左传·昭公十一年》始言孟僖子得泉丘之女而生孟懿子与南宫敬叔。故崔述批评道，鲁昭公七年之时，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尚未出生，安得有学礼之事？梁玉绳《史记志疑》亦云：“此是史公疏处。”[14]钱穆《诸子系年》又进一步指出，孔子自称三十而立，其收徒设教，或始于三十左右，[15]此为合理之说。

司马迁此类误解还出现在对重耳史迹的记录上。《左传》和《国语》均明确记载重耳出亡时为17岁，而《史记·晋世家》的说法为43岁，二者相差26年。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学者已经很多，不具引。这里我们只谈一下《史记》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1940年，王玉哲在与顾颉刚的通信中谈到了这个问题：

《晋世家》之误当非史公臆想而必有其原因。按《世家》曰：“献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二。”实则重耳二十二时正为献公卒岁，故哲颇疑史公以献公卒时之重耳年误为献公即位时之重耳年也。有此一误，遂至满盘皆错，重耳年寿乃增出二十余岁矣。[16]

顾颉刚称赞王玉哲之说道：“此说甚是，所谓'误书思之亦是一适’也。”查《左传》和《史记》可知，重耳之父晋献公在位时间为26年，正合《史记》和《国语》、《左传》记载的重耳出亡时间相差年数，可见，王玉哲先生的解释是合理的。

三、因史学方法造成的错误

《史记》的著书之法，可以概括为“整齐”二字。《史记》所见“整齐”之事有二：一为“整齐百家杂语”，一为“整齐世传”。“整齐”本为构筑古史体系的必要手段，可是，因为资料不足，或是因为误信、误解，或是因为以“六艺”为中心等种种缘故，导致《史记》形成的年代结构存在不少缺陷。而这其中，最为大家熟知的即其战国体系。

不难明白，在一个古史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王年移动，必然牵涉到相关王年的调整及相关历史事件发生年代的变动。而《史记》记录的战国王年，除了上面提到的田齐世系存在不少问题外，魏、燕、鲁、晋、宋、赵等诸国世系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由于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最能体现当今学者的战国王年研究成果，现在我们就以此表与《史记》的对比进行说明。

按《方表》，魏惠王在位时期为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19年，其中公元前334年因称王而改元，而《史记》误将魏惠王在位时间割为魏惠王和魏襄王两个时期，其中魏惠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前335年，魏襄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19年。

此外，《方表》之魏文侯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45年至公元前396年，《史记》则为公元前424年至公元前387年；《方表》之赵简子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77年，《史记》则为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58年；《方表》之赵烈侯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08年至公元前400年，《史记》则为公元前408至公元前387年。《方表》之韩懿侯在位时间为公元前374年至公元前363年，《史记》则为公元前370年至公元前359年；《方表》之燕成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54年至公元前439年，《史记》则为公元前449年至公元前434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伴随着王年的移动，《史记》中既出现了像《田敬仲完世家》失载齐侯剡的现象，也出现了像《魏世家》多出一个魏哀王的现象。实际上，《史记》古史结构存在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战国时期，据笔者研究也同样存在于三代时期。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经有多篇文章论及，此不赘述。

四、小结：再论《史记》的性质问题

由上面所述种种问题，必然产生如何评价《史记》的问题。而要评价《史记》，首要的就是要明确其作品性质。自魏晋以降，图书分类中出现史部的提法。再到唐代修《隋书·经籍志》，《史记》始被列为诸史之首。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史记》也长期被定性为史书，甚至被列为正史之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历代有不少学者认识到《史记》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取信《史记》仍是学者们的主流看法。

李纪祥、谢贵安先生的研究揭示出《史记》最初为子书性质，这一成果启示我们，司马迁之著书旨在“成一家之言”，而对于确立历史事件及其发生时间的真实性则并非其关注点。朱本源先生在研究中也指出：

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一语，并没有考据学的校雠和辨伪的含义，这不是由于司马迁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是由于时代的限制。……通观《史记》全书，这句话的含义是指史料学上的史料的处理问题，而不是指史料鉴定学上的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在司马迁时代，中国考据学尚未诞生，所以司马迁只有史料取舍意识，而无史料鉴定（历史考证）意识。[17]

可见，司马迁在处理史料时总体上并不存在当今校勘学意义上的“去伪存真”，而只是以六艺为考信标准来进行史料取舍。朱本源教授又进一步指出，司马迁的“考信”其旨“在于用历史思想辨别道义的是非”，以达到“褒善贬恶，宣扬王道”的目标，这与《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思想一脉相承。

以《史记》本为子书而论，本文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于《史记》来讲本无伤大雅，因为这不会造成对其追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目标的根本性破坏。而若以史书论，则我们不得不承认，《史记》是一部需要审慎对待的作品。自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古史的认知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古史需要重建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然而，在古史重建的这个问题上，如何客观地评价《史记》的古史体系，在当今学界仍是一个缺乏深入讨论的问题，故贸然写下本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