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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瑞芳（1871—1914）11岁跟着母亲从江苏青浦老家进了上海城，到创办商务印书馆，前后大约经历了15年的时间，从一个大字不识的乡下放牛娃成长为一家印刷出版机构的主持人。 夏瑞芳到上海后就进了清心学堂半工半读，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还学习印刷和园艺等谋生技能。但这并不意味他马上去选择印刷出版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他还有其他选择的机会，或者说他还做了从事其他职业的尝试。 而关于夏瑞芳创办商务印书馆之前的经历，主要依赖于其同时代人特别是创业伙伴的回忆和追述。这也就成了我们后来人书写夏瑞芳人生经历的主要依据。 《夏粹方先生哀挽录》是夏瑞芳遇害身亡后，其至亲将亲朋好友及社会各界人士赠送的挽联、悼文辑成后出版，相当于对夏瑞芳的盖棺论定。其中。蔡元培在《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君传》中提到： 君讳瑞芳，字粹方，少孤贫，学于基督教长老会之清心堂,习排字于英人所设之文汇报馆,历在字林西报馆、捷报馆任事,积有资本,乃与妻党鲍君咸恩,创建商务印书馆。 而蒋维乔在《夏君瑞芳事略》中则提到： 君父母乃令君入小学肄业，三年，升入清心堂，复五年，父殁，君年已十八矣。自念家益贫，不能久读书，必习一业以自给，乃谋于清心堂监院某君，入同仁医院习医。同仁医院者，亦基督教中所设立之慈善事业也。尔时院中规模尚小，凡入学者，无一定资格，亦无医科科目，惟学为助手而已。君留院一年，自问不能出人头地，乃弃之至文汇报馆习英文排字。后数年，入字林西报馆，工资所入，足以自给，乃娶同事鲍君咸恩之妹为室，而母氏又于未娶前一日病殁矣。旋入捷报馆，为排字领袖，所入益丰，乃与鲍君咸恩兄弟谋，合资自营印刷业，凡集资四千余金，创立商务印书馆于上海。时君年二十六岁，即民国纪元前十五年丁酉正月也。 两相比较，蒋维乔的记述更加详细些。两者都提到夏瑞芳在文汇报馆、字林西报馆、捷报馆的实习和就业的经历。此外，蒋维乔则还提到了夏瑞芳在清心学堂肄业之后进入同仁医院的实习经历。 有意思的是，夏瑞芳虽然出身寒门，名不见经传，但是在当初的《申报》上也出现了关于他的报道，这可以很好地佐证或者厘清他的早年经历。笔者就《申报》上有关夏瑞芳的三则资讯记录，逐一说明之。 一、同仁医院医学生 《申报》上出现的第一则有关资讯是《送牧师汤蔼礼先生回国启》（1888年6月28日第4版），全文如下： 夫以门墙依曩昔，常懍春风坐我之思；离别在崇朝，弥深秋水伊人之感。况复平昔之提撕不倦，教泽之沾被良深，事多实迹，回溯难忘，教本无私，趋承共切。如英国牧师汤蔼礼先生者，学识宏通，性情和蔼，居心则仁慈共见，任事则劳怨不辞，夫固中外所同钦，士民所共仰者也。方其创设同仁医院也，尽心募劝，为力居多，竭意匡襄，成功不少，是以驻沪绅商各叨大惠，居贫众庶同被仁恩，此生成之有自实原始，而难忘也。兹者因公回国，返旆有期，属在同人咸切去思之感，缅怀雅范，不胜别绪之萦，当此风尘跋涉，惟期日报平安，拓鹏路于泰西，长途遇顺，唱骊歌于沪北，后会可期。生等旧而事有难忘，临别而愧无所赠，忆曩时之恩遇，弥动后生企慕之思，罗往事而成篇藉，壮大牧行旌之色。 同仁医院西医学生俞庆芳、盛砚生、曹文贵、张希之、周庆云、夏瑞芳谨启 最后署名的夏瑞芳是六名“同仁医院西医学生”之一。在这些医学生中，也有不乏后来在医院任职的，比如曹文贵就成了中国红十字会吴淞防疫医院医士，著有《棚疫俗名鼠疫的历史》等。汤蔼礼牧师，系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英文名Eliot H．Thompson，1866年与华人牧师吴虹玉共同创立了“同仁医局”，1880年改名同仁医院（St. Luke’s Hospital）。此时的汤蔼礼要回美国述职，因他创设同仁医院后“居贫众庶同被仁恩”，因此六人“罗往事而成篇藉”，登在《申报》上为他送行，其心可感。 这篇文章不知为哪位医学生起草，也许是居首的俞庆芳。如果是居尾的夏瑞芳起草，也可见其较强的文字功底。 这条资讯就很能对应蒋维乔对夏瑞芳在同仁医院实习的记述，表明他1888年6月这个时间节点上的“同仁痕迹”。 值得一提的是，蔡元培、张元济虽然名气比夏瑞芳大得多，但第一次出现在《申报》上的时间比他还要晚，初见1889年10月10日第2版的《己丑恩科浙江乡试题名全录》。这一年他俩同中了举人。 二、电局学生 《申报》上出现的第二则有关资讯是《电局招人》（1894年8月6日第6版、8月7日第8版、8月8日第10版），全文如下： 本年自正月至今，来堂投考取、列十分以上之马菊生、马君辅、郭鸿声、秦树鉴、曹瑞钟、夏瑞芳、杨经世、张贞管、王壬林、盛松生、薛锦章、胡锡荣、徐乃昌等，速写立保单，到堂学习。现值正额电生悬缺较多，补额尤易，有志电学者万勿观望自误。  图 《申报》资讯截图 电报局招人，夏瑞芳等报考，结果录取了13人，因此要求他们写下保证书，到电局实习。机会难得，希望考生不要错过机会。 不知此“郭鸿声”是否彼“郭鸿声”。我们熟知的郭鸿声即郭秉文，1880年生，1896年毕业于清心书院。从年龄上看，已经14岁的他报考电局也有可能。 我们也不知夏瑞芳是否及时前往电局学习，应该去的可能性比较小。在至今所见的夏瑞芳书写中，曾经报考过电局学生的经历未曾有人提及。 三、《西字捷报》排字领袖 《申报》上出现的第三则有关新闻是《手民停工》（1895年7月12日第3版），全文如下： 本埠《西字捷报》开设已及期年，昨晨馆中排字人夏瑞芳等忽相率罢工。馆主以夏等不应把持，遂据情投报捕房。捕头立饬西探，与秦少卿包探将各人传至英公廨。副捕头到廨请讯，宋莘乐通刺即坐花厅。据捷报馆主称，夏等不应忽然中止，以致不能出报，其中以余耀廷最为倔强，此事皆因伊而起，倘必不肯做，须伊等赔偿洋五十元。夏等则供，并非不愿在捷报馆做工，因馆中不能照章办理，且时有藉端扣减工资等情，如能照例，则我等无有不愿者。通刺谓，此事一时难以判断，遂谕夏等今日且仍照常工作，如有委曲，可于明晨投案，会同英领事判断。 这则资讯最有看头，信息量也最大，显然夏瑞芳是此次罢工的主角。如果蒋维乔所说夏瑞芳是捷报馆排字领袖属实的话，这就是夏瑞芳带领排字工人进行了一次罢工，而且引起了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干预。在接受询问时，捷报馆主称此举影响了当天报纸的正常出版。夏瑞芳等罢工的起因是捷报馆不能照章办事，而且克扣工资。显然这是一起常见的劳资纠纷，而恰恰是这样的劳资纠纷让夏瑞芳萌生了离职创业的念头。 张蟾芬在《余与商务初创时之因缘》一文之开始即明言： 至于创办动机，知者甚渠。夏瑞芳、鲍咸恩二先生，皆服务于上海英文捷报馆（China Gazette）为英文排字。馆址设在松江路一号（即今称之爱多亚路，其时尚为一条河渠，称之洋泾浜）。该报编辑及经理人为英人 Mr.o’Shea，生性极躁，对于工友，每多轻视侮慢之事。故渠等所感痛苦，实不堪言。乃与余商议，欲自谋出路。最后谈及，创办印书房，每月并可得英美圣经书会及广学会等之承印事宜。决定后，乃集资3750元创办。余只担任半股计250元。为数虽小，但筹措已感困难。瑞芳先生一股，系由其夫人向其女同学告贷而得。咸恩先生亦已告贷。迨资本凑齐，即着手开办。 无独有偶，高凤池在1934年3月30日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学生训练班讲述“本馆创业史”时提到： 夏、鲍二位先生原先都在捷报馆里做西文排字，《捷报》是当时一种颇有名气的英文报纸，英文名字叫做China Gazette，报馆开设在松江路一号——松江路就是现在的爱多亚路。其时尚有一条河，称为洋泾浜。《捷报》的总经理兼编辑是英人Mr. O’Shea，脾气极坏，对于工友非常看轻；待慢之事，又是常有。三四十年前，西人那种不可一世、轻视华人的心理，是很显著的。 张蟾芬和高凤池两人讲述的是上海英文捷报馆的总经理兼主编Mr. O’Shea脾气极坏，不尊重排字工人，让夏瑞芳、鲍咸恩难以忍受，所以和高凤池商量意欲自谋生路。一方面，确实离职的理由足够充分，另方面，单干的能力和环境也已具备。 这里的《捷报》要特别加以说明，常有学者误认《捷报》为《北华捷报》。《北华捷报》的英文名称为“North-China Herald”，创办于1850年的上海，从字面意思又可译为《华北先驱周报》，后来成为《字林西报》的星期附刊，1941年停刊。 而《捷报》的英文名称为“The China Gazette”，张蟾芬和高凤池两人说的很明白。它1894年7月2日创办于上海，1912年停刊，1912年4月1日《申报》第7版曾有“《捷报》暂停出版的”的报道，说的是“本埠英文捷报馆开设至今，已届十八年。兹因市面不振、经济维艰，故已宣告暂停出版。”在《申报》上，它除了“西字捷报”外，又被称为“西文捷报”“英字捷报”“英文捷报”等。 至于这位“Mr.O'Shea”，全名“Henry D. O'shea”，中文名“亨利·欧希”，不仅拥有《捷报》，还曾一度参与经营《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 最后再说一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时间。笔者近日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得到1920-1921年间张元济的五封英文佚信，用的是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抬头纸，说明商务创建于1896年，比我们今天熟知的1897年提前了一年。 实际上，张蟾芬在《余与商务初创时之因缘》一文之开始即明言“本公司创办于公历1897 年，即前清光绪二十三年”，但随后又说：“发起本公司之议约，于光绪二十二年阴历三月初三日订定，系在三洋泾桥某小茶肆楼上。” 张蟾芬说1897年为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时间，而1896年4月15日是发起时间。显然，商务印书馆当时的英文抬头纸是按发起时间算，这就对1897年定论产生了一定的挑战。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1897年只是我们今天的定论，当初也有1896年的说法。 从《申报》1895年7月12日刊登《手民罢工》算起，到1897年2月11日正式创办，大约历经一年半的时间。这是商务印书馆从酝酿商议、筹款入股到正式亮相的过程。对此过程，高凤池在《本馆创业史》是这样说的： 夏、鲍二先生在捷报馆里，极为痛苦。我与夏、鲍二先生是幼小时候的同学，又以宗教信仰相同，星期日做礼拜，常常在教堂里会面；午后又常常在城隍庙湖心亭吃茶，有时上小饭馆吃饭，真是少年知己，无话不谈。他们所感到的痛苦，常常告诉我，同我商量，想谋一条出路。这样谈谈，后来谈到创办印书房上面。当时我就问他们“有没有计划及依靠的基础？”照夏、鲍二先生的计画，每月如果有六七百元的生意，足敷开支，——当时的生活低，开销省。——至于生意的来历，因为多年在报馆做事，行家小生意如传单之类，每月可以接到数笔；还有圣书会、圣经会、广学会的几处印刷品，是有把握的。大家盘算盘算，觉得可以做得，我也很赞成。 总之，当代的夏瑞芳书写特别是对其早期经历的书写，主要依赖于夏瑞芳1914年1月去世后蔡元培、蒋维乔、张蟾芬、高凤池等人的追述，笔者在《申报》上发现的这三则资讯则可以当时的报道来弥补事后追述之不足。 2022.12.21 作者介绍 叶新，安徽歙县人。北京印刷学院出版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英国斯特灵大学国际出版管理硕士、武汉大学历史学和文学双学士。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理事、北京开卷信息技术公司未来研究院智库专家、《数字出版研究》编委。编著有《近代学人轶事》《美国杂志出版个案研究》《美国名编辑研究》《美国书业观潮》《环游谈荟》《简·奥斯汀在中国》《版权丛论》《书中有故事》《晚清版权文献汇编》《晚清出版史料汇编》《民国版权史料汇编》《高梦旦：著述与追忆》《高凤池日记》《版籍丛录》《近代书评文献汇编》等，策划有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夏鼐《燕园清华园日记》等。即将出版《张元济与早期商务印书馆——近代出版史散论》《寻访查令十字街》《〈庸报〉副刊 另外一页 全编》《大东书局史料初编》《中国雕版源流考汇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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