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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妊娠糖尿病是一种心血管风险因素吗?| IDF2022

 尚振奇 2022-12-29 发布于吉林


编者按

妊娠糖尿病(GDM)是指妊娠期间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但血糖未达到显性糖尿病水平,占妊娠期高血糖的83.6%。若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血糖,GDM可能会引起各种危害母婴健康的并发症,也有部分患者产后会进展为2型糖尿病(T2DM)。研究表明,GDM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CVD)的风险。那么,GDM是否为一种CVD风险因素呢?在近日召开的2022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DF)世界糖尿病大会上,加拿大多伦多西奈山医院Ravi Retnakaran教授与瑞典优密欧大学Helena Backman教授分别从正反双方角度围绕这一话题展开了激烈辩论。


正方

GDM是一种CVD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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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i Retnakaran教授




支持GDM与未来CVD风险之间关系的证据

对涵盖9项研究5 390 591例女性(101 424例心血管事件)数据的meta分析[1]表明,与无GDM女性相比,GDM女性未来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高2倍(图1)。一项基于人群的回顾性队列研究[2]纳入259 164例妊娠24~28周接受50 g口服葡萄糖负荷试验(GCT)的女性,其中13 609例有GDM,对CVD进展情况平均随访3.9年。结果显示,GCT结果每增加1 mmol/L,校正后CVD风险增加13%。排除GDM女性后,这种关系仍然存在(HR 1.14,95%CI:1.01~1.28)。在无GDM女性中,与GCT结果≤7.1 mmol/L者相比,GCT结果异常(≥7.8 mmol/L)和结果在7.2~7.7 mmol/L的女性CVD风险分别增加94%和65%(P=0.003,图2)。可见,妊娠期血糖与随后CVD风险之间的关系延伸至正常血糖范围,妊娠期血糖筛查有助于确定未患GDM女性未来CVD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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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GDM与心血管事件风险相关性的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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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无GDM女性亚组中CVD事件的累积发生率




GDM女性不良心血管风险因素

在孕前即随时间推移而演变

GDM女性发生CVD的终生风险较高。那么,其CVD风险是否依赖于T2DM进展?Retnakaran教授等人的研究[3]纳入1 515 079例活产妊娠女性,将其分为有GDM且随后进展至T2DM、有GDM但未进展至T2DM、无GDM但随后发生T2DM、无GDM且未发生T2DM四组,对微血管和大血管预后中位随访10年。结果发现,在有GDM女性中,无论随后进展或未进展至T2DM,其CVD风险均增加(HR分别为2.82和1.30,图3)。Meta回归分析[1]显示,T2DM发病率不影响GDM带来的CVD风险(P=0.34);仅限于随访期间未发生T2DM女性的敏感性分析表明,GDM与未来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56%相关(图4)。因此,即使未进展为T2DM,GDM女性的心血管风险也升高,是CVD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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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GDM及T2DM分组患者的CVD事件累积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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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未患T2DM女性GDM与心血管事件风险之间关系的meta分析

哪些风险因素介导了GDM女性的CVD风险增加?Retnakaran教授等人对757 541例活产妊娠女性中位随访13.2年[4],将其分为有GDM且发生CVD(GDM+/CVD+)、无GDM但发生CVD(GDM-/CVD+)、有GDM但未发生CVD(GDM+/CVD-)、无GDM且未发生CVD(GDM-/CVD-)四组。结果显示,在产后中位4.8年、7.1年和8.7年的3次检测中,各项血脂和血糖指标从GDM-/CVD-到GDM+/CVD-、GDM-/CVD+、GDM+/CVD+逐步恶化(P均<0.0001,图5)。在每个时间点,GDM+/CVD+组的各项血脂和血糖指标均明显低于GDM+/CVD-组(P均<0.001,图5)。在未发生CVD女性中,既往有GDM者所有血脂和血糖指标均明显差于无GDM者(P均<0.001)。中介分析显示,GDM女性CVD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是HbA1c(中介56.0%)和空腹血糖(FPG,47.4%),其次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25.2%)和甘油三酯(TG,12.1%)。在排除随访期间发生糖尿病的患者后,主要决定因素为HDL-C、FPG、HbA1c、TG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因此,不良的血糖和血脂指标可介导既往有GDM女性的CVD风险升高,血脂的影响在未发生糖尿病女性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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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产后3次检测的校正后平均总胆固醇、LDL-C、HDL-C、TG、HbA1c和FPG水平

一项前瞻性研究[5]评估妊娠期糖耐量状态与产后代谢综合征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从糖耐量正常(NGT)到妊娠期糖耐量受损(GIGT)、GDM,代谢综合征的产后患病率逐渐升高。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GDM(OR 2.4,95%CI:1.3~4.4)和GIGT(OR 2.1,95%CI:1.1~4.3)均是产后3个月代谢综合征的显著预测因子。

目前认识到代谢功能障碍实际上早于GDM发生,导致最近发现许多标志物可在妊娠早期甚至孕前早期识别高危女性(图6)[6]。Retnakaran教授等人在8047例GDM女性和93 114例无GDM女性中观察孕前心血管风险因素的不同轨迹[7],最近两次孕前检查分别在孕前0.61年和1.86年。结果显示,与无GDM女性相比,GDM女性具有更高的孕前HbA1c、FPG、随机血糖、LDL-C、TG和ALT以及更低的HDL-C(P均<0.0001);而且,HbA1c(1.9倍)和随机血糖(4.3倍)的年增幅更大,HDL-C年降幅更大(5.5倍),LDL-C年降幅更小(0.4倍)(P均≤0.0002)。可见,GDM女性的不良心血管风险因素在孕前几年即随时间推移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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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与妊娠中晚期GDM诊断相关的孕前和妊娠早期检测的循环因素

GDM表现出的高血糖只是冰山一角,隐藏其下的不良心血管风险因素是潜在威胁。Retnakaran教授等人进一步分析了妊娠对有或无GDM女性心血管风险因素轨迹的影响[8]。研究发现,GDM女性在孕前和孕后的HbA1c、FPG、LDL-C和TG均高于无GDM女性,而HDL-C则较低(P均<0.0001)。GDM女性孕前HbA1c、FPG和TG的年增幅高于无GDM女性(P均<0.01),LDL-C年降幅较小(P=0.0003),HDL-C年降幅更大(P=0.0006)。与孕前相比,GDM女性孕后HbA1c和FPG的年变化率分别高出6.9倍和3.3倍。相反,孕后TG、LDL-C和HDL-C的年变化率分别比孕前低1.2倍、1.6倍和0.3倍。因此,GDM女性孕后与无GDM者在孕前血糖指标轨迹上的差异被放大,孕前血脂指标的差异持续存在且在孕后不会恶化。

认识到产前GDM诊断是叠加在现有心血管代谢风险轨迹上的一个事件,导致了当前GDM的生命历程观点——GDM女性处于比无GDM者更高的风险轨迹,二者心血管代谢风险因素负担的差异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图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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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GDM的生命历程观点示意图




考虑将GDM作为CVD风险因素的临床意义

什么是风险因素?从技术层面上,其是指增加某种疾病/障碍发生可能性的一种特征,可预示因果关系。但是,临床医生在实践中如何应用这一术语呢?从临床层面上,其是指能够识别有患病风险个体的一种特征,提示需考虑患者潜在风险,并采取措施以调节该风险。

如果考虑将GDM作为CVD的一种风险因素,则对于近期有GDM病史的女性,临床医生会考虑进行心血管风险因素的评估和监测;还可早期改变女性CVD风险,为进行一级预防以降低未来CVD负担提供了可能性。




小结

GDM预测未来CVD风险增加2倍,且不完全依赖于T2DM。不良心血管风险因素如血糖和血脂介导了有GDM病史女性的CVD发生风险。这种不良心血管风险因素在孕前就已出现,并在一生中不断恶化。在临床实践中,认识到GDM是CVD的一种风险因素,可能会促进早期干预,最终可能减轻女性CVD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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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

GDM不是一种CVD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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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a Backman教授

Helena Backman教授讲到,她在瑞典产科诊所工作了20多年,过去10年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GDM女性,基于现有证据,她并不能肯定告知是否所有人的CVD风险均增加。她花了很多精力谈论寻求初级保健和随访的重要性,谈到未来健康、体重管理等,有时也会讲CVD,但并不总是这样。为什么她不愿告诉每个人CVD风险呢?10年前,瑞典GDM患病率为1%,当时进行了严格筛查且诊断标准较高,也就是现在说的显性糖尿病。现在瑞典GDM患病率达15%~20%,75%孕妇会通过OGTT进行诊断。但在Backman教授所在医院,15%确诊患者中,有5%仅通过FPG≥5.1 mmol/L被诊断,并未采用其他方法。

Backman教授一直在思考哪些人的风险最高?是否不论血糖水平如何,所有GDM女性均有CVD风险?她不认为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当和孕产妇谈论CVD风险时,对其是有影响的。另外,医生需要提醒自己,其他妊娠相关风险也与CVD相关,如果目的是预防女性CVD发生,还需拓宽视野。对于产科医生来说,实际上应该与患者谈论什么?需要进一步转诊或随访吗?在预防干预方面能做什么?这些都尚未明确。

她认为与GDM相关的事情很多。比如,在筛查和诊断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不同。如果采取不同标准,GDM患病率会发生显著改变。在GDM发生中,肥胖和种族也占重要地位。在Backman教授接诊的患者中,大多数都肥胖。在种族方面,来自北非和亚洲的女性与瑞典女性相比,体型和血糖曲线不同,妊娠结局不一样,是否进展为T2DM、CVD、代谢综合征、高血压等也不同?另外,是否不同的血糖水平,CVD风险不同?超出什么水平需要进行管理?不能在不确定情况下每年对这些GDM患者进行随访。




相关研究及启示

Backman教授结合3项研究进行了分析。第1项为基于瑞典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10],通过风险因素和随机血糖进行筛查,诊断标准为75 g OGTT FPG≥7.0 mmol/L和/或2 h血糖≥10.0 mmol/L。第2项研究为基于NHSⅡ的美国前瞻性队列研究[11],采用2步法筛查,诊断基于患者自我报告。第3项研究纳入加拿大卫生保健管理数据库数据[12],采用2步法筛查,诊断标准为75 g OGTT FPG≥5.3 mmol/L、1h血糖≥10.6 mmol/L、2h血糖≥9.0 mmol/L。

第1项研究[10]旨在确定GDM是否为未来CVD风险的临床有用标志物,以及GDM与其他风险(吸烟、高血压或体重)并存是否可确定高危人群。结果显示,CVD与GDM相关性的校正OR为1.51,吸烟为2.23,肥胖为1.98,慢性高血压达5.10。在分层分析中,CVD与GDM的相关性仅在BMI≥25 kg/m2的女性中可见,OR为2.39,但只有BMI<30 kg/m2风险才增加(表1)。校正产后糖尿病后,OR下降至1.99。因此,在无其他心血管风险因素情况下,GDM是BMI 25~29 kg/m2女性CVD风险升高的有用标志物。这就提出了疑问——肥胖和相关风险因素是真正的风险吗?

表1. 正常体重与超重女性中GDM作为CVD风险因素的OR(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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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项研究前瞻性评估GDM病史与长期CVD风险的相关性[11]。调整年龄、孕前BMI和其他协变量后,与无GDM者相比,GDM与随后CVD风险相关(HR 1.43,95%CI:1.12~1.81)。校正孕后体重增加和更新生活方式因素后,这种相关性减弱(HR 1.29,95%CI:1.01~1.65)。通过对更新CVD健康行为风险因素分层分析表明,在中年保持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减弱GDM病史与CVD风险之间的关联(图8)。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健康生活方式和正常BMI的重要性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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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按更新生活方式因素分层,多变量校正模型分析GDM病史与CVD风险的关系

在第3项研究[12]符合条件的886 295例女性中,12年随访期间发生了1999例CVD事件。在产后早期(产后前5年),妊娠期高血压(GHTD)和GDM并存或仅有GDM均与CVD无关;与无GTHD和GDM相比,仅有GTHD与偶发CVD相关(aHR 1.90)。在产后后期(产后最初5年之后),与无GTHD和GDM相比,仅有GTHD(aHR 1.41)、GHTD和GDM并存(aHR 2.43)均与更高的CVD风险相关;仅有GDM与偶发CVD无关。但这项研究中没有BMI数据,也无较低水平高血糖数据。因此,对于FPG 5.1 mmol/L的孕妇,无法告知其是否有CVD风险。




小结

Backman教授同意很多研究表明GDM与CVD有关。但她认为对于特定女性来说,还有许多不同潜在风险因素。比如,如果仅有FPG 5.1~5.2 mmol/L,这真的是一种风险吗?尤其是体重正常的话。而且,GDM患病率因筛查和诊断标准不同而不同,如果告知患者有CVD风险,妊娠后随访就很重要。另外,难道不应关注子痫前期和肥胖吗?GDM与CVD相关,但这可能并非对所有GDM女性均如此。是时候进行风险分层和个性化治疗吗?这确实是一个干预时机,但仍需开展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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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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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ramer CK, et al. Diabetologia. 2019; 62(6): 905-914.

2. Retnakaran R, Shah BR. 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9; 7(5): 378-384.

3. Retnakaran R, et al. Diabetes Care. 2017; 40(1): 101-108.

4. Retnakaran R, Shah BR. BMC Med. 2022; 20(1): 389.

5. Retnakaran R, et al.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0; 95(2): 670-677.

6. Retnakaran R. Diabetes. 2016; 65(11): 3246-3248.

7. Retnakaran R, Shah BR. Diabetes Care. 2020; 43(10): 2500-2508.

8. Retnakaran R, Shah BR. Diabetes Obes Metab. 2021; 23(10): 2364-2373.

9. Retnakaran R. Metabolism. 2021; 119: 154772.

10. Fadl H, et al. BJOG. 2014; 121(12): 1530-1536.

11. Tobias DK, et al. JAMA Intern Med. 2017; 177(12): 1735-1742.

12. Echouffo Tcheugui JB, et al. JAMA Netw Open. 2022; 5(11): e2243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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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际糖尿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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