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美国科幻作家格里高利·本福德发表了一篇文章，问为什么“在所有人都认为科技进步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特征的90年代，关于科学的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这么少”？他思来想去，认为文学家大都在人文观念中成长，缺乏科学观念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但是，科学家呢？这些人为什么不去书写他们自己的生活？本福德的回答是，“试验室中培养出来的人”早在他们进入社会之初，就被要求“使用被动语态撰写文章”、“在文字中清除情感影响”、对事物的描述必须“绝对精确”、对个人的思想要“不断怀疑”和“不断验证”。这样的人又怎么能创作文学作品？
本福德的看法虽然有道理，但不足以解释科学技术在文学作品中奇缺的所有事实。在这方面，英国作家杰拉尔德·克莱因的“话语霸权”说更加具有说服力。克莱因认为，只有当“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文化的“主要精英”之后，科学才能逐渐走入文学的领域。即便对于美国，这也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进程。
我想，在中国，这一进程恐怕还要等上100年或者200年。
近两年来，许多人对中国科幻文学的现状提出了各种看法，有过各种惋惜和批评。这些看法无疑都是相当中肯和具有启发作用的。但是，对于一个上千年来“具有科学技术倾向的中产阶级”从来也没有成为过主流的中国社会里、在一个没有科学精神、没有科学思维传统、习惯于道德文化的氛围里，以科学和自然探索为中心的科幻作品居然也取得了如此多的发展，这难道不是一个文化奇迹？
我得说，这个“文化奇迹”的意义，被大大的忽略了。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文学在吸取国外资源、更多的借鉴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比较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以文学作品最先探及电脑网络生活的星河，一时间名声大噪，居然在盗版光盘中排名仅次于金庸之后。南阳油田的作家王晋康50多岁开始操笔，在流行科幻领域多方向出击，获得了众多青年的崇拜和热情。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潘海天，将《列子》名著《偃师的传说》重新演绎，文笔华美，颇得中国古典幻想文学的妙传。而平日里沉静寡言的新华社记者韩松，以别具一格的“后现代文学风尚”进入科幻文坛，在他的作品中，科幻领域中的“宏大叙事”完全消失，世界的偶然性、不确定性、琐碎性和人际关系的表面性以一种完全中国化的方式进入文本。更加重要的是，他的小说几乎将科幻文学所有预设的内容规则全部颠覆，在寻找科幻文学本土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9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沿着俗文学和雅文学的两个方向，各自向极致不断发展，同时又在某些触点上相互融合。这种分离与融合形成了世纪之交中华文化转型过程中，一种内含丰富的亚文化的景观。97年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科幻综合症》的文章，集中地反映了这种亚文化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概貌。在这篇文章的配图中，刊用了画家张工（音译）创作的《4号电脑病毒》：一堵巨大的墙壁将世界隔离成两个部分，在两个部分中汇聚了万宝路香烟、玛丽莲·梦露、尼康相机、工农兵雕像、蚂蚁似的跳舞的小人、巨大的蝾螈和一张夹在无数西方人张开的大嘴中的毛泽东画像。混乱主宰着一切，早先具有明确意义的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在这幅画像中被全部打乱。在另一幅配图《中国人登上月球》中，太空画家喻京川画出了一位手拿二胡似工具的中国宇航员，他正将一面五星红旗插上月球。整个画面无法看到宇航员的表情，但却能看到从面罩玻璃上反映出的整个宇宙的景象。
当然，这种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改变中国科幻文学的多种不足。及至今天，中国科幻文学的读者群还主要停留在大中学生，作品在社会深度和人物性格开掘上还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在如何将科学因素融入科幻作品本身，还常常显得没有把握。如何使科幻文学涉入20世纪末的现实生活方面，还没有迈出应有的步伐。
但是，这与整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却是协调一致的。即便是在当今获得全国大奖的关于科学家生活的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剧本中，我也没有发现对科学内容和科学家生活的成功处理。恰恰相反，多数文章只是罗列科学事实，以没完没了的政治呐喊代替对科学家生活的深入的挖掘。
我很同意王富仁教授的做法。看来，如果没有深入的文化分析，中国科幻的先天不足就不能被完全揭示出来。
三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西方科幻文学中的文化主题》。在讲演中我分析了西方科幻文学中的四个主要主题：“宗教与反叛”（常常带有向全能的上帝挑战的意味，突出人的独立精神）、“凡尔纳式科学享乐主义”（人类在未来种种美好的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与历险被描述。归根结底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而不惜代价地改造自然、变革社会）、“权力与秩序”（以《1984》和《时间机器》为典型代表，探讨社会本身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罪恶与拯救”（与宗教有较深的联系，其首要的特点在于揭露出人性中本来存在的罪恶，以及对这种罪恶进行“末日大审判”式的惩罚与毁灭。其中心思想是要表明：人类最危险的敌人恰恰是人类本身或潜意识）。我特别强调，虽然西方科幻小说已经经过多次变革，但其根源的文化主题仍然没有脱离这些基本的内容。当人们涌入电影院疯狂地观看最新电脑造成的逼真效果的时候，他们所享受到的，仍然是古老不变的东西。
但是，宗教与反叛也好，科学享乐主义也好，罪恶与拯救也好，这些文化主题在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中又如何可以查到应有的地位？
和9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的表面繁荣相比，更多的可能还是隐含着的危机。没有这种基本估计，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老一辈的科幻作家可能记得左倾思潮对科幻带来的威胁。但对我来讲，更多的威胁来自文化的深层。我刚刚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对今年高考作文题目的一些反应。这其中《中华读书报》对作家的专访颇使我感到有趣。几乎所有“著名文学家”都对“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样的题目表示出自己的怀疑甚至诋毁。在我看来，这个作文题目与真正的科幻题目相距甚远，它只不过想提请考生，创作能够给人以广阔的幻想空间而已。但即便这样，也遭到了那么多专门以想象为业的作家的反对！可见一种文化转型所需的时间与力度。
本福德在他的文章中欢快的以为，“后现代”的到来对科幻文学可能是一种福音。多元化、边缘与中心对立的消解、类文化和俗文化重新受到重视的现实，可能给美国科幻文学带去新的巨大影响。
但是，对中国来讲，“后现代”还仅仅停留在文化先锋们的咖啡杯里。况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还难于预料。
我倾向于将最近100年中国科幻的历程都当成分娩。所以，当前到底是繁荣也好、幼稚也好、硕果累累也好、毫无建树也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在经过了漫长的生产过程之后，这个婴儿才真正开始寻找独立于世界的机会。
一切才刚刚开始。
它也随时可能被扼杀在襁褓里。
我只是但愿，强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再具有绝对的杀伤力！
本文原刊于《作家通讯》199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