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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明宋克（1327—1387）书《陶静节诗》（局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 图2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首页 “陶集年号甲子案”与陶渊明自定本集 ——对一桩文学史公案的还原考察 范子烨 内容提要 “陶集年号甲子案”发端于《宋书·陶潜传》，李延寿《南史》、《文选》五臣注为之推波助澜，使之深入人心；身处易代之际的诗人们不断形诸吟咏，成为士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对此，清代陶澍等学者认为，《宋书·陶潜传》记载的情况发生于陶集自定本的目录中，沈约此言乃是“发其微趣”“据录之体例为言”。这实际上为解决这一文学史公案提出了一种假说。桥川时雄和朱自清均否定此说。本文结合宋刻递修本陶集，为此假说提供了若干实证，也对早期陶集的编纂和流传情况进行了考索。 关键词 陶集年号甲子案；宋刻递修本；陶集自定本；萧统八卷本；阳休之十卷本 沈约（441—513）《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1］ 此文又被唐李延寿纳入《南史·陶潜传》［2］。《文选》卷二六《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诗题下，李善注亦引“《宋书》”云云，即是此文［3］。这段话涉及了国号、年号、甲子和年月四个因素，而以此为核心，历代文人学者争论不休、聚讼纷纭，这就是本文所说的“陶集年号甲子案”。《宋书》的记载无疑是这一文学史公案的源头，而李延寿和《选》学五臣为之推波助澜，使其更加深入人心。由于涉及陶渊明在晋宋易代之际的政治态度乃至政治品节问题，所以这也是古典作家笔下经常使用的一个人文典故，如：“呜呼陶渊眀，奕叶为晋臣。自以公相后，每怀宗国屯。题诗庚子岁，自谓羲皇人。”（唐颜真卿《咏陶渊明》）［4］“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唐无名氏诗）［5］“风流岂落正始后，甲子不数义熙前。”（宋黄庭坚《次韵谢子高读渊明传》）［6］ “杨彪不着鹿皮冠，元亮还书甲子年。”（元杜仁杰《读前史偶书》）［7］“雁秋持书晋甲子，辞锋时露长沙雄。”（元卢挚《题渊明归来图》）［8］“诗中甲子春秋笔，篱下黄花雨露枝。便向斜川频载酒，风光不似义熙时。（元邓文原《题陶渊明像》）”［9］“乌帽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自春秋。”（元贡师泰《题渊明小像》）［10］“五柳庄前霜叶枯，归来三径已荒芜。自书甲子纪正朔，世上那知刘寄奴。”（元陆仁《题陶渊明图惠良夫》）［11］身处易代之际的诗人们尤其钟情于此典，如陈天瑞“宋末隐居林壑，诗文极高古，效渊明，有《甲子文集》五十卷”［12］；沈子真“但书甲子，人比之陶潜云”［13］；而侯克中《九日怀渊明》诗对此有更精彩的书写： 苦节清才素所长，千年有客过柴桑。五株绿柳门阑贵，三径黄花姓字香。老去惟书宋甲子，归来独擅晋文章。南山正在悠然处，聊为西风举一觞。［14］ 事实正如元牟巘《仇山村诗集序》所言：“自此亦皆以甲子书，似此例者甚众。”［15］由此构成了我国古典诗史上的一道瑰丽的诗学风景。因此，“陶集年号甲子案”也自然成为古今治陶诗者不可回避的问题。但是，现代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以笔者之所见，涉及这一公案的代表作主要有桥川时雄（1895—1982）《陶集版本源流考》［16］，朱自清（1898—1948）《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以下简称为“朱《谱》”）［17］，郭绍虞（1893—1984）《陶集考辨》［18］和邓小军《陶渊明书甲子辨——陶渊明诗文书国号、书年号、书天子、书甲子之考察》（以下简称为“邓文”）［19］。由于文献的缺失，造成了关于这一问题研究空间的狭小，由此也决定了其研究难度较大之事实。 一 就“陶集年号甲子案”而言，如果说沈约是始作俑者，历史家李延寿和《选》学五臣是推广者，那么，思悦则是深化者。明宋濂《文宪集》卷十三《题渊明小像卷后》云： 有谓渊明耻事二姓，在晋所作，皆题年号，入宋之时，惟书甲子，则惑于传记之说，而其事有不得不辨者矣。今渊明之集具在，其诗题甲子者，始于庚子，而讫于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晋安帝时所作，初不闻题隆安、元兴、义熙之号。若《九日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之句，《拟古》第九章，有 “忽值山河改”之语，虽未敢定为何年，必宋受晋禅后所作，不知何故反不书以甲子耶？其说盖起于沈约《宋书》之误，而李延寿《南史》、五臣注《文选》皆因之，虽有识如黄庭坚、秦观、李焘、真德秀，亦踵其谬而弗之察。独萧统撰本传，谓渊明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见宋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朱子《通鉴纲目》遂本其说，书曰“晋征士陶潜卒”，可谓得其实矣。呜呼!渊明之清节,其亦待书甲子而后始见耶？姑参先儒之论，而附着于左方云。［20］ 对其所谓“沈约《宋书》之误”，我们姑且不论；其所谓“先儒之论”，是指宋僧思悦之说。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以下简称为“递修本陶集”）卷三卷首载思悦题记云： 《文选》五臣注陶渊明《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中》诗题云：“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思悦考渊明之诗，有以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馀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兮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萧德施《渊明传》曰：“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于渊明之出处，得其实矣。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以甲子，而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有标晋年号者，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之意也。世之好事者多尚旧说，今因详校故书，于第三卷首，以明五臣之失，且袪来者之惑焉。［21］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宋代诗僧思悦题记 思悦是宋代苏州虎丘寺的一位僧人，曾经在宋英宗赵曙治平年间（1064—1067）校勘陶集［22］，其所谓“后人类而次之”云云，是指递修本陶集卷三之“编年模块”，根据《宋书·陶潜传》陶渊明享年63岁的记载，我们将此“编年模块”及诗人的相关情况罗列于下［23］： 1.《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庚子岁（400），时年三十六。 2.《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辛丑岁（401），时年三十七。 3.《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癸卯岁（403），时年三十九。 4.《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同上。 5.《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乙巳岁（405），时年四十一。 《还旧居》（题目当为“《乙巳岁五月中还旧居》”，说详下文），同上。 6.《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戊申岁（408），时年四十四。 7.《己酉岁九月九日》，己酉岁（409），时年四十五。 8.《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庚戌岁（410），时年四十六。 9.《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丙辰岁（416），时年五十二。 在此“模块”第5、6首诗之间的《还旧居》诗，乃是一个没有时间标志的特例；诗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所谓“上京”就是指京都建康［24］，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正描写了诗人从京都还乡的情形，可知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相隔六年，且互相呼应；由庚子岁（400）下沿六年为公元405年，即东晋义熙元年乙巳，故《还旧居》诗当作于此年五月［25］，依照本模块之通例，此诗题本应作“《乙巳岁五月中还旧居》”［26］。这种情况表明，尽管《还旧居》的诗题没有标志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参见下文），但这一“编年模块”的时间排序是顺畅的，足见其并非出于后人的随意编排，思悦所言非是。 无论如何，思悦的这段话随着陶集广泛流传，使得南宋以来学人关于“陶集年号甲子案”的争论更趋激烈更为复杂，朱《谱》将相关的论争总结为“七变”。与前人不同的是，朱《谱》对沈约《宋书》的相关记载是彻底否定的，其讨论此案的切入点是《困学纪闻》的相关阐释。王应麟“宋亡隐居山中二十馀载，自号深宁老人，日事著述，其纪年但书甲子，以示不臣于元”［27］，故对此文学史公案极为关注，其《困学纪闻》卷二云： 《左氏传》引《商书》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洪范》言“惟十有三祀”，箕子不忘商也，故谓之《商书》。陶渊明于义熙后，但书甲子，亦箕子之志也。陈咸用汉腊亦然。［28］ 朱《谱》肯定了王氏之说，并引《后汉书·陈宠传》： 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平帝时，王莽辅政，多改汉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吕宽事诛不附己者何武、鲍宣等，咸乃叹曰：“《易》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职。及莽篡位，召咸以为掌寇大夫，谢病不肯应。……父子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29］ 朱氏认为：“此事与沈约所记渊明出处甚相似：莽诛不附己者咸即去职，所谓'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也。莽篡位，咸犹用汉家'祖’'腊’，所谓'永初以来但书甲子’也。约不必即据范《书》，然范《书》当有所出，约用其事，固在情理中耳。”在他看来，沈约套用了陈咸的故事，并将其移植到陶渊明身上，这与陈寅恪对曹冲称象与佛典之关系的解说颇为类似［30］。显然，朱氏认为这是史笔中的文学创作，沈约所述不是客观事实，朱《谱》复云： 按《宋传》所著文章云云，当指渊明平生所作言之（其曰“皆题年月”，实是语病）；意谓义熙以前题年月则书年号，永初以来则不书，但云甲子而已。然义熙、永初之间，题年月则如何，《传》所未言。今以集考之，题甲子者诗十二首，文三首，诗中庚子（西400）至癸卯（西404）六首及辛丑（西401，或辛酉，西421）《游斜川》一首而外，皆义熙中作。文中《归去来辞》及《祭从弟敬远文》亦皆作于义熙中，惟《自祭文》作于宋世。题年号者文二首，《桃花源记》题“太元中”，不知何时作，《祭程氏妹文》则在义熙三年。义熙以后，既书年号甲子，永初以来书甲子者，又仅《自祭》一文（《游斜川》诗若作于辛酉［永初二年，西421］，自亦应列入），是《宋传》所说殊无据，殆是沈约凭臆之谈；其断自义熙者，当以义熙元年（西405）为渊明弃官归耕之年耳。其义熙以后诗多记甲子，则沈存而不论矣。 朱氏认为“陶集年号甲子案”乃是子虚乌有之事，所谓“凭臆之谈”“已自矛盾，不能成理”，是朱氏对《宋书》相关记载的根本看法。但对于此公案的讨论，朱氏并未一概否定。宋吴仁杰《陶靖节年谱》“二年庚申”： 夏六月，晋禅于宋。宋高祖改元永初。《读史述九章》自注曰：“余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首章述夷、齐云：“天人革命，绝景穷居。采薇高歌，慨想黄虞。”二章述箕子云：“去乡之感，犹有迟迟。矧伊代谢，触物皆非。”当是革命时作。……尝考集中诸文，义熙已前书晋氏年号者，如《桃花源》诗序云“晋太元中”，又《祭程氏妹文》云“维晋义熙三年”是也。至《游斜川》诗序在宋永初二年作，则但称“辛酉岁”；《自祭文》在元嘉四年作，则但称“岁惟丁卯”。史氏之言，亦不诬矣。然其《祭从弟敬远文》在义熙中，亦止云“岁在辛亥”。要之，集中诗文于晋年号或书或否，固不一概，卒无一字称宋永初以来年号者，此史氏所以著之也。史论其所著文章，不专为诗而发，而五臣辄更之曰“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此所以启后世之误也。［31］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 对此，朱自清评论说：“其说可信；拈出不称宋号一事，尤足排难解纷，盖最合集中实情也。丁《谱》亦曰：'《陶集》义熙以前备书甲子，不始于永初也。但自永初以后，不书刘宋年号尔。’说正同。然此不书者，有意耶？无意耶？以《述酒》诗征之，或不为偶然。得不书宋号一语，吴、丁以外各家甲子年号之论皆可废。”“丁《谱》”是指清人丁晏的《晋陶靖节年谱》［32］。在朱氏看来，古人关于“陶集年号甲子案”的讨论，最大的收获是确认了陶集中没有刘宋年号的事实；由于陶渊明入宋后还生活了七年（公元420—427年），故而这一发现就特别值得关注。那么，这是陶公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朱氏认为可能“不为偶然”，既未否定，也未肯定，而是略持怀疑的态度。 事实上，作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和宗教感很强的知识分子，沈约为陶渊明立传，必然要严格尊奉实录的原则。《宋书》本属于皇帝御览之书，我们读沈约《上〈宋书〉表》： 臣今谨更创立，制成新史，始自义熙肇号，终于升明三年。桓玄、谯纵、卢循、马、鲁之徒，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宋典。刘毅、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孟昶、诸葛长民，志在兴复，情非造宋，今并刊除，归之晋籍。［33］ 义熙之年是晋宋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哪些人物应该归于“晋籍”，哪些人物不宜进入“宋典”，沈约是有严格标准的。又如其《上言宜校勘谱籍》云： 晋咸和初，苏峻作乱，版籍焚烧无馀。此后起咸和三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朱笔隐注，纸连悉缝。……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苟有回避，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义熙在宁康之前，或以隆安在元兴之后。此时无此府，此年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年，又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如此诡谬，万绪千端。［34］ 可见对于刘宋时代在谱牒方面弄虚作假的情况，沈约是深恶痛绝的；对于涉及晋代的年号、甲子问题，他的历史意识也是极为清醒的。再如其《答陶隐居难均圣论》： 释迦出世年月，不可得知，佛经既无年历注记，此法又未东流，何以得知是周庄之时？不过以《春秋》鲁庄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见为据。三代年既不同，不知外国用何历法，何因知鲁庄之四月，是外国之四月乎？若外国用周正邪，则四月辛卯，《长历》推是五日，了非八日。若用殷正邪，周之四月，殷之三月。用夏正邪，周之四月，夏之二月，都不与佛家四月八日同也。［35］ 在与陶弘景讨论佛祖生日时，他甚至也表现了刨根问底、极为理智的纪年意识。他是佛教徒，更是历史家。具有如此信仰和如此学术背景的人，岂能在御览之书中虚构一个“陶集年号甲子案”！ 与朱《谱》不同，邓文将上引《宋书·陶潜传》“义熙以前”云云理解为：“是古典文史习见的互文笔法，将此互文笔法之语，展开为完全表述之语，即为：'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亦书甲子；自永初以来，不书宋氏年号，唯云甲子而已。’”由此邓文进一步指出： 而思悦《甲子辨》之说，以“渊明诗题甲子皆晋时所作”，驳斥《宋传》互文笔法之语，实际是以一部分之真否定另一部分之真，即以渊明在晋诗文亦书甲子之寻常现象，否定在宋诗文只书甲子之非常现象；尤其是回避了渊明诗文书晋氏年号，是否定书宋氏年号的关键问题。 基于此种认识，邓文对陶渊明诗文书国号、书年号、书天子和书甲子的材料进行了彻底清理，最后得出结论说： 陶渊明在宋诗文，绝无书宋朝国号、绝无称宋天子、绝无书宋年号，只书甲子。这与无论在晋在宋，诗文书晋朝国号、称晋天子、书晋年号，并且多达10次，形成鲜明对照。这表明，陶渊明认同晋，绝不认同宋。 邓文的这一观点是对上引吴仁杰之说的延伸，而更为确凿有力。由此，《宋书·陶潜传》“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得以确证。显然，邓文从陶集寻找内证，对此历史公案的研究已经有所推进，至于其掘发《魏书·氐传》关于氐王杨氏尊奉义熙之号的史料，也是邓文中动人的一笔（参见下文）。但是，就“陶集年号甲子案”而言，“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如何在陶集中落实？“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又如何在陶集中落实？义熙（405—418）之年号在陶集中又如何落实？显然，邓文只解决了陶渊明不书刘宋国号和年号的问题。 二 清代学者陶澍及其门人赵绍祖针对“陶集年号甲子案”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观点，相关表述首见于赵绍祖《读书偶记》卷七“陶诗书甲子”条（引文中的小字是作者自注，以下独立引文同此例）： 余谓渊明文章，晋标年号，宋书甲子，《宋书》实为此说，《南史》亦同。（原注：惟《晋书》删此语。）而李善取以注《文选》，五臣更引伸之。即如思悦之论，亦非五臣之失。但沈约工诗，既去渊明不远，李善最博，未必耳食为言，此二公当非不见《渊明集》者。使《渊明集》中书甲子者仅此九首，又皆在晋时，而无标晋年号者，此亦开卷可得，而何作此言？余意集中所书年号、甲子，转相传写，必为后人所删去，而此数首者，特删之未尽耳。（原注：且渊明未必首首题年号、甲子，不过于一年所作之前题之。如《饮酒》、《读山海经》等，使题云某年号、某甲子饮酒、读《山海经》，成何等语耶？此数首特记一事，故书甲子于题首，而是岁中所标年号必在前矣。后人删而去之，而此数首之甲子，以在题上，故不删。此情理自然，可想而知者也。）未可便以为《宋书》、《文选注》之失也。［36］ 今检递修本陶集，可知卷二有《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岁暮和张常侍》二诗，我们不妨对此加以追问：此“五月”是哪一年的“五月”？此“岁暮”又是哪一年的“岁暮”？此二诗的诗题缘何不叫《和戴主簿》《和张常侍》，如同《和刘柴桑》《和郭主簿》一样？这种异常情况表明，这两首诗的题目很可能就是赵氏所谓“删之未尽”和“删而去之”的具体表现；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前两个诗题的时间标志，因为诗题的时间处于孤立的模糊的状态。如上文提及的“编年模块”中的诗题，我们试删除诗题的前三字，结果其形式就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岁暮和张常侍》完全一致了。 由此可见，赵氏之说虽然是一种推测，却颇有见识，只是他没能在陶集中找到证据而已，对此，陶澍《靖节先生书甲子考》（以下简称为“陶《考》”）一文有进一步发挥： ……昭明之前，先生集已行世。《五柳传》云：“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则其集必有自定之本可知。约去先生仅十馀年，必亲见先生自定之本可知。窃意自定之本，其目以编年为序，而所谓或书年号或仅书甲子者，乃皆见于目录中，故约作《宋书》，特为发其微趣。宋元献《私记》云：《隋·经籍志》宋征士陶潜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录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本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传，合序、传、诔等在集前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录。录者，目录也。是先生集别自有录一卷。而沈约云“文章皆题岁月”者，当是据录之体例为言。至唐初其录尚在，故李善等依以作注。后乃亡之，遂凌乱失序，无从校勘耳。假令先生原集，义熙以前亦止书甲子，永初以后或并纪年号，休文无端造为此说，则当时之人皆可取陶集核对以斥其非，岂有历齐、梁、陈、隋俱习焉不察，李延寿反采入《南史》，李善又取为选注哉？［37］ 其实陶、赵之说，并非首创，清邱嘉穗云： 休文去宋未远，岂尽无稽？且云所著文章，皆题年月，则陶诗文当无不题年月，何以诗仅十条，文仅三篇。考古人著作，无于诗每首、文每篇俱题年月体。陶公所题，当在卷轴之端，近世久抄，轶弗存耳，未必于篇章首逐条大书特书也。十条三篇，大抵信笔偶及，因《文选》误注，遂令人疑沈、李二史之妄。［38］ 邱氏此论，大意有五点：1.沈约与陶渊明在时间上相距不远，其所言陶公“所著文章，皆题年月”之情况，必有依据，不可妄疑；2.但传世之陶集，符合沈约之说者“诗仅十条，文仅三篇”；3.古人著作并无在每首诗文的篇题中“俱题年月”的体例；4.陶公诗文“俱题年月”的现象发生于“卷轴之端”，就是目录之中；5.“十条三篇”题写年月之现象属于陶公“信笔偶及”之结果，而非固定的诗文体例。邱嘉穗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进士，早于陶澍（1779—1839）和赵绍祖（1752—1833），故陶、赵之说很可能是从邱氏之说发展而来的。而陶澍所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萧统（501—531）之前，《陶渊明集》已经行世。《晋书·陶潜传》：“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所有文集并行于世。”［39］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记载（参见下文）。 （二）《陶渊明集》有陶渊明自定本，且系编年体，编年标志在目录中。对此，笔者可以提供两个证据：其一，递修本陶集卷三的“编年模块”就是陶集自定本的遗迹，因为在陶渊明的时代，只有诗人自己才能知道每首诗的具体创作时间并且进行准确的编年。其二，处于这一“编年模块”之前有一首《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始作”二字足以表明，此诗虽然成于先，而诗题却定于后。这应是陶渊明整理自己作品时留下的痕迹。 兹就此二点申论之。案递修本陶集所附《北齐杨仆射休之序录》云： 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传诔，而少《王孝传》及《四八目》，然编录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致忘失。今录统所阙一作撰，并序目等，合为一秩十卷，以遗好事君子焉。［40］ 据此，在阳休之以前，陶集有无名氏所编八卷本、六卷本和昭明八卷本行于世。由此笔者进一步推测，六卷本是诗人首次结集本，八卷本是第二次（可能是临终前）结集本，但阳休之所见已非足本；比较而言，前者简略，作品缺少，后者丰富，作品齐备，则当属客观事实。 萧统编纂的八卷本陶集，就是以此二本为基础的。桥川时雄说：“梁昭明太子萧统，景仰陶公为人，酷嗜其诗文。然以彼时流行之陶集，编次紊乱，颇伤大雅。乃参考诸本，整齐编次，自撰《序》《传》，又加目录，撰定一本。后世所谓昭明太子本者是也。”［41］萧统《陶渊明集序》自叙其编纂陶集之情况： 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加搜求，粗为区目。……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42］ 所谓“粗为区目”，实际是从文体着眼重新编纂陶集，所以“编录有体，次第可寻”（阳休之语），看起来比较规整。我们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就是《文选》。《文选》所收陶渊明的九篇作品，萧统已经从文体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类，具体情况是：《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文选》卷二十六“行旅”）［43］《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塗口》（《文选》卷二十六“行旅”）［44］《挽歌诗》（“荒草何茫茫”，《文选》卷二十八“挽歌”）［45］《杂诗》（“结庐在人境”“秋菊有佳色”，《文选》卷三十“杂诗”）［46］《咏贫士诗》（“万族各有托”，《文选》卷三十“杂诗”）［47］《读〈山海经〉诗》（“孟夏草木长”，《文选》卷三十“杂诗”）［48］《拟古诗》（“日暮天无云”，《文选》卷三十“杂拟”）［49］以及《归去来》（《文选》卷四十五“辞”）［50］。萧《选》对陶公的作品如此分类，是当时高度成熟的文体观念和文体概念使然。我们根据“编年模块”和丁晏《晋陶靖节年谱》，试将递修本陶集中可以确定创作年代作品穿插其间： 1.《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 2.《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 3.《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4.《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5.《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6.《归去来兮辞》，乙巳岁（405）十一月，时年四十一。 7.《祭程氏妹文》，丁未岁（407），时年四十三。 8.《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9.《己酉岁九月九日》 10.《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11.《祭从弟敬远文》，丙辰岁（416），时年五十二。 12.《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13.《自祭文》，丁卯岁（427），时年六十三。 这样的编年体陶集给人的印象就是参差不齐、头重脚轻，所以阳休之称其“编比颠乱”，可见这样的文人别集形态已经不符合彼时士林的阅读习惯。既然如此，萧统依据当时的文体标准重新编纂陶集，是合情合理的。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八卷本陶集视为萧统主编《文选》的副产品。当然，萧统编纂的八卷本陶集，实际上在整体上改变了陶集自定本的编年体特征；同时，在不违背文体标准的情况下，萧统又局部保存了自定本陶集的“编年模块”。 要之，萧统本陶集是以文体为序的，其体例形态被递修本陶集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以编年为序是陶渊明自定本集的主要特征。正如陶《考》所言，《宋书·陶潜传》“所著文章”云云之现象，发生于陶集自定本的目录中，沈约此言乃是“发其微趣”，“据录之体例为言”。而萧统编纂陶集之所以能够局部保留陶集的“编年模块”，就是因为其所依据的两种底本就是陶渊明自定本集，因为除了陶渊明本人，他人根本无从知晓相关作品编年所需要的精确信息。萧统已打破陶集自定本创作立体例，则《宋书·陶潜传》关于“陶集年号甲子案”的相关表述就已经不适合按文体编纂的萧编八卷本陶集，故其所撰《陶渊明传》对此不置一词。事实上，这篇《陶渊明传》并非独立的存在，而是萧统陶集中附录的文献之一，就如同萧统所撰《陶渊明集序》一样。该序称“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可证其实。我们再观察这一“编年模块”中的题目，同时删除每个诗题的时间标志，所得结果是：《从都还阻风于规林》《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怀古田舍》《与从弟敬远》《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遇火》《于西田获早稻》和《于下潠田舍获》。如此并不影响诗意的表达。这些诗题中标志时间的文字，很可能是萧统编纂陶集时从自定本陶集的目录中迻录过来的。正如上引赵氏《读书偶记》所言，陶公诗文题目大多不能以创作时间冠首搭配，所以迻录的范围非常有限；同时在迻录的过程中，有些作品如《还旧居》《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岁暮和张常侍》等又失去了应有的甲子纪年标志，这可能是萧统疏忽所致，也可能是后人妄改妄删的结果。递修本陶集所附《本朝宋丞相私记》云： 按《隋·经籍志》：《宋征士陶潜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录一卷。《唐志》：《陶泉明集》五卷。今官私所行本凡数种，与二志不同。有八卷者，即梁昭明太子所撰，合序传诔等在集前为一卷，正集次之，亡其录。有十卷者，即杨仆射所撰。（原书按语：休之字子烈，事北齐为尚书左仆射。以好学文藻知名，与魏收同时。）……。余前后所得本仅数十家，卒不知何者为是。晚获此本，云出于江左旧书，其次第最若伦贯。［51］ 递修本陶集来自“江左旧书”是一个重要的陶集传播信息。这意味阳休之十卷本陶集完成后，不久又回传于江南。刘跃进指出：“北齐阳休之作为副使至江南，一定看到了萧统所编八卷本之《陶渊明集》，并携至北方，在此基础上重新编定陶集，加进《四八目》（《圣贤群辅录》）《五孝传》，足成十卷。”［52］阳休之使梁之时［53］，萧统编纂的八卷本陶集已经流行至少有十年之久了［54］。阳休之本主要是根据萧统八卷本编纂的，其《序录》所谓“录统所阙”，意谓收录萧统本所缺少的作品，但休之未考其真伪，只因“三本不同”，而“恐终致忘失”（阳休之《序录》），于是兼收并蓄，凡三本所有及其平日所见者，一并收入，而成十卷本陶集。无论是萧统编纂八卷本陶集，还是阳休之出使南朝把陶集传播至北方，均具有国家层面的文化意义，其影响力是民间层面的传播无法比拟的。郭绍虞云：“陶集在宋以前，传抄以行，故诸本互有异同。大抵一定于昭明，再定于阳休之，三定于宋庠，而始有刊本。”［55］阳休之本集南北朝各本陶集之大成，为陶集向后代的完整传播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它实际就是递修本陶集的祖本。要之，递修本陶集形成的过程是：陶渊明自定本集（六卷本和八卷本）→萧统本陶集（八卷本）→阳休之本陶集（十卷本）→宋庠本陶集（十卷本）→递修本陶集（十卷本）［56］。换言之，递修本陶集包含着以前五种陶集的若干原始信息。此后，陶集各本虽然千变万化，然皆出自递修本，这就是该本的重要价值之所在。潘重规说：“考唐以前文集，有旧本传世者，仅蔡邕、阮籍、嵇康、陆云、陶潜、鲍照、江淹七家。《蔡邕集》又为宋人重编，唐人引见之语，往往不在集中。然则唐以前文集有旧本传世者，不过六家。此六家中，旧本最多，且最可信者，实以陶集为冠。”［57］而在历代陶集的众多版本中，又以递修本陶集为冠。 （三）沈约亲见陶渊明自定本集。《宋书·陶潜传》引述了陶渊明的四篇作品，即《五柳先生传》［58］《归去来》《与子书》（递修本陶集作《与子俨等疏》）和《命子诗》，是为沈约亲见陶集之铁证。另如沈约《留真人东山还》诗： 连峰竟无已，积翠远微微。寥戾野风急，芸黄秋草腓。我来岁云暮，于此怅怀归。霜雪方共下，宁止露沾衣。待余两岐秀，去去掩柴扉。［59］ 这首诗蕴含着丰富的以陶诗为主的“前文本”，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正夏长风急。”《述酒》：“秋草虽未黄。”《杂诗》十二首其十：“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咏贫士》七首其二：“凄厉岁云暮。”《于王抚军座送客》：“冬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游止判殊路，旋驾怅迟迟。”《拟古》九首其六：“年年见霜雪。”《归园田居》五首其三：“夕露沾我衣。”《归园田居》五首其二：“白日掩荆扉。”《游斜川》：“虽微九重秀。”《杂诗》十二首其七：“去去欲何之。”《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荆扉昼常闭。”这些陶诗都被沈约吸纳并转化到诗中。换言之，这些陶诗直接影响了本诗的文本建构，如果仅仅以用典视之，显然是不准确的。再如沈约《十咏》二首： 纤手制新奇，刺作可怜仪。萦丝飞凤子，结缕坐花儿。不声如动吹，无风自褭枝。丽色傥未歇，聊承云鬓垂。（《领边绣》） 丹墀上飒沓，玉殿下趋锵。逆转珠佩响，先表绣袿香。裾开临舞席，袖拂绕歌堂。所叹忘怀妾，见委入罗床。（《脚下履》）［60］ 这两首诗明显取材于《闲情赋》：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馀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 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 沈约其它“八咏”虽然已经亡佚，但由此推断，也当是取材于陶公此赋，“十咏”与“十愿”是相对应的。沈约的另外两首赋也受到《闲情赋》的影响： 擢柔情于蕙圃，涌宝思于珠泉。（《高松赋》）［61］/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闲情赋》） 怅徙倚而不眠，往徘徊于故处。（《伤美人赋》）［62］/步徙倚以忘趣，色惨凄而矜颜。（《闲情赋》） 从句式到语言，沈赋与陶赋都是分不开的。沈约其它作品也吸纳了陶公诗文： 1.迹平生之耿介，实有心于独往。（《郊居赋》）［63］/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2.即事既多美，临眺殊复奇。（《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五章其三）［64］/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3.君东我亦西，衔悲涕如霰。浮云一南北，何由展言宴。（《送别友人》）［65］/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与殷晋安别》） 4.东郊岂异昔，聊可闲余步。野径既盘纡，荒阡亦交互。槿篱疏复密，荆扉新且故。树顶鸣风飙，草根积霜露。……飞光忽我遒，岂止岁云暮。若蒙西山药，颓龄倘能度。（《宿东园》）［66］/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桃花源记》）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还旧居》）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其二）顾眄莫谁知，荆扉昼常闭。（《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九日闲居》） 5.且复归去来，含情寄杯酒。（《初春》）［67］/ 以上各例是沈约谙熟陶集的显证。又如沈约《与徐勉书》云： 吾弱年孤苦，傍无期属，往者将坠于地，契阔屯邅，困于朝夕，崎岖薄宦，事非为已。［68］ 其自述生平曰“弱年”，曰“薄宦”，正与《宋书·陶潜传》“潜弱年薄宦”声口相同。而细究《宋书·陶潜传》此文，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语段：“潜弱年薄宦”等六句是第一个语段，“所著文章”等五句是第二个语段，按照沈约的表述，这两个语段的内容具有因果关系：前者为因，后者为果，由此突显陶渊明的晋遗民品格，显然，沈约认为陶渊明不书刘宋之国号与年号，乃是有意为之。《桃花源记》云：“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们只要把汉魏晋三朝去掉，嬴秦和刘宋就连上了，诗人是以暴秦比拟刘宋，以秦皇比拟宋武，故此二语表达的就是对刘宋国号与年号的蔑弃。《桃花源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因为《桃花源记》开篇说“晋太元中”，涉及晋朝的国号与年号，显然这篇作品创作于刘宋时期，如果我们不联系“乃不知有汉”二语，就看不出诗人的深意。从《桃花源诗并记》的这种情况看，陶渊明关于国号、年号乃至甲子纪年的叙述是清晰、严谨而考究的。《魏书》卷一百《氐传》载： 刘裕永初中，封（杨）盛为武都王。盛死，……子玄统位。……虽称藩于刘义隆，仍奉晋永熙之号。［69］ 尽管杨盛（364—425）、杨玄父子获得了刘宋的封号，却仍然尊奉“晋永熙之号”，这当然涉及了正朔认同问题；杨氏为氐人，尚且如此，故此事可以为“陶集年号甲子案”提供一个比较有力的旁证。 三 郭绍虞对陶集自定本之存在，并未完全否定，其《陶集考辨》云： 陶集有无自定之本，亦一颇可注意之问题。谓陶集有自定本者，其说始于陶澍。而陶澍之所据，亦仅《五柳传》中“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一语，似不能谓为有力之佐证。故桥川氏之《陶集版本源流考》即不主此说。然陶公生前虽无自定之本，而传写之本则在当时或已有之。［70］ 郭氏对“陶集有无自定之本”并未轻下结论，主要是因为“昭明本以前，别有传写厘定之人”（《陶集考辨》），尤其是六卷本之序对考察此问题最为重要，因为“此序如得流传，可藉以推知传写者为何如人，而陶集究有自定之本与否，亦不难解决矣”（《陶集考辨》）。案《宋书·陶潜传》云： 潜少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 “其自序如此”的表述，乃是承袭《汉书》摄取主人公所著书之自序以入传之通例，如《汉书·扬雄传》称“赞曰：雄之自序云尔”［71］，表明该传来自扬雄《法言·自序》，《汉书·司马迁传》称“迁之自叙云尔”［72］，表明该传来自《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是中古时期历史家创制人物传记的一种方式［73］；由此推断，《五柳先生传》乃是沈约所见陶集的自序，其位置亦当如《史记》《汉书》之自序，在陶集的最末，但“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的表述，并不符合古代传记写作的传统，正如陈寅恪所言：“大凡为人作传记，在中国典籍中，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皆首述传主之姓氏名字。”［74］但陶公此传的形态并非如此。钱锺书曾经指出： 按“不”字为一篇眼目。“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不慕荣利”，“不求甚解”，“家贫不能恒得”，“曾不吝情去留”，“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重言积字，即示狷者之“有所不为”。酒之“不能恒得”，宅之“不蔽风日”，端由于“不慕荣利”而“家贫”，是亦“不屑不洁”所致也。“不”之言，若无得而称，而其意，则有为而发……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正激于世之卖声名、夸门地者而破除之尔。［75］ 在钱氏看来，这正是陶渊明的脱俗之笔，这也是《五柳先生传》作为《陶渊明集》自序的特异之处［76］。这种特异形态的自序，使后人忽略了《宋书·陶潜传》“其自序如此”的本意。如此看来，六卷本陶集乃是陶渊明的自定本，该本为编年体，而八卷本无序，可能是《五柳先生传》在其目录中失去了应有的自序标志，因而与其它作品混为一色，难以分别了。 文学创作是陶公平生的志业，是诗人与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方式，如果说诗人作诗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因而没有保存自己作品的意识，显非实情。其实，陶渊明对身后名是很看重甚至充满焦虑的。《影答形》：“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77］而对于在历史上有高行名言却没能留下姓名的人士，陶渊明是深表惋惜的。《集圣贤群辅录》：“凡书籍所载及故老所传，善恶闻于世者，盖尽于此矣。汉称田叔、孟舒等十人及田横两客、鲁八儒，史并失其名。夫操行之难，而姓名翳然，所以抚卷长慨，不能已已者也。”［78］另如邓小军所言： 陶渊明曾否自定集本，历来有不同看法。……按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又云：“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饮酒》第二首：“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拟古》九首第二首：“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不学驱驰子，直在百年中。”可知渊明关切“垂名”“身后”，传于“百世”，传于“无穷”。在渊明，“垂名”“身后”，传于“无穷”，要在于“志”“节”之实践，亦在于“颇示己志”之文章。故自定集本，当有其事。［79］ 而文学创作正是立名以至不朽的方式之一，曹丕《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80］因此，陶渊明自然要努力保存自己的作品，其《饮酒》二十首序曰：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对此，桥川时雄评论说：“陶公性行，旷达自然。《饮酒》二十首，犹假故友，以为编次，岂其自行编制全部乎？”［81］陶渊明的性情无论多么“旷达自然”，都不会忘怀自己的作品，所谓“聊命故人书之”，是说自己先作了《饮酒》诗，而后请友人书写，奇文妙书，共同观赏，以助酒兴。这恰好表现了陶渊明对《饮酒》诗的重视，也说明他非常看重自己作品的流传，并且乐此不疲，故其自定本集，乃是情理中事。郭绍虞《陶集考辨》复云： 昭明《序》云：“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此所谓录，果为陶集原本之录，抑为昭明本改编之录，固非吾侪今日所能臆测，然据昔人所言推之，或为原录亦未可知。岂以原录为编年体，故可与传合编耶？ 梁氏又谓：“今本分卷及各卷中之篇次，大率皆阳休之因昭明太子本而有所增益也。”所言极是。……大抵今本陶集编次，率承昭明本来。其最初传写之本，只是依其所作先后，次第录写，不分诗文，故觉其颠乱，而次第亦不易窥寻。至昭明本始以文体分篇，故阳氏称为“编录有体”，而诗文既分，则于陶诗纪事之作，可以窥其一生经历者，亦转觉其“次第可寻”，而不知其转失陶集本来面目也。［82］ 陶渊明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对陶渊明而言，他的自定本集，乃是其人生经历和思想情感的真实记录——传达崇高的观念，抒写神圣的情感，表现自由的生活，回忆荏苒的岁月。而捍卫人的尊严与崇高，乃是陶渊明文学书写的核心性驱动力之一。职此之故，其文学创作就不是一时的文化冲动和应景唱和，而是高度的文学自觉和艺术修为。《有会而作序》曰：“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83］《感士不遇赋序》曰：“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84］对于文学的叙事传播与抒情功能，陶渊明是有充分认识的。这就是其自定本集产生的基础。 就此而言，其编年体自定本集的亡佚，既是其个人的损失，也是我国文学史的损失，故幸存之自定本陶集的编年虽然只是局部，亦弥足珍贵。 当然，文人自定本集，并不始于陶渊明。曹植《前录序》： 故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所著繁多。虽触类而作，然芜秽者众，故删定，别撰为《前录》七十八篇。［85］ 《别录》是曹植的自选集，当然具有阶段性，刘宋史学家徐爰在《议国史限断表》中叙述魏晋著史的传统，有“事先归之前录，功偕著之后撰”［86］的说法，“后撰”与“前录”是相对而言的。关于曹植作品的“后撰”有二：一是魏明帝曹叡景初年间（237—239）的秘阁结集本，是为选本，即是后来二十卷本《曹植集》之祖本；二是曹植生前自定本集，具有完整的作品目录，并有涉及作品创作背景和时间的自注，是为三十卷本《曹植集》之祖本［87］。从陶诗的文本特别是《拟古》九首的情况看［88］，陶渊明对曹植的文学创作和人生命运是非常关注的［89］，他读过的《曹植集》也可能就是这部三十卷的曹植自定本。 综上所论，陶澍等人认为“陶集年号甲子案”发生于陶渊明自定本集的目录中［90］，其观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朱《谱》说“陶、赵异军突起，羌无实据，亦强为之辞”，桥川时雄也说：“据今日所有文献而言，未获证明陶集有自定本之直接的确证，则所有猜测之论，更为臆说，近乎歧索冥解矣。”［91］则完全抹杀了此说的积极意义。陶澍等人实际上为揭开“陶集年号甲子案”之谜提出了一种具有假说性质的解决方案。郭绍虞按照这一理路，以谨慎的态度对陶公自定本集问题进行了辨析，实际是充分肯定了陶澍的假说。本文结合递修本陶集为此假说提供了实证，关键性的证据就在于陶集中的“编年模块”和《五柳先生传》以及沈约《宋书·陶潜传》的相关记载。就学术研究而言，合理的猜想和推测，来自理性的判断，这种判断当然具有积极意义——既然自然科学允许有假说，那么，人文科学也没有必要排斥假说。任何学术研究，都不要固守前人的“定论”，不断提出新见并且创造和保持必要的学术张力，这是十分必要的。
石涛（1642－1708）《陶渊明诗意图册》 注释 ∨ ［1］沈约：《宋书》，第2288—228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下引该传不再一一注明。 ［2］李延寿：《南史》，第1858—185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3］《文选》卷二六，萧统编，李善注，第377页，胡刻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版；《六臣注文选》卷二六，萧统编，李善、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第494—495页，涵芬楼所藏宋刊本，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版。 ［4］《全唐诗》卷一百五十二，曹寅、彭定求等编校，第158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5］《唐子西文录》，强行父辑，《历代诗话》，何文焕辑，第443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此诗上句涉及“陶集年号甲子案”，下句本于陶渊明《酬刘柴桑》诗：“榈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参见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第171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6］史容：《山谷外集诗注》卷二，《黄庭坚诗集注》，黄庭坚撰，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刘尚荣校点，第796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7］［8］［9］［10］［11］［14］《全元诗》，杨镰主编，第2册，第311页，第10册，第35—36页，第19册，第11页，第40册，第312页，第47册，第136页，第1册，第16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12］［13］［27］《宋季忠义录》，卷十三，卷十五，卷十，《四明丛书》，民国二十六年(1937)鄞县张氏约园刊本。 ［15］《全元文》卷二三五，李修生主编，第575—576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16］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雕龙丛抄之一），文字同盟社1931年版。 ［17］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陶渊明年谱》，许逸民辑校，第270—27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本文首刊于《清华学报》第9卷第3期，1934年7月，下引此文不再出注。 ［18］1936年首发于《燕京学报》第20期，后收入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258—3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9］邓文载《中国文化》2009年第1期。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有魏青《关于陶渊明诗文“甲子”系年的历史公案》一文，《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0］《宋学士全集》卷十三，《金华丛书》本，转引自《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第132—13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21］［51］《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51—53页，第234—235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影印。 ［22］参见思悦《书〈集〉后》，转引自陶澍《靖节先生集》“诸本序录”，《陶渊明集版本荟萃》中册，周斌、杨华主编，第462—463页，巴蜀书社2016年版。 ［23］参见丁晏《晋陶靖节年谱》，《陶渊明年谱》，第51—54页。这九首诗见《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54—62页。 ［24］鲍照《中兴歌》十首其九：“襄阳是小地，寿阳非帝城。今日中兴乐，遥冶在上京。”黄节注引班固《幽通赋》：“有羽仪于上京。”清钱振伦补注：“此谓建康。”见黄节：《鲍参军诗注》卷二，第248页，中华书局2008年版。但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上京是柴桑里附近的一个地名，如元吴师道《题家藏渊明集后》：“《还旧居诗》'畴昔家上京’，按上京在今南康郡城外十里，栗里原去郡一舍，则公尝徙于此。前有《移家诗》，居不一处也。”《全元文》卷1077，第161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三：“《南康志》：'近城五里，地名上京，亦有渊明故居。’又按年谱云'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想是往来时经乡闾，不能常留，稍成疏阔，故云'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也。”《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第140页。但在晋宋皇权专制时代，上京之名，岂能有二？若此地名产生在南宋，而以此解释陶诗“畴昔家上京”之句，则无疑是以后证先了。陶渊明确曾一度在建康为官，详细的考论见张德恒《陶渊明仕宦历程诗证》一文，《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25］朱《谱》云：“渊明庚子年就在京师，故有'从都还’的诗题。庚子到乙巳刚六年，我们如推定《还旧居》诗作于乙巳年，很近情理。……《还旧居》诗当作于乙巳八月未做彭泽令以前，已辞建威参军以后。” ［26］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称“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盖自使都之后，去官还浔阳，其云六载去还，盖在京师居者六年，已而归浔阳旧居，故有还旧居诗”，参见《陶渊明年谱》，第14—16页。 ［28］《困学纪闻注》卷二，王应麟撰，翁元圻辑注，第319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 ［29］范晔：《后汉书》卷四十六《陈宠传》，第1547—1548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30］参见陈寅恪《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寒柳堂集》，第178—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31］［32］《陶渊明年谱》，第20—21页，第47—56页。 ［33］［34］［35］［42］［61］［62］［63］［68］《全梁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第3109页，第3110页，第3118页，第3067页，第3100页，第3097页，第3097—3099页，第3116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36］ 赵绍祖：《读书偶记》，赵英明、王懋明点校，第96—97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37］《陶澍全集》第6册，陈蒲清主编，第445—446页，岳麓书社2017年版。 ［38］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卷三，《陶渊明集版本荟萃》中册，第65页。 ［39］房玄龄等：《晋书》，第2463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40］《宋本陶渊明集二种》，第233页。下引阳休之语均见此序录。 ［41］［81］［91］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第6页，第4页，第4页。 ［43］［44］［45］［47］［48］［49］［50］《文选》，第376—377页，第377页，第407页，第425页，第425页，第437页，第636—637页。 ［46］《文选》，第425页。陶公有《杂诗》十二首，《文选》将其与《饮酒》混淆，故将此二首《饮酒》诗误题为“《杂诗》二首”。 ［52］ 刘跃进：《徐陵事迹编年丛考》，第331页，中华书局2000年版。 ［53］《北齐书》卷四十二《阳休之传》：“兴和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副清河崔长谦使于梁。” 李百药：《北齐书》，第562页，中华书局1972年版。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540），为梁武帝大同六年。此年阳休之32岁，徐摛70岁，刘孝仪55岁，庾肩吾54岁，萧纲38岁，庾信28岁，徐陵34岁，江总22岁，周弘正45岁，阳休之可能与这些南国才子有所接触。参见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曹道衡文集》第10册，第528—52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刘跃进：《徐陵事迹编年丛考》，第329页。 ［54］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云：“余所见之旧钞陶集，昭明《陶集序》末记云：'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撰。’未详其所本。则昭明编陶，未详其年月也。”第7页。大通丁未年为公元527年，倘若这一记载属实，则萧统编纂陶集，距陶公辞世正好一百年。 ［55］［70］［82］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第266页，第263—264页，第266页。 ［56］所谓“递修本陶集”，实际就是思悦汇校本陶集，对此，笔者另有考论。 ［57］潘重规：《圣贤群辅录新笺》，《新亚学术年刊》第七期，1966年9月。 ［58］《宋书》节选此文，删除“赞曰”云云。 ［59］［60］［64］［65］［66］［67］《梁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第1634页，第1652—1653页，第1632—1633页，第1635页，第1641页，第164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69］魏收：《魏书》，第222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71］［72］班固：《汉书》，第3583页，第272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73］刘知几《史通·序传》云：“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案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参见刘知几《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第256—2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74］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册，第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75］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1228—122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76］《五柳先生传》实为陶渊明的精神自传，参见范子烨《五柳先生是谁？》，《中华读书报》2017年9月13日第5—6版。 ［77］［78］［83］［8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64页，第595—596页，第306页，第431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79］邓小军：《陶渊明集宋本源流考》，《梵净国学研究》（第一辑），第176—1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80］［85］《全三国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第1098页，第1143页。 ［86］《全宋文》卷四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编，第2657页。 ［87］参见刘明《汉魏六朝别集研究》，第302—308页，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 ［88］参见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卷四，第373—375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89］关于陶渊明与曹植的关系，相关的讨论详见拙著《春蚕与止酒——互文性视域下的陶渊明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0］如日本宽文二年（1662年，为清康熙元年）所刊《文选六臣注》（凡61册），乾隆四十三年（1778）启秀堂所刊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16册），序目皆单独为一册。和刻汉籍，尤其是汉晋六朝之古籍，序目大多单独为一册，是为我国六朝古籍写本之旧貌，在东瀛刻本中得以保留者。 END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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